回忆“磁武独立营”
王有政
1942年春，为加强对敌斗争，实行干部地方化，我被调回太行五分区，磁武独立营任副政委。县委书记马力、县长江东平分别担任营长和政委、副营长刘朝旺，县下设八个区。一区管彭城周围，区长赵荣昌；二区滏阳河以南及滏北少数村子，区长吴增禄；三区管西佐、林坦及马头以西地区，区长王景圣；四区管和村、伯延和武安县城以南地区，区长常XX；五区管康二城以西至武安县城地区，区长孔XX。六、七、八区都是根据地的区。敌占区各地都有区干队队组织，区长兼任区干队长，军队派有副区干队长。经过1942年一年对敌斗争，取得很大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同时敌人也更加疯狂，斗争更加尖锐。为适应这一形势，将敌占区各区划小，各区都有小区干队，每四个小区干队之上，设一个大区干队部，队部设队长、政委。这样武装斗争有分有合，更加机动灵活，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计有彭南区、岳东区、城关区、滏北区。大区干队部队长苏XX、政委周礼，西佐区、林坦区、邯西区（是新开辟区，管邯郸车站以西地区）、五区、大区干队部队长单仁成，政委原明。加上彭北区、四区这两个边沿地区的区干队共10个区干队3个基干连，2个连驻贾壁，1个连驻武安蟒当（徘徊西南的沟内），独立营改为独立团，全团700多人，常驻贾壁一带，刘朝旺任副团长，我为副政委，参谋长侯小凤。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磁武县又成立了前方办事处，专管敌占区的政权工作，办事处主任为李巨川同志，还成立了五分区的武工队，队长邹德年，政委乔国权，后为陈曼狄，常到五区活动，住天壕村附近，常驻白土一带。部队还有义勇军（团），归田裕民领导，也经常配合行动，加上敌占区的游击小组，磁武县的武装力量就更强大了，对敌斗争的形势是比较好的。
从观台过漳河，到都党村东，北至莲花山、苏村、彭城、三河底、义井村、西台儿岗、和村、磁山、伯延、武安城都是敌人据点，并挖有南北很长的封锁沟，沿沟修有公路，架有电话线，将各炮楼、据点联系起来，以阻止我们深入敌占区活动。京、汉路从邯郸到漳河边双庙车站，都有敌人据点，为了防止我们破坏铁路，顺铁路线挖了封锁沟，开始是一道，以后在某些地段又挖了第二道，主要路口设有炮楼和吊桥，白天放下，以便行人，晚上掀起。在京汉铁路以西、太行山以东地区内，岳城、彭城、纸坊电厂、临水、峰峰、路村营、林坦，都驻有敌人，而以峰峰势力较大。各敌人据点之间，修有公路和电话，以便互相支援，将敌占区广大地区划分为格子网，刘伯承师长把它叫做“格子网”内的敌我斗争。在磁武县地区内的敌人，除日军（皇军）、伪军（皇协军）、矿警队外，还有青年队（王昆仑青年队驻岳城、郝长春青年队驻县城）、特务队、宪兵队、护路队，还有什么情报组、情报队等，再加上敌人利用各种会道门进行活动，所以敌人的力量也是较大的。敌人还经常开展“治安肃整”、“清乡”、“围剿”、“扫荡”、“奔袭”等军事进攻。因此，磁武县的对敌斗争形势，是异常尖锐的。
磁武县对敌斗争的力量有独立团，有大区干队、小区干队和群众中的游击小组，还有党政军民各种力量相互配合，可以分散，也可以集中，可以对一个区、一个炮楼或某一个敌人进行专门攻击或捕捉，也可以组织较大的全县性的军事行动，有的分区首长还带其他部队来支援或亲临指挥。总的叫做开展“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即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的总体战。从斗争的目的看，有以破袭敌人为主的（如抬铁轨割电线等），有以除歼，反征粮、反扫荡为主的（敌人扫荡根据地时，我们实行“敌进我进”的策略，深入敌占区，敌据点内，县城内，大力活动牵制敌人），有以抢敌财物解决自己困难为主的各种斗争，有时还搞以制造混乱、迷惑敌人为主的“谣言攻势”，使敌人摸不清情况，几天内不敢出来活动。普遍的长期性的进行游击破坏、捕捉活动，但有时采用的秘密深入敌占区，集中兵力（有时基干连或其它部队参加）突然进攻某一据点，打了就回根据地的办法。即在事前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头天晚上过封锁沟，第二天白天进行敌情研究，进行具体布置，傍黑进行接近敌人，半夜时发起战斗，打罢后分散隐蔽休息，同进也作打仗准备，防敌天亮后进行清剿、报复。如没有什么情况，晚上即撤回根据地，使敌人到处摸空，防不胜防。用此办法曾打过岳城和磁山之敌（打岳城时有义勇军部队参加）。
我们经常搞全县性的“政治攻势”，即党政军民一齐来的总体战，其情况是这样的，将敌占区的党政军干部集中到根据地开会，研究敌我斗争形势和任务，进行统一布置，规定统一发起日期（防止打草惊蛇，增加困难），规定宣传内容和口号，重点打击的对象，哪些要抓，哪些要杀，哪些要警告（杀人要特别严加控制，往往是争论的重点，下面的同志喜欢多杀，规定每个区只许杀一、二个人，但结果都是超过，追查责任时，下面的同志说，我们是抓他，但到半路上他逃跑，因此开枪打死了），各区都有重点，都有目标，然后分路分批深入敌区，积极活动完成规定任务。凡是我们杀人都事先写好布告，来得及就贴在墙上、树上，来不及就用土块压在死尸上，说明是我们杀的，以防止敌人借刀杀人，制造混乱，扰乱人心。警告的对象，有的用口头捎口信，有的用政府、军队名义写警告信，历数其罪恶，限期让其改正，否则，要在多长时间之内抓到你。对十分顽固者，我们确也想方设法组织力量进行捕获，以证明我们说了是算数的，而且也是有力量的。由于我们行动的统一性、突然性，在一夜之间，到处有被杀的，到处有被抓的，敌情哗然，奔走相告，群情大振，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惊恐万状。
在对敌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往往一个谣言就搞得敌人草木皆兵，可以收到我们的预期目的，因此“谣言攻势”也是我们曾经多次采用的。作法是：各区出个把人，白天分头召集各区的游击小组开会，规定任务，袭击哪里的敌人（目的、牵制、迷惑、佯攻），破坏哪些铁路地段、收割哪里的电话线、制造什么谣言、虚张什么声势（如利用枪声、火光、狗咬声、呐喊声等），都要研究好，而且有的还要按大道走向、时间顺序布置好，晚上统一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全县各据点之间的重点道路破坏，电话线全部割掉，线杆大部砍倒扛走，再叫敌报告员（敌人设在村里的公开情报报告员）按着大路走向、时间顺序报告给敌人，说“老八路下来了，什么时间经过我村，往什么方向走了”等等，由于敌人各据点之间电话不通，摸不清情况，几天之内不敢出来活动和修复道路、电话线。我们根本不用部队，光游击小组就搞得敌人昏头昏脑的，记得我们曾多次能将宣传品贴到城内衙门口的墙上，城西门岗哨的枪我们曾缴过，邯郸车站的电话机子我们多次给它搞掉。
1943年秋，根据上级要求，我们统一布置了破坏敌人铁路、收割电线、机智地打击敌人的任务。刘朝旺副团长带一部分人到林坦以北、以东地区活动，我带一部分人到城关、光禄一带活动。我带的这一路人，头天晚上从苏村附近封锁沟走北大峪、固义一线，住在上庄、玉泉一带，白天集合地方有关人员进行敌情研究，布置作战破袭任务，在傍晚带一些干部，先行到光禄以北看了地形，晚上集中部队越过封锁沟，对黄鼠村一带地段的铁路电线进行了收破，搞完后将铁轨等抬回埋入尧丰村西北岗上，（事先组织好了民工），然后将队伍拉到离路村营敌占据点很近的前田井村住下，（因其北面是滏阳河，便于控制和避开北面之敌人），意图是：前田井村地处敌人之心腹地区，敌人麻痹，认为我不敢去住（确实我们也不常到那里住），即使被路村营敌人发现，也是一面临敌，别外敌人支援较远，不致四面临敌，而且专门住在财主地主家里，便于直接控制，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有战斗，首先将他们的家庭打烂，为了自已的切身利益，他们也不敢去报告给敌人，同时，村西口都放有便衣岗哨，监视敌人，观察敌情，封锁消息。一天早饭后，路村营伪军出来一排人，带一辆大车，上坐伪营长太太，到磁县车站送她上车回家。因为天尚早，不便动手（上午作战对我不利，会遭敌合击），同时战士也需要休息，因此决定让敌过去，等下午回来时再收拾他们。上午召集干部研究敌情，看了地形，在东武仕方向放了监视哨，并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午饭后，即秘密地、分批地将部队拉入阵地。果然，下午两、三点钟敌人回来了，大摇大摆地进入田井村东大沟内——我们设伏的埋伏圈。一声信号枪响，南北两岸，居高临下，手榴弹齐下，东西各沟早已堵死，很快结束了战斗。除打死者外，全部俘获。因天还早，怕敌人来增援，还得准备战斗，我们上了田井村南的山坡，先行占好阵地，准备与敌周旋，结果不但远路敌人未出来，就连路村营的敌人，也只是站在炮楼顶上张望，不敢出来。天黑后，我们下山到韦武庄、韩家庄一带吃饭，稍休息后，急行军撤回根据地。天刚亮时，我们已过了封锁沟。上了老怀山了。
警察所和伪军小据点是比较容易打的，因为里面的勤杂人员都是本地人，有点觉悟的。有的去前经过抗日村长的批准和教育过的，并规定有送情报、听指挥的任务（每村两个村长，抗日村长指挥敌伪村长），同时经常有送粮、送菜、支差人员出入，我们的人也好混入。打的时候多有地方游击小组配合，缴获的好枪区干队留下，差的给游击小组，因此，我们不满这种作法。他们干久了，胆大了，认为他们可以自己干，免得好枪被人拿走。林坦区就有游击小组自己干，还仿效区干队与被俘人员谈话教育放掉的办法。记得县委在研究这一情况时，规定游击小组不准自己打据点，更不准自己与被俘人员见面，以免遭受报复。
敌占区有些村子，是我们敌后的根据地，群众觉悟高，抗日情绪好，对部队掩护好，供应好，情报工作也做得好。部队行动后，可以安心地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息，村里一般没有通敌坏人，那些不听劝告的坏人，早已除掉了。固义、西河、韩家庄、韦武庄、南北大峪等都是根据地，有的老乡家还打了洞，有时我们的人走不脱时，好藏在里面。我有一次跟吴增禄同志一块行动，到西固义他先进了村，我藏在后面，等我们进村后问一位老乡，他说没有看见有人进村，吴等久了又出来找我。这时老乡说：“这是村干部规定的，要保护抗日人员。”在滏阳河北有李兵庄、姚庄、李家岗、尧丰、玉泉、上庄等村也是比较好的村庄，而且从光禄北面过路，经尧丰、李家岗、姚庄、辛寺庄、街儿庄过鼓山到羊台、马家庄过封锁沟，这是一条经常用的较好的交通路线。冀南区往太行区送的干部，常走此路，而且有时不用部队掩护，只要老乡带路，一个村转一村地将干部送到太行区。
在京汉路以东有个磁邯大队抗日武装，经常与路西的游击小组互相配合。路东、路西敌人在指挥上不是一个系统，我们就利用敌人空隙，有时路西敌人清乡紧了或部队活动后，为防包围清剿，将部队拉到路东高臾一带进行隐蔽休息。路东有什么困难也找我们帮忙。1943年前后，路东北豆公村有个叫储金仓地土匪武装头头，纠集一部分土匪，盘据在东城、吴庄一带，为非作歹，受国民党领导，日本人也深知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心，互相利用，互不干涉，心照不宣。路东党的领导对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请我们路西推忙，分区和磁县县委即派我去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我与储金仓是同学关系。我带了几个便衣，深入其住地住了好久，经多方劝告，效果不大。在华北解放后，储率残部到安阳，继续以我为敌，后被我消灭于安阳城。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异常艰苦，都是下级供应上级。不仅武器装备是这样，就是连电话机、电话线、兵工厂用的钢铁也是下级供应上级，敌人供应我们。所以，磁武的斗争在破坏敌人铁路，抬其铁轨、收缴电线、电话机子就是一个经常性的艰巨任务。上级经常专门命令我们，每个季度都须如数上交这些战利品，而且数目相当大。京汉铁路西磁县段所有两道封锁沟，就是在破坏与反破坏尖锐的斗争中形成的。
我们破坏了铁路，抬了敌人的铁轨，收了敌人的电线，首先设法在天亮前，弄到离敌人相当远的地方埋藏起来，然后将部队拉到较安全的村子休息，还须应付敌人，第二天清剿作战（每当我们破坏铁路，敌人总是连续几天出来清剿），等敌清剿过后组织力量将长轨锯成短轨，夜间送往根据地，这一破袭任务才算完成。斗争久了，敌人总结经验，详细察看我们的行动足迹，顺滕摸瓜，有时将我们埋好了铁轨挖出来。我们也总结经验，等铁轨埋好，星夜赶群羊，将路上足迹和埋藏现场全趟一遍，以灭痕迹，效果很好。太行区有一种叫“朱德式步枪”，枪筒子的钢就是将铁轨上面的好钢锯下，钻个窟窿这样造成的。斗争进一步艰苦的时候，磁武根据地和边缘区都搞石雷武器，宿凤、山底还搞过地道战。为了解决根据地造炸弹的原料，就动员敌占区群众献铁，连大庙大寺上钟磬都收掉了。
斗争深入后，养狗成为我们在敌占区对敌斗争的不利因素。因为敌强我弱，晚上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一个狗叫，其它都叫，等于给敌人报了信儿。敌人也曾根据狗的叫声，来寻找我们部队行动的足迹。我们曾在敌占区发动过“杀狗运动”，有不愿意杀的，晚上对狗必须加以控制，不得让它随便狂叫。当然，当我们需要迷惑敌人，虚张声势时，狗又能成为我们的助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敌我斗争的经常规律。敌人为了破坏我们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和离间军民关系，敌人曾伪装成区干队或区干干部，晚上到村子说，要住下休息，你若招待了他，张二天则必然大祸临头，说你“良心大大的不好”，通了八路。你若不招待，又怕是真的，误了大事。以后我们研究了对策，规定了联系的暗号，凡不符合暗号的就是敌人。并首先在敌人进村道路两旁的房顶上备好石头、将敌人引进村里，然后石头打下，打得敌人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并大喊“打八路”！第二天，大受敌人的奖励，说“大大的良民”。
要建立一个好的抗日村庄或维持一个不被敌人利用处于中间状态的村子，我们多采用以下措施：
首先开展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使群众都有较高的觉悟，其次掌握村政权的领导，找一个好的村长，建立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在一般村子里，抗日村长领导敌伪村长，敌伪来了敌伪村长出面招待，但往往有的地主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收容支持某些人与我们争夺村领导权，在支部人数不够时，往往有区公所、区干部出面，向其发出警告，进行教育，多次警告不听时，就将其抓到根据地进行再教育，个别严重的由政府拟好公告，杀了以后将公告用石头压在其尸体上，说明是抗日政府杀的（凡是我们杀的都有公告，以防敌人栽脏陷害）；第二，作好对地主开明士绅的控制工作，使其遵守政府法令，不靠拢敌人；第三，作好除奸工作。对在敌人方面服务的一般人员，如差役、伙夫，都事先经过我们村干部挑选送去的，这些好办。个别作情报、秘密工作的教育起码不得危害我们的工作。如其不听，还继续危害我们，则坚决除掉之；第四，对会道门活动的禁止和控制。敌人往往利用某些会道门活动来为其服务。如新民会的教徒，当时在敌占区较多；第五，对某些不安全因素的控制教育。如：不务正业的流氓和坏女人的活动须注意，她们往往勾引敌伪人员到村里来活动，敌人也常利用她们搞一时一事的情报或搞“坐探”。总之，凡危害我们又不听劝告的，必须及时给予处理，或抓、或关、或杀，不得拖延、姑息。
在对敌政策上，总的是消灭之。在敌我力量悬殊不能办到时，就采取对敌伪分别对待政策和做统战工作。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大多还是本地人，他们都要留有后路，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可能进行统战工作的可能性。对待日军据点，战略上坚决消灭之，但我们军事力量不够，能用的办法都可能用。1943年我们为了消灭三河底、义井村、西台儿岗两个敌军炮楼的日军，还想得到敌人的好武器（轻重机枪是我们缺少的），分区司令员皮定均也亲自到的贾壁，指挥这场斗争，想来想去没有好办法，最后采取了先下毒药后攻取的办法；将我们早已派进为敌人做饭的人找出来，研究敌人吃饭的规律和时间，决定通过他们在晚饭里下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将敌人毒死或毒昏，夜里我们去攻取这两个炮楼。由于当时我们科学知识不够和药物的缺乏，只请医生找了一种药，只知道无色无味，但毒性不大、持续时间多长我们都不知道。结果毒是下了敌人也吃了，但敌人很快发现情况，与峰峰的敌人换了防，晚上我们去进攻时，敌人的大炮机枪一齐开火，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根据事先的安排，将做饭人的家属全部搬入根据地安家，以保证其身家安全。1969年在北京见到皮定均时，谈到这件事还觉得好笑。
杨（阎）福祥是驻磁县城的特务队小头头，经过争取教育，在四二、四三两年我们攻势的威力下，他洗手不干了，搬到白土、张二庄一带住了下来，我们既往不咎，表示欢迎。
驻峰峰特务队的贾万年，是坚持以我为敌的，他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在敌退走时，我们下决心将其捕获，通过群众诉苦大会，将其枪决于峰峰。
峰峰矿警队，因内部有我们的工作，所以在战场上他们不坚决与我为敌，有时在情报、物资上还对我们有支援（内部情况有田裕民同志直接管），我们有时在战场上俘获他们的人，缴获他们的武器、事后通过关系说明情况，多次还给了他们。
驻城内的郝长春是青年队队长，经过我们做工作有所好转，不坚决与我为敌了。
驻岳城的青年队长王昆仑，不接受我们的教育，我们就通过关系，作其部下工作，使他的一分队长王XX带一挺轻机枪向独立团投城，此人不愿再到敌占区活动，因此给田裕民同志当了警卫员。
还有时村营一个叫王继先的，是青年队的人，比较坏，我们想抓他，趁时村营庙会上，估计他会回家赶会，我们想利用这个时期抓住他，布置便衣队搞了几天，结果他未敢回来，我们也未完成任务。
敌人（主要是伪军）对待我们的抗日家属，也是分别对待留有后路的。凡是坚决抗日的军政干部家属，几乎没有被敌人抓走或被敲诈的。因为我们都掌握着武装。他搞了我们，我们是要搞他的。凡是中途抗日妥协回家的人，特别是有产业的人，却不能过安生日子，敌人总是敲诈的。如东沟村有个叫王治江的人，原在抗日阵营，怕艰苦不干了，想回家过安生日子，结果多方敌人对他敲诈，为找撑腰人，给青年队长郝长春拜了朋友，还是不行。最后又参加了八路军敌工站的工作，既有八路军大的招牌，又穿便衣，行动自由，不太吃苦，不离家，搞点情报，互相利用。
敌人往往利用敌占区的上层人物、知名人士（大学生、士绅、曾在国民党内工作过的人）在其文化机关、群众团体，会道道门内搞些名誉职务。迷惑群众为其服务（如新民会就是敌人搞的群众性组织），我们也通过各种关系，对这些人进行争取教育，使其不要靠拢敌人。在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这一工作也会有显著效果的。记得城里前仑巷有个姓魏的大家族，曾在国民党内作过官，他们的下辈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东沟村有个叫王玉轩的人曾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学校长，当时他与敌人有勾搭，经过我们做工作，有所收敛。为了表其诚心，曾到根据地向独立团、县政府表示悔过，要求我们不要抓他。
1943年在敌我斗争上吃过一个大的亏。敌人对独立团部进行了一次“奔袭”，打死我们3个人。首先由于我们长期整风，将独立团的许多领导骨干调去学习，削弱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其次在内部出了坏人；第三、临战指挥不当等造成的。详情如下：
1943年全党大整风，磁武县和独立团调走许多人去参加整风学习，记得有县委书记马力、公安局长XX、付团长刘朝旺、参谋长侯小凤，两个大区干部政委周礼、牛明轩，还有一些连长、队长和机关干事，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实行了逼供信政策，搞的都是特务，长期不能结束，影响了对敌斗争工作。当时三区有个大区干队长单仁成与贾壁村一个地主小老婆有勾搭，想结婚，领导上批评了他，他就跑到峰峰投降了敌人，敌人就利用他了解我们内情的有利条件。马上组织了一次由单带路夜袭贾壁团部的行动，他是以捣毁团部、杀死领导人为目的的。他们组织“短小精干”的队伍，行动诡密快速，走山路、小路，绕开哨位只奔团部。当时我因有事不在家，家里有特派员赵不开负责，该同志平时行动缓慢，不大机警，听到枪声没有及进行动，结果被敌人堵在屋内，当场杀死了文书李XX、特派员赵不开、卫生员XXX。司令员张XX行动快，爬梯子上了房顶逃脱。江东平县长那天去团部未回县政府（天壕），他动作快赶快从团部往另一院跑，跑到拐角处已逃脱，又被直奔团部的敌人从背后刺了一刀，没有追他，幸好他屁股挂着一个手枪，挡住了刺刀未负伤，这是磁武对敌斗争中最惨痛的一次教训。
第二天，敌人在峰峰召开了祝捷大会，说打死了王政委（王有政），我峰峰有个亲戚马上跑到家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娘。实际上是当时有个卫生员在我房子里被打死了，不是我。
磁县党和群众对坚持抗日战争是出了很大力量的。首先是对党提出“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号召，执行是坚决的。培养干部之多在太行区是出名的，到处都有磁县人当干部，尤其是在集会的场合，磁县人特别多，因为磁县人民的语言特别，别人开玩笑说：“磁罐子真多，碰得叮当响”。在抗战初期，磁县抗日部队之多、扩兵之广也是出名的。计有王维纲的三大队（团组织），田裕民的一大队，纪德贵的一支队，张锡珩的十三支队，吝瑞丰的抗敌青年团等，还有国民党薛孟麟的独立六支队（国民党），河北民军的程舜大队等，不仅部队多，司令多，而且在扩兵补充野战军方面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向上面送的兵多了，群众称田裕民同志为“兵贩子”，有时整连整连的由干部带着（也有入伍）去参加野战军。如1940年磁县的妇女干部贾云、索耀琴和青年干部唐成仁，被送到三八五旅（陈锡联旅）当兵的（索唐不久回磁县工作，贾留在部队）。至于磁县群众出的枪也是很多的，大都是自己捐出或被动员后交出，个别顽固的地主也曾被强迫出枪，有的还动了武。如1937年为了收缴野狸岗姓路的枪，曾派部队包围了该村，打了一仗，由于我们武器缺乏，结果打了败仗，没有打开村子。
磁县党和群众，在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方面也是出色的。1942年磁武县的大灾荒，天旱种不上地，蝗虫泛滥，盖地而来，组织党政军民一齐上阵，打蚂蚱，黑夜白天地干，用挖沟土埋蛹子的办法，第二年开春时即动员大家挖出卵消灭之。当时贾壁有个天主教神甫，不去打蚂蚱，仍在动员教徒搞宗教活动，惹恼了石区长，等群众打蚂蚱回来时，叫神甫跪在路旁，手拿铜锣，一面打小锣，一面喊，“我破坏打蚂蚱”，政府提出所有干部住在群众家里，要与群众一块吃，由于群众情绪不好，已种的苗也不锄了，等着旱死，我们每天去助耕时间久了，群众觉得不好意思，于是自己也参加了。
1943年磁武县由于党长期整风，使对敌斗争的力量减小，致使敌人奔袭独立团部。在团部被袭不久，敌人还袭击了驻白土的义勇军司令部。磁东县委负责人孙浩会同志也是这个时期被敌俘获的，将他关在纸坊发电厂，后逃了出来。
敌占区部队晚上活动，白天就要睡觉。一方面是为了休息，一方面需躲避敌人白天的围剿。特别是在早饭后至十二点前后一段时间内尽量不与敌人接触。一到下半后晌以后，敌人就不敢出来了，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为了找较安全的地方休息，冬天在村里住，夏天有青纱帐的掩护，多在野外坟上宿营，或找个地形有利的岗坡山头，事先看好退路，作好作战准备，等敌人来了，不利于我时则按计划撤退，或化整为零（规定某时某地再集合起来），利于我时则坚决出去，消灭敌人（往往在村内住时，打击敌人有顾虑，因为那个村子打了敌人，事后敌人就去杀群众，说群众通八路，驻野外打击敌人无此顾虑）。
1943年，对敌战斗中，磁武县妇联会主席赵青同志（永年人，马力同志的新婚妻子）牺牲了。当时埋在柳树池村，许多老同志提出应将其墓移到邯郸陵园，现在不知怎样了（按：现已移至邯郸陵园）。
一九八五年三月
作者简历
王有政：男，峰峰矿区东沟村人，离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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