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历程
陈文玉
1917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我出生于鸡泽县吴官营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幼时在本村断断续续读过几年小学，忙时在家务农，闲时读书，后来在南和县城里一家中药店当店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侵占了北平(北京)，当时，宋哲元既是河北省省长，又是二十九军军长，号召县城要防空，以防日本鬼子飞机轰炸。我即参加学习了防空知识，时间一个星期，由于日本鬼子疯狂沿平汉铁路南侵，对铁路两侧的城市狂轰乱炸，我被迫离开南和县城，回到家乡.
一、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日寇侵占鸡泽城。夏秋之间，鸡泽县来了八路军，建立了抗日政府，我在村里积极参加了抗日自卫队，1939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八、九月间，参加鸡泽、永年地下党培训班学习，未结业，党组织又介绍我去三专区学习班学习。10月初回县，在郭庄村，党组织介绍我参加鸡泽县抗日一区区公所工作，任财经助理员(当时区长是张子英)。1940年秋末冬初建立抗日四区，党组织又委任我担任抗日四区区长，我化名吴冀民。1941年2月，组织介绍我在职参加冀南政干校学习(第一期)，学习时间三个月，学校校长由行署主任刘建章兼任，副校长由任仲夷担任，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等。结业后回原工作岗位。
当时四区环境恶劣，敌人很疯狂，仅三陵村就修筑两座炮楼，对我抗日工作影响很大。9月的一天夜里，我和财经助理李华堂同志、民政助理闫珍同志夜住普高村，遇上永年日伪军合围普高、柏枝寺村。发现敌情，我们三人拂晓从普高村跑到焦佐村东。鸡泽日伪军配合永年之敌包围了焦佐，我们从狼窝逃进虎窝，闫珍被伪军打伤，我和李华堂被捕。当时我谎称是吴官营农民陈二的，昨天赶西庄会去卖牛，为了要牛钱夜住普高村，听到枪声跑到这里，不认识他们二人(指李华堂和闫珍)。我在鸡泽狱中的七、八十天，曾多次遭到严刑拷打，始终咬紧牙关，不暴露真实身份，不泄露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对党忠贞不渝。后经党组织设法营救出狱。出狱后，正值家里破产，一家老少生活困危，而我舍小家顾大家，听从党安排，毅然重肩区长重任。
八年抗战期间，我在抗日四区任区长五、六年，那时，日寇为了“以华治华”成立日伪政权和汉奸武装，实行“保甲制”、“强化治安”和“囚笼”政策，建炮楼、修公路、深挖护路沟，在四区和周边三陵、柳林口、陈马昌、东段庄、曹庄、孙堡营等村先后修筑了炮楼。我们在共产
1943年12月，三陵炮楼上鬼子换防，新来了个日本鬼子小队长，这个家伙非常疯狂、嚣张，到这里16天，就出击了17次。原来上炮楼应付敌人的村干两天不上炮楼“报告”，就谎说村里住了八路军，不能来。原来的鬼子就说没法子，现在用老办法对付新来的鬼子就不行
当时我便把敌人疯狂、嚣张的详细情况向县长韩友真同志作了书面汇报，要求派部队来打击，县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不日，部队驻进抗日三区柏枝寺村，准备诱敌深入，再狠狠地打击。该村离炮楼较远，鬼子闻讯即带领日伪军下了炮楼，走到中途你是 你是你洺河畔，因为河中有水不能过河，在河东岸向我军驻地的方向用机枪疯狂地扫射了一阵子，就返回了炮楼。两天之后，我部队驻进了离炮楼四华里左右的西双塔村，利用牛尾河这个有利地形，将一个排埋伏在东双塔村，靠近了敌人的炮楼，然后叫应付敌人的村干部去炮楼“报告”情况。
那天
1943年，鸡泽县灾荒是空前的，尤其是牛尾河以东的几个村庄。
抗日军民遇上了严重困难，四区也不例外。春、夏半年多无雨，春苗未播上，小麦大大减产，好地只收四五十斤，盐碱地小麦基本无收。由于天旱秋苗也无法播种。立秋之后落了雨播下晚秋苗，但因为
大灾过后，我们积极的把群众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生产自救。次年的春天，四区党政军干部和农民一起拉犁、拉耙、拉耧，以人代畜，大闹春耕生产。同时，抗日县政府召集社会名流和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士成立救灾呼吁团，印发救灾宣传书，分别到富裕的村庄进行
1944年春，四区东部的村庄战胜了灾荒，完成了春耕春播任务，迎来灾后小麦丰收，春苗绿油油的生长良好。可是情况多变，滏阳河以东(曲周县)发生蝗蝻。蝗虫滚滚越过滏阳河，铺天盖地向我四区而来，越房过街，从不转向，绿油油的春苗被一扫而光。刚结束了武装保卫麦收，我又组织群众大战蝗蝻。在曹庄炮楼下的褚庄村东一带，我率领指挥千余人的灭蝗大军奋战。战术是深挖灭蝗沟多道，满一道平一道，以歼灭完为止。为了不扩大灾害面，不使蝗蝻变成飞蝗，再造成到处蝗灾，我们把它们消灭在蝗蝻期间。同时，派民兵看守曹庄炮楼，以防敌人袭击。
1945年夏，饱受日伪军铁蹄蹂躏，经受了血与火洗礼的鸡泽县抗日四区与全县一样，又呈现出勃勃生机，麦浪滚滚，遍地金黄的大好景象。我作为鸡泽县抗日四区的区长，也结束了三地委将近一年的整风学习，又回到了四区的战斗岗位上。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四区农村刚结束了民主运动(斗争恶霸)，全区群众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各村的民兵武装和群众团体的组织都很健全，工作比较顺利，也很有成效。但斗争条件仍然很艰苦，四处炮楼林立，敌人经常出动，烧杀掠抢。这使我们晚上住宿安全也常成问题，随时都有被敌人偷袭的可能。
即将麦收的一个晚上，我和区民政助理李波、通讯员常德寿等同志住进了康马昌村，村长康继保同志(中共地下党员)把我们安排到村里另一个地下党员老康家住(因他家有地道口，为了安全，我们三人就睡在牛棚的平顶房上，牛槽就是地道口)。这天夜里南风习习、星斗满天、四野静悄悄的，听不到鸡犬声，只有远处隐隐传来一两声杜鹃声，反衬出夜的寂静。然而，就在这貌似平静的晚上，曲周城据点里一个叫王振家的汉奸队长，带着百来名伪军从曲周县敌人据点出来，在拂晓前突然包围了康马昌村。情况来的突然，我们又势单力薄，无法突围，只好同群众一起进入地道，用仅有的一只手枪守在地道口。敌人进村后抓人放火，抢东西，一位烈士的母亲抱着被子往地道口跑时，敌人追赶到地道口抢夺被子，英雄母亲奋力搏斗，最后，抱着被子安全进入地道。村长的妻子和房东老康的三儿子(儿童团员)，没有及时进地道，被敌人抓住，情况十分危急。
四区区委组织委员徐顺同志得知我们在康马昌村被包围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组织周围几村的基干民兵，向康马昌村运动。他们仔细分析了情况，觉得敌我力量悬殊，强攻不行，于是决定冒称八路正规军部队，虚张声势吓跑敌人。民兵先集中在李马昌寨墙上，打了一阵排子枪，然后吹起冲锋号，“冲啊、杀啊”喊声震天，然后勇敢地扑向康马昌村口。村里的敌人不摸底细，惊慌失措地向据点逃窜。民兵攻进村以后，首先扑灭了大火，被烧的是地下党员、民兵队长康振国家的房屋。我和民兵查看了损失，安慰了群众。这次被围，有惊
就在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有一些民族败类却干起了为虎作伥的罪恶勾当。麦收之后，抗日五区穆曹庄出现了反动会道门组织，反动头子穆勤业，暗地与敌人勾结，利用封建迷信，迷惑群众，破坏抗日。他们扣留抗日四区分队的侦察员，向敌人通风报信，四处骚扰老百姓，并有迅速向周边蔓延的趋势，直接危害抗日四区一些村庄。我一面把这一情况向抗日政府县长韩友真同志作了汇报，请求县里派武装打击、镇压反动会道门，一面坚守四区周边各村，不拘形式的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宣讲国际反法西斯胜利和我们抗日的大好形势，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教育群众千万不要上反动会道门的当，警告极少数蠢蠢欲动的人，不要轻举妄动，使四区的局面得到了控制。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县长韩友真同志率领县大队驻进李马昌村。我们会合一起，经商量决定悄悄进村召开群众大会。晚上乘着稀微的星光，韩县长和我带县大队向穆曹庄进发。可是刚靠近村子，村里的反动武装就先向我们开枪射击。县大队迅速占领了村边的有利地形开枪射击，我们展开进攻。反动头子穆勤业在一座平顶房上张牙舞爪地嚷叫着，我县大队的火力集中打去，这家伙来不及哼一声就被击毙在房上了，村里再没有枪声。树倒猢狲散，一部分人放下刀枪悄悄地溜了，一部分顽固分子，趁黑逃到曲周县塔寺桥炮楼里了。这仗打得好，群众和县大队都无伤亡，一举击毙了反动头子，消息迅速传开，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在李马昌村村长常新民(中共地下党员)家，正考虑怎样组织民兵武装保卫生产和秋收工作，突然接到通讯员送来的区委书记张品同志的一封信，信纸只有半个巴掌大，信上说日本投降了，下午到县里开会，接受新任务。太突然了!我非常激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屋子里看不敢相信，又冲到院子里看，借着八月的阳光反复地看了几遍，一字一字的读，日——本——投——降——了!确切无误。一阵巨大的狂喜涌上心头，百感交集。
自己从1938年参加革命，献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八年艰苦岁月，披星戴月，辗转游击，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虽然我常常在群众中讲“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尤其是1944年，我多次宣讲过“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但是也没想到胜利会来得这样快，胜利的消息会来的这样突然，又这样平常。
我满怀喜悦一边哼着革命歌曲，一边脚步如飞地走在去县里开会的路上。虽然仍要绕道过三陵村日伪军的两个大炮楼，仍要小心地提防着敌人的枪眼，但今天在我们的眼里，敌人的炮楼，好象一下子萎缩了很多。日本鬼子真的像秋后的蚂蚱——蹦哒不了几天了。
而炮楼四周，平原的八月，此刻的高梁如火，一望无边，好象胜利的旗帜正迎风招展。
日本天皇8月15日下了无条件投降诏书，但战争并没有结束，盘踞在炮楼内的日伪军仍在继续顽抗，不向八路军投降交械。
我在县里开会接受了新的任务：坚决拔掉鬼子和伪军分设在三陵村和东段庄村的炮楼。回来后，我不分昼夜地召开区干扩大会，成立了指挥部，我任指挥长，指挥部设在距敌人不远的西双塔村。我们集中了全区的基于民兵，分别包围了三陵日伪军两个炮楼和东段庄村的伪军炮楼，结果是旗开得胜，就在东段庄炮楼被围的第二天，里面的伪军就向我民兵缴械投降了。当这些伪军被押到指挥部时，我对他们作了简短的训话，告诉他们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警告他们不要再继续为非作歹，要老老实实接受抗日政府的处理。抗战八年，我在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讲话，只有这一次最扬眉吐气，最为自豪，因为这是一种胜利者的自豪。
三陵炮楼里鬼子仍十分顽固，在垂死挣扎，伪军也不敢投降。我们没有重武器和足够的弹药，一时攻打不下，但被围的日伪军都胆战心惊，不敢露头。第三天下午，敌人像被逼急的疯狗，弃掉炮楼没命地向城里狼狈逃窜，我基干民兵一路追击了几华里。敌人逃跑后，群众立即拆除了炮楼，家家户户都急着从炮楼拿两块砖回去，相互笑着扬手晃砖，欢天喜地，好象是拿到战利品一样。
炮楼被夷平了，四区原野上的最后几棵毒瘤被铲除了，人们这才感觉到，家乡八月的天空是这样的湛蓝，原野是这样的开阔，高梁是这样的红无际涯。
二、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想独吞胜利果实，为防止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打通邯石铁路，我们把该段铁路彻底破坏，铁轨被我们运至远离铁路百余里左右的村庄挖沟埋藏起来。
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在重庆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和平谈判，蒋介石名日谈判，实际是个阴谋。毛泽东主席雄才大略看穿了这个阴谋，如果不赴重庆，蒋介石藉口就会说共产党不愿和平谈判，把罪名安在共产党的头上，借此进攻解放区，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毛泽东主席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亲赴重庆，当时我们和群众都非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毫无诚意，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向我解放区大肆进攻，国民党调兵遣将，企图占领邯郸，打通邯石铁路线。我军用布袋战术，让敌人钻进去歼灭之。国民党将军马法武率领七万多大军还没有攻进到邯郸，就全军覆灭，马法武被擒。高树勋将军在武安、涉县一带起义。国民党不甘心邯郸战役的失败，12月初，国民党将军邱清泉摩托化部队进攻到大名县城。占领后，筑城墙，组织还乡团，枪杀、活埋我村干部和地下党员。因二野刘邓大军在黄河一带打了胜仗，大名之敌未经战斗就弃城逃窜。河北省南部从此成为解放区。
永年县日本汉奸杨异才、铁魔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坚决与我为敌。1946年秋，我军离开了永年开到黄河前线，为了防止敌人出城抢劫和骚扰，我们决定从滏阳河放水围城，困住城中之敌。(永年城是个水围城，四周水面特别宽，宽的有几华里)。为保护护城河的水位，我带领鸡泽百余名民兵和青壮年参加了围城支前工作。我们白天在堤上守护，晚上上堤筑堤。当时到处是水，取土非常困难，但我们在枪林弹雨下，坚持从远处挑土，筑堤保水，围困敌人。
1947年麦收之后，我被调离四区，任县人民政府秘书。是年夏，解放军攻打河南彰德(安阳)，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带领六百左右民兵和青壮年组成的百副担架队，开赴前线，驻扎在彰德(现在安阳)附近的村庄，经常换防。战斗一打响，随调随到前线，冒着炮火抢救伤员，把彩号及时抬下火线治疗。
1948年冬，东北三省全部解放。四野进关后，首先是围困平、津两大城市。谈判未成，以攻坚战解放了天津。北京(当时是北平)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起义。1949年初，两大城市解放之后，我军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为了使大军顺利过境，我代表人民政府在鸡泽交通要道沿线村庄，组织人力物力，腾房，糊窗子，打扫卫生，并组织妇女给军人洗衣被和缝补衣服，迎接和欢送大军过境。
1949年初，按中央指示，冀南区党委、地委、县委分别组建南下队伍。三地委组织的南下党政机构，地委书记是朱效成，专员是袁崇德，命名为三大队；鸡泽南下的机构，县委书记是赵珂，县长是康日新，命名为中队。各县组成之后，先到地委集中学习，后到区党委集
三、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人民政府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先借粮后征粮运动，并同时进行剿匪反霸斗争。1950年春进行土改，组织生产互助和支援抗美援朝。汉寿位于洞庭湖西南，半湖半丘陵，以种稻谷为主，从春耕到秋收都是在水田里。防洪保大堤是湖区的主要任务，年年是冬修夏防。南方与北方气候、生产和生活完全不一样，初到湖南困难很大。
一是气候多变，时冷、时热，特别是八月的天气温度40度左右，夜晚蚊子特别多，无法入睡；阴雨连绵的天气非常多，尤其是春天，春无三日晴；没有交通大道，都是些田间小道，路途泥泞，稍不注意就会栽倒在稻田里；出门必需带雨伞，乡湖区工作出门就是乘船。二是语言不通，我们在益阳农村防空时，在一个农民家里住了十多天，农民的话基本上不懂，我们说的话农民也不懂，人情事故、礼貌称呼与北方完全不同，常常闹些笑话。三是生活与北方完全不同，除了吃大米还是吃大米，因生活不习惯，没有面饭和汤水饭吃，开始吃大米拉大米，人越吃越瘦，好象害大病一样。武汉经常受洪灾，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苏联专家建议、设计修分洪闸，筑荆江防洪大堤。荆江分洪工程是我国解放初期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该工程从1952年春开始兴建。益阳专区成立的荆江分洪指挥部，我被任命为指挥长，率领汉寿、沅江、益阳、宁乡几县约两千余名民工，浩浩荡荡开赴湖北省长江南岸公安县一带，安营扎寨。我作为一个副县长和指挥长，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既是指挥者又是劳动者，经常同民工一起挑土打夯，既作政治工作，又检查工程进度，就这样胜利完成了筑堤任务。该工程1953年4月竣工后，对于调节长江的水位，保护江汉平原免受洪水危害起到重大的作用。
我在汉寿县人民政府期间，先任秘书，1950年3月至9月代理县长、后任副县长(县委委员)兼法院院长，还兼任工商科长、贸易公司经理等职。
1953年1月份，我调到湖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任办公室副主任兼机关党支部书记。1954年，省委撤销土改委员会设立农村工作部，我任办公室副主任，后任第三处副处长。
1954年秋，我到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学习，校址汉口，时间一年。学习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等，主讲的教师有徐懋庸等，毕业后回省委农村工作部。
1955年8月下旬，我调株洲市委农村工作部任部长、市委委员，1956年6月又兼郊区工委书记。1956年6月，株洲市升格为省辖市。1958年6月，株洲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1959年冬，郊区由七万多人口扩大到五十万左右人口，我兼郊区区委书记，后又兼市委农村办主任。1963年春任株洲市委常委、市人委副市长，并兼市人委农林水办主任。
我调株洲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搞合作化运动。我们抓了宋家桥乡王寿山高级社这个典型，认真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约两年的时间，使七万多人口的郊区实现了初级社、高级社。1958年秋成立了郊区人民公社，生产由一季改为两季稻，稀植改密植，低产变高产，稻谷产量逐年上升。同时抓菜篮子工程，组织蔬菜社、渔业社和国营园艺场，两个国营渔场，一个果木园，大力发展瓜果、蔬菜等生产。
京广铁路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1958年秋开始修复线。株洲市成立了京广复线指挥部，我任指挥长，带领一万余名工人、农民筑路大军轰轰烈烈、浩浩荡荡上了复线工地田心地段。我住市人委大院，离工地不过5公里，我的誓言是“不完成任务不回家”，日夜战斗在复线工地，与群众一起担土夯路基，劈开两座山，填了一口塘，多次过家门而不入，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按期完成了株洲市修筑复线路基的任务。
为使郊区农业不受旱涝灾害，保丰收，1959年先后修建大京、上游、杨柳三座中型水库，初步形成新型灌溉体系。
其中大京水库库址是1956年秋，我和一位农业科长、一位工程师。几经跋山涉水、走遍郊区农村勘察选定的。1958年10月18日，大京水库工程破土动工(我在开工典礼上作了动员报告)，1960年3月水库建成。库区集雨面积为19．42平方公里，总库容为1328万立
上游水库配套工程经勘察设计，于1966年6月上旬开始动工修建，要求8月抗旱前完工投入使用。这个工程约20多华里，有两座石山，要炸山开洞，修一条2米高、2米宽的穿山渠道，还要修3条过垅渡槽，其中最大的砖桥渡槽长150多米，高20米；还有一段渠道要
当时，市委决定由我率2000民工承担工程任务。时间短，任务重，工程难，我每天奔忙在工地上，头顶烈日，翻山越岭，脚踏荆棘，现场指挥。进度慢了，就分析原因，督促改进；质量有了问题，就现场研究解决办法。当时最令人头痛的是挖洞时经常塌方影响进度，我依
1960年冬，我和有关领导一起勘察株洲百里湘江段，经过设计，在湘江两岸修桥、建闸各10座，普遍加高培厚了大堤，并建了高排渠道．既防外洪又排内渍，方便了交通，把两岸大水田变成了保收田，这些设施工程距今已四十多年，仍然发挥效益作用。
1966年“文革”期间，我被关押批斗，在“五七干校”劳动达10年之久。1979年恢复工作后，任株洲市政协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在株洲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株洲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省批准我离职休养，享受正厅级待遇。
南下入湘后直至文化革命前的时期，无论在汉寿县和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还是在株洲市，我一直负责农村工作。
我今年已86岁了，每当我回顾起这风风火火的往事，对我的晚年生活既是安慰，也是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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