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的情况
张俊卿
河北民军十三支队从1937年10月成立，到1939年5月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前前后后不到两年。
1937年10月初，我和保定师范的同学魏晓云、马树勋、王忠位、王瑞珍跟着张荫梧(国民党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兼保定行营民训处处长)到了彭城。那时，八路军为了抗战，已向磁县一带秘密地派了一些军事干部，准备搞武装，组建抗日游击队。10月17日黄昏，在张锡珩家的瓷窑上，特委负责人李振山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谈了好长时间，还说第二天给我们谈当前形势、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方面的问题。当晚，我们就住在那里。有一位红军叫俞益元(身着便衣)和我住在一起。第二天一早，因日寇占领磁县城，我们大家西撤到宿风村。这天晚上，在一个碾子旁，李振山同志召集我们五人说：“今晚，我给魏晓云同志恢复党组织的关系，并介绍你们四人入党。鉴于你们过去的表现(我和魏晓云、马树勋、王忠位四人，在1936年春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抗日活动)，没有候补期，从今天起就是正式党员。”对着月亮，我们宣了誓。入党以后，我先被安排到河北民军第十四支队，当一个中队的政训员。没过几天，又调我到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
张荫梧是河北民军总指挥。十三支队表面上属于张荫梧的番号，实际上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由八路军指挥的一支抗日武装。它是特委决定成立的，并通过在河北民军的中共地下党员搞到了“十三支队”这个番号。当时，八路军的部队还没进到磁县一带，国民党的势力和地方势力都比较强，要搞八路军武装还比较难，所以利用张荫梧搞了“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这个番号。
我到十三支队时，支队的架子已基本建起，兵员200多人。是个团的架子，实际上仅有两个连。到1938年夏季前后部队大发展，达1000多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团。支队初建时的组织形式是：支队设司令部，司令部下设两个大队和八大处(政治处、参谋处、军需处、副官处、军法处等)，处下面还设有股。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班。司令员张锡珩，副司令员张锡九(在姚村被会道门流弹击中而死后换冯寿亭任副司令)，参谋长吴作奇，是个老红军。政治处主任王忠位。一大队长万连有，是个老红军，指导员马树勋；二大队长陈有山(也是个老红军)，我任指导员。二大队的三个中队长，其中两个也是老红军。
支队的枪支大多数是动员来的或干部战士自己带来的。当时的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所以，战士们的枪各式各样，有老套筒、七九式、水连珠等。战士们的服装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当时是学生，受优待，发给一身草灰色的棉布做的棉衣。在涉县河口时，战士们每天吃小米饭、南瓜菜，没有盐，生活十分艰苦，都是依靠动员群众管饭。我们驻扎在磁县两岔口时，有一天，没有米了，无法开饭。司令部派我带了一个班，翻山越岭十五里，到驻扎在涉县岭底村的八路军先遣团(团长韩东山)，借了两口袋米，用毛驴驮回来，才开了饭。烧柴也是困难的事。为解决烧柴困难，每班抽一名战士，由大队长带领上山砍柴，却被会道门赶下山来。春节到了，司令员带领部队进行抗日宣传和动员粮食，在有的村竟被会道门阻挠。黄旗一举，把部队挡在村外，有的甚至朝部队放土炮。后来，总算搞了些白面。司令员张锡珩是个乐天派，腊月三十下午,他把全支队集合在一个广场上说道：“要过年了，明天大家吃顿饺子，我给你们唱两段京戏”。初一拂晓，日军突袭两岔口，新年也没过好。造成生活艰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的原因就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基层抗日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使这样艰苦．战士们每天照样唱歌、爬山、出操、学习，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的。这正是干部、战士“坚决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表现，是部队学习老红军健全党的领导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
再一个方面，就是有关战斗、游击活动的情况。这个支队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有党的领导和党的政治工作．又有老红军作为军事指挥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好的，战斗力是强的，是当时磁县、武安一带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从开始建立起，就积极进行了抗日活动，并且在抗日的积极活动中，发展和巩固起来，对打击日寇、打击汉奸、发动和武装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部队的抗日活动，几乎到过整个磁县的东西南北，每到一地就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召开各种会议，书写抗日救国的大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反对投降，抓汉奸，特别是不断到平汉铁路线上破路、割电线等等，直接打击日寇。
1938年元旦，日军首次攻占彭城，接着又向西侵犯。我们二大队在岗西和日军遭遇了。这是我们大队第一次和日本侵略军接火。日军对我们实行包围侧击·机关枪架在南山上。我没有打过仗，缺乏军事经验，作为一个指导员，我记得两句话：“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次撤退，我就带一个班在大队的最后掩护。
1938年春节，特委、磁县抗日政府和十三支队分别驻扎在磁县南岔口、中岔口、北岔口。初一拂晓，日军实行远距离奔袭。我们二大队的大队部设在村边的大庙内。为防止敌人袭击．我们半夜就吃了饺子，还派一位中队长(老红军)带一个班向前方流动警戒。却未发现敌人，反而被隔在敌人后边了。这次被袭。县长田裕民、一大队长万连有负了伤。 ．
两岔口被袭后，全支队转移到涉县，经东、西达镇，沿着清漳河直达涉县城附近。这时日寇向涉县、东阳关进攻，支队又转移到偏城。我们大队驻在偏城的西庄村。磁县抗日政府、特委也到了偏城。在偏城休整期间支队除进行日常军政训练外，还配合八路军消灭了流窜到东、西安居村，骚扰抢劫附近一带老百姓的一股兵匪。
不久，特委召开了偏城会议，决定部队仍回磁县。县政府、特委都一同回去。部队出发前，曾派人对沿途情况作了侦察，对要经过国民党孙殿英部队驻地是清楚的。在返回磁县的路上，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涨。我们用毛驴驮着不少粮食，在涉县更乐村附近，连夜过了邯长公路，天亮时到达黄金庄。孙殿英的葛子厚支队驻在这个村。我们到达后，双方不仅同住在这个村，有的甚至住在同一个家。我们对葛部以友军相待，没有料到葛子厚却想吃掉我们，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他们在我部必经的险要羊肠小道上设了埋伏。一、二天后，在我们离开黄金庄继续前进时，突然被葛部包围。开始，参谋长过去交涉，葛部非要司令过去不可。张锡珩、王维纲两位首长过去后，竟被扣押起来。葛以此挟制我们放下武器，集合在西坡村。夜里，支队里有位老红军悄悄避开葛部的岗哨，去找八路军报告。我们的干部、战士非常气愤，在政工干部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尽管环境恶劣，部队仍照常上课、出操，照样唱歌，满村写抗日救国的大标语，并向群众、向葛的士兵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这样我们就在政治上占了优势，葛的士兵都不敢出来了。我和一位同志还专门去看望了被扣押的司令员张锡珩、特委负责人王维纲同志。这样，坚持了十多天。经过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张荫梧先后与孙殿英交涉，孙承认是误会。葛子厚把枪支弹药还给了我们。这就是“西坡事件”。这次事件，是对十三支队的一次严峻考验。在整个事件全过程中，竟没一人逃跑，也没一人被挖解过去。
从1938年5月起，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潮进一步高涨，青壮年积极参军打日寇。因而部队迅速发展，到七八月就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时支队编制为三个区队(营)，后来又扩大了一个区队，共四个区队。我在第一区队任教导员，万连有任区队长；陈友山也是区队长；王有政、马树勋是二、三区队的教导员。第四区队的教导员名叫张符英。我们第一区队约500人，下属四个大队(连)。有两挺轻机枪，成了主力区队，一些重要任务都交这个区队去完成。兵员扩大后，干部有所增加，我们保定师范的一位老师名叫李子康，就是这个时期到政治处任教育股长的。还有些干部来自“华北干部学校”。这一时期，是抗日武装大发展时期，作战也比较多。1938年5月，奉司令部命令，我带二大队袭击了日军驻守的马头火车站。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指挥部队出击。1938年冬，我带领区队第四大队到磁县城关烧了日本人掠夺的棉花。过程是这样的：我们选择一个乌黑的夜晚，急行军到达磁县，指战员搭人梯越过高墙，用煤油点着了棉花，大火顿时燃起，部队安全撤出。我们在归途中观看燃烧的火焰。日本人盲目地向四周打炮。还有一次，区队长万连有和我，带领全区队打了一次马头镇的伪自卫团，还在马头镇以东的村子进行过抗日救国宣传和募捐活动。
1938年麦收后，第一区队由我和万连有率领，越过平汉线到临漳、成安一带活动。万连有和我曾到南宫的八里庄参加了徐向前、朱瑞召开的营以上军政干部会。我们也曾到邯郸县境内活动。
1939年春，从武安伯延到观台，日军构筑了一条封锁线，但和村还是我们部队占据着。我们这个区队就驻扎在和村以北的村子里，面对着武安伯延的敌人。4月，部队开始动员整编，准备向邢台、沙河一带出发，改为八路军正规部队。5月初，部队出发时，我被派往太行区党委学习，从此脱离了十三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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