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鸡泽县一些情况的回忆
韩友真
我虽然从1938年冬至．1948年春大部分时间在鸡泽县工作，但是1941年7月被调往沙南县工作，1942年春调回鸡泽，1946年春去区党委党校学习，《五四指示》下来后参加党校土改工作队去临漳县发动群众闹翻身，至1946年底才又回到鸡泽，因而我比较了解全面情况并连续工作是从42年春至46年春的四年间。现将这四年间鸡泽县的一些主要情况回忆如下。
一、为粉碎日寇的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而斗争。
日寇为使华北成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尤其是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紧了对华北人力物力的掠夺，因此千方百计妄图扑灭华北的抗日力量，摧毁我抗日根据地，这时日寇除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地反复“扫荡"外，更推行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政策，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敌人于1942年春节前后，在原来大部分是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的鸡泽县，突击增修了十多个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修了公路，主要公路旁挖了封锁沟，尤其鸡泽县城与曲周城之间的封锁沟一丈深二丈宽，敌人还妄图利用滏阳河、牛尾河对我们进行分割封锁，使鸡泽县陷入碉堡林立、沟路成网的囚笼控制之中，实行其治安强化的目的。
我于1942年三月底四月初由沙南县调回鸡泽县时，敌人的据点碉堡除县城外，在只有百十个村庄(由原属曲周县划给鸡泽县的村庄不在内)的鸡译县，即有沙阳、小韩固、寺河口，小寨、赵堡、善堡、孙堡营、柳林口、南风正、附马寨、邢堤、刘庄、三陵、柏枝寺、南庄等十五个，此外，临县南和县的阎圈、段村、张村，平乡县除离县城只有十二里的县城外，还有郭桥、阎庄，曲周县的县城和马町、七岔路以及永年县的正西、曲陌、辛庄堡等碉堡，也对鸡泽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抗战以来党在鸡泽县的工作对群众的发动与组织都有了相当的基础，党的组织除个别村庄外都建立起来，连城北关和北八村都有党的组织，村政权也大部进行了改造，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教育下，抗日情绪高涨，树立了坚决不做亡国奴和抗日必胜的信念。这时，虽然在敌人疯狂进攻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中，一度出现群众震惊的局面，中共鸡泽县委(先是乔增堂、李文彬任正副书记，后是张怀清、再后是韩国治任书记)。在上级党委领导下，领导全县党、政、军、民为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囚笼战术，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了坚决斗争。
l、教育干部和群众在环境恶化中抗日之心不散，斗志不松懈，坚持对敌斗争到底。这就是首先要掌握人心，使干部和群众抗日之心不死，抗日必胜的信念不动摇。为此我们把干部分散到各村，一个干部或二三个干部为一组分管几个村，在区的领导下形成小区分片负责，教育群众、掌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一起开展斗争。为加强各区的领导，县委同志除县委书记掌握全面外，其他同志多数都下到区里加强区的领导，县武委会主任(民兵教导
2、随时打击出扰之敌，使敌伪不敢随便出外活动，保护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抗日工作也得以正常进行。除县、区游击队和看青队相结合随时打击碉堡中出来抢掠骚扰的敌伪外，在敌人还十分猖狂的时期，有三次影响较大的战斗，打得全县各碉堡上的敌人除非由城里的敌人组织合围“扫荡”，再不敢随便出外活动。一次是黄沟战斗，1942年上半年的一天，我滏西支队驻在黄沟村，城里的日寇和南庄碉堡上鬼子换防，当敌人行到黄沟村北时，我军对敌痛击，机关枪一晌，敌人虽用掷弹筒还击，却立即窜进南庄碉堡。一次是库史庄战斗，也是在1942年上半年，滏西支队和县大队驻在库史庄、贯庄一带，探知鸡泽城里的特务队长带特务队要来附马寨碉堡，我们的部队运动到库史庄村北盐土疙塔里隐蔽等候敌人接近，在敌人进入我射程以内时，我军机关枪、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没有还击便鼠窜回城，以上两次我都在场。再一次是孙堡营战斗，我八旅派一参谋带了一个排来鸡泽游击，驻在孙卜营附近，孙卜营碉堡的日伪出来抢掠，我军对敌突然袭击，获大胜，毙伤敌伪数人，缴获掷弹筒一门。这次战争我不在场，在焦佐村我为他们召开了庆功慰劳会，会后的当夜我和这个部队进驻到西双塔。
以上三次战斗，一次在西区，一次在东区，一次在南区，这三次战斗的胜利，使全县群众振奋，敌人丧胆，对我全县抗日工作的恢复和发展给了极为有力的影响。
3、坚决彻底镇压死心汉奸。
敌人住碉堡里，没有汉奸给他们通风报信，他们是聋子瞎子，为了将敌人完全孤立在碉堡里，必须坚决镇压死心汉奸。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准群众和敌人接触是不可能的，而允许群众支应敌人，又不将我们抗日的情况告诉敌人，于是我们先派了绝对忠于抗日的人与敌人接触，未经我们审查允许的人，不得和敌人来往。在敌人修碉堡其间，未经我们许可跟敌人来往的人，我们都作了调查登记，普遍进行了教育，对有可能当汉奸的人，我们整理了他们的材料，报经上级批准，如果他们不听教育，真的做了危害抗日、危害群众的汉奸，便随时加以镇压。当时碉堡周围村庄支应敌人的人都是抗日两面派。由于坚决镇压死心汉奸正确执行除奸政策，未因敌碉堡林立而出现大量死心塌地的汉奸。
4、加强敌工工作。
鸡泽县的敌工工作，由于党选派了鸡泽县参议会议长杨直轩同志兼任县委敌工部部长和敌工站站长，运用他在鸡泽县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机智以及他对党的忠诚，一直做得很有成绩。1939年秋因为杨直轩同志掌握了情报，得知伪县长赵天绪带伪军数十人去邢台接新任伪县长来鸡泽县上任，我军在南和县西三召设伏，在抗日县长李慕三同志指挥下，将敌全歼。上级奖给李慕三同志《英勇善战》锦旗一面。我军多次攻进县城都有敌工工作的功劳。在敌人碉堡林立的严峻形势下；杨直轩同志领导敌工站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敌工政策，本地的伪军、伪人员大部分被我们争取过来，为我们工作，给我们提供情报，配合我们除奸。有些外地来的伪军、伪人员态度坏我们则千方百计给以打击，便其转变，如邢堤炮楼上来了一位伪军队长是外地人，刚来时不听话，我们得知他要接家属到炮楼上去，便在张六固村北设伏，游击队一打，将他儿子抓住了，他只好找关系托人求我们放他的儿子，经教育，他就变成我们的敌伪工作关系。对个别坚决与我们为敌的死心汉奸，就设法抓住他处决。这样争取和打击相结合更便于敌工工作开展。敌人内部有了我们的眼线，敌人的活动和企图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能知道。敌工工作的显著成绩，使1942年的恶劣环境很快地变了过来，上级将鸡泽县评为敌工工作模范县，奖给敌工站站长杨直轩同志一本毛主席《论新阶段》。因敌工工作深入扎实，那些只驻伪军的碉堡几乎全部被我们所掌握，在1945年开始局部反攻时，杨直轩同志用喊话使邢堤碉堡中的伪军全部交械投降。
5、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为粉碎
修了“钉子”，但是敌人只是龟缩在它的碉堡里，村庄和群众还是我们的，各种抗日工作仍可照常进行，并且可以利用敌人的“灯下黑"，在敌人“扫荡”时，敌碉堡村倒成了我们的保险地。原先不是根据地的敌占区或抗日工作薄弱的村庄，我们经常去活动了，在和敌人尖锐斗争中将工作深入到那里，因而除县城外，大部分村庄都成了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我们作为可靠根据地
二、战胜灾荒，增进了党政军民和群众的亲密关系，增强了抗日力量。
由于敌人的掠夺、压榨、摧残、骚扰，加上1942年、43年两年干旱少雨，43年上半年根本没雨，全县出现了灾荒。面对灾荒到来，我们一面加强了反对敌人掠夺和反对资敌的斗争，一面领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和灾荒作斗争。在西区因有些水利条件；虽有旱灾尚可利用水利条件进行抗旱，在这里抗旱救灾中，我们抓了两项工作：一方面领导群众抗旱，下种和保苗，一方面解决广大穷苦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没有饭吃无力抗旱也无力抗日的问题，支持群众开展借粮运动。借粮运动和抗旱斗争都取得一定胜利，虽有灾而后果不十分严重。在东区，尤其在鸡曲路以东的地区，因为过去我们在这一带工作基础较差，敌人掠夺更重，不仅被鸡泽的敌人掠夺压榨，而且受平乡县，曲周县的敌人掠夺骚扰也很厉害，加上土地多盐碱，水利条件差，历来就很穷，两年干旱麦收很坏，春苗没种上，晚秋作物又被滏河决口全部淹没，全年几乎没有收成，酿成严重灾荒。此时县委决定要大力领导生产救灾，战胜灾荒。于是县委宣传部长赵玉同志和我从领导种麦开始便长期活动在东区一一灾荒严重的地区，抗日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生产救灾上，大部分干部也都常住重灾区。我们生产救灾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我们的具体措施如下：
1、组织合作社，把群众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副业生产，抗日政府贷粮贷款给以必要的扶助，县工商局给以必要的指导和扶持。
2、发给棉花用计件付酬(计件工资)的办法发动群众纺纱织布。既救济了灾荒又解决了我军和山区根据地群众的衣着问题。这样把青壮年组织起来开展运输，搞碾粜等副业生产，赶集上会；妇女和老弱纺纱织布，生产自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一些已经丧失了生活信心的人，有了活下去的信心，一些被灾荒折磨的已经垂危的人被救下来，折房卖屋，逃荒奔命的现象停止了。纺织中妇女是主力，老弱参加作些辅助工作，如挫棉花，缠穗子等，这样使一切能劳动的人都投入生产自救运动中，在纺纱织布中经常进行评比奖励，对线纺的又细又匀，布织的比较平整的给以奖励，因此布织的越来越好，以至发展到织各种花布。这对鸡泽县的手工纺织事业有了很大促进，经常向太行山区供应大批土布。
3寸紧急救济，以保不饿死人。鉴于驸马寨在被敌占据着的 时侯，曾经出现因为连阴雨天气，群众不便出外采摘野菜，寻找食物，而有饿死人的情况，我们责成坐村干部都要密切注意，尤其是遇到连阴雨天气时，对有被饿死危险的人要采取紧急救济，以保不再有人饿死。
4、贷粮贷种，组织互助合作。开展春耕运动。春耕季节来到时，生产救灾运动开展的更加热火，除给农民贷粮贷种外，还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广泛地组织了生产互助组，在灾区组织互助组多是采用租佃关系互助形式，参加互助组的人(自愿结合)都将土地入组是“地主"都参加组里的劳动是“佃户”收获多是土地四成劳力分六成，也有对半分的。归劳动的六成，按劳力评工计分进行分配，租佃关系的互助形式和后来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差不多。这种互助形式是财政科长崔溪同志在驸马寨领导种麦中首先采用的。当时驸马寨一带被水淹了，到种麦时有的土地仍被水占着，能种麦的地本户种不了，有力量种麦的户，没有能种麦的地，经群众商议采用了当时我们称之谓租佃关系的互助形式，使所有能种麦的地都种上麦子，所有的农户都有了麦地。群众达一创造经县委总结推广，大量运用在春耕中，这种互助易于常年化，它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凡是用这种互助形式的互助组，矛盾少，积极性高。在荣林娘带动下贯庄一带普遍实行，李贯庄所有互助组都是租佃形式，在几十户的小村里不仅战胜了灾荒，而且到秋后喂上了几头大牛。这种互助形式在战胜灾荒之后进一步被群众所欢迎，成为鸡泽县互助组织的方向。组织互助合作的同时，政府贷种贷粮大力扶助，贷种是根据需要，贷粮是解决吃的问题，也是用计件办法，以耕种多少地确定贷多少粮，加上干部无一例外的和群众一起拉犁、拉耙、拉耧播种，开苗锄草，不仅深入领导了群众，而且感动了群众，广大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战胜灾荒的决心和信心十分高涨。以春耕为中心纺织生产和各种付业照常进行，农付业结合，付业支持农业，春耕播种，开草锄苗，麦前锄二遍，都及时完成。生产救灾工作和春耕完成后，捕蝗大战是又一大战役。
1944年春天雨水很好，春苗长的很茂盛，麦子长得也不错，我们原以为生产救灾任务已基本完成，工作转向准备麦收，不料蝗蝻从滏阳河以东越过滏阳河来到鸡泽。我们没有蝗蝻能从淌淌流水的滏阳河过来的知识，只以为蝗螭变成飞蝗可能过来，没有做出迎战蝗蝻的足够的准备，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蝗蝻会抱成如球似的团从淌淌的流水中滚过来。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更是惊人，过河后便成了盖地而来，所到之处能吃的东西一一主要是禾苗全被吃光，遂与麦收同时展开紧张的扑蝗大战，这是生产救灾工作中又一个大战役。这场扑蝗大战规模很大，从滏河到洺河尤其从旧城营到风正一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捕蝗战斗，一面挖沟
在扑蝗战斗中完全采用军事化的组织和行动，并对积极分子一天一评给予奖励，大大加强了群众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扑打沟埋的行动中，有的挖沟队和捕打队，组成排连便于调动。在扑蝗成为全县行动，搜扑蝗蝻，有侦查队、有扑打队，侦查到蝻子后，插下标志，再派人去打，免得群众白跑路，在飞蝗落过的地里，即使没发现蝗蝻，也要普遍用铁锹将土铲一层，将蝗卵消灭。
在扑打蝗虫战斗中有一沉痛教训应该永志不忘，滏东生出大量蝗蝻，吃光河东必然要来河西，如果我们有蝗蝻可以涉水过河的知识，在听说河东生了蝗蝻即沿河挖条既深又宽的沟，等它过河后，驱它入沟将它埋掉，刚过河的蝻子只有苍蝇大小，落进深沟大部分可消灭，纵然有部分越沟，再挖沟截杀和组织人墙扑打，有两三个回合定可将它全部消灭，不致旷日持久，有大片禾苗被吃光。从扑蝗说，我们将如潮水涌来的蝗虫消灭，在鸡泽打了胜仗，从保护禾苗来说是打了大败仗。因此我们对于因为缺乏知识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应该永远记取。此后，夏种和灭草保苗是生产救灾运动的又一大战役。
因为扑蝗和麦收是同时进行的，被蝗虫吃光的地的补种和麦茬地的播种也需同时进行，虽然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运用春耕的经验都及时完成了。大量的夏种庄稼，开苗锄草已是雨季，为使种上的庄稼不致荒芜，灭草保苗的任务非常严重。克服草灾，保证禾苗顺利成长，这是生产救灾工作的又一大战役。那年夏秋雨水多、劳力缺、体质弱，时间又比较集中，草苗一齐长，稍有疏忽，禾苗即会被草“吃掉而荒芜”。怎样完成锄草任务呢?我们紧紧抓住组织起来这件法宝，领导锄草保苗争丰收。干部在互助组中和群众一起劳动，一面巩固提高互助组，一面推动锄灭杂草保证丰收，秋季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到此灾荒才算基本上战胜了。
一年的生产救灾工作，群众从战胜灾荒中认识到组织起来的效力，从此为鸡泽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打下了基础。在生产救灾中，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真正是同甘共苦。因灾荒群众的牲口已经卖光，在灾区工作的干部无一例外的和群众一起拉犁、拉耧、春耕、夏种、锄草保苗，和群众一样吃糠咽菜，从1943年麦收后，我们干部的伙食定量(包括柴菜金)是十六两秤的十二两麦子，秋后是十二两谷子，连麸子糠都吃了也不饱，开会时集体吃饭，司务长为给大家改善生活，换些黑豆和谷子磨在一起蒸成窝头吃，付食只有萝卜咸菜，也算美餐一顿，到群众家里吃饭，定量交给群众，同群众一样喝米汤吃棉籽饼窝头，我们的干部除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外，还要做其他工作或开会，工作或开会多在夜间，稍为搞的晚一点则饥饿不堪，于是只好靠非重灾区的老家做些糠炒面或在集市上买点榨过油的花生饼，带在身上以供不时之需。
在那样敌情险恶，灾荒严重的艰苦环境中，我们的干部因为有灾荒一定要战胜，一定能战胜，抗日的最后胜利，革命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信念，个个精神振奋地为战胜灾荒，为战胜日寇而努力不息。现在回想起那时的那个精神头，真是可贵。
在生产救灾中，我们进一步宣传了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政府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实际行动，也使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加深了提高了。“孩儿离不开娘，瓜儿离不秧，人民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走，跟毛主席走”成了广大群众的心声。在战胜灾荒的斗争中，党的威信更高了，党吸收了生产救灾中的积极分子，党组织更加壮大了，在领导生产救灾中锻炼的更坚强了，民兵(看青队)在保卫生产救灾工作中也壮大了，起到很好的作用。在轰轰烈烈的春耕、扑蝗、夏种、锄草运动的几个大的战役中，民兵轮流监视着各个敌人的据点，并用政治攻势不准敌伪军出外骚扰，在重灾区中心的附马寨碉堡上的敌人，在民兵围困、反敌掠夺、反资敌斗争中，被迫撤走了。
在秋收种麦完成后生产救灾工作基本上胜利了。为总结生产救灾运动的经验，表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便以后更好地开展生产运动，我们将总结经验和选模工作当作生产救灾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认真的加以领导和推动，各种生产互助合作组、各村、各区都选出劳动模范，当选的劳模基本上都具有。自己生产劳动好、集体思想强、带动群众帮助群众有成绩。县于1944年底召开了县劳模大会，由各区选出的劳模参加。为防备敌人袭击，也是为扩大影响，大会在旧城营开始，在焦佐村结束。大会期间，请了东柳下河北梆子剧团，为大会演唱，助兴祝贺。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救灾的经验，选出了贯庄的荣林娘，康马昌的康三卯、贾庄花桂娘为全县的第一、第二、第三名劳动英雄，对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分别给了物质和荣誊奖励。县劳动英雄第一名荣林娘，于1945年四月由财政科副科长康鸿禄和李丛林同志陪同参加了三考署召开的群英会，被选为专区的劳动英雄第二名，还参加了冀鲁豫边区的劳模代表大会，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荣林娘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与敌人搏斗中壮烈牺牲。关于荣林娘的事迹。当时三地委宣传部的尹之席同志在《劳动人民的旗帜，一一悼记三分区女劳动英雄荣林娘》一文中作了详细报导。此文收集在《冀南烈士传》中，我这里不再叙述。
三、与反对勾结日伪残害群众的国民党特务相结合，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群众运动，搞臭了国特，削弱了封建势力。
在粉碎了日寇的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和战胜严重灾荒两大胜利下，党的组织、群众组织、武装力量都有了很大发展，这时我们的头脑不清醒了，只以为我们给群众做了大量的好事群众都会拥护我们，除日寇汉奸外谁都不会反对我们了，我们骄傲麻痹了。鸡泽县的大劣绅、大土匪、会道门头子蒋汪合记的赵修甫来鸡泽做伪县长，可能引起的问题分析认识不够，对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对会道门头子，可能与赵修甫勾结破坏抗日的形势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至于在1944年秋后发生了由国民党特务分子王珂(鸡泽县东六方人，并在工938年担任二区抗日区长)、王遴选(鸡泽县韩固人，抗日小学教员)与赵修甫勾结策动的王双塔会门暴乱。某夜叛乱的会道门秘密偷袭了我根据地黄沟村，杀害了我民兵郝尚德同志，在对这一事件侦破中得知这是王双塔会门头子地主分子候老静领导干的，当即将候老静逮捕并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时，叛乱分子公开和日伪军一起到亭自头村一带进行骚扰。当晚我军包围了王双塔将正聚在一起烧香念咒狂妄叫喊准备扩大叛乱的数十人搜捕。但因包围的不严密，王珂、王遴选逃跑了，经在全县逮捕也未抓获，事后据悉他们逃往敌区邢台了。在俘获的人中，有另一名会门头子地主分子王荩臣和城里派来的特务姓周的。我们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方针，将候老静、王荩臣两个会门头子城里派来的姓周的特务，报经上级批准，在追悼郝尚德同志的大会（大会在黄沟村召开，黄沟一带的群众和全县各村都有代表参加）上镇压了，对王珂、王遴选的部分土地财产没收充公，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对协从者经教育分批释放了，叛乱事件虽然很快平息了，但叛乱事件给我们教训实在太大太深了。骄傲麻痹，丧失了政治警惕性，误将暗藏的国特当作统战对象，致使如此重大的王双塔事件，事前竟毫无觉察与防范。
我们接受了这次事件的教训，在全县干部中进行了反对国民党特务、反对右倾麻痹的教育，在全县群众中展开了反对赵修甫、反国民党特务的宣传运动。县委编撰了《反对赵修甫反对国民党特务的宣传提纲》印发给全体干部，由部分村分片召开群众大会结合王双塔事件进行宣传教育，教育群众提高政治觉悟，擦亮眼睛，认清国民党特务与汉奸赵修甫勾结破坏抗日，残害群众的凶恶面目，警告与赵修甫有瓜葛的人，不要与赵修甫勾结当汉奸。这一宣传运动很有成效，确实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国民党特务的仇恨，纷纷揭发检举国特罪行，揭出一些国特分子，群众对国特和对汉奸一样痛恨，并出现国特的儿子也恨他父亲骂他父亲，一个反国民党特务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开展起来。国民党特务分子多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于是反国特与反封建的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清查黑瞒地、赎地（赎回灾荒中被迫贱卖的土地）、倒批庄（倒回灾荒中吃一还三的高利）贷)相结合的群众运动，开始在鸡泽形成。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反国特的斗争也更加深入。国民党分子凡是有罪恶活动的都被群众揭发出来。我们对确实是国特又是恶霸，群众要求治罪的以法给以惩治，对不是国特的一般国民党员即使有些罪恶其性质不同于国特，而且不严重则给以教育宽大处理，对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甘玉堂就是这样处理的，对没有罪恶活动的国民党员则不问不咎。
群众运动深入，群众觉悟提高，搞臭了国民党特务，削弱了封建势力，基本群众的优势在大部村庄树立起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农民群众反封建的要求更加高涨，上述群众的运动规模更加宏大更加深入，在群众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要求地主退租、退息用土地清偿对农民的非法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为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使广大群众在运动中翻过身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保卫解放区巩固解放区，积极生产建设解放区，我们拥护和支持农民群众清算地主的非法剥削，接受地主以土地清偿的正当的革命要求，在一些村庄出现了地主的土地向农民转移的情况，如北风正村经过双减双增运动至1946年1月中旬农民获得土地共计973．19亩，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鸡泽县北风正村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变化的统计：
在群众运动深入再深入，群众觉悟真正提高了的基础上，党和人民政府坚决原有地与现有地相差277亩，其中177亩被外村群众分去，100亩由政府机关生产租用，待分配。该村有一个占有7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故需将土地向外村分配一些。 以上统计和说明是当时鸡泽县委统计上报的材料，现被《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一书引用。
拥护，支持农民群众清算封建势力的非法剥削，接受地主以土地偿还，出现了北风正等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化。这是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初步成果
作者简介
韩友真曾用名韩翌生，男，1915年11月生，河北省南和县人。抗日战争前在河北省大名师范上学，1938年8月参加工作，1939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鸡泽县战委会《群众报》编辑、抗日政府行政科长、秘书，沙南县抗日政府县长，鸡泽县县长，中共冀南三地委秘书长、中共邯郸地委秘书长，中共邯郸地委副书记。1952年调中央建筑工程部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人事司副司长、教育局副局长、国家建委第四工程局革委会副主任，河南“五七"干校校长。1979年在国家建筑工程总局任教育局局长等职，1982年6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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