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邯郸战役中马法五被俘经过

田玉峰

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后，我随第四十军参加了进攻河北解放区的“邯郸战役”，做了缴械投降的俘虏。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国民党进攻的真象》，文中这样写着：“其中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在该文注②中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队自郑州、新乡一带沿平汉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三个军，侵入磁县、邯郸地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其所属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在邯郸地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我军围歼，放下武器。当时被迫放下武器的高级军官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军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树森等多人。”这段历史，我都亲身经历过，当时我是第四十军特务营营长，是军校学生，马法五军长的亲信，和军长始终在一起，直到当了俘虏。

第四十军在日军投降前经豫西阌乡、灵宝一带给胡宗南把守潼关大门。日军投降后，蒋介石就令嫡系胡宗南部沿陇海路直捣中原抢占胜利果实，命令马法五速率所部赴河北去受降。马军长督师星夜兼程步行一个多月，历尽艰辛到达豫北新乡、彰德一带，准备进攻河北解放区。这时，天已渐寒，士兵自备棉衣轻装上阵。

在准备渡漳河时，那里架桥的工兵营，已经在对岸桥头堡阵地与解放军战斗了七天了，战况空前激烈，几乎是夜夜白刃战，木桥虽然建成，但代价确也不小。

我和军长是下午过漳河的。桥上桥下千军万马蜂拥而过，南岸尚有上万人坐等过桥，而天已接近黄昏，大家十分焦急，有的就下水趟过去。一登上北岸，就发现路旁躺了许多死尸，沿路摆去，一眼望不到边，头靠头和睡眠一样（这些无名英雄都是为保卫解放区争夺桥头堡阵地而光荣牺牲的）。我的头发怵，预感到有些不妙。我头上的绷带刚刚解下不久，是在医院晋升为特务营长的，到任才不几天日军就投降了。看到这么多尸体就联想到“流血牺牲”，我当时就种下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不想再卖命了。

当晚就在一个小村内外宿营，寒风习习，枪声四起，八路军又袭击来了。于是修工事，挖枪眼，砍鹿訾，忙了一宿，天一明什么也没有了。不久前面又打起了，边打边进，停停打打。行不到十里，军长又下令宿营，因为据情报说，前边有三十多万军民在布置防务，可要大打一仗了。

国民党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在平汉路沿线互相掩护，交互前进。进也打，驻下也打；白天打，夜间也打。我们特务营虽然处在中心区，但防备夜袭是不能安眠的，一连几天人困马乏，尝到了“游击战”的味道了。再深入到磁县一带又发现了“地道战”，井里也向上打枪，碉堡也自行爆炸，老百姓都怀有敌意。每到一村就把老百姓集合锁在屋里，以防里应外合，因为已经有老大娘从柴火堆里往外投手榴弹的事件。

一连打了七天才前进一百多里地，距目的地石家庄尚有二百多里。愈陷愈深，老牛掉到泥潭里，很难自拔了。军长一筹莫展，最头痛的是伤员过多，没法安置，弹药消耗无处补充，粮食不继难以为炊，游击战术难以应付。虽一再向蒋介石求援，复电就是克服困难，勇敢向前，尽快去北平受降。“远水不解近渴”，当前的阻碍难以超越。马法五垂头丧气无法处置，偏偏这时高树勋来电话约他一起起义，而马法五还舍不得战区司令的官衔，还想咬牙撑下去，高树勋将军只好单独率新八军起义了。当时我倒十分赞成，因为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牺牲有价值。抗战胜利了，自相残杀，太没意义了。当时印的高树勋将军告全军官兵书送到马法五手中时他立即呆了，马上向蒋介石发电报，要求支援，可是，蒋仍是让其北进，孤军深入，势必自陷。马法五不得已，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撤退回彰德待命，我在一旁听了，心里非常高兴。

高树勋曾对军长说：“庚虞兄 (马法五的字)，我掩护你二天，你快回漳河以南，北边是不能去了。”军长即下令转进。“兵败如山倒”，向后转的速度就加快了，展开了“马拉松”赛跑，数万人马，齐向漳河转进。八路军更擅长跑步，已经跑在我们前头了。当我们退到磁县以南，就被截住了，困在那一带村子里。电台与蒋介石联系上后，不让再向后退，许下立派飞机空投弹药支援。但是等了一天仍无飞机踪影，我在空投场等候接收物资，眼都急红了。外面战斗仍在进行，晚间又遇受围攻。第一0六师、第三十九师都在周围各自为战，被团团包围。军直属营、长官部特务团(三十军的)，都挤在一个叫“旗杆章”的大村子里。入夜火光冲天，杀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手榴弹机枪声响成一片，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了。军长和副军长、参谋长决议突围，让士兵抛弃背包，上刺刀向外冲。马匹不要了，文职人员背着钞票一起走。就在这时副军长刘世荣召我到跟前耳语给我，命令我处决那批被俘八路军。我知道那百余名八路军官兵是几天来战场上抓获的，有的还负着伤，绳捆索绑挤在一个大屋里，门上加锁由士兵看守。在即将突围的时刻，副军长叫我处决他们，我当时很觉为难。我反对“残杀自己的兄弟”，既然叫我办，我就承担责任，独断专行，好在他们都逃命去了。我立即奔赴那个大院(油坊)，叫卫兵开开门，里边黑鸦鸦坐满了人。见我进去，都瞪大了眼睛等候发落，紧张空气十分惊人。我大声向他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素无冤仇，咱们抗日是为了救国救民，今天胜利了，本当过自由生活，可是很不幸，我们兄弟之间又打起来，很不应该。现在我放了你们，外边喊杀声的是你们的队伍，等一会你们就相会了。我是个中国人，咱们后会有期。”我说完就叫他们互相解绳，我也用刀割断了几个人的绳子，还拿出一叠公款钞票分给他们，说完就走了。当时有几个俘虏还向我道了谢，我觉得做了一件好事。没想到两个钟头以后，我也放下武器，全营当了俘虏，并且也受到友好的优待。

那是我从大院出来以后，街上人山人海，喊着向东门冲去。有士兵来叫我，说军长他们向东边人群里去了，我马上追去。后面连队也从院内追来，冒着炮火从东门冲出重围，进入棉田里。那一带到处是齐胸的干棉柴，尚未砍掉，走在里面哗啦啦作响。我架着军长，士兵都拥在四周，向无枪声的方向奔去，企图绕弯再向南逃。不料想刚刚走出棉田，前面就响起了机枪声，原来尚在包围圈内，“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些听熟了的喊话，象命令一样，使我不由得举起了双臂。我是特务营长，负有保护军部的责任，关键时刻我出面向解放军交涉。告诉他们这些人是非战斗员，老弱残疾，不能战斗，他们就让我带着这些人坐到地上。随后我让他们连长给高树勋打电话，说马军长在地里等他。电话叫通了，不一会来了十几匹马，立刻把军长们接走了。特务营四个连，一个重机枪排，数十挺轻机枪，数百支二十响手枪、冲锋枪，数百支中正式捷克式步枪，通通放在地上。有的士兵还问我，是谁让缴枪的?我大声说：“我负一切责任，你们就说是我田营长叫缴的枪。”这件事以后给我造了不少谣言，以至四个逃出去的师长晋升为正副军长时还秘密商议，把马军长被俘一事推到特务营长身上，说非杀田某某不可。军校同学张参谋，传出消息，叫人捎信给我，别回四十军了。我得到消息后，就向新乡逃去。

一九四六年春天，经双方交涉，新四军军长叶挺和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互相交换。叶挺于去延安途中与王若飞诸人坐飞机失事殉难，马法五由濮阳返新乡，是刘伯承将军亲自陪送来的。当时我在新乡军官队准备赴北平，正赶上马军长回来，我夹在欢迎人群中，看到他和刘将军并肩走来，两人边说边笑向群众招手，使人感到国共合作是很有前途的。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谈破裂，又打起来。

马法五回到北平，就任天津市警备司令。我也参加了傅作义的部队，又当了营长，驻守北平西直门。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我又放下了武器。在地坛移交，受到北平军管会奖励，发立功奖状一张，允许回家探亲。从那年起就回故乡临沂，又当了临沂师范的教师，经过思想改造学习及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一九七八年退休，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我很感谢共产党的英明决策，过去的罪恶“既往不咎”。现在我已七十余岁，为临沂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山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南京黄埔同学会山东省组会员，精神十分愉快，在有生之年愿尽最大努力为统一祖国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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