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营镇纵论抗战方略

阎 峰 青

八路军一二九师驻扎涉县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就十分关注冀鲁豫接壤地区平原根据地的建设与抗日斗争的开展。在1939年初，日军回侵华北后不久，就纠集了5个师团的兵力分进合击冀南抗日根据地，并大举扫荡冀鲁边区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仲麟、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等顽固派积极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加紧与我党政军制造摩擦，猖狂向我军民进攻。面对险恶的斗争局面，冀南、直南、鲁西北三个地区党内外和军内外出现了某些错误的认识。有的不明白抗日相持阶段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和策略，对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信心不足；有的认为游击战争难以打败强敌，出现了游而不击的错误倾向；有的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解片面，对国民党顽固派过分妥协退让；有的放松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致使党的纪律松驰，战斗力削弱。如此等等，很难适应抗日相持阶段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需要。

邓小平政委纵观全局，洞察一切，深感极有必要统一这三个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明确认识党在抗日相持阶段的斗争策略，坚定坚持平原持久抗战，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信心与决心。为此，邓政委不顾军务繁忙，不畏风险，两次深入到冀南区指导工作。是年十一月初，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邓小平政委更加感到需要及时提高这三个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便决定召开一次这三个地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并责成冀南区筹备会议的召开。冀南区党委和冀南三地委研究后认为，在广平县平固店崇福寺内召开这次会议比较有利。这个寺内有座“去天五尺”的凌霄古塔，外地的同志便于寻塔而来参加会议。同时，平固店离县城约30华里，又是比较坚强的抗日根据地，日伪不便前来偷袭，是会议召开的比较理想场所。于是责成中共广平县委书记栗汇川、县抗日政府县长王玉修在崇福寺内筹备一个可供三、四百人食宿的会场、宿舍、伙房等。栗、王接受任务后，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和民工在冰天雪地中栽桩搭棚、盘锅垒灶，购买粮油蔬菜。经过三、四天的筹备，一切准备就绪，直南区的同志有的踏着半尺厚的积雪已来报到。就在这时，冀南三军分区获悉日伪就要大举扫荡平固店一带，决定会议改在大名县营镇(善乐营村)召开。栗、王赶忙带人收拆了会场，便匆匆前去参加会议了。

营镇紧靠卫河，是个回民聚集村，群众比较贫困。三地委为尽地主之宜，就让本地、县与会同志住宿在河东岸的村庄，踏着河上的结冰前往河西开会。为不麻烦群众，就没有借用群众的被褥，夜间便和衣而眠。会议开始前，大家议论到，邓政委16岁就赴法勤工俭学，20岁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感他是党内的一位理论家；他24岁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参与过中央的重要决策，是党内一位比较成熟的革命家；他和刘伯承帅长运筹帷幄，在太行山打了一个个大胜仗，是位令敌胆寒的军事家。自己能够聆听邓政委的报告，是极大的幸福与光荣，企盼着能尽早听到他的会议报告。

1939年11月15日，邓政委轻装简从来到会场，他高屋建瓴的阐述了抗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兵力不足，经济困难，为达其侵占全中国的野心便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将侵华日军一半左右的兵力撤回华北，把进攻重点转移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国民党汪精卫已公开投敌，国民党军队也在‘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幌子下大批投敌。国民党蒋介石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指示各地顽军向我进攻，制造摩擦，并制造了一桩桩杀害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八路军指战员的惨案。”“我们必须认清反共必投降，投降必反共的辩证关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指示》，坚决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原则，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让步。我们既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独立自主的自卫原则。”“游击战争要立足于击，游的目的是为了击。游而不击决非我军的宗旨”，“我们的军队是打仗的军队，要针锋相对与敌人斗争，要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反摩擦、反限制的斗争。”“要坚持长期抗战，就要珍惜民力、财力，要实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凡贪污冀南币500元以上者，要处以死刑。”“对部队要加强纪律教育，要整顿军纪，要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要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教育，要教育党员在各项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严守党的机密，遵守党的纪律。要整顿党的支部，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

与会同志在讨论中一致认为，邓政委以其对党中央、毛主席战略思想、方针政策的深刻理解，明确地阐述了抗日相持阶段华北已成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我党我军已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只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积极主动出击的游击战争思想，才能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反汪反顽斗争中不断夺取胜利。纷纷表示，一定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贯彻邓政委的报告，全面做好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人民群众中扎牢根，站稳脚，立于不败之地，夺取抗日与反汪反顽的新胜利。栗汇川、王玉修回到广平后，向县委成员逐字逐句传达贯彻了邓政委的重要报告，在提高县委成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逐项落实了邓政委的报告。

首先，加强的党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县委组织小型流动的党员训练班，县委书记栗汇川和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浩、县委委员高风群等对一个支部一个支部的进行政治培训，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邓政委的报告，坚定了党员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念，主动带领群众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积极主动地打击日伪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进攻。同时，加强党的纪律教育，重新考察党员。一区区委书记贪污党费吸毒被开除出党。县抗日政府的秘书贪污了公款，不仅给予了党内的严重处分，还被依法判刑改造。金安村大地主吴国铎不仅立场反动，而且又吸毒，他伪装进步混入党内，窃取了支部书记职务，发展了一批不合格党员。县委及时将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并对其发展的党员进行严格审查，大部被停止了党的生活。县委还结合对敌、顽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在贫雇农中吸收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在一些空白村庄建立起党支部。通过训练和整顿，使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使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动员青年参军，加强军政训练。县委组织党、政、军、群团系统干部深入到村到户，宣讲抗战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鼓励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到1939年底，全县地方武装就发展到三百七、八十人。县委和县大队对地方武装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深入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邓政委报告中“游击战争要立于击”的重要指示，纠正游而不击的错误思想。经过军政训练，全县地方武装军政素质明显提高，县大队经常在广平城郊伏击敌人，打得敌人不敢轻易出城扫荡。同时，广泛发动民兵和群众开展破击敌公路，挖交通沟，站岗放哨，保粮藏粮和反资敌斗争，将敌人基本围困在城内。

三是，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县委、县抗日政府十分关心基本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引导农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开展增资倒佃，减租减息运动，根据地村庄大都由原来的三、七分成变为四、六分成，减轻了地主富农对贫雇佃农的剥削量，增加了群众收入，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县、区还组织群众检举地主富农隐瞒土地数量，将负担转嫁给贫苦农民的罪恶。与此同时，贯彻抗日政府合理负担的政策，按各户实有土地数量与土地质量合理分配负担，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县、区还发动群众向富户借粮渡荒，不少村庄从富户中借出粮食分给无粮或少粮的农民，减轻了群众的生活困难。这样一来，广大群众都深感共产党、抗日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更加拥护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尽自己全力支援抗战，这使党群、干群、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

四是，建立情报组织，严密侦察掌握敌人情报。县委让县城东关村共产党员王最善同志建立起秘密的情报站，王最善和情报员利用居住城郊的便利条件，侦察敌人的一举一动。县委还让县抗日自卫队支队部中队长靳耀文同志带领自卫队员打入城中伪军内部，搜集敌人重要活动情报。他们将侦察到的敌人情报通过地下交通线，迅速传送到驻在根据地内的县党、政、军负责同志手中。这样，基本上做到了敌想我晓，敌动我知，敌人每次出城扫荡、抢粮、抓丁，均遭我方沉重打击。

五是，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反顽。县委按照邓小平报告的精神，一方面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从下而上的选举参议员，建立县参议会，扩大统一战线。在各界人士参加的参议会选举大会上，东关村知名大户子弟、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王培育当选为参议长，开明抗日地主琚善交当选为参议会常委。县委通过参议会开展争取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斗争。单庄村地主、民团团长单桂庭是有名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通过向其宣讲抗战爱国之道理和统一战线政策，使之捐献出10余条枪和100多发子弹，武装了县大队。县参议会还在各界人士中深入开展“反汪(汪精卫)驱鹿(鹿仲麟)拒庞(庞炳勋)迎朱(朱德)”运动，使不少地方上层人士同汪伪汉奸、国民党顽固派划清了界线，比较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形成了各界人士团结抗战，共同反汪反顽的新局面。

实践证明，邓政委的报告是非常正确、重要和及时的，是坚持相持阶段的抗日斗争和反顽斗争，全面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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