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三曹”鼎立，“七子”雄发，文姬绝唱，邺下文人灿若星辰，建安风骨辉耀后世。
蒸腾邺下 散布四方
——“三曹”“七子”营造的建安文学
□郑延芳
建安七子的雕塑
古老的邺城，在曹魏时期不光是中国北方一座军事、政治重镇，还是一座文学之城。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建安文学就蒸腾于邺下，兴起于三台之上。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第五个年号，使用时间从公元196年到220年，这个时期汉廷朝政大权主要由曹操所掌控。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如是说。东汉末年，那是一个分崩离析、群雄逐鹿的战乱年代，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文人诗的第一个高峰。
文学史所说的建安文学，通常是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上可追溯到黄巾起义的公元184年，下可延伸至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离世，即公元232年前后。其间，汉献帝于公元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曹丕代汉建魏，改元黄初。
这个时期很短暂，区区数十年，历史长河中不过刹那，然而名家辈出，作品繁茂，云蒸霞蔚，斗艳争奇。
建安文学，其创作兴盛期主要在建安年间，可以说是曹氏势力统治、曹家父子主导下的文学。史称“三曹”者，乃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还有女文学家蔡琰，都是这个时期的风云人物、文坛俊彦。
在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的特殊历史阶段，曹氏统治于北方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生态。曹氏父子爱才惜才，加之他们本身就是极具文化创造力和感染力的一流文人，因而当时一大批中国最杰出的文人聚集在邺城，围绕在曹氏父子身边。他们上马征战四方，下马吟诗作赋，一时风云际会，特殊的时局形势造就出了特别的词采华章。
正如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建安文人身处乱世，大多饱受生活的捶打和政治上的颠沛，磨炼出了更为开阔博大的视野胸襟，拥有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与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兼具直抒胸臆、气韵纵横的笔力风格和慷慨多气、质朴刚健的文辞特色，使他们的创作上承秦汉余韵又摆脱旧有桎梏，催发后世南朝追新求变的蓬勃文风，奠定隋唐文坛繁盛之基，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异军突起，开创了新局面，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独特的文学气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曹操：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和领导者
史称，曹操刚占据邺城时，夜里发现地下闪闪发出金光，令军士掘地三尺，遂挖出一只铜雀。谋士荀攸说：舜的母亲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我们现在得到这个铜雀，也是大吉之兆。于是，曹操便命人在漳水之畔修筑铜雀、金凤、冰井三台。楼宇连阙，飞阁重檐，气势恢宏，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季建成。建成之日，曹操在台上大宴群臣，吟诗作赋，以记盛况。之后，曹操便经常在铜雀台上组织欢宴，召集文人雅士饮酒赋诗，或命题创作，或相互赠答，一起探讨品评，文学气氛十分活跃。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平定黄巾，讨伐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逐一击败各路对手，统一北方，稳定时局，制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过去的统治者常常将文人视作“俳优”，并不重视文学发展，曹操不同，他唯才是举，身为上位者对文士礼遇有加，非常鼓励文学创作，提高文学之地位，为世子设置的官署中还专门有“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曹操在《短歌行》中化用《诗经·郑风·子衿》中的句子，表达了对贤才的渴求，语气婉转，情味深细，达到了他颁布的《求贤令》之类政治文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打动了古今无数人。
在实施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曹操以其号令天下的尊贵地位，身体力行，热爱并积极投入文学创作，“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在曹氏父子周围迅速聚集起各方才俊，尝游宴于三台之上，被称为邺下文人集团，建安文坛人才之蔚茂，一时彬彬。
作为杰出的文学家，曹操擅长四言体、五言体、杂言体诗歌，亦有散文作品传世，文风清峻简约、朴素自然。他的四言诗今存有《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皆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把我国四言诗歌的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峰。其五言诗歌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也为五言诗歌的创作做了探索性的尝试。
在曹操之前，乐府诗为民间创作，自曹操始，文人开始写乐府诗，是他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曹操多用乐府旧题写汉末实事，不但引得建安诗人风起仿效，更启发了后世，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都是沿着曹操直面现实人生的写实方向发展起来的。
曹操诗的独特，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他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和坚定意志，然其本色质朴，而抒情浓郁，悲歌慷慨，气韵沉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将自己的人生际遇隐喻在景色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读来高远阔大，深沉不凡。乱世争雄的经历，戎马倥偬的人生，统一天下的夙愿，交织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古直悲凉、慷慨雄沉的艺术风格，影响和感染着追随他的建安文人及后世诗家子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魏武以相王之身，雅爱文章。鲁迅先生评价：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本人还精通音律、书法、围棋，为人简易，不重威仪。作为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创导者，他不止是同时代评论家、名士许劭口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武帝纪》）那个“官宣”形象。借助其位极人臣、左右时局的权势，更基于他对文学的高度热爱与重视，以及自身在文学、书法、音乐等方面的深湛修养和极高造诣，伟大的诗人、文学家曹操携建安文人一起，开创了中国文学最为开放的时代，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曹丕：被世人忽略的文学帝王
在世人眼中，曹丕，是魏王曹操的儿子，是才子曹植的哥哥，是戏文故事里强娶人妻甄宓、迫害手足兄弟的反面配角。殊不知，在中国文学史上，曹丕是一个不可忽略，长期被低估了的名字。
曹丕（187—226年），字子桓，三国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曹操次子，曹魏开国皇帝。文武双全，博览经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建安三曹”。四十岁英年早逝，谥号文皇帝。
古人为了方便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选择用谥号来进行概括。即历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谥号。谥号被用来高度概括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其中，“文”为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表示该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
在称帝之前，曹丕即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为魏王世子时所撰《典论》是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由多篇专文组成，其中《论文》一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风格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之先，堪为中国文学批评之鼻祖。
曹丕所作诗歌形式多样，以五言、七言见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其《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他的五言和乐府清绮动人、细腻缠绵，现存诗约四十首。
其散文作品诸体全面、涉及面广、内容上有所拓展，语切情真、触动人心，被誉为“美辞”之文。
赋作以抒情和咏物为主，一改汉大赋之鸿篇巨幅、洋洋洒洒，为短小精悍的行情小赋，以真情流露的诚挚笔触，触摸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并代入个体观感，融合个人真切的喜怒哀乐。
在父亲雄图霸业的翼影下，在弟弟天纵英才的对立面，曹丕凭实力、努力和忍耐力得到了帝位，却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钟嵘《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偶语”，即两个普通人在讲话），反观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所谓一俗一雅，究竟孰高孰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曹丕的文学成就是否被低估，不同时代、不同审美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
刘勰《文心雕龙》说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与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弱者通常容易引起泛滥的恻隐之心，世人皆同情失败者曹植的处境，而曹丕是兄弟争位的胜方，人们也往往因此忽略了他文章的高妙、才学的斐然。
时光剥落世俗的偏见，历史终将给予日渐中肯的评判。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直言：“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可谓为曹丕文学成就“平反”的鼓与呼。现代学者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里亦说，曹丕是一位“理性诗人”，有节制有反省，“以感与韵胜”。
毫无疑问，曹丕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之一，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作品支撑建安风骨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曹植：惊才绝艳的贵胄公子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成诗，是映照曹植政坛失意、人生悲催的一个聚焦点，也是世人眼中那位天潢贵胄、翩翩公子惊才绝艳的高光时刻。问天下，谁人复如此才情命运？虽然此诗是否为曹植所作，至今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植令古今无数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文采与文学成就。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是建安时期最有才华的诗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清初文学家、诗词理论家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这么高的点赞量，古往今来，恐怕没多少人能出子建之右。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共10卷，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写洛水女神的仙姿美态，堪称妙笔生花、精彩绝伦。后世东晋顾恺之依此赋画出传世之作《洛神赋图》，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
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铜雀台落成时，曹操曾召集群臣同贺，又命自己的几个儿子登台作赋，其中曹植一挥而就《铜雀台赋》令曹操大为赞赏（《三国志·魏书十九·任城陈萧王传》）：“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而小说《三国演义》在这个桥段里则演绎出了“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等句。
子建之诗，文采气骨兼备，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推动完成了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达到了建安诗歌的最高峰，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声名远播，对后世影响极大。
“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建安七子：俱荣俱殁的璀璨群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
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山东微山两城镇）人，少有才名，为著名文学家蔡邕所赏识，极富文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
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自幼聪颖，孔融让梨的故事可谓古今妇孺皆知。能诗善文，文章以议论为主，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颇露锋芒，个性鲜明，辞采典雅富赡，引古论今，气韵充沛。魏文帝曹丕十分欣赏孔融文辞，曾经悬赏征募他的文章，称其文“扬（扬雄）、班（班固）俦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扬州宝应县射阳湖镇)人，在“七子”之中比较年长，官渡之战爆发时，作《为袁绍檄豫州文》，痛斥曹操，将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曹操惊出一身冷汗，头风顿愈。其诗歌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
徐干，字伟长，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市)人，少年时即专志于学，以诗、辞赋、政论见长。其著作《中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文学家影响深远，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年轻时曾拜蔡邕为师，蔡邕称他为“奇才”，文思敏捷，闻名于当时。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应玚，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南顿镇）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擅长作赋，代表诗作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无论诗、赋皆文采斐然。他身处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其作品《灵河赋》、《愍骥赋》、《征赋》等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
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人，博学多才，文思敏捷，在当时负有盛名，与曹植并举，称为“曹刘”。擅五言诗，风格遒劲，言简意明，赋作有《鲁都赋》《黎山阳赋》《遂志赋》《瓜赋》《大暑赋》《清虑赋》等。
雕工精湛的铜雀台青石螭首
“七子”的生活，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处于汉末战乱之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有所不同，但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先后归附于曹操，担任过不同的官职，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获得了安定富足的生活。因此，其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倐忽去。烱若风中烛”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他们的诗以五言为主，情采飞扬，变化多致，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他们写了大量小赋，相比于大赋的华丽繁复，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更为普通化、日常化，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抒情色彩更浓厚，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均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们的散文“以气为主”，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在形式上则有逐步骈化的趋向，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七子”是建安文人集团里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是建安文学的中坚力量。
建安十三年（208年），孔融因政见不合触怒曹操被处死，时年五十五岁。之后四年，阮瑀病逝。
“（建安）二十二年……是岁大疫。”《后汉书·献帝本纪》如是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一场大瘟疫席卷中原大地。曹植在《说疫气》里这样描述其时之凄惨：“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是年初，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不幸染病而逝，终年四十一岁。紧接着，瘟疫又相继带走了七子之中留守邺都的四人。曹丕后来在《与朝歌令吴质书》表达了无比哀伤：“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七星陨落，文坛失色，“七子”与“三曹”于三台之上意气风发、唱和往来的盛况不再，斯人终将随时代落幕，唯文章千古、风骨长存，在历史的天空留下璀璨夺目的星光。
“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蔡琰：乱世流离的胡笳绝唱
“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胡笳十八拍》据传为蔡琰所作，为古乐府琴曲歌辞，一章为一拍，共十八章，故有此名，讲述了“文姬归汉”的故事，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蔡琰，即蔡文姬，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被迫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居胡地十二年之久。建安年间，曹操军事力量不断强大，吕布、袁绍等割据势力被逐步削平，中国北方遂趋于统一安定，曹操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出，回到了邺城，再嫁给陈留人董祀。文姬余生致力于记录整理战乱中遗失的其父所藏古籍书卷，并进行诗歌创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蔡文姬集》一卷，今已失传，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以及文姬归汉的故事广为流传。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悲愤诗》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全诗108句，共计540字，字字血泪，颇具史诗规模和悲剧气氛，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时代色彩，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长篇五言叙事诗。
《胡笳十八拍》用胡笳的音调翻入古琴中而创作出具有新颖风格的音乐，诗中有“胡笳本自出胡中，绿琴翻出音律同”、“笳一会兮琴一拍”等句便是汉胡音乐融为一体的证明。曲子采用了宫、徵、羽三种调式，共18段，两大层次：前一层十拍，诉说身在胡地却时刻思念故乡之情；后一层八拍，描绘离开胡地之时，与幼子惜别难舍的隐忍哀怨。全诗气贯长虹，感情深沉，完整统一，以感人的音调诉说了诗人一生的悲苦际遇，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制兹八拍兮拟排忧，何知曲成兮转悲愁。”好似捶胸泣血，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悲楚心情。贯串全曲的正是这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感情，绞肠滴血般的痛苦。
唐代诗人李颀在其诗《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中写有“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之句，生动描绘了这首作品感人的艺术魅力。据传，南宋遗民诗人汪元亮曾为身在狱中的文天祥弹奏《胡笳十八拍》，以叙国破之哀恨，此曲在南宋旧臣遗民间很快流传开来，引起了空前的共鸣。
虽然，《胡笳十八拍》的作者究竟是不是蔡文姬，在文学史上尚有一定争议。而不能否认的是蔡文姬博学能文、善诗赋，兼长音律，精于天文、数理的才名。名门才女，胡笳绝唱，实乃建安文学中杰出代表之一。
世事浮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文字不朽，逾百代而弥香。“蓬莱文章建安骨”，由李白的诗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遥想当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在儒学传统理念中，文学只是经学的附庸，难以独树一帜、自由发展，所谓文人，犹如帝王家滑稽杂耍的艺人，于国家要旨无益。
随着东汉倾颓，传统儒学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是建安文学的异军突起，昭示着中国文学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而由此勃发。“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建安文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情感丰沛，又突出自我意识，追求个人的精神体验。“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他们创作出了许多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可轻估的推动和影响。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曾经的邺城。回头瞻望，令人感慨，让人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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