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同盟自治军始末

申秉正

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邯郸、安阳、大名之间的三角地带，日寇拼凑了一股较大的汉奸武装，番号“东亚同盟自治军”。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长铃木在邯郸向这股武装的军举行了授旗仪式。编制名单；军长王天祥、副军长程希孟。军部突击团团长张履亭。一旅旅长李成华，团长程海波、师建业。二旅旅长程乾，团长程坤、郭德惠。三旅旅长程道合，团长程兴华、程道生。四旅旅长杨法贤，团长王文香、路景文。

军长、副军长为中将，旅长为少将，团长为上校。日军承认的编制是每旅两个团，但后来都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在建制上就不只是两个团了。

这股伪匪的各部兵力分布在大名、南乐、内黄、魏县、漳河县一带。从其主要兵力分布的情况看，是从回隆、楚旺一带沿卫河两岸，中经元村集、龙王庙、金滩镇至营镇和馆陶县敌伪相连。兵力号称一万四千人，实际约七、八千人之数。

回隆、楚旺一带处于河北、河南两省交界，是这股伪匪的主要发源地。“七七”事变前这一带就是出名的土匪窝。东一杆西一股，明火执仗，杀人抢劫。这些股匪更多的是到外地作案，双井集、边马集、牙里集一带历来就是屡遭残害。民国十五年公开拉大杆，带着老驮(徒手人员、背抢来的东西)，到双井集一带抢劫、杀人、绑票，老百姓名之曰，西南老砸。民国二十四年督察专员兼大名县长马润昌坐着汽车，率领保安队，威风凛凛去回隆打土匪，结果没有见一个土匪毛，反而挨一顿子弹袭击，汽车被打穿几个窟窿，狼狈逃回。那时人们流行一句话“能走南北二京，不走楚旺回隆”，可以想见这是个多么危险的地区。

这一带无山可据，无险可守，但却孳生土匪，并且是土匪活动的天地。形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不过具备了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就不奇怪了：

首先是天灾人祸，农村经济破产。千百年来漳河泛滥，无数次改道，每次都造成大批灾民。地主富户乘机兼并土地，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几乎每村都有，甚至拥有千亩的也不稀罕。回隆镇的程希孟、柳园的和集庭都是出名的地主。地主的残酷剥削，官府的苛捐杂税，再加军阀混战派款派粮、要车拉夫，一切都压在广大农民身上，致使农村经济破产，有些人被迫铤而走险。这就是具备了匪众产生的条件。

其次旧政府官僚腐败，对边缘地区鞭长莫及，以回隆镇的情况来看，就非常典型。回隆是个大镇。它的行政区划是东北部属河北省的大名县，西北、西南、东南分属河南省的临漳县、安阳县、内黄县，镇内东南部尚有开州飞地一块，故有“两省四县加一州”之称。这种奇特的行政区划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民间有了纠纷，各县互相推诿，声称非本县所管。往往死个人，把尸体从东街弄到西街，从南部弄到北部，或是往开州飞地一撂，不了了之，由于这种“五不管”，使这一带老百姓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习惯，有事不打官司，能忍则忍，否则就互相仇杀、报复。你找亲戚帮助，我请朋友支持，世代相仇，循环不已。有的事态发展到原来双方之外，只知互相为仇，却弄不清为了什么。我们冀南军区西南办事处(对回隆、楚旺、安阳一带伪匪的工作机构，1943年建立)有位通信员老胡，在不懂事时就继承有这份“遗产”。全家被仇家抢杀，他身中十余枪滚到床下，被亲戚抢去救活，长到三十多岁还弄不清仇家是谁，更不知有何仇气。

自卫、杀人都需要武器，几乎家家有枪。走路、种地、甚至抬粪也随带武器，也是孳生土匪的客观条件之一。

第三是有了产生匪众的条件，武器又多，政府又不管，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治体制--地主、官、匪三位一体，土匪头一般是地主，如王自全，回隆镇上程希孟父子，程太保的程道合、程道生兄弟。他们又是什么区长、民团团总、自卫团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设局子、队长等。外出作案团队人员就是匪众，大举外出时从各户集合人、枪，分赃人人有份，当然多少不等。官军来打土匪，他们是民团、自卫团、老百姓，了解匪情的县官就和当地势力勾结，有时派兵来打土匪也只是摆摆样子。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队南逃，地方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乘机恶性膨胀，地方势力也纠集人、枪，拉起队伍，到处是“司令”、“团长”。势大出名的是回隆镇西街的程希孟父子，南街的李成华和程太保的程道合、程道生兄弟。俗话说“没有老死的土匪”，可对程希孟来说是个例外。他于清朝末年，二十岁左右就当土匪，一直干了六十多年，于一九四四年老死在家。用几十年抢劫来的财富，置得家大业大，人称“老司令”，他的儿子程乾接过乃父衣钵，人称“少司令”，此人骄奢淫逸，外号“半裁砖”；李成华家道小康，学生出身。“七七”事变后在土匪烽起的环境中，也拉杆当了一段土匪。三八年八、九月间，三八六旅、东进纵队进行漳南战役时他缴枪投诚，后任我安阳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三九年初，调赴太行受训跑回，在家乡成立局子，势力复振。四0、四一年，配合日军侵占我漳河、魏县抗日根据地，势力伸展到广(平)大(名)路和大名金滩镇，那时叫李部队；程道合、程道生兄弟原是农民，屠户出身，在李太保惯匪李树林提携、支持下，于事变前就当了土匪，乘事变之机收缴散兵游勇枪支，搜集人员，恶性发展独霸一方；杨法贤外号“杨胖”，原在元村集一家饭馆当跑堂。“七七”事变后纠集几十人自称“大队长”，收缴败兵枪支，势力逐渐扩大。丁树本在共产党帮助下组织抗日武装，其三旅旅长兼大名县长陈明韶来大名以南活动，杨为其收编任营长。一九四0年初，丁、陈随石友三南逃，杨趁机脱队率所部逃回旧地，曾被我冀鲁豫部队收缴过枪支。尔后盘据千佛、元村一带坚决与我为敌；贺润生、师建业为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丁、陈南逃他们返回李成华部下。

这些武装集团都受日军“宣抚”，是汉奸组织。在进攻抗日根据地上曾能给日寇一些助力，但毕竟是窝贼。日寇为实现其“把华北建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战略，兵力缺乏必须“以华制华”，就想采取措施，在更广的范围，更高的程度上使用这些伪匪。王天祥来活动组军，可谓正中日寇下怀，“东亚同盟自治军”就“应运”而生了。

王天祥，山东单县人。幼家贫，十七岁开始当兵，任过连长，副官、队长、副团长等职。“七七”事变后，奉孙殿英命在沙河、武安一带组织武装，任支队长，团长。在武安、林县、沁阳、济源、淇县一带与日寇打过几仗，有些声誉，最后升任副师长。结识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我党有些认识。在沙河、武安组织武装时，同我党我军关系更为密切。他的部队中有不少进步人士，其中有些共产党员。在他的请求下，我军派去以张磐石同志为首的若干政工干部，帮助建立政治机关、制度。一九三年下半年，孙殿英随蒋反共，想方设法排挤、暗害王。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密电孙立即将王就地正法，队伍编散。王急于一九四一年八月率部出太行到安阳东之辛村集。原来，王为扩大力量。先曾与程道合、程乾、李成华拜过把子。至此即同程道合商量云向。孙殿英早与日寇勾结，即唆使日伪截击王。王在程道合江湖义气的配合下打胜一仗后仓促东撤，于吕村集又打一仗过卫河至井店一带。刚和我分区负责人王风梧会见即遇上日寇扫荡，与我部队失云联系。又经与日寇恶战，部队伤亡严重，军心不稳，又受国民党特务煽动，于是到柳下屯投了新八军高树勋部。高以蒋鼎文密电相示，王被软禁。不久，为冀鲁豫军区派小部队救出，准备让王任军分区副司令员职务。王以“无功不能受禄”，并提出收编程道合、程乾、李成华等土匪武装的计划。经总部批准来到程道合处，又经他们拉拢了杨法贤部。他们非但不受收编，且愿拥王为领袖以取得正规伪番号。通过辛村教堂意大利神甫转称人同安阳日军松本大佐拉上关系，经驻邯日酋批准，开始筹组军队。“东亚同盟自治军”组建完毕，日寇派岩桥秀男上尉为军事顾问，子磨为经济顾问，松本以部队长名义控制全军，各旅均有日军一个小队监督。划我元城县为其“自治区”，建立“行政公署”任霍计芝为主任。

“东亚同盟自治军”成立后，经三次打击即趋于崩溃。

日寇之所以成立“东亚同盟自治军”，实际是玩弄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自治军刚成立，日酋立即在邯郸开“军”、“旅”长会议，决定东进。军部由回隆迁至龙王调，松本率一个中队相随，并向王天祥发出最后通谍，立即进犯我根据地。王知这是我冀南一分区仅有的一小块根据地，决不允敌人进犯，即派人向桂司令员、吴政委汇报。由于日军命令急迫，汇报人尚未返回，李成华率程海波团已进驻大名以东卫河以西地区，师建业占据了金滩镇，伪二旅程坤团占领了南李庄，伪三旅程兴华团占了小村，伪四旅王文香在龙王调东南一个有寨的村庄按了据点，突击团进驻了孙甘店。

为打击敌人进犯，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亲临指挥，调来了骑兵团、二十六团、卫东支队及附近各县武装。首先歼灭程坤团，程仅以身免，复重创师建业团。此时，程道合、李成华已和我有关系。我军在对伪二旅军事打击之后立即向程、李进行政治瓦解，经一分区敌工科副科长阎之青和我方派驻李成华部代表王殿杰(张瑞符)说明利害，程撤回大部兵力，李将基本部队全部撤回，日寇驱使伪东亚同盟自治军进攻我根据地的图谋以遭受打击而失败。

日寇宣布李成华“临阵脱逃”是“叛变”，李也宣布脱离该军，对伪东亚同盟自治军来说，也是东进失败中所受打击之一。

对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的第二次打击是我军两次打回隆。元城战役甫告结束，我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政委吴建初乘胜立即恢复了二月份退出的广(平)大(名)路南根据地。从日军来说，李成华的队伍已不合法。撤回回隆后，李住在六上、张庄。已基本上无地盘，不得已把队伍大部解散，把枪插起来。李成华同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留守回隆的程希孟父子、郭德惠原来就有矛盾，现在就更激化。李的处境决定他更加依靠我们，据说经桂干生、张励(一分区敌工科长)介绍加入了我党，并接受了我军给予的“冀南军区独立抗日总队”番号。他提出队伍经不起考验，失败了影响不好，同时认为他在敌方继续埋伏下去，扩大力量，再取得合法对抗日更有利，程家父子和郭德惠坚决与我为敌，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李华提出只有消灭他们，他才能得到发展。一打回隆后盘据崔家桥的大土匪王自全也插了进来，他和杨华是换贴，早有向回隆以东发展的野心，因受程家抵制目的不能得逞。他同我豫北办事处已有关系，也仨计李同我有关系，于是派代表来联系共同量二打回隆。从此，王自全同我一分区也有了关系，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对我冀南到太行的秘密交通线起到了很大作用。两次打回隆李成华都是积极配合：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旧历八月十二日)，先把我侦察部队带进镇内，按规定时间开镇门把我部队接进去；第二次是在当年十一月四日(旧历九月二十六日)。我打入李部任连长的连庭杰同志带伪军出镇假装催给养，晚上回去时将伪军留在镇外村内，把我部队化装成伪军带进镇内。两次都给伪二旅以打击，但没捉住程家父子和郭德惠。李成华不敢在回隆住，带着剩下的少部分人驻到崔家桥。为了利用李成华向东发展，王自全接李到崔家桥等待时机。一九四三年初，王自全于安阳日军处斡旋，允许李成华回回隆镇，地盘、番号暂不定。四月初，安阳日军电话：要李成华去安阳商讨地盘、番号。李也知云安阳凶多吉少，但渴望获得合法，又加王自全保险不会出事，于是去安阳。安阳日军又说邯郸旅团部石田参谋长请李去邯郸商定。四月二日，李成华带秘书王纯、护兵刘福元、张书才、焦得民去邯郸。日寇随即将在回隆缴械的李成芝等人也送到邯郸。四月四日，日寇将李成华五人和李成芝共六人电刑致死，装入麻袋投尸滏阳河。李成华其他被缴械送去邯郸的人，由王自全将他们保出。李成华死后，日寇以贺润生为一旅旅长，师建业团属该旅，增加马汝河团，不过，马团不足三百人，徒有其名而已。

需要补叙一段事实：二打回隆之后，我军在镇内住了些天。二十团一侦察参谋住在李成华的手枪连长王清林家里。王的爱妾和弟媳都是青年学生，颇有抗日求解放的思想，便打听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问八路军要不要女兵。当然这位参谋同志就做了些宣传工作。部队转移时，她们提出要跟部队出来参加抗日。为照顾和李部的关系，自然坚决劝阻她们。可是部队刚离开，她们就逃到根据地来了。王清林认为很丢脸，咬定是八路军拐带走的。他作为李成华的亲信，知道李同我们关系的情况，要李给向八路军要人，并扬言要回去用刀子捅死。李成华训斥了他，说：“我不能拿活人送礼。”我们也怕送回这两人被杀掉，就答复该两人未到我军。王清林怀恨在心，于一九四三年叛李投程希孟，将李成华和我军的关系全部告密，并将风闻到的王天祥、程道合通八路的消息也告了密。程家父子即向日寇处告状。显然是得到了这一确切证据后日冠才策划上述阴谋，决心处死李成华。王自全究竟出于好心或别的动机为李成华斡旋，是和日冠阴谋巧合呢？还是参与执行这一阴谋？现在我们已不大可能了解这一内情了。对我们来说，要充分认识，估计敌人的卑鄙、凶狠应该是有所教益的。

伪军部突击团大名起义是对“东亚同盟自治军”的第三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打击。这次起义中击毙了伪军长刘昆、参谋长檀松甫，参谋处长吴寿彭。此后，日军再也没组成军的统一指挥机构，各部伪匪又处于互不相辖，各霸一方的局面。一九四三年德军败局已定、日寇兵力也大感穷蹙，欲调动伪剿共一路军李英部，乃放弃元城据点，命“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部移驻楚旺镇，接替李英防地。为迎接反攻，整顿“东亚同盟自治军”，八路军总部派来了靖任秋同志。靖是共产党员，在孙殿英部任过副师长，同王天祥关系密切。王以靖高参名义，便于活动。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又令王将军部移驻大名城里。三分区(一、三分区已合并)敌工科长张励到大名与靖、王在北关美国教堂办军官教导团，目的是加强思想工作，相机去掉坏军官。在一次旅长、参谋长会议上靖讲了形势及今后部队前途，被军参谋处长、国民党特务邱效天所怀疑。为除隐患，王以邱有讹诈民财罪将其处决。程兴华公开提出质疑：日本人占不住，国民党过不来，是不是叫我们投共产党？程曾向王说过程道合是土匪，成不了事等看不起的话。王天祥为排除危害，即以程兴华挑拨三旅长与军长的关系为名交军法处查办。程兴华当过旧军队下级军官，“七七”事变后随裴香斋参加八路军，任过我三八六旅十八团副团长，后回家不归，到伪匪程道合部任团长。因程道合对他有顾忌，改任旅参谋长，所空团长缺由薛登宽充任、薛闻讯率部由楚旺至旧大名县示威，声言不放程兴华即攻城。日寇藤坟也觉有异，进行干预，并乘机派日特刘昆为副军长，吴寿彭为参谋处长，后又派檀松甫为军参谋长，对王天祥进行牵制、监视。王不敢查办程兴华，乃手谕免其职务了事。日寇对王天祥怀疑甚重，一九四四年八月在邯郸强行解除其军长职务，宣布刘昆为“军长”。在日寇逼迫下王坚决不承认通八路，因无确证，将王解到保定，发表为伪河北省长高凌尉的“高参”，并警告王不得再插手军内事务。王以看病为名到北平，几经周折摆脱日寇监视，潜到冀鲁豫军区。经首长批准，王天祥即派陈济黎、张蔚林潜到大名策动突击团起义。为联系方便组织上派女同志任玉巧随张蔚林进城，同突击团长张履亭取上了联系。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晚，王天祥和三分区首长率陈中民团长的二十三团来到城东三里店，零点里应外合起义成功。是役还歼灭日军一个小人，摧毁了伪军和伪组织。起义之后王天祥任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突击团编为第一团。

在日本即将投降和投降后，我军曾派人去督促这些伪匪反正，均遭拒绝。原因可能有各种各样，但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国民党派遣大量特务，对他们封官许愿，如委任什么“先遣军司令”、“挺进军总指挥”等等进行拉拢；二是从阶级本质上他们同国民党是共同的，当上国民党军官依然可以当土皇帝，作威作福，跟共产党却根本不可能，他们都非常清楚。所以跟共产党拉关系，是因为八路军就在他们身边，随时就可能消灭他们。在“东亚同盟自治军”成立之前，国民党就开始了向伪匪派遣特务。该军成立之后，更是大批派入。仅据所知：派在军部的还有杨俊林，在程道合部我方人员住东楼，国民党人员住西楼是公开的秘密，国特高景泗(里八庄人)在李成华部任参谋长，大辛庄的赵 馥斋常住师建业团，程希孟父子坚决与我为敌死跟国民党，杨法贤唯国特之命是从，在千佛成立学校收罗一些反动地主的子弟，凡在该校的一般都是国民党或三青团员。贺润生、师建业、程兴华本身已经是国民党特务了。国特的活动在日寇统治时作用尚不大显眼，在日寇即将投降和投降后就非常明显了。这些伪匪有了国民党后台这种精神以柱，所以敢于继续与人民为敌。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大名日寇撒走，贺润生、师建业随日军来邯住苏曹。贺、师从“国军”自居，以惩治汗奸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同时也对日军挑衅寻事。地方人士与日军合谋骗其谈判，师被刺死，贺在突围时被击毙，队伍基本被消灭。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太行军区发动安阳战役，冀鲁豫军区发动成(安)、临(漳)、安(阳)战役。程道合积极出援宋村郭德惠部，郭德惠被我骑兵团劈死马下，其部由程道生统带。一九四七年春，程道生、程兴华在太保被我生俘，公审处决。杨法贤部在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被我在效化村消灭一个营，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份在南乐的司令部及队伍被我冀鲁豫部队歼灭。杨见势不妙携款潜逃，据说到兰州、北京、天津。为逃避惩罚用灼热的炒豆把脸烫成麻子，一九五O年落入法网，在南乐县被公审处决。程乾与众匪有所不同的是颇具流贼习性。程坤团在元城被消灭，他就没什么人马了，经常带一百人到处流窜，众菲民都讨厌他。王天祥劝他不要带这些人到处跑没好处，要他将人、枪编入突击团，他什么时候需要就再给他。于是他的人就编入突击团为三连，连长尹德华。该连随突击团起义，加入了革命队伍，程乾仍是带二十多人走哪吃哪。李成华曾寄存到王之全处好枪二百多支。一九四四年，李余部张茂生、王金富等在刘金玉支持下成立六支队公开抗日，李成华父母视六支队为自己的部队，向王之全要枪以扩大力量。王之全为瞒昧这批枪，派人将李成华父母及堂弟李成瑞打死，却造谣扬言是程乾干的。程、李两家有仇，所以大家都相信。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程乾流窜到汤阴县固村郑合处，郑合、程希孟是换帖，当时郑是李英的团长。他说程不该杀李成华父母，程不承认，郑怒杀程。程乾作恶多端，确实死有余辜，但在此事上确是冤枉。在我军打击下，各部伪匪都逐渐向安阳一带退缩，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队自郑州、新乡一带沿平汉路进攻我晋冀豫解放区，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又进攻我冀南解放区，这些伪匪和逃亡地主象被注射了强心剂，组织还乡团，跟着耀武扬威、反攻倒算、杀人、放火。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惨败，这些余匪及王之全、郭清等匪部都麋集到安阳城里，负隅顽抗。老奸巨滑的王之全见势不妙，携大批金银财宝坐飞机溜走，在武汉被仇人暗杀。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在第四野战军四十军和太行、冀南部队的联合猛烈打击下，解放了安阳。万恶的临漳大土匪郭清及一切渣滓全部受到了惩罚。

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王天祥同志，一九四六年六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纵队长、旅长、军分区副司令员、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病故，时年五十三岁。

参加大名起义的同志，正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做出贡献。

六支队的同志，为抗日、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李成华同志已追认为烈士。

人民永远怀念烈士们！

(本文是个人回忆，并采访了：阎之青、张瑞符、李庆堂、张蔚林、常省三、王金富等老同志。因时隔已久，且个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请识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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