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峥嵘岁月中的冀鲁抗日中学 

郭泽民

 弹指一挥，四十年已经过去，但我始终难忘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母校--冀鲁抗日中学。因学校诞生的不平常，我们在校学习和生活的不平常，所以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一)

一九四O年初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汉奸汪精卫积极联日、反共，肆扰国土，掀起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日寇乘机而进，“建立东亚新秩序”，实行“强化治安”，日趋加剧地向我“扫荡”、夹击；自然干旱、虫灾曼延，田地荒芜，饿殍遍野。外侵、内患交织一起，冀南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战形势已处在紧要关头。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奋起实行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坚持对敌斗争，与人民生死与共。

越在“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刻，越感到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当时活动在冀鲁边界地区，以解鲁民(解放后曾任济南师范学院院长)为校长的冀南三分区干部学校，于一九四O年二月间扩大招生，经我抗日政府和各地党组织保送来一部分失学青年和少数在职干部到校学习。随着人员的增加，上级派鲁大东(曾任四川省省长)、赵玉清(曾任河北省轻工业厅厅长)来学校加强领导。由于“干校”青年增多，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为“培养有文化的抗日建国后备干部”，在鲁西北(现山东冠县为中心的一带)活动期间，由鲁西北专署专员王笑一(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倡导，将干校由短训班改办成学习期间较长，而且较正规的学校。于是冀鲁抗日中学就在一九四O年四月于元城县北峰村成立了。王笑一兼任校长(一旦转移卫河西侧，商定由冀南三专署专员唐哲明兼校长)。原干校校长解鲁民提任副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冯洋舟(七九年故于邯钢)、姚令予(女抗战中牺牲)分任训育和教育工作，韩培文管理总务，李一黎、权子舟先后是大队长。

初建校，学生仅五十余人，曾一度与以前已经建起的、由鲁西北专区领导的卫东中学(校长林远)合并，活动于大名金滩镇以北、南馆陶以南的北堤一带。时间不久，领导上决定学校转移到卫河以西，正式归属冀南三专署领导。不久，三地委又相继调来吴韬(曾任河北医学院院长)、王琳(曾任河北师大校长)两位副校长。随着干部的增加和机构健全，学校党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冯洋舟是学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秋末，冯调冀南区总工会后，调原大名七师学生、当时在元城工作的刘亚南(现湖南省副省长)接任支部书记，公开职务是指导员。教导处工作由白冰莹和陈自（现任东北电力学院党委书记)担任。在解鲁民调专署任教育科长后，吴韬接任第一副校长。四一年春，孟夫唐接唐哲明任专员兼学校校长。在这之前，卫西曾一度环境紧张，又重返卫东四从楼一带活动了一个短暂时间。随着学校机构的健全和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也逐步地健全起来了。在支委中有学生党员赵建新、刘恩乐、赵善政等。

这年的麦黄季节，学校又相继通过各地党组织物色、保送来一批青年。虽然，在党内作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环境恶劣，原计划的招收人数未能达到。“考试”那天，到广平县李白营学校驻地应试的仅有崔新民等四个人。尔后，只好随到随取，测验也不那么严格，学生人数逐渐增加到百人左右，基本上都是各地党组织、政府介绍选送的。如首批到学校的赵建新、赵善政、许言午等，就是张寒秋(后改名李耕，曾任大名县委书记多年)送来的。当时不到十五岁的王寿重，是参军后从部队上又来学习的。因未经过考试，程度参差不齐。一旦工作需要，就随时调出，有时一次就调出十多人。这些分别来自大名、馆陶、冠县、广平、邱县、临清、曲周、肥乡、武安、邯郸、永平、魏县、南乐等十多 县的有志青年，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危急时期，能够胸怀一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雄心和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崭新中国的愿望，毅然从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日寇统治森严的占领区，投奔到我们这个革命的大熔炉来，萍水相逢，格外亲切，一个强烈的革命理想紧紧地系在一起，共同接受着严峻的考验，投主了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和生活。

严冬到了，在震撼全国的“百团大战”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学校的抗日气氛更加高涨。在所有走到的村庄，到处唱起了《百战大战之歌》、《抗路歌》等。同学们还把数首抗日歌曲自编成活报剧，更加形象地做到走一村、唱一片，转移一处、演唱一处，借以教育和鼓舞人们的抗日热情和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在“百团大战”的战役中和战役后，还多次发动与带领群众到广(平)、肥(乡)、曲(周)、邱(县)敌人的封锁线，去挖公路、割电线、平毁封锁沟。有的还远途跋涉去破坏平汉铁路。

我们的学校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诞生，在战火纷飞中成长，在经常的行军途中，同人民生死与共的情况下，边工作，边学习。在浓厚的火药味里，坚持着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度过了近三个严冬盛夏。

(二)

活跃在卫河两岸的这批热血青年，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下定决习，充分做好了在恶劣环境里磨练和随时做出牺牲的思想准备。

我们尽管出身于不同的家庭，然而，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在那峥嵘岁月里，能够同党政干部一样，享受着每天一斤小米，五分钱菜金的供给制待遇都感到非常的满足。四O年夏天，还发给我们一件粗布单衣。四一年开始，因日伪不断骚扰，加之自然灾害，搞得我根据地财经十分困难。领导上从实际出发，只能供给我们中来自敌占区和家境特别困难的同学必要的生活补贴，这在同学中是能够完全谅解的。平时的生活标准，只能是小米饭加萝卜咸菜，到紧张时，一时搞不到粮食，连起码生活也感到困难，偶尔能吃上一顿白馍，师生们高兴得欣喜若狂，甚至有的同学不肯一次吃完，留下半个以后再吃。如此生活标准，学校里仍充满着生机。当时，有个叫郭玉亭的同学还风趣地编了幅对联，张贴在临时的饭场上：“稀米饭，稠米饭，稀稠米饭；红萝卜、白萝卜，红白萝卜”，横批是“艰苦奋斗”。它表达了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同学们看了个个称好。这幅富有时代生活背景的大作饶人回味，流传至今。

生活上如此，学习上内容多变，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够因人设教，因时、因事、“就地取材”，根据教员特长，确定课程。以《语文》为例，主要学习报纸上的通讯报道文章。曾清楚地记得，有一篇反映农村肩担的卖油贩，在听到我军打了胜仗后主动把油挑去慰劳军队的《棉油不卖了》的通讯，就是选自三地委机关报《人山报》。解鲁民会日语，就开设日语；陈自是燕京的大学生，讲授地理；刘亚南在地方做政治工作，就担任政治课；陈文峰(抗战中牺牲)本是数学老师，因为他热爱文字改革，在新文字上有一定造诣，还开设了新文字课等。有的一门课程要几个老师轮流担负。有时还要聘请《人山报》总编辑胡林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来讲《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课。说真的，在老师中，多是名牌的大学生。至于教材，除了《新民主主义论》外，其它的教学课程没有一种是定型的，都是随备课、随讲授，都是要亲自撰写讲义，由仅有的两块“老掉牙”的钢板，刻印成活页发给学生。上课更为简单，抠下墙上的石灰块当粉笔，借来老乡门板当黑板，课堂不分春夏秋冬，不分严寒盛夏都是在树林中、广场上。冬季寒冷难熬，钢笔冻的根本不出水，稍一会就靠口气哈一哈来坚持，所用的钢笔尖和墨水，也是自制的。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中，如此简陋的生活与学习也难以保证。为避开日寇袭击，三天两头都要身背背包，夜间行军转移村庄。每次行军，近者数里、十几里，远的达七、八十里，甚至，有时为迷惑敌人，晚上出发，绕行几十里，赶天亮前再重回原村住下。在漫长的日子里，经常长途而频繁的行军，年纪大的同学可以坚持，对于为数不少的小同学却有些吃不消，有时在行军途中走着就睡着了，撞在前边人的身上，惊醒后再赶跑几步追上队伍；有时还蹲在村外老半天，探听好驻村的消息后，才敢进村；有时恐惊动老乡的狗叫会暴露目标，就干脆在老乡打谷场上的草堆里过夜。日复一日，同学们处于奔波之中。

在严酷的环境中，老师们更辛苦，要经常照顾同学们，如刘亚南等显笪格外忙碌。有的家长来校探看孩子要亲自接待，介绍情况，使他们放心而回；有的同学病了，一方面帮助治疗，一方面还要鼓舞同学向疾病进行斗争；有的出现思想问题，要循循善诱，促膝谈心，从而坚定胜利的信心，克服暂时困难，……。早操时，老师们又要经常提前到场；每顿开饭时，一个班的学生围簇一圈用餐时，老师们总是“巡视”一周，在没发现问题时，才肯平静地去吃饭；晚间，同学们酣然入睡了，老师总要沿待走巷逐屋查铺，给睡觉“不老实”的小同学盖被子。诸如此类的具体事情，许多，许多，桩桩件件都凝聚着学校领导和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在那个年代，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成的深情厚意，难以言表。毫不夸张地说，真是师生亲如父子，同学胜似兄弟。大同学总是无微不至地像关心自己的小弟、小妹一样来关怀小同学们的衣、食、住、行。从校长、主任、老师到同学，在任何时候都能体现出和蔼可亲，体贴备至，共同分享着大家庭的温暖。当时的领导干部更累呀！除了一切待遇和学生一样外，他们还分担具体的教课任务，转移一住下，就得挤时间备课、批改作业。备课也并非易事，要靠“找米下锅”，哪里有什么《教学大纲》和《辞典》之类的参考呀？所谓的“语文”课，也就是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政治课。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之所以学校政治空气高，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这棵幼苗能够茁壮地成长，而且压不垮，摧不烂，经常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起着主导作用。久而久之，老师成了学生最信赖的人。因之，在风云变幻莫测的日子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同学们的欢歌笑语。

长期的游击生活，养成了一套军事化作风。每到一地，师生共同制定的多种制度照办不误，人人事事都能自觉地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常年累月地坚持打扫街道，给房东和军、烈属“担满缸”(水)，向村民宣传形势等，抽时间还要帮助老乡们干活，在公产“庙地”上植树。十多年过去后的五三年，我曾重返学校活动的旧地，师生在广平县张孟村亲自担水栽的大白杨已是参天大树了，在风吹树枝哗哗作响中，又仿佛看到了当时我们争先恐后沸腾的劳动场面。早操时，照例要唱我们的《冀鲁抗日中学校歌》：

“在冀鲁平原上，

在卫河之岸旁，

我们一群青年，

聚集一堂。

学习努力，生活紧张。

不怕环境恶劣，

迎接敌人扫荡。

完成学习任务，

肩负着祖国的希望。

……。”

这支歌子是原冀南文化救国总会副主任朱丹同志于建校不久，到学校来工作时，专门为我们谱写并亲自教唱的。它在当时确实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鼓舞着我们的革命士气，激励着我们的学习热情，鞭策着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冲过了日寇三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这首歌，也确实描绘出了我们当时的情况。虽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可是这支歌子，一直在耳边迥响。每日三餐之前，要列队唱《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歌，使同学们永远铭记：我们是来自农民，养育我们的是农民，不要忘记农民，要时时事事关心、体贴农民。由于牢固地树立起这个观念，所到之处群众关系都搞得火热，天长地久，老乡们都把我们当成自家人。房东总是主动腾房子，糊窗户，借碗、筷等用具给我们。严冬季节，行军到晚上来不及搭铺，就摘下屋门，睡在门板上或地上。每人唯有一条薄被，只能铺一半盖一半。有时风雪掩盖了被子，仍睡得满香。再冻的受不了时，就四个人合铺登脚两头睡。尽管挤一点，倒还暖和舒适。老乡们见此情景，心疼的都掉下了眼泪，称道是“好孩子”，还非要我们当他们“干儿子”、“干闺女”。老乡们的挚诚，感动得我们也落下眼泪。在当时，老乡们生活在“吃了上顿摸不着下顿”的日子里，还经常把视如命根的一点不肯自己用的红薯、花生给我们吃，推都推不出去，房东满意地看着我们吃下去才肯离开。人民确实教育了我们。诸如此类的事，举不胜举。在艰难年代里培育出的骨肉情感，是纯洁而真诚的，表现出了鱼水相依的亲密无间的友情，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严酷的游击环境，不得不迫使我们养成一种“和衣而眠”的习惯。加上老乡房子紧缺，只能一个班十来个人挤在一个不足八平方米的土坑上。被人们称之为“革命虫”的虱子在衣服、被子里到处都有，白天乱咬，浑身发痒；到了夜间，根本使你难以入睡。实事求是地说，在衣服缝里，简直要连成串了，身上一片片都抓破流出了鲜血。没有办法，只好每晚休息前或早起时，同学们围在棉油灯下打一场“捉虱子歼灭战”。尤其厌恶的是疥疮，更折磨得难堪。干疥稍感幸运，浓泡疥疮，严重到使人行走艰难。夜静要架燃谷草，再向身上抹满猪油拌硫碘的“疥药”，烤的浑身流汗。同学们还幽默地说：“在家还是爹娘，得病还是疥痒”。当时为了轻装，哪里有多余的衣服换呀！要洗，遇上夏天，只好光着膀子，或借同学的，待晾干后穿上；到了冬季，只好搞点草柴呈借烤疥疮的机会，在大火边烤干。说起洗衣服，就是靠从老乡的炉灶下掏来的草木灰，用过滤的水或是割把“灰灰菜”挤出汁搓洗。当时根本买不到肥皂，就是有也买不起。能用一角八分钱买上一袋“金牛牌”牙粉，就够阔气。大多数同学刷牙，全靠的是硝盐。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们没有悲观，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凭着一颗崇高的革命信念，坚持着，坚持着……。

学习紧张，业余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共产党员发挥了很大作用。学校里建立了业余宣传队，由学生中的党员带头搞起了“剧团”。那时的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时期，多数同学不可能知道。诚然，在同学中处于对党的炽热感情，在平时的接触中，从模范带头作用上也会使人猜测出来，如李文明(现任湖北省委顾委秘书长)、赵建新(现青海省经委主任)、郝长征(现天津市机械配件公司书记)、崔新民(现湖南省外事办主任)、韩洪章(现名肖寒)、赵善政、刘思乐等自然地成为同学心目中受敬佩的人。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许。因而，在工作和学习中，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这些党员同学遇有重大事情都通过群众去付诸实施，比如“七七”、“九一八”和“校庆”等，他们都要率先行动借老乡的门板，搭起土台子，演出有关抗日内容的节目。在当时战争环境，能看到一场“文明戏”，老乡们是很欢迎的。就是平时，这些同学都能身先士卒做到进村搞宣传，离村查纪律，随时讲评，使全体同学养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四一年举行的“校庆”一周年，是在离肥乡四十华里的鸡泽屯(曲周、广平县交界处)举行的。那天，肥乡县抗日政府、抗日高小和周围的“青抗先”、儿童团都来祝贺。会上，还演出同学们自编的节目，显得过节一般的热闹。当天，还破例的宰了一只羊，每人两个馒头，师生们围在一起举行了“大会餐”。师生们个个高兴得喜出望外，老乡们也对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倍加赞赏。围观的人感慨地说：“你们学校除了学习外，还是宣传队、工作队、真是一点也不含糊！”

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亲日反共的面目彻底败露，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群魔乱舞，这是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高峰的时期。日寇便借助于这点，集中兵力对我进行分割、围剿，频繁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囚笼政策”步步逼紧。消息传来，使这一带干部群众的情绪受到了直接影响。我们怀着无比义愤的心情，分赴周围乡村，向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的反动面目，我新四军将士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所受到的巨大损失等，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反共、亲日罪行的满腔怒火；对蒋介石政府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对我党、我军抗日救国方针更加信赖，坚定了信心。我们所到之处，《皖南泪》歌声响彻全村，对后来的发动群众参军参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一年秋初，上级根据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的讲话精神，结合我们学校参加社会活动的实践经验，更加意识到培养有文化的抗日后备干部的重要。当时，在我军连克肥乡、广平、成安、沙河等县城后，日寇对我冀南区的“扫荡”更为加剧，妄图消灭我军主力。在冀南区处于最艰苦的时期，领导果断地做出决定，在学校暂住地--肥乡县北营(肥乡东北二十华里)又招收了一批学生，来更多地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因为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恐日(本)病”，所以原来设想的招生计划没有实现，大部录取才收了三、四十人。“考场’设在北营村南边的一个干枯的坑塘里。有的靠在大树上，有的伏在膝盖上，还有的趴在地上来答卷子。时间不到半天就考完了。录取后通知报到时，又少来十多人。尽管这样，学生人数已达百人以上，连教职员工总计约一百人多一点。

这年仲秋，日寇的气焰进一步嚣张，继搞起第五次“强化治安’，周围县城的敌人几乎天天出动扫荡、围剿，烧、杀、抢、掠，使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从广平、肥乡边缘地区逐步东去，向曲、广、馆接壤地转移。当时，敌人在县与县之间已经普遍修筑或正在修筑公路，靠公路旁又挖了深约一丈五、宽两丈的“封锁沟”，使我们局限在很小范围内活动。条件虽苦，可是党校的政治气氛却更浓。白天仍继续在树林里坚持学习，夜间曾多次配合军民到远离驻地三、四十里开外的封锁线去破公路、割电线、催公粮、收军鞋、搞募捐……。这样的忙碌，我们不但不感到疲劳，而且都还觉得十分有趣，同学们形容是给敌人“捉迷藏”。每取得一次破获敌人交通的胜利，都为之莫大安慰和骄傲。为什么环境紧张不退缩，生活艰苦勇进取呢？除了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就是“上大课’的作用。在那样的艰苦岁月中，最多不过一两个月，我们学校和专署直属机关以及附近的县、区干部，都能集中在驻地树林里，听一次“大课”。曾记得，给讲过大课的多是冀南区党委和三地委的领导同志，有张策、李大章(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王幼平(当时八旅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陈再道(当时冀南军区司令员)、王笑一、肖永智(当时的新八旅政委)、乔晓光(冀南三地委书记，现任广西第一书记)、杨易辰(地委宣传部长，现任最高人民检查院院长)，还有一位据介绍是十八集团军的一个姓周的部长也给我们上过“大课”。在讲的内容上，有国际、国内形势，有针对当时干部群众思想问题的专题，有大家最关心的大事件，有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每次“大课”，都给人以鼓舞，给今后指明了方向，有理有据，百听不厌。偌大的会场，在数千人面前讲话，听者鸦雀无声，一动不动。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享受。每一次“大课”，就犹如一次加油站，给我们树立信心，增加勇气。还有一次由日本反战同盟华北支部秋山良照(据有的资料提到说后来回国当了日共中央委员)和水原建次郎等，演出的反映日军反战情绪的话剧，使我们很受启发，更加坚定了“日寇必败，我们必胜”的信心。

为了贯彻党中央“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针锋相对地反对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我们学校还选出代表七人，其中有副校长王琳和原大名七师教务长晁哲甫(曾任河南省副省长)参加在威县召开的冀南区选举工作。连我们所选的代表总计二十八人中，一致推选丁哲民为冀南区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举中的学校代表。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学生人数很不稳定，学生经常有进、有出，各地保送来学习的时有发生，虽然也有测验，但并不严格。在出的人中，有因某个地方急需而调走的，如调吴风歧等到永(年)北对敌斗争严酷的地区去工作；有的是接受党的指示进行深造，如马杰三等到延安去学习。当然也有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自动退学的。可以说，学校的绝大多数都在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奋发学习，随时准备着迎接可能发生的更为艰苦的考验。

不仅要学习，而且要工作，还要搞武装保卫。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参加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除了就地搞宣传工作，还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经常抽调去协助政府搞些力所能及的临时性的紧急任务。有一次，已进入严冬季节，我们几位大同学跟随当时专员兼校长孟夫唐一起，越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淌过已经结冰的滏阳河水，到永年北面云征收公粮，动员群众参军等。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和学校的安全，便于警戒，上级还给我们配了二十多条枪和一部分手榴弹，好应付突然事件。

冀鲁中学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卫河之畔，太行东麓，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的群众工作，艰苦办学和战地动员工作等，多次获得地委、专署的赞扬。乔晓光、杨易辰等领导同志不断来学校作具体指导和帮助解决问题。《人山报》上也多次发表有关学校这些方面的宣传报道，都给我们以极大鼓励。

(三)

在我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狂的时期。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德意日进一步勾结，妄想称霸世界。日寇的胃口越来越大，猖狂的程度登峰造极，仅就日寇在冀南三分区一带的小范围的“扫荡”已无法计算，涉及到十余县，纠集日伪军万以上大规模的“铁壁合围”，从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到四月二十九日，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内就有三次。“合围”过后，惨不忍睹。老乡们面面相觑，沉默踌躇，只能相互交换下安慰的眼神。这对于我们，得到的乃是从战火中受到了最生动、最实际的抗日救国教育和一场具体的检验与锻炼。

在一九四二年春节前的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带人们都习惯的称之是“腊八”节(即阴历十二月初八)，该吃“腊八粥”了，人们在苦难之中，露出了点笑脸。祈祷老天保佑，过个平安春节。同时，也为年关的生活发愁而忙碌不休。在这个节骨眼上的“腊八”节，日寇集中大名、广平、成安、肥乡、永年、曲周、丘县、馆陶等数县之敌，对我曲、邱、馆、广边沿地带仅有的一块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残酷的“铁壁合围”。

“腊八”头一天，伙食员就忙着准备。这天一起早就做好饭，好让我们“饱餐”一顿。就在我们驻地留女固村(广、曲、馆三角点上)西南方向十华 里的蒋庄、未庄一带有炽白色灯光和隆呜声音，担任警戒的同学意识到情况异常，(那时候，是轮流值班提任警戒任务，大个子背枪，小个子看香。没有钟表，以点香来计算时间)经汇报后，全校师生迅速起床，打好背包，集中在村东的打谷场上待命。天蒙蒙亮时，我们按上级指示踏过坎坷不平的黄河故道，向东南方向馆陶县的拐渠进发。为安全计，让小同学和女同学先走。当大同学刚离村时，村南边的日寇就发出激烈的枪声。子弹打在了兼管刻写员韩家麟背包里的钢板，而没有被打透受伤。一路上，情况十分紧急，日本的“红膏药”旗到处可见，敌人机枪扫射之烈，连头也难抬起。有幸，那天正赶迷眼大风，师生们才几步一起一伏地喘着气，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脚未停稳，又听到南馆陶敌人要增扰的情报，马不停蹄地转向西南方向，随着地委和专署等工作人员躲开了敌人，经馆陶西河寨、广平潘寨、大名谢寨、西司庄、屯头，走走停停，周旋达六、七十里。几乎一个整天的时间，总算在大名县屯头村才吃上了一顿饭。在夜幕将要降临时，大名的大队敌人稀稀拉拉的从谢寨经老陶营南去，我们乘机沿着通向谢寨的战备沟陶蔽着北去，夜宿在广平县北张村小学校的课桌上。一个整天，近八十里的盘旋行军的疲劳，全部在这里消失了。第二天(即阴历十二月初九)一早，又重返留女固村，仅仅才一天的时间，这村却被敌人糟踏的不成个样子。鸡、猪几乎被杀光，衣物被抢劫大半，个个老乡都眼含着泪水，愤怒地注视着这劫后现场。平时受吵闹的孩子，大白天也不吵不闹了。我们备好的“腊八粥”，也被敌人屙上了大便。日寇惨无人道的恶劣行径，使人们难以忍受！

据知，敌人的“腊八合围”，采用的是“拉网”惊鱼的战术，自南向北，由大圈到小圈，最后聚而歼之。敌人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我主力新八旅二十二团。可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没打好。我军指战员在于笑虹政委领导下，表现出高度的抗日救国热情。他们在西张孟、崔庄、侯村、烟屯等村多次激战中，英勇冲杀，最后在曲周县吕洞固西头的李家地主大院里，面对仅有一墙之隔，敌多于我兵力的形势下，我指战员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入夜，我英勇的子弟兵终于突破了敌人的装甲坦克的重重包围，创建了冀南平原作战史上著名的“吕洞固战斗”，取得了反“合围”的伟大胜利。也就在这块土地上，不少英雄的战士，在战斗中为了我们和我们祖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时至今日，在吕洞固村后和侯村南地的翠柏丛中，还长眠着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光荣牺牲的烈士。

四二年春节放假回到学校才不多天，我们还是刚转移到第一次遇“合围”的留女固村，又遇到第二次“铁壁合围”。这次更为突然，敌人集中的兵力更多。我们仍然沿用上次的经验，突围时，指定熟知这带情况的同学引路，当走到村东南黄河故道沙滩时，与日寇相遇。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中，一些老乡倒下去了。在混乱中陈自主任自然成了指挥员，趁着枪声稍息，发出“集合地点--马连固！”频频的喊话。我们的王金中(馆陶县孟良寨人)同学就是这次到在血泊中，他是从大名师范刚合并过来的。敌人撤退后，师生们费了几天功夫，才在曲周县的马连固村的一个大庙里集中起来。这次反“扫荡”，我新八旅又立战功，又有一些战士为保护群众而献出了生命。在曲周县西阳固村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于笑虹政委身穿被敌人刺破的棉衣在台上讲了话。严峻的战争生活，激励着我们心灵的风帆，象奔腾的热流，追逐着我们勇往直前。烈士们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我们，为了抗日的胜利，不惜牺牲一切。

经过“腊八合围”和阴历三月的“合围”，社会上对学校的遭遇谣传很多，一些学生家长很不放心，纷纷从几十里、百里以外，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沟”和日寇的“炮楼”脚下，冒险来看望自己的亲人。好些家长还向“观音菩萨”许下“保平安”供品。这些来自远方的亲人，有的安慰自己的子弟好好学习，成为有用人才；有的要拉回到家去，待平和了再学；也有的出于溺爱，屈服于艰苦，让孩子干脆回家种地去。但是，这些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年青人，对于众多的社会舆论和压力，没有动摇坚强的信念和为抗日胜利而学习的决心。相反，更增强了斗志。当然在艰苦的环境中，也有极个别人，堕落下去，文书门××、学生王××就投敌当了叛徒。“大队长”谷经武，更进一步暴露了汉奸嘴脸，跑到大名充当了敌人的走狗。

谷经武逃跑后，引起我们强烈的愤慨。为了使大家真正认识谷的本来面目，全校师生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了一场“反谷经武斗争”，借以肃清影响，提高觉悟。从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谷经武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敌特分子(也有说他是托派的)。四一年春，谷分配来校工作时，上级已给学校党组织交了底，由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握并监视。学校领导与专区保卫部门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谷平日的表现，证明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常以“正人君子”自欺欺人。他行政上是“大队长”头衔，平时很少讲话，非常善长伪装。在讲话中有时讲道“四·一二”事变时，还表示“沉痛”，假惺惺地挤出几点眼泪。他的行为确实欺骗了某些不知底细的、幼稚的青年人。还有的误以为他是党员。在当时，党组织处在秘密时期，对于所掌握的谷经武情况，也不可能让大家知道。据所知材料：谷经武在腊八“合围”以前，就通过勤务员外号“罗锅”的，经常以“探家”为名，频繁来往于大名城北约三十余里的廉山庄敌“炮楼”，密切与敌人联系。在腊八“大扫荡”中，谷更费尽心机，把学校领向敌人来向，企图把我们引入虎穴。谷经武的阴险诡计，被学校当场识破，果断地采取措施，背谷经武道而行之，才转危为安。这次脱险，幸有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才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免除了一场险境。事件后，继又从邮包中发现敌人写给谷的密信，谷被专区保卫部门拘留。后来，在一次行军途中，谷寻机逃跑到廉山庄敌人炮楼里。在“反谷斗争”中，师生们又一次经受了考验，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革命觉悟以及在复杂斗争中，如何来识别和处理复杂事物的自觉性。

“腊八”和三月间两次大规模反“合围”反“围剿”的胜利，对我军民是个莫大的鼓舞。敌人却狗急跳墙，反动气焰更为嚣张。大股的、小股的“扫荡”越演越烈，使我们没有喘气的机会，没有站脚的地方。面临这更为严酷的困境，对所有的人来说，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思想上的混乱，简称之谓“思混”。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说什么“这样的铁壁合围加戴盖(指飞机)，一次死不了，两次砸不着，三次、四次受不了”。有的妥协回家，有的索性投敌当叛徒。这期间，日寇又在我们经常驻在的侯村、平固庄、蒋庄、韩村等村镇，十里、八里的相继按了“炮楼”，学校就不得不从肥、广、曲的三角地带，转移到馆、邱、曲三县边缘地区的来村、苏堡、庄固一带。这些村子飞沙地薄，赶上风天时吃一顿饭，用手巾盖住也要吃进不少沙粒。就是这样，只要能够好好学习几天不发生敌情，也算是幸运了。

形势的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还是这一年--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获悉周围几县敌人又陆续增兵要“扫荡”的消息。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上级决定我们立即转移到冀南四分区的威县以南、邱县以北，在冀南区内唯一的一小块南北二十里、东西三十里的狭长根据地去，好躲开敌人的“合围”。当夜，从馆陶的西苏堡出发，在我地下敌工人员的引导下，越过敌人戒备森严的邱(县)、馆(陶)公路和封锁沟，从日伪的炮楼跟下通过。天亮以前，到了邱县北的南辛店。一个整夜的紧张行军，连背包还没来得及解开，又接情报说：邢台、德州、临清三股敌人，又要在邱(县)北“扫荡”。因为我们第一次来邱北，人地生疏，手足无措，只能依靠这一带的学生作向导，匆忙的、三三五五的分散到周围的香城固、波留固、大槐树和倪宋等各村去。脚未停住，四面就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枪声。逃难的人群，东西南北乱碰头，人们的心中，广阔天地无宁土，简直到了人人有家难归，个个无处存身的地步。学校中不少人的衣服、被子和书籍之类，不便携带的，就掩藏在各村的地下、房上，好来混入人群迷惑敌人。混乱之中的当天午夜，速返邱、馆路南旧地。因之，这次学校和师生的大部衣物等，来不及找取而丢失。据后来有的材料说，那次邱北“扫荡”，是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为“围剿”冀南区党政机关的一次大的“扫荡”。这就是冀中“五一”大扫荡前夕，在冀南区闻名的“四·二九”大“扫荡”。

敌人尽管挖空心思，由于我军民的紧密配合和我地下敌工工作的努力，日寇在这一次“合围”中，又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我们学校也安全转移，又取得了反“合围”的胜利。

(四)

毛泽东同志在四二年《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过，抗日第五年、第六年和第一年、第二年不相同，也和第三年、第四年不相同，即接近着胜利，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

事实正是这样，由于连年的虫、旱和日伪的骚扰而造成的灾荒，群众衣食受到严重威胁。这两年的春荒时节，除去少数富户可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外，广大群众靠棉籽、玉米芯和树叶来充饥，大地上的干野菜都拣的净光。再加之形势愈加恶化，我们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也愈加受到限制。当我们重返邱、馆封锁线南不久，到了抬头见炮楼，迈步登公路的严重地步。象过去那些集中居住集中学习，已经成为不可能。学习少了，形势报告多了，“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的形势动员报告是经常的课题，给予我们崇高的精神寄托，启迪我们鼓起勇气，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在“坚持就是胜利”的思想指导下，分别疏散在馆陶县最西部的南拐渠、拐渠屯、麻呼寨、庄固等南北十余里的十多村的老乡家中“吃派饭”(即在农民家轮流吃饭)。头天约定地点，白天集中上课，晚上分村居住。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只能是这样来坚持。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三天两头行军转移了。这带人们鼓励我们，赞扬我们，形象地称道我们活动的区域为“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环境恶化，交通断绝，不少同学的衣着由于在邱(县)北的丢失而不能得到接济。阴历五月节后，老乡全部换了单衣，戴上草帽开始夏锄了，然而，来自游击区的一些同学还穿着一身生满虱子的棉衣脱不下来。那时的同学关系，真胜过亲兄妹，有的女同学如沙静波姐妹俩和杜慕剑等给男同学做鞋子，有的男同学如郝长征、韩洪章等帮做单衣。不仅如此，连附近一些同学的家长还三番五次找去家中做客，给予安慰。这种事例，我们都终生难忘。在极端困难中，能够在生活中、精神上得到如此温暖，更加促进了我们学习和战斗。

在革命形势日趋艰苦，日寇的“铁壁合围”、“蚕食”政策和“三光”政策恶劣的环境下，师生们满怀激情，“为做新时代的先锋”，而一次又一次的“迎接敌人的扫荡”。在“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口号鼓舞下，我们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这样“明聚夜散”的学习方式，整整坚持了四、五个月。

四二年秋，日寇在冀南的进攻，更是步步进逼，就连我们坚持“明聚夜散”的“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也站不住脚了。日寇在馆陶县西部几个村庄，又相继安了几个“炮楼”，仅有的一点学习和生活条件也无法利用。尔后，在我们驻村一带东北方向的徐村、正东方向的法寺也安上了“炮楼”。因距敌人太近，时有被骚扰的可能。有一天，敌人晚上出来抓户时，就把同学修东鲁(临清人)抓走了。以后通过我们的“内线”，用钱赎了回来。不久，又有可靠情报报告，日寇还要在我们分散住的南拐渠等村安“炮楼”。那时的情况紧急异常，在冀南三分区的范围内，再难以寻到可供我们学校公开活动的地方。

九月间，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我们决不能继续维持庞大的机构。在冀南区，随着环境的恶化和形势的需要，党、政、军机关普遍实行“化整为零”和“精兵简政”，以便更有效地保存实力，坚持对敌斗争，有的改换服装，转入了敌人纵深处，有的变集中活动为小分队活动。我们的学校也就在这种形势下，地委决定提前抽调一批年龄大的学生走上了工作岗位。随之，于一九四二年冬初，决定学校暂时停办，全部分配工作。当时，学生人数约有五十人。学校领导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本着当时提倡的“干部地方化”的意图，按照学生的原籍，提交地委，按名单分配到冀南区一、三、四地委机关和所属的各县去。

(五)

在短短两年半时间的峥嵘岁月里，在学校领导、老师认真而又热情的教育中，在三天两头行军途中，在数次敌人“合围”和一条被子、一个书包的简陋行装下，学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可是，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师生的革命风气越来越浓，学习热情越来越高，不仅学习了文化，而且还锻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锐意进取的性格，对胜利充满着信心。

抗日的激情，鼓舞着我们为革命而学习的勇气，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们坚强的斗争意志；革命的道理，铸造出一颗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在亲身经历中，近三年来的硝烟云雾，使我们逐步地成熟起来。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新的光彩。

近三年的游击式的学校生活，陶冶了我们为新中国的解放而贡献一切的红心。这批过去经过风雨的拍打和烟硝熏陶的同学，在走向工作岗位后，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殷切期望，没有辜负学校党组织和老师的谆谆教诲，没有辜负抚育和支持我们的乡村父老。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有些出校后就到日伪统治的地区提任了武工队长、区委书记，直接投身于度荒、生产、支前活动，像李文明同学就活跃于日冠出没无常的游击区，经常置生命于不顾，组织民兵开展“学习赵贵山(冀南三分区民兵战斗英雄)运动”，精心组织联防，和周围敌据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象田永升等直接到敌人统治森严的纵深区功岑县(现永年，该名称是这县抗日县长马功岑牺牲后命名的)二区游击队担任了指导员。由于他平易近人，身先士卒，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参加过数十次战斗。最后，在掩护同志们退却时光荣牺牲。有的如唐汉卿分配到部队去搞敌工工作，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进行瓦解伪军工作和建立内线关系，在肥乡、成安、邯郸一带颇有名气，人们称之是“孩子胆量大”的小老干部。有的人分到地、县党、政机关搞秘书工作、新闻报导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人们共知的“小黑孩”秦书杰(后改为国英)在不长的时间里，即成为原冀南三地委机关报《人山报》比较有名的通讯员、记者和编辑，不断深入基层进行采访，发表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新闻报道。还有一部分人，如马杰三、韩洪儒等人，受党的指派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把去学习。也有的是到敌我斗争尖锐、地方反动势力猖獗地区，直接搞除奸反霸斗争，如崔新民等到永(年)、邯(郸)、肥(乡)搞公安保卫工作。邯郸解放后到市区去，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上做出了贡献，等等。这批同学在蓓蕾初开时，就散发出引人喜爱的芳香，受到党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的赞许。

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的发展和年龄的增长，这批同学已遍布于祖国各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中坚的作用。当年，幼稚可爱，天真活泼的小青年，如今已两髦斑白，年近花甲。如今这批年近花甲志不衰的同学，仍在继续发扬着冀鲁抗日中学的校风，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横刀立马奔驰在新长征的大道上。湖北省委顾委秘书长李文明说：“当年的战火年代锻炼了我们，学校老师慈母般的爱怜和教育，才使我在长期工作中壮大胆量，满身劲，她使我认识到当时、现在和将来。”北京军区马杰三经常写信谈：“不少的革命道理，是在学校里学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使我健壮成长，在任何情况下永不畏惧，永不退缩，对革命前途充满着信心。”国务院能源办公室韩洪章曾说：“中学两年多，胜读十年书。在艰苦年代里最能炼出智慧和才能。”担任邯郸农业专科学校讲师的朱光跃非常感慨的说：“我热爱文化知识，尤其中学时记忆最深。冀鲁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多情重义，直接感染了我。之所以我热爱教育事业，与其关系极大。正因为这样，在十年浩劫中尽管批什么‘师道尊严’，我也没放弃教书的业务”。抚今顾昔，情况大异，展望将来，信心倍增。这批具有坚强性格的同学正在各自的不同岗位上，为彻底实现党的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提出的宏伟兰图，不遗余力地工作着。虽然有的已经退居二线，但他们仍然“老骥伏枥、壮志不已”，在培养中、青年干部中发挥余热，积极的承担自己应尽的职责，继续伴随着时代飞扬着的音符，增谱新的篇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链接：http://www.handanwenhua.net/hdwhua/2022-05-21/5924.html

凡注明来源邯郸文化网的文章，属邯郸文化网原创

请尊重作者，转载注明作者、文章出处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311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