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根基
张化南
百年基业，教育为本，我在漫长的人生中，曾三次调到文教局工作，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教育象接力赛跑一样，将入校的孩子从小学培养到中学毕业，在这时期是县文教管理阶段，是学生打好根基的最佳时期。要为大学培养出合格人才，为社会主义培养有知识的新型劳动者，文教局担负着这一赛程的艰巨任务。下边我就谈谈我在文教战线的前前后后。
在调进文教局之前我当了几年中心校长，负责十几名教师和几个村庄的小学校工作。在这期间经常接触社会、学校、教师、村干、学生及家长，对他们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和体会。我在工作中有时也遇到过问题，碰过钉子。那时的学校秩序紊乱，干部干涉多，成份高的学生学习没有保障，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当时的口号是：“地富子女没好的”。那时我在丛善楼中心校工作，在过“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个学校被逐出校门十几名青年学生。成份高的教师也不能很好地工作，“左”的思想统治着学校。我是在这种形势下调进文教科（现在文教局）工作的。当时的科长是黄曲辰，他看我坚持真理，科里需要人，就把我调进了文教科。
1949年，元朝县和大名县合并称大名县。我调到文教科后，遂去保定省艺校学习了半年，这半年时间匆匆而过。学习的是戏曲理论，白天学习，晚上实践去看戏，为实习时间。让学员分辨什么是现代戏，什么是历史戏，什么叫爱情戏，什么叫色情戏，什么是封建迷信和古怪戏，什么是神话戏等等。在学习戏曲理论基础上，又学习了文化馆的业务和农村的曲艺和对文艺工作的管理。回县时间不长就调到了县委宣传部了。
1961年我从岳城水库回来后，我的工作从县委宣传部调到文教局，担任局长职务。业务生，同宣传部的工作不同，任务具体，有时连孩子上学都找文教局。我面对客观现实，尽快由生手变成熟手，由外行变成内行，不能今年是外行，明年是外行，总当外行，就不好交待了。于是我就抓紧熟习业务，调查研究，变被动为主动，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为了熟习业务，我找来一本书是列宁夫人著的，书的名子我忘了，印象是厚厚的一本，内容是论述教育。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为了多学知识和掌握上级领导对文教工作的指示精神，从不错过一次机会。记得那是在1961年的腊月二十四、五，我同杨章玉等三位同志去地委开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我的肚子开始痛了，吃了止痛片硬坚持着听了地委领导的报告，下午讨论时疼痛不止，汗珠子像黄豆粒一颗一颗的滚动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报告的内容。后来把我送进了邯郸市第一医院，经检查是阑尾炎，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才完成，巳化脓了。会议结束后，同志们要留下来照顾我，被我谢绝了，我对老杨同志说，你抓紧时间回去把这次会议精神向县委汇报，把春节期间的工作安排一下。我已做了手术缓缓劲就好了，你回去后不要对我家属说我病的事，以免他们挂念。经过刻苦的学习业务，知道了在文教局工作上往什么地方用劲了，也有了兴趣，可是却结束了这项工作。
1975年，我再次调文教局工作。这次在文教局工作是“文革”以后，任务重，教师散，人心散，学生野了，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等等问题，需下一番功夫，才能走向正规。
一、带出一个团结、紧张的班子
我调到文教局工作后心情舒畅，干劲也大。这个局是原来的文教组改的局，原来的组长担任副局长，我担任局长职务，以原来的文教组为基础又增加了几名局级干部。在局里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局里和领导班子的人，在文革期间有反对我和动手打过我的人，我从不记个人恩怨，平等对人。县里分给局里一台缝纫机，这时的物资紧张，别看一台缝纫机不算啥，也是争着要，给谁思想没有数。需要的人正是动手打我的人，他需要就给他吧。县领导对我的工作很尊重，县委支持我的工作，教育上有许多事要办呀！全县中、小学校没有一名校长，一些有名望的中小学教师被下放，一些教师肚里有气，更多是一些教师经历惊涛骇浪后，心情还没有恢复正常，师资教育停顿，娃娃依然出生，教师严重缺乏，还有一个可怕的问题，是孩子跑野了，身在学校，心在荒野。
工作要办好，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经过严格筛选，将一名组织性、原则性强的公社书记调局里工作，他分管了人事、财务及文艺工作。经过建议，又从县委党校将一位有才干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调局里抓业务。我们局长有了分工，有职有权，各司其事、各负其责。安排全县中小学校长，按说，开个会下任命书就行了，其实不那么简单，单靠开会不行，还要面对面地工作。我和管文教的书记和分管人事、财务的副局长一行三人骑自行车，在全县跑了起来。一天，我们见一位同志，他是个老教育了，正是因为老，动乱中受害最重，污辱他的人格，让其“羊羔”吃奶，他的两只耳朵各掉了半个。那天，大家都说了心里话，气顺了，他出任了大名一中副校长。跑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了解了很多问题，增长不少的感性知识。局里老沙说，往下跑跑，比呆在上边等问题强得多，全县所有的中、小学校都有了校长，干工作的人就更多了。县委、县长都很支持，尊重我们的工作，他们都有分工，该谁管的谁管，决不乱管、乱插手，乱布置任务。但在人事安排中也有一些领导写条子的事。如有位常委给我写信让地区公安处一位干部的家属民办转正，还有一位书记写信要一个自然减员指标给汽车站站长的孩子当个教员，我给他们说清了不能办的理由，都拒绝了他们。从这以后我们的工作更顺利了，不该来的就不来了，该我们办的事一定办。县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很信任，真是：用者不疑，疑者不用。我们的工作给县里增了光，在全地区排前几名，在省也是先进县份。
二、培养一支为人民服务的教师队伍
教育问题是教师问题。做教师工作的人虽然多了，有些事情需要县局拍板，还要白己亲自去做。一中有位有名的语文教师，动乱中爱人含冤而死，她本人又被下放农村，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和其他负责同志看望她，同她谈心里话，谈自己的态度以及个人受害的程度。我在“文革”中相隔几个月死去双亲，老婆神经了，孩子吓呆了，我受害不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她又回到了一中。还有位小学语文教师，有学问工作好，因出身不好在动乱中受到了严重冲击。恢复教学后，依然工作很好。老实讲，她虽然年过半百，可仍有点书生气，处事“本领”不高，教师评定职称时，她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左”的思想较严重的人极力反对，我出面做了些思想工作，认识问题解决了，事情顺利定下了。看来，这虽然是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一片人气顺了。教师缺乏，特别是合格的教师太缺乏，怎么办？局里选拔了四十名高中毕业民办教师，恳求大名师范学校给了一个代培班，一年毕业被分配到小学任教。大名师范学校为大名教出了合格的学生，给大名办了一件特大的好事，没有谢人家，我在这里向你们致以谢意。为了发展教师队伍，征得局几位主要同志同意，还启用了几名原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其中一名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他有文化，大学招生时到他家求教的学生不断，他的身体不好，虽然过了安排年龄，但他还能给国家出几年力，就安排了他。这件事在当时来说是有风险的，有些同志还为我捏着一把汗。我这个人从实际出发，看准了就干。教师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还有些问题须长期注意解决。如教师的巩固、待遇、地位、素质等等问题都需要注意提高，说实在话，教育上该办的事太多了，急需办的事太多了。所以我黑天白日的去跑、去干，全县的村庄就是我的场地，学校就是我的战场，时间实在宝贵。没有时间去看朋友，没有时间去看病人，写封私信的时间就没有，更没有时间去料理家务。也许赶得过紧了，一天竟晕倒在第一中学，还好，从小吃苦有股犟劲，稍停了一会，郭医生一量血压，高压200低压110以上，那时还不懂血压的严重性，让我卧床休息，我只休息了一天，就又开始工作啦！
三、给教师撑腰、担担子、让方便
教育问题是复杂的事务性很强的工作。事情没完没了，一个劲干，一个劲的有，总不给留有歇脚的时间。我拿定主意；自己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它成堆。1976年评工资时县里给了局本身六名指标。我首先声明我不要，不要评我。评定工资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评定不好会影响团结、影响工作，所以我广泛的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在征求同志们意见的基础上，局里决定由全局人员分组评定，这次评定，评出了风格，评出了团结，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大家都心服口服，没有留下后遗症。文教战线这次评工资像文教局一样顺利完成了任务。了解我的人还好一点，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点怪！在工作中不愿当模范，当标兵，愿多出点力多流点汗，只要是有点荣誉的事愿给别人，让我周围的人都进步，让大家都进步，文教战线的工作上去了，同志们进步了，这就是我的荣誉。被人们称赞的荣誉在人们心目中不易被夺走，表扬文教干部，树立他们的正气，鼓励他们的干劲，培养他们的威信。遇到不平问题给教师撑腰，给教师打气，给教师正名。这就是我的终生事业，这就是我的本份。比如，1976年xx村干部蛮不讲理打教师，为此县里召开了广播大会，批评了这件事的严重性，点了他的名，令他到县检查。这一举动对全县震动很大，不能光叫别人支持咱，咱也得支持别人。在整顿剧团时，剧团一些演员对一位副局长的讲话有意见，他们不怯场，找书记，找县长，到处乱找，不叫你安生工作。为了平息这件事，于是我去了剧团，说副局长的讲话是为了让大家团结，不是让大家分裂，他的讲话是代表局里讲的，他讲的内容我知道，有意见就批评我吧！就给我提吧！这样，这件事才算平息了。对此有人说我三分傻气，我说：说啥就算啥吧，事平息了整顿剧团工作仍在进行中。县委管组织的书记给我说：从文教局调一名副局长到一中去当一把手，人员还得让我选，我拣好的选，因为一中是县级的架子，又是地、县重点学校，没有点水平和资历到那里去是打不开局面的。县里在发展党、团员、招工、招生、征兵、评模、参加会议都有文教上一定的代表参加。著名的模范教师徐志杰当选县人大代表、副主任。一中政治教师王金江当选县政协委员、副主席。1975年把教师进修学校恢复建立了起来，有了教师和校长，培训了近千名小学教师。
四、当好教师的排头兵，当好教师的表率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当好教师的排头兵，这是搞好教师队伍的基本原则，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文教战线全体做到的事情，首先要求局本身的同志做到。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先进的行动和经验，并在文教战线上评出各种类型的典范，使之成为广大教师学习的典范、标兵。有了被广大教师承认下来的先进人物，才能推动全县教师队伍向他们学习，使之在工作中鞭策自己，总结自己，奋发向前奔。
在前进中也会有曲折，一中校长黄友贤调出时，县委给他饯行，他激动了，他拉住我的手哭着说：“老弟，我在大名整整十七年，教训有三：一要以身作则，千万不要搞特殊；二要培养干部，擦亮眼睛，千万不要被小刀、小枪所迷惑，三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水平，以免上当受骗”。我吸收了黄校长的经验，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调查发现一中教导主任的办学精神可嘉，被誉为“中学教育专家”。当看到培养出的花朵，装点祖国河山的时候，他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出席了河北省的群英会，又去了北戴河疗养，回来说：“领导不应该给的待遇都给了，我要努力办好学校，回敬领导”。他的工作做的实在好，备课、上课、辅导、补课、作业批改、成绩考核等等他都把着关。他始终在落实着学校的计划，每个环节出了毛病，他就追根求源，决不会轻易放过。工农兵小学校长几十年如一日，工作得很红火，创造条件盖了教学大楼，学校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奖。大名在过去长期以来，是冀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教育发达，英才辈出，涌现出许多历史名人物。四千名教育工作者，同心协力，为振兴我县教育而奋斗着。
五、教育战线上的福利，别人不得侵占
1976年以前教育上自然减员补充教师的指标全县统一使用，文教局没有权使用，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最了解教师的是搞教育的同志，谁该转正，他们心里最有数，县里应该将权放给文教局。教师的工作是最辛苦的，他们整天面对学生、讲台、黑板，粉笔沫污染着他们，五黄六月、十冬腊月更辛苦。在有了待遇的时候怎么能忍心从他们手里夺走，应该体会教师的困难。根据教师的反映，我召开了局长办公会议，拿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意见的中心是：文教上自然减员后补充教师权应回归文教局，不得全县统一使用。县委、县长同意了文教局的意见，从此以后就归文教使用了。这一举动在全区引起了轰动，开会时有许多县的同志问我解决的办法，我的回答是：教师的待遇别人不能侵占，这是根本。再者就是征得县委、县长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农民把教师看成了先生，先生的利益不得侵犯。你们看，孩子头两个教师是爹娘，又哭又叫拉把着多不容易呀！待长到六、七岁时，离开了爹娘步入了校门，要一天天围着教师转，老师教他们识字、念字母、批改作业、考试等等，是多么辛苦啊。有时，孩子把老师的话当成圣旨给爹娘学，爹娘的话不听也得听老师的话。我们都在关心着孩子，过的是孩子的日子，这样讲来，怎能亏待教师呢。
六、把颠倒的＋七年再颠倒过来，这是不过份的
十七年的教育坚持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方针，是应该肯定的。否定十七年的教育是不对的。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培养了多少建设人才，为什么歪着嘴说话。有人说什么教育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走的是白专道路，培养的资产阶级人才。我们把教师看成宝贝，农民把他们看成圣人。教师的事业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教师在旧社会长期受剥削、受压迫，他们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辛苦着，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他们不行。“文革”中把教师当成臭老九来批，专他们的政，污辱他们，他们失去了自由、人格、平等。教育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任何人不能污辱教师。他们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得付出多少心血，多大的代价。我们要保护他们，保护人才，保护知识。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名正过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法工作了。
被誉“冀南明珠”、“冀南一枝花”的大名一中，是省、地、县的重点学校，也是在河北省有点名气的学校。这个学校有24个班、70名教职员工。 “文革”前是好端端的一个学校，被破坏了，教师队伍散了，40名教师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去了。所有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门窗被破坏，更重要的是读书无用论毒害青年学生。常言道：“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这说明教育工作者任务艰巨、辛苦，还能说明什么呢。我记得在我上小学时，在入校前，家长给老师送去四个菜一壶酒，这不是请客送礼，也不是老师架子大，而是对老师的尊重。乡亲们在郭老师坟前立了一块碑，碑文是“春风化雨”四个大字，这是老师培养子孙后代用心血换来的，我就是人家的门徒。他家三代教书，可算书香门第。
文教局是个文明单位，它的一举一动对下边影响很大。他们的活动应该是公正的。我常要求局里的同志，合乎人们要求的事就多做多办。民办教师队伍的增减应该杜绝后门。一般凡属后门进来的民办教师都文化低下，不胜任教学工作，常出笑话。几次整顿都不能彻底解决，而且出现把好教师整顿下去的情况，如城关要把刘家清刷下去，有人反映刘是老教师的女儿，她父死了，她的程度很好，教学很认真，学生反映很好。但不找不求，没有人给她说情，就把人家刷下去，天理不容。于是我就给区校长交换了意见，不再刷她了。现在她成了小学特级教师，仅有的一个。文教局要成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赵明宇家是外地人，“文革”中家被抄，母亲被逼含冤而死。他伤痕累累，本人是本科大学生，戴着一顶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下放到杏现大队。村干同情他的遭遇，于是就帮他在杏现大队找了一个对象，结了婚，成了家，就地安排到杏现中学教中学了。后来又调到一中任副校长，因病死于北京。他的工作很出色，还给社会留下不少的著作。是教师很赞成的一名校长。杨秀亭是烈士女儿，民政局把她培养高中毕业。她当上了民办教员，现在已转为国办。她很注重智育投资，三个孩子三个大学生，都上班了。在改革大潮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七、给了我一鞭，这一鞭很重
让农民监督着好，农民是多么公正的人哪！教育是千家万户的事，就让这千家万户监督着，大名教育工作有了起色，在全区获得前几名，在省也不落后。省召开的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大名有五位教师发言，一个书面发言，获得好评。有了校长，有了教师队伍，而且教师队伍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正象学生说的那样 “有学问的人回来了，上学去吧。”教育是人人关心的大事。一天，一位农民大伯拎着两瓶酒跑到家中，有些动情地说：“老师教书了，孩子学习了，我进城向你报喜，我这里谢谢你了”。让我说什么好呢？老人的心是真诚的，可县里教育工作说满了只不过刚有点起色，老人的话，是对我的鞭策，这一鞭很重，它促使我更加用力的往前拉套！我1978年离开文教局，在调出的时候有人提出照像饯行。我谢绝了。从这个部门调到那个部门即不照像也不饯行。
1988年我从政协副主席岗位上离了下来，近几年身体不好，社会活动较少，赋闲在家。回首往事，的确平凡，我一字字一段段把经历记录下来，是作为资料保存的，借此作为党对我教育成长的怀念，对许许多多向我伸出温暖之手、培养拉把我长大成人的前辈的怀念。在我百年之后，孩子们如果能翻到它，也许对他们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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