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路·打狗·挖洞·改造村形
司枕亚
毛主席早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根据地。”（毛泽东选集381页）。1938年12月21日，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386旅主力、先遣支队三大队下太行山，挺进冀南平原。从亲自领导冀南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的发展了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一时结束了战略进攻，回师华北频繁地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日军以第10师团主力和第110师团、第27师团、第114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3万余人，分11路对我冀南地区进行大规模地扫荡。以后又多次进行分地区性地扫荡。面对这样残酷的斗争形势，刘伯承师长首先提出了改造平原地形的思想，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立下了永志难忘的功绩。
破路
刘伯承师长指出：将村与村相互联系的大车道挖深五、六尺，以掩护部队行动和群众转移，并把挖出的土放在路上沿一尺以外筑成土埂，供我军民观察敌情和随时袭击敌人，沟内挖宽五、六尺，可供部队、群众通行大车和牲口，并在适当距离挖出错车道。从此大名县的群众同其他县一样，开始了破路。但把破路作为全县性的突击运动，是在1939年2月25日行署发出56号破路训令之后。训令要求：从接到训令起，一律开始破路，各村群众凡15岁以上、50岁以下者均须参加，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要联合组成破路突击队。从而各地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破路高潮。
我当时在基层具体抓了这次破路运动。经说服动员，群众都能踊跃参加，一般做法是：首先阐明破路的规格要求，根据各村男性青壮年人数（因那时青年妇女还没有下地劳动的习惯），合理的分配路段，并组织竞赛。在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之间的边界路段，双方必须密切联系划分，避免破路不衔接现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破的大路形成网络，四通八达。大名全县破路约几百华里。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
破路运动未开展之前，敌人外出扫荡多有汽车、装甲车、坦克配合，从破路运动之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不能横冲直撞了，大大受到限制。除沿公路线外，敌人深入根据地扫荡多为步兵。1940年下半年，我军胜利地进行了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大名、馆陶、邱县、曲周、广平等地进行连续报复性地扫荡。我军依靠路沟与敌人周旋，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群众抱着孩子，牵着牲口在路沟里安全转移。我多次混在群众中跑扫荡，我们在路沟中看敌人地行动一清二楚，而敌人却看不到我们。
打狗
在扫荡和反扫荡频繁进行地战斗环境中，为了有利于我军夜间秘密行动，在破路的同时，开展了一场深入而普遍地打狗运动。要求逢狗便打，一犬不留。
狗对主人忠诚、驯顺，尤其在看家守夜时表现勇敢、机智。遇有陌生人即狂吠报警，看见主人就摇头摆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狗皮可取暖。因而农民家家都爱狗、养狗。当打狗运动布置下来之初、根据地群众普遍存在着舍不得，难下手的思想。经过反复动员，一再说明：我军行动都在夜间，为了有利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部队行动都要严格的保密。如果部队行军过村，群狗狂吠，在敌我力量犬牙交错的形势下，实际上起了给敌人通风报信的作用。因而打狗是打日本鬼子的需要，是保护人民利益的需要。在说服打通群众思想的基础上，大名县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和其他县同步的由点到面地开展起来了。
打狗运动以限期自打为主，即谁家的狗由主人在限期内自己动手打死。皮肉归己。每村都由几名青壮年积极分子组成打狗小组，遇有在限期内没有打死的狗，由打狗小组负责检查打死，皮肉也由打狗小组处理。在打狗运动开始阶段，打狗多不得法，打不到要害。后来摸索到打狗要打头，一棍即打死。也有用绳套在颈部勒死的。传播了这些狗少受折磨的致死办法，群众接受较快，加快了打狗运动的进度。
根据地农民不养狗或多养狗的户都是极少数，按每户养狗一只匡算：大名在这次打狗运动中约打死上万只。通过打狗运动，在根据地内狗是绝迹了。但在深入检查中发现，有少数群众把狗特别是幼犬，暗中送到敌占区或接敌区的亲友家去了。遇有这一情况，一般并没有进行深究。由于受民间义犬救主、黑狗告状轶事传闻的影响，也发现少数群众把打死的狗挖坑埋了，甚至个别群众还向埋掉的死狗烧香，并说：“不怨我们哪，见到阎主不要告我们。”
挖洞
1941年以来，敌人推行“囚笼政策”，增设据点，修筑公路，分割我根据地，以达到蚕食的目的。敌人扫荡更加频繁，斗争环境更趋恶化。为了咬紧牙关，渡过最困难时期，继破路、打狗之后，在上级统一布署下，各地普遍地进行了挖洞（即挖地道）。除大型军用地道有重点的、有组织的挖建外，地方上使用的中、小型地洞几乎遍地开花。当时我在杨家桥区担任区委书记、区长，这个区共辖34个行政村，其中杨家桥、包头、李马寨、于旺庄、屯头五个村都有敌人据点。区边沿地区的金安村、龙化等敌人据点尚未计算在内。那时的工作就是围着敌人的据点转，惊险和艰难的程度不言而喻。为了就地坚持工作，做到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在工作基础好的重点村都挖有地洞。有一次遇有敌人合围扫荡，由于四处受敌，难以冒险突围。我领着县委书记张力耕等同志，钻进东司庄党员韩玉洁同志家的地洞内。他的老父亲为我们刚伪装好洞口，敌人就进村了。敌人集中在东司庄骚扰了半天，又住下过夜了。当时我们最耽心敌人在东司庄增修据点，不料次日拂晓集合回城了。老大爷把洞口揭开喊我们出洞后说：“有惊无险！”前两年我看到韩玉洁同志，他对我说：“这个洞至今完好无损。”
敌人渐渐发现我们挖了不少地洞，外出扫荡时就到处找洞。偶尔发现了洞口，就往里灌水或施放毒气，有时敌人也钻洞里搜索。我们开始挖的洞比较简单，只是求得有个隐蔽藏身之处。针对敌人的破坏，我们后来挖洞有很大改进。洞口各种各样的伪装更加巧妙了。洞内挖有休息室，备有饮水、干粮、枪支、铁锹等。通往休息室的地道挖有数处卡口和陷井。卡口内外比较宽敞，人稍弯腰即可通行，而卡口仅供一人爬行而过。爬过卡口一般都挖有陷井，陷井上盖有木板，我们自己人进洞后即把木板拉走。遇有紧急情况，卡口可立即堵死，如遇有敌人进洞搜索就必然跌入陷井。为了解洞外动向，一般在通往墙壁处挖有竂瞭望气眼。
军用大型地道多有武装部门设计，组织民兵挖建。这种大型地道不仅有入口，而且有出口，甚至有多口。有的从村这头挖到村那头，有的从村里挖到村外，也有的从这村挖到附近村。不仅长度有利于部队周旋，而且地道的高度、宽度，一般说来两人并肩稍弯腰即可顺利前进。军用地道的洞口有的伪装掩盖，有的根本不加掩盖。有一天我夜宿漳二庄，拂晓村南发现阵阵枪声，我本来应迎着敌人枪声向南突围，而这次却一直由敌人赶着向北跑，不久北西东都发现敌人。这次敌人从大名、馆陶、广平、曲周分进合击的中心地带是西河寨，而我偏偏被合围到这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急忙躲进一户群众家，老大娘告诉我院南头有一洞口敞开着，我立即钻入军用洞内。当时，我下定决心：我宁牺牲在洞里，也决不当俘虏。敌人在村边鞭答群众的哭嚎声，我在洞内清晰可闻。由于敌人只注意抢劫财物、粮食，在西河寨半天一夜，也未到洞口来。事后我带着礼品专门去感谢了这位老大娘。
改造村形
改造村形最初是拆除围寨。在旧社会群众为了防匪，一些大村尤其是集镇多筑有坚固的围寨。这些围寨有利于敌人增设据点，长期固守。根据行署的指示，大名县早在1939年就开始拆除了围寨。1941年以来，由于斗争环境日趋恶化，敌人时常在拂晓时捂村子。因而在挖洞的同时又进一步地改造村形。除了大门改小门，正门改旁门外，主要村口和村中大道筑有多处一人高的土墙，这些土墙留的人行道成交互状，从村一端看不到村另一端。遇有敌人捂村，有利我军进行战斗，更有利群众安全转移。我有一天夜宿北贾庄史越家，次日早遇上敌人捂村子，我利用改造后的村形安全逃向儒家寨。当然改造村形也给群众进行麦收和秋收来往车辆带来不便，因而农忙时就将土墙拆除，庄稼抢收结束再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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