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基沣大名突围纪实
李振江 口述 林保国 整理
〔小引：李振江、
撤出北平之后，部队在保定进行了短暂修整，何基沣即被提升为179师师长。之后，他便率部边打边退，辗转于华北平原，有力地阻滞了日寇的推进。在他亲自指挥下打了泊头镇及王庄战役后，部队逐渐接近山东境界。但军阀韩复榘派部队以武力扼守边界，决心不让我们踏进山东的土地。早在“七·七事变”前夕，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在北平中共组织的指示下，提出“以攻为守”的方案时，就对全国抗战前的形势作了透彻地分析：“我们（指29军）的处境非常危险，日寇进逼，中央（指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不管。蒋介石并令关麟征、黄杰等部集结新乡一带，扼守黄河北岸，意在与日寇夹击，消灭我军。如果我们撤退，将退到哪里去呢？黄河以北，既由中央军驻守，不会叫我们退到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向来闭关自守，也不会让退到山西，绥远的傅作义也是如此。”没想到鲁系军阀更是一丘之貉。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击外侮的情况下，这些军阀所豢养的部队，作为中国的武装力量，不仅不和我们同舟共济，协同御敌，反而要挤掉我们，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看到这种情况后，何基沣非常痛心，于是他率部于1937年农历8月13掉头来到了河北大名。
到大名时，巳是月挂中天。当晚部队就露宿在街头。我们将何基沣安排在当时的大名法院休息。这实际上是过去的县衙门，大门朝南，进大门是一所不小的前堂，穿过前堂，后面是一个大院，环绕大院的东西北三面都是房子。何基沣住在东边的房子里，我带领警卫杨学华、冯介杯、董伯臣、石秀岭、郭保善等住在西边，与何基沣对门。安顿好以后，何立即召来桑先生④和连头⑤，心情沉重地说：“军阀各据一方，中央又是如此，我们已无处可退。但我决心不向日寇屈服，坚决死守大名！只要我还在，绝不让日寇前进一步！”在他的命令下，部队用装上土的麻袋堵死了东西北三面城门，只留下南门供出入，形成了死守大名的形势。
进驻大名的第二天，即1937年农历
这次攻城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当日寇的尸体遍布城下，攻城被我们彻底打退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何基沣在桑先生和我的极力劝说下，才从北城墙下来。这时的北城墙，巳被炸得弹洞累累。在两个弹洞里，何基沣发现藏着一个排长和几个士兵，他当时就怒气冲天，火冒三丈，骂道：“贪生怕死的臭狗屎玩艺儿！”（何的口头禅）骂完，他手起枪落，将那排长就地正法，以振军威。同时，他厉声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大名城！”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平素爱兵如子，但最恨贪生怕死的人，如果他的部下出现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人，作为军人，他以为是奇耻大辱。无论哪一次战前动员，他总是慷慨陈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由于他治军严明，对贪生怕死的儒夫从不讲情面，素被人称为“何阎王”。更何况大敌当前，非常时刻，作为官长，不思英勇，苟且偷生，那他是绝不会轻饶的。
这天晚上，日寇一夜没有攻城，我们却不敢休息，高度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不敢稍有懈怠。到了第二天早上，敌人又开始大举攻城、何基沣一直亲临城头指挥，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大名北关当时有一座教堂，是整个县城的制高点，所以日寇对这一有利地形争夺得尤为凶猛，一连几次被日军攻下。但何基沣身先士卒，临阵不慌，指挥有致，率领我们巧妙地几次夺回天主教堂，组织密集的火力，阻止日寇的进攻。就这样，战斗时断时续，整整进行了一天。双方伤亡都非常惨重，我部在何基沣的率领下，发扬了“七·七”抗战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作战异常顽强。日军在大举进犯中国后，一直受到29军的阻遏，对这支抗日队伍早已恨之入骨，处心积虑地想尽快消灭我们，所以每次攻城都非常凶恶，出动几倍于我的兵力，炮弹就在我们头上翻飞，但都在我们密集的炮火下打退，始终没有在我们的枪口下前进一步。
一整天的战斗结束时，已是晚8点钟左右。由于一天的激战，加之昨夜未睡，我感到又饿又困，便从城头下来，在城角下找一避风处，拿出干馍咬几口充饥。这时管马号的王义芬跑来找我，说是何基沣下令要堵死南门。我知道他要在这里死战，但权衡双方的力量，我军外无增援，坚持久了，势必弹尽粮绝，全军覆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内心十分着急。在这生死关头，不能不使人想到退路，如果部队一有撤退行动就少不了用马，所以即便是违犯纪律也要先把马送出城，提前做好两手准备，以防不测。于是我吩咐王义芬，乘南门未堵以前，尽快偷偷把马带出大名，向南先走，在前面准备接应我们。王义芬面有难色地说：“师长曾有话，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出大名，南门绝不会放行的。”当时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去向师长请示是不会有结果的，千钧一发，只有自作主张了。于是我找来纸张，写了“南门放行”四个字，并加盖了何基沣的私章，让王义芬凭此条赶快带马出城。
送走王义芬，已是晚8点半钟。忽然枪声大作，日寇又发动了进攻，火势较前更加激烈。半小时后，日寇已占领北关的天主教堂，并出动坦克开始撞击北门。我们的弹药已经不济，再这样下去，城池会被攻破，情况万分危急。这时，桑先生和连头匆匆赶来找我。只见两人神色十分严肃，并让我去问师长有什么想法，我说：“师长已有命令，我有什么可说，怎么能问？只有服从命令，决心与大名共存亡！”“不”桑先生果断地说：“这样下去，势必全军覆没，死得毫无价值！为了保住这支抗日队伍，我们必须果断！硬拖也得把师长拖出大名！”我觉得桑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这样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拼，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表示：“怎么办吧？我听你的。”经我们三人匆匆商量后，桑说：“振江，师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现在南门已经被堵，只留下了一个圆洞，让他从圆洞中爬出，他是绝对不干的。因此，你必须把他的枪偷出来，以防意外，然后看我的眼色行事。”事不宜迟，我接受命令后，即跑步去到何基沣的住处。
我进得何基沣住的东屋，只见他面朝西反坐在椅子上，用椅子的靠背顶住胃部，脸色十分难看。靠北墙铺的那张床的枕头边上，放着他的六轮手枪。我轻轻走到他的身后，问道：“师长，您怎么啦？”他吃力地答道：“胃病犯了。”他的胃病巳有好几年了，一遇战斗顾不上吃饭就犯。我赶快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用手指指示意我放在他面前的案子上。我又问：“您还需要啥？”他摆了摆手，长叹了两口气。自从北平撤退以后，我常见他这样独自一人仰天长叹，现在想来，知道他当时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作为一个爱国将领，在外族入侵自己的家园，戮杀自己的同胞之时，他并不是为自己叹息，而是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痛心。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在“七·七事变”以前，中共组织派前线的进步大学生参加在西苑举行的军事集训时，均由他主持，他屡次讲话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有时讲到激动处，竟声泪俱下。才仅仅两个多月，七七抗战阵亡将士的尸骨未寒，他已彻底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对自己报国无门而痛心疾首，决计在大名以身殉国。但他明白他虽大义凛然，死不足惜，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国民党的屈辱求和下，仍要沦为敌手，这怎么使他不叹息呢？！当时，我想安慰他，但又无从说起，于是说：“师长，杨学华、冯介江我们几个都在，你有啥尽管吩咐。”他答道：“你们要趁空休息一会儿，不定啥时还会有战斗。”看看不早了，我便趁何基沣不注意，顺势拿了他的手枪退了出来。
我把枪交于桑先生后，他命令我道：“把你的警卫班集合起来，准备行动。我俩进去劝师长，如他不听，你们什么也别说，拖起师长就走。”盼咐完，他掏出手表一看，正好夜十点，随后他便和连头一同进了何基沣的住室。
我在外面刚集合好警卫班，就听见何基沣在屋里把案子拍得山响，并大声喊道：“谁走谁是孬种！在我手里，大名不能让给日本人！我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桑先生见劝不动他，便在屋里给我打了个手势，于是我带人奔了进去。何基沣看见我就大发脾气：“滚出去！臭狗玩艺儿！”当时哪还管这些，我们五人也不答话，前呼后拥，架着何基沣就走，他嘴里不断叫道：“你们把我放下！你们把我架到哪里？我要死在这里！”
我们架着何基沣，从南门出来后，径直向南撤退。约摸走了不到三里地，我们来到一大片高粱地，何基沣要求集合部队，他要讲话。部队集合好后，何基沣站在一个高埂上，显得非常激动，他用力挥着右手，声音非常激昂地说道：“华北让日本人占了，现在我们又退出了大名城，但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还会夺回失去的国土！”话音未落，日本人的枪声就又响了起来，离我们巳经不远。何基沣见此情形，坐在地上不走他要在这里与日寇继续硬拼。我们不由分说，架起他迅速向南撤退。趁着月光，我们疾行了大约两小时，来到了一个叫茶壶嘴的村庄，穿过村庄，往南再走，便到了卫河的北岸。刚到岸边，就听东面有马嘶之声。我带两个人循声摸过去，问过话后．才知道是提前出城的王义芬，把马带到了卫河边上接应我们，当时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带着马来见何基洋，他感到十分诧异，问我马是怎么来的，我如实地向他说明情况后，他不无嘲讽地说：“好啊！李振江，你当个指挥员还行哩l”卫河上原有一座浮桥，可是被前面过去的111旅旅长柴建瑞为了防止日军的追击而下令炸掉了。当时的卫河，宽约三百多米，有一两米深，水流湍急。何基沣不会游泳，要想过河，必须找船。于是我带领郭保善向西岸找船。行不到五分钟，我们发现黑乎乎的河对岸有一孤零零的小船灯在风中摇曳闪烁，想必是一船家。我和郭保善便脱衣冒着水寒游了过去。到至对岸，果然有一条小船，船的旁边有一座小草棚，从草棚里透出微微的火光。我们进得小草棚，发现有一位约摸五十多岁的老汉，独自在烤火御寒。见我们突然闯进草棚，他初有一些惊慌，待我们向老人家说明情况后，并表示把我们摆渡过去，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谁知老人家说：“啥钱不钱的老总，听说你们也打日本，这都是被他们逼的。”随后，我们三人划船到了北岸。首先将何基沣、桑先生、连头等人和马鞍子摆渡过去，然后由我和郭保善站在船头，每人牵三匹马，让马在水里游，十二匹马两趟就运完了。其余的人，会游泳的全部泅渡，不识水性的坐船。渡过河后，我给了船家一些钱，便和何基沣等人骑上马乘月光向南继续疾行，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到天大亮时，我们来到了河南境内的南乐县。
南乐县城是一个不大的县城。这里的老百姓，听说日本人快要打到黄河了，全部携眷南逃了，剩下一座空城。我们在县城内的一条南北街上，找到了一座院落，院内有一所瓦房南屋，一个外间，一个里间。外间空荡荡的，里间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床上堆着主人没有带走的破被褥。于是我们就将何基沣安排在这儿暂且休息。我和郭保善也找了个地方将就着歇一会儿。由于几天的劳累，一躺下，我便睡熟了。
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我听见郭保善喊我，说是师长找我有要紧事，我便一轱碌爬起来跑到何基沣的住处。见到何基沣后，他躺在里间的床上，脸色十分憔悴。看到我来了，他问道：“振江，还有多少钱？”我答道：“还有两捆。”（当时使用的是河北省票，一捆五千）他吩咐我将这些钱按人头发到部队。分完后还剩两千来块钱。然后他声音极慢又略颤抖地继续吩咐说：“把剩下的钱，给郭保善他们几个警卫一人分五十，天也冷了，让他们做件衣服。”我表示让他放心。然后，他要我把枪留下，让我赶快找桑先生，看能否找个车，他要去见冯玉祥总司令。我信以为真，便撇下手枪走出里屋。哪料到我刚走到外屋门口，就听见里屋响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我顿时意识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赶快转身冲到里屋，见何基沣已照自己左胸部开了一枪，握枪的右手正在缓缓抬起，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准备打第二枪。我猛扑过去，用力掰开他的手腕，一声清脆的枪声，子弹呼啸着将房顶穿了一个洞，空中顿时似雪花一样飘下无数被震落的尘灰。我夺下他的手枪，急忙跑到外边叫来警卫，将他架了出来，当时他还在喊：“你们不要让我走，干脆把我打死在这里！”
其他人赶快找来师参谋长徐勇范、桑先生、连头等人，同时找来了军医处处长杨殿保，立即给何基沣包扎好伤口。然后杨殿保建议：这里无药无工具，拖下去必有生命危险，要赶快想办法送开封抢救。经过商量。由我带一排人，用担架抬着何基沣迅速向开封奔去。一路上，何基洋面色苍白，呼吸亦很困难，神情十分痛苦，但他始终坚持着，没有呻吟。走到濮阳时，我们遇到了29军的人，才知道军部当时就撤在那里。此时的何基沣已处于昏迷状态。于是我们赶快找到军部，弄到一辆旧车，拉着他去到了开封。
到开封后，将何基沣安排在当时的河南大学医院治疗，我一直和他同住，他住2号病房，我住1号。头几天，他还不能吃饭，直到三个月后，他才能坐起来。这几个月里，他整日紧蹙剑眉，从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在痛苦中思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痛恨自己报国无门，痛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大名突围使何基沣对国民党政府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南乐后，他曾说过：“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当时虽有一身正气，但看不到抗战的希望，竟致痛心疾首，拔枪自毙，大名突围，他自尽未死，痛定思痛，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自己应何去何从更加认真地思考，极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于是他伤愈后，频频与共产党组织接触，广泛地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两年以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于1939年9月经西安秘密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由一个爱国将领逐渐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从这种意义上讲，大名突围是何基沣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大名突围至今已近五十周年了，何基沣也离开我们七年了，但每每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戎马生涯，想起大名突围时那悲壮的情形，总不免清夜难安。现值“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之际，谨将何基沣大名突围一段的详细经历述诸成文，以示对他的追念之情。
注释：
①②③引自全国《文史资料》第1期第23页、第15页。
④即桑戟门，已故。因他曾任29军教一争团教官，故称。
⑤即连玉刚，又名李荫南，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已故。
（本文原载《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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