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过尽绽春蕾
——忆峥嵘岁月中的冀鲁抗日中学
郭泽民
弹指一挥，已度过五十个春秋。然而，我始终难以忘却在战火硝烟正浓，日寇猖狂至极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1940年4月，于当时的元城县后北峰刘家大院成立，1942年秋在馆陶的宁堡（？）村结束的，由冀南三地委、三专署直接领导的，旨在培养既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文化知识的抗日干部学校——冀鲁抗日中学。
冀鲁抗日中学的前身是冀南区三专署干部学校。为了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冀南三地委、三专署于1939年底决定：在原冀南三专署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比较正规的中等干部学校。由于其处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命名为冀鲁抗日中学。在这之前，为加强其领导，曾派鲁大东（建国后任四川省省长）、赵玉清（建国后任河北轻工厅长）来这里工作。一九四O年初春，专署向各地发出了为学校保送学员的通知，开始在广平县平固店一带进行学员的招集工作。1940年4月干校转移到大名县卫河以东地区，北起馆陶南的北堤、四从楼和南至山东莘（县）朝（城）边沿的北峰一带活动时，干校才正式易名。一天，在专、县领导同志的亲临指导下，在赶来看热闹的周围群众的欢笑声中，在元城县政府（当时也是称卫东办事处）经常活动的腹地后北峰（现属大名）的刘家大院里，一所由我党领导的游击学校——冀鲁抗日中学正式诞生了。当时，各地送来的学员约达一百余人，学校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多。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分为一部、二部，下设班组。多数是采取全体学员“上大课”的形式授课，并经常参加当地党政军部门为机关干部举办的政治和抗日战争形势报告会。冀南三专署专员唐哲明（曾任总参工程兵政治部主任）（人名后曾任职务均系建国后——编者注）兼学校名誉校长。当时鲁西北三专署也多在这带活动，学员又是这两地区的，所以这个专区专员王笑一（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也同时兼任过学校的名誉校长。这所“抗大式”的学校就活动在冀鲁之边，卫河两岸的元城北峰、大名樊河道和广平李白营，西北到东南的百余里长线上。时隔不久，（七、八月间），由于建制变化，学校则随三专署活动在卫河以西的广大地区。
这所学校改建不久，地委、专署相继选调吴弢（曾任河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王琳（曾任河北师大校长）、王杰（女，兼训育主任）三位副校长。随着干部的增加和机构逐步健全，党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训育主任冯洋舟（大名人，故前在邯钢工作）是学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秋末，冯调冀南区总工会后，调来原大名七师学生、当时在元城工作的刘亚南（曾任湖南省副省长、省府顾问）接任支部书记，公开职务是训育副主任、学员大队指导员。教务处主任先后是姚令予（女，来前曾在冀南抗战建国学院工作，据当时学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法律系党总支书记白率真同志提供的情况，姚是女学员队队长）和陈自（曾任东北电力学院党委书记）。总务处主任前后是韩培义（又名张养士，建国前曾任大名东北区区长，生前在北京乐器厂工作）、韩润身（生前曾任邯郸市政协副主席）。为适应战时需要，还设置了大队部，队长先后是宋英、权自舟和谷经武。在解鲁民调任专署教育科长后，又调林远（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接任校长。到1941年春，孟夫唐（该人学识渊博，盛誉旧广平府即永年一带，抗战前就任过邢台中学、大名十一中校长，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大学校长）接任唐哲明专员兼学校名誉校长职务。在党支部中，除原有的韩培义、刘恩乐（当时任管理员、原浙江金华自来水厂任职）外，还吸收有党员学员秦海涛、胡兴国（曾在湖北工作）、赵建新（大名人，曾任青海省经委主任）、刘霞（女，大名人，湖北工作）、李文明（大名人，现任湖北省顾委秘书长）等为支部委员，加强了学员中党的工作。
麦黄季节，各地党组织又相继物色了一批青年。由于环境一度恶化，尽管在党内做了大量工作，仅有崔新民（大名人，原湖南省外事办纪检组长）等四人报到。尔后，又陆续保送，陆续接收。如在这以前入校的赵建新、赵善政、许言午等，就是张寒秋（又名张力，曾任大名县委书记多年）在大名县选送的。那时候不足15岁的王寿重（曾任煤炭部水文公司公安处长）是参军后又保送来学习的。这个学校比较正式的，有组织的成批“招生”基本上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春学校初成立时，这次招收的学员完全是由各地党政组织保送的，未经考试，来了就收，一次是1941年夏季，这次虽有简单考试，但还是经各地组织保送，保送来就录取。再就是由党政组织随时介绍来的。招收的学员多是来自农村，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地、县、区革命干部子弟；有的是自愿参加抗日工作的进步青年；也有在职干部和乡村教师；还有从部队转来的“小鬼”。年龄参差不齐，少数有近三十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有原来就是初中或初师的学生，也有的仅在农村小学读过几年书。总之，凡是志愿参加抗日工作，政治进步的青年，经各地党政组织的介绍，保送即可，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工作需要和战争环境所决定的。1942年春，该地区的日寇在“腊八”和三月搞了两次大规模‘“合围”后，形势更加恶化。这时，于1940年10月间在大名沙圪瘩建起的大名抗日师范班，一部分学员由朱大楞（教员）带领也合并了过来。当时这座“学校”，实际类似“干部转送站”。谁都知道，不论教师和学生，一旦工作急需就随时抽调。学员安置都是由组织上统一分配的，成批的分配也是两次：一次是1940年6月间，由于工作需要，冀鲁抗日中学一部分原干校年纪较大的学员全部分配了工作，二次是1942年秋季，因环境恶化，由地委组织部全部分配了工作。当时负责具体分配工作的是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康健生和学校支部书记刘亚南同志。除这两次成批分配以外，还有少数学员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分配的，如秦海涛、李帮君（又名雷云，原湖南株州玻璃厂党委书记）、吴凤岐（又名吴尚光、原在中国长工学会工作）在校几个月就调往永（年）北地区和地专机关，韩鸿儒（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魏子孟（上海水电学校党委书记）、马杰三（甘肃空军司令员）和王训等调往延安朱德警卫团。有一次一下就调出十多人。连年龄较小的王什敏（馆陶人，工作后不久被捕牺牲于大名沙圪瘩附近）、秦书杰（改名国英，曾任天津市二商局企管处长）从入学到分配学习时间至多一年。
这批分别来自大名、馆陶、冠县、广平、邱县、临漳、肥乡、曲周、成安、永年、南乐、邯郸、魏县等冀、鲁、豫数县的有志青年，在日、蒋、汪联合反共甚嚣尘上的时刻，能够胸怀一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雄心，不畏艰险，冲破家庭和社会上的重重阻挠毅然从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日寇统治森严的占领区，投奔到我们这个革命的大熔炉来，是难能可贵的。强烈的革命理想紧紧地把大家系在一起，共同接受着严峻的考验，投入了紧张而又艰苦的工作学习生活。
这年冬天，震撼全国的“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学校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昂。学生们唱起了《百团大战之歌》、《挖路歌》，唱遍了所有走过的村庄。同学们还把数首抗日歌曲自编成活报剧，走一村，唱一片；转移一处，演唱一线。借此教育和鼓舞人们的抗日热情和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在《百团大战》的战役中和战役后，还多次发动与带领群众到广（平）、肥（乡）、曲（周）、邱（县）敌人的封锁线，去挖公路、割电线、平毁封锁沟。对牵制和迷惑敌人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学校的活动完全是由军分区、地专领导机关统一安排的。学员过的是战时供给制的游击生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有枪支，配有手榴弹，和机关干部一样行军参与反扫荡，一样是居无定所，行无定时，人们把学员同样看作是八路军。学员中也有被捕被杀的。学员在思想上把学习和抗日工作看成是一回事，“一切由组织上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叫去哪里就去哪里”把这一条看作是每个学员的必备条件。当时的学员除了听报告和学习讨论外，就是按照上级组织统一的计划部署参加实际的抗日工作。迄今，使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使我们受益最深，学习后在工作学习等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了。在实际工作上，内容主要是两项：一项是日常性的宣传发动群众，到一地宣传一地，到一村宣传一村。其形式是：开会讲演、演文明戏、个别宣传，一项是实际参加每个时期的抗日工作，如扩军的宣传动员；动员群众做军鞋，组织群众挖抗日路沟；发动带领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夜晚到敌伪炮楼附近喊话，宣传瓦解伪军，参加征粮工作，发动群众慰劳军队等。
学校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中，度过了两年半的岁月，为抗日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他们到火热的第一线后，继续经受着艰苦的锻炼。
艰难险阻何所俱 卫河之畔炼丹心
活动在卫河之畔的这批满怀抗日激情的青年学员，同党政干部一样，享受着每天一斤小米，五分钱菜金的供给制待遇。1940年夏天，还发给我们每人一件粗布单衣。1941年开始，因日伪不断骚扰，加之自然灾害降临，搞得我根据地财政十分困难。领导上从实际出发，只能给我们中来自敌占区和家境特别困难的学员以生活上必要的补贴。平时的生活标准，只能是小米饭加萝卜咸菜，有时还搞不到粮食，生活十分困难。偶尔能吃上一顿白馍，师生们高兴得不得了。如此生活标准，学校里仍充满着生机。当时，有个叫郭玉亭的学员还风趣地编了幅对联：“稀米饭、稠米饭，稀稠米饭；红萝卜、白萝卜，红白萝卜”，横批是“艰苦奋斗”。它表达了学生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
在学习方面，因人设教。因时因事“就地取材”，根据教员特长，确定课程。以《语文》为例，主要学习报纸上的通讯文章。当时的领导同志都担任授课任务。就连我们的名誉校长孟夫唐也总是挤出时间来讲形势。解鲁民会日语，就开设日语；陈自是燕京的大学生，讲授地理；刘亚南在地方做政治工作，就担任政治课，陈文峰（临清人，已牺牲）本是数学老师，因为他热爱文字改革，还开设了新文字课等。有的一门课程要几个老师轮流担负。有时还要聘请《人山报》总编辑胡林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来讲《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课。学校的课程安排主要是时事政治课，如党政军机关临时组织的，由领导同志主讲的政治工作和抗日战争形势报告会，经常学习的有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近代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学习份量最重的还是《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语文方面的课文，多是从我们报纸上和小说中摘编的，如鲁迅的《孔乙已》、朱自清的《匆匆》等。还有数学、新文字、军事课。这些课都是随备课、随讲课。教师都要亲自撰写讲义稿，在仅有的两块划平槽的“老掉牙”钢板上，用铁笔刻印成活页发给学员。上课更为简单，抠下墙上的石灰块当粉笔，借来老乡门子当黑板。整个学习不分严寒盛夏都是在树林中、广场上。冬季寒冷难熬，钢笔冻得不出水。所用的钢笔尖和墨水，也是自己剪磨自制的。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中，如此简陋的生活与学习也难以保证。为避开日寇袭击，三天两头都要身背背包，夜间行军转移村庄。每次行军，近者数十里，远的七、八十里。甚至有时为迷惑敌人，晚上出发，绕行几十里，赶天亮前再重回原村庄住下。在漫长的日子里，由于频繁的行军，年纪稍大的学员可以坚持，为数不少的小学员就有些吃不消。有时在行军途中就睡着了，撞到前边人的身上，惊醒后再赶跑几步继续走；有时还蹲在村外老半天，探听好驻村的消息后，才敢进村，有时恐惊动老乡的狗叫会暴露目标，就干脆在老乡的打谷场上的草堆里过夜。日复一日，学员们处于奔波之中。
在严酷的环境中，老师们更辛苦，要经常照顾同学们，如刘亚南等都显得格外忙碌。有的家长来校探看孩子要亲自接待，介绍情况，使他们放心而回，有的学员病了，一面帮助治疗，一方面还要鼓舞学员向疾病作斗争；有的出现思想问题，要促膝谈心，早操时，老师们又要经常提前到场。每当开饭，一个班的学生围簇一圈用餐时，老师们总是“巡视”一周，在没有发现问题时，才肯平静地去吃饭。晚间，学员们酣然入睡了，老师总要沿街走巷逐屋查铺，给睡觉“不老实”的小学员盖被子。诸如此类的具体事情，许多许多，桩桩件件都凝聚着学校领导和老师对学员的爱护和关心。在那个年代，师生之间，学员之间结成的深情厚意，难以言表。大学员总是无微不至地象关心自己的小弟、小妹一样来关怀小学员，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当时的领导干部更累，他们分担着具体的教课任务，在频繁的转移中，还得挤时间备课，批改作业等。
我们每到一地，都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打扫街道，给房东和军烈属“担满缸”（水），向村民宣传形势和临时参加上级交给的扩军宣传动员，发动群众做军鞋、挖路沟等工作，有时我们还要到远离学校驻处的邯郸、黄梁梦、临洺关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及劳军、征粮等。抽时间还要帮助老乡们干活，在公产“庙地”上植树。
学校军事化培养了我们的好作风，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充满着朝气。早操时，照例要唱我们的《冀鲁抗日中学校歌》：
在冀鲁平原上，
在卫河之岸旁，
我们一群青年，
聚集一堂。
工作努力，生活紧张。
不怕环境恶劣，
迎接敌人扫荡。
完成学习任务，
肩负着祖国的希望。
要把革命的理论变成锐利的刀枪，
把日寇赶出鸭绿江。
……。
以此来经常鞭策自己，奋发向上。这支歌子原是冀南文化救国总会副主任朱丹同志在校工作时，亲自谱写并教唱的。除校歌外，我们每日三餐之前，还要列队唱《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歌，使学员们永远铭记：我们是来自农民，养育我们的是农民，要时时事事服务、关心、体贴农民。由于牢固地树立起这个观念，所到之处群众关系都搞得火热，老乡们都把我们当成自家人。每到一地，房东总是主动腾房子，糊窗户，借碗、筷等用具给我们。严冬季节，行军到深夜来不及搭铺，就摘下屋门，睡在门板上或地上。在战时轻装要求下，每人唯有一条薄被，只能铺一半盖一半。有时风雪掩盖了被子，仍睡得很香。再冻得受不了时，就四个人合铺登脚睡。尽管挤一点，倒还暖和舒适。老乡们见此情景，心疼的都掉下了眼泪。在当时，老乡们生活在“吃了上顿摸不着下顿”的日子里，还经常把视如命根的红薯、花生给我们吃。几次谢绝，推都推不出去。房东满意地看着我们吃下去才肯离开。人民确实教育了我们，我们也感动了群众。诸如此类的事，举不胜举。
严酷的游击环境，迫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和衣而眠”的习惯。加上老乡房子紧缺，只能一个班十来个人挤在一个不足八平方米的土炕上。时间长了，人人生虱子，衣服、被子里到处都有，白天乱爬，浑身发痒，到了深夜，使你难以入眠。身上一片片都抓出了血。没有办法，只好每晚休息前或早起时，学员们围在棉油灯下打“捉虱子歼灭战。”尤其是由于长期在潮湿的地上过夜而生的疥疮，折磨得人更加难受。干疥疮稍感幸运，浓泡疥疮，严重时使人行走艰难。每到深夜人静时，要架燃谷草，再向身上涂满猪油拌硫磺的“疥药”（当时唯一药物），烤得浑身流汗才觉得舒服些。
除了学习，当时的夜余文化生活搞得也很活跃。学校里建立了业余宣传队，由学员中的党员带头办起了“剧团”。那时的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时期，多数学员不可能知道。李文明、胡兴国、赵建新、郝长征（曾任天津市机械配件公司经理）、崔新民、韩洪章（即肖寒，曹任国家煤炭部部长）、赵善政、刘思乐等这些党员学生由于日常的进步表现，也就自然的成了学员心目中受尊敬的人。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同。因而，在工作和学习中，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这些党员学员遇有重大事情都通过群众去付诸实施。比如纪念“七七”、“九一八”和“校庆”等活动，他们都要率先行动借老乡的门板，搭起土台子演出有关抗日内容的节目。在当时战争环境，能看到一场“文明戏”当然也颇受老乡的欢迎。就是平时，这些学员都能身先士卒做到进村搞宣传，离村查纪律。随时讲评，使全体学员养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1941年初夏举行的“校庆”，是在离肥乡四十华里的鸡泽屯（曲周、广平县交界处）举行的。那天，肥乡县抗日政府、抗日高小和周围的“青抗先”、儿童团都来祝贺。会上，还演出了学员们自编的节目，如过节一般的热闹。当天，还破例地宰了一只羊，每人两个馒头，师生们围在一起举行了“大会餐”。在敌军围困千万重的环境中，享受到这样的“大会餐”也是满够幸运的，个个高兴得欢蹦乱跳。老乡们也对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倍加赞赏。围观的人感慨地说：“你们学校除了学习外，还是宣传队、工作队，真是一点也不含糊！”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彻底暴露。我们怀着无比义愤的心情，分赴周围乡村，向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讲解：“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的反动面目，我新四军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所受到的巨大损失等。接着教唱“皖南泪”这首歌。宣讲和歌声，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反共罪行的满腔怒火。这对后来的发动群众参军参战都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我们这种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的方法，也确实是加速培养干部的好办法。
这年初秋，在我军连克肥乡、广平、成安、沙河等县城后，日寇对我冀南区的“扫荡”更为加剧，妄图一举消灭我军的抗日主力。在冀南三分区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领导果断地做出决定，在学校暂驻地——肥乡县北营（肥乡东北二十华里）招收第二批学员，以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干力量，适应形势的需要。因为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恐日”病，所以原来设想的招生计划没有实现，只录取了三、四十人。至此学员也不过百人。连教职工总计一百五十来人。
中秋，日寇搞起第五次“强化治安”，周围县城的敌人几乎天天出动扫荡、围剿。我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我们从广平、肥乡边缘地区逐步东去，向曲、广、馆接壤地区转移。当时，敌人在县与县之间已经普遍修筑或正在修筑公路，靠公路旁又挖了深约一丈五、宽两丈的“封锁沟”，使我们局限在很小范围内活动。条件虽苦，可是学校的政治气氛有增无减。白天继续在树林里坚持学习，夜间配合军民到远离驻地三、四十里外的封锁线去破公路、割电线、催公粮、收军鞋、搞募捐……。紧张的工作，我们不但不感到疲劳，而且都还觉得更加来劲，学员们形容是同敌人“捉迷藏”。每取得一次破坏敌人交通的胜利，都感到莫大安慰和骄傲。学生们为什么环境紧张不退缩，生活艰苦勇进取呢？除了与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外，还得力于地委和上级领导同志经常进行的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统称为“上大课”的巨大作用。在那样的艰苦岁月中，最多不过一两个月里，我们和专署直属机关以及附近的县、区干部，都能集中在游动驻地的树林里，听一次“大课”。曾记得，给讲大课的多是冀南三地委以上的领导同志，如李大章（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张策（中顾委员，原冀南党委组织部长）、王幼平（原八旅政治部主任，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陈再道（冀南军区司令员）、王笑一、肖永智（原新八旅政委）、乔晓光（原冀南三地委书记、曾任广西第一书记）、杨易辰（原地委宣传部长，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有一位据介绍是十八集团军的一个姓周的部长等也给我们上过“大课”。在内容上，有国际、国内形势，有当时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有大家最关心的大事件，也有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每次“大课”，都给人以鼓舞，给今后指明了方向，有理有据，久听不厌。偌大的会场，在数千人面前讲话，听者鸦雀无声，一动不动。这样的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每听一次“大课”，就犹如加了一次油，增加了一份信心和勇气。有一次，我们还有组织的看了由日本反战同盟华北支部秋山良照（据资料：后来回国当了日共中央委员）和水原建次等，在曲周四夫人岩演出了反映日军反战情绪的话剧，使我们很受启发，更坚定了“日寇必败、我们必胜”的信心。
为了响应党中央“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的斗争，我们学校还选出学校代表七人，其中有副校长王琳和原大名七师教务长晁哲甫（曾任河南省副省长）参加了在威县召开的冀南区选举工作。在所选代表（总计二十余人）中，一致推选文哲民为冀南区参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举的学校代表。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学员经常有进、有出。在出的人中有因某个地方急需而调走的，如吴凤岐等到永（年）北对敌斗争严酷的地区；有的是接受党的指示，进行深造的，如马杰三等到延安去学习。当然也有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自动退学的。可以说，学校的绝大多数都在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奋发学习，勇于接受可能发生的更为艰苦的考验，
不仅要学习，更主要的是搞好工作。随着形势的恶化，我们参加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除了就地搞宣传工作，还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经常抽调一些同学去协助政府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临时性任务。有一次，已进入严冬季节，我们几位年龄较大学员就跟随当时专员兼校长孟夫唐一起，越过敌人几道封锁线，躺过水深过腰、已经结冰的滏阳河，到永年北去征收公粮，动员群众参军等。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和学校的安全，上级还给我们配了二十多条枪和一部分手榴弹，以应付突然事件。
冀鲁中学这个响亮的名子，在卫河之畔，太行东麓，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的群众工作，艰苦办学和战地动员工作等，多次获得地委、专署的赞扬。乔晓光、杨易辰等领导同志不断来学校作具体指导和帮助解决问题。《人山报》上也多次发表有关学校方面的通讯报道，给我们以极大鼓励。
风云变幻莫测，疾风方知劲草
1942年始，这个地区即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最严峻的时期。日寇的胃口越来越大，猖狂的程度登峰造极。仅日寇在冀南三专区一带小范围的“扫荡”就无法计算。涉及到十数县、纠集日伪军万数人，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在
第一次是在1942年春节前的
这天是我们刚转移到广平县留女固村（广、曲、馆三角点上）的第二天，凌晨一、两点，发现西南方向十华里的蒋庄、未庄一带有白色灯光和马达声音，担任警戒的学员是张尚魁（大名人，曾任河南南阳地区法院院长）和我，意识到情况的异常，（那时候，是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担任警戒任务，“大个子背枪，小个子看香”。没有钟表，以烧香来计算时间）赶忙向领导报告，全校师生迅速起床，打好背包，集中到村东的打谷场上待命。天蒙蒙亮时，我们按上级指示越过坎坷不平的黄河故道，向东南方向馆陶县的拐渠进发。为安全计，让小学员和女学员先走，刚离村，村南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一颗流弹打在了兼管刻写员韩家麟（曾任重庆某军工厂党委书记）背在背包里的钢板上，但没有致伤。一路上，情况十分紧急，日本的“红膏药”旗到处可见，敌人的机枪扫射之烈，连头也难抬起。幸亏那天是大风天气，师生们侥幸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脚未停稳，又得到南馆陶敌人活动的情报，就又随着地委和专署等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转向西南方向躲开了敌人，经馆陶西河寨、广平潘寨，赶到大名县沙屹瘩村北的一座学校里稍事停留。约下午三时，向西南方进发，在大名最北部、比较偏僻的屯头最北头一家停顿下来。这家北向视野开阔，便于观察敌情。在村干部和老乡帮助下，吃上了一顿饭。
在夜幕将要降临时，目睹着大队敌人稀稀拉拉的从谢寨经老陶营南去后，我们立即尾随着沿屯头村直接通向谢寨的交通沟躬腰北去，夜间住到了广平县北张村小学校。第二天（即阴历十二月初九）一早，又重新回到了留女固村。
据悉，敌人的“腊八合围”，采用的是“拉网、惊鱼”的战术，自南向北，由大圈到小圈，最后聚而歼之。敌人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我主力新八旅二十二团。（据1943年后在肥乡县大队任团长的赵鹏宦、刁国兴谈：这个团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东进冀南后老班的一部分。）可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没打好。我军指战员在于笑虹政委领导下，表现出高度的抗日救国热情。他们在西张孟、崔庄、侯村、烟屯等村多次激战中，英勇冲杀。最后在曲周县吕洞固西头的李家地主大院里，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傍晚时，终于突破了敌人的装甲坦克的重重包围，取得了“反扫荡”（或“反合围”）的伟大胜利。
1942年春节后的
“腊八合围”和阴历三月的“合围”相隔不到两个月，社会上对我们学校遭遇有很多谣传。一些学员家长不放心，纷纷从几十里、百里以外，通过敌人几道“封锁沟”和日寇的“炮楼”脚下，冒险来看望自己的亲人。家长了解真象后，有的安慰自己的子弟好好学习，经受锻炼；有的要将孩子拉回家去，待平和了再学：也有的出于溺爱，屈服于艰苦，让孩子干脆回家种地的。但是，多数具有时代精神的年青人，丝毫没有动摇坚强的信念和为抗日胜利而学习的决心。但也有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说什么“这样的铁壁合围加带盖（指飞机）一次死不了，两次砸不着，三次、四次受不了”就妥协回了家。文书门X X、学员王X X索性投敌当了革命的可耻叛徒。这期间，日寇又在我们常驻的曲周侯村，广平县平固店，蒋庄、韩庄等村镇，相继安了炮楼。学校就不得不从肥、广、曲的三角地带，继续东移到馆、邱、曲三县边缘地区的未村、苏堡、庄固一带。这些村子正处在黄河故道，飞沙薄地。赶上风天时吃一顿饭，用手巾盖着碗也要吃进不少沙粒。就是这样，只要能够好好学习几天不发生敌情，就算是幸运了。
形势的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久“四·二九”大合围，即第三次大扫荡开始了。1942年4月27日，我们正住在馆陶与邱县交界的苏堡村，获悉周围几县敌人又陆续增兵扫荡的消息。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上级决定我们立即转移到冀南四分区的威县以南、邱县以北，在冀南区这一带唯一的一小块南北二十里，东西三十里的狭长根据地去，以躲开敌人的“合围圈”。当夜，从馆陶的西苏堡出发，在我地下敌工人员的引导下越过敌人戒备森严的邱（县）、馆（陶）公路和封锁沟。天亮以前，到了邱县北的南辛店。一个整夜的紧张行军，连背包还没来得及解开，又接情报说：邢台、德州、临清等多股敌人，又要在邱（县）北“扫荡”。因为我们第一次来邱北，人地生疏，手足无措。只能依靠这一带的学生作向导，匆忙的、三三五五的分散到周围的香城固、镇东堡、波留固、大槐树和倪宋等村去。脚未停住，就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枪炮声。逃难的人群，东西南北乱碰头。学员们跟着老乡四处奔逃。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被赶到沿曲周边缘的镇东堡时，龙堂炮楼敌人正出发至郭李村。在紧张之际，我们不少人将衣服、被子和书籍之类，掩藏在各村的地下、房上。后来据有的材料说，那次邱北“扫荡”，是日本驻华北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围剿”冀南区党政机关的一次大的“扫荡”。这就是冀中“五一”大扫荡前夕的冀南区“四·二九”大“扫荡”。
在这次反“合围”中，我新四旅及冀南四分区部队于邱县香城固、下堡寺（现划归临西县）一带遭敌合围，与敌激战后冲杀出来。可是，我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等五位团职以上干部和300余名英勇的将士为国捐躯。我们学校却安全转移，走乱了的学员也逐渐集合一处。从此，形势更加严酷了。
疾风知劲草，艰险辨忠奸。在严酷的形势考验面前，有的经受了革命洗礼，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有的却在这个“考场”上退败下去，甚至暗中投靠敌人，成了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大队长”谷经武就乘乱逃窜到大名城里敌人的狗窝，充当了日寇的走卒。
谷经武逃跑后，引起我们强烈的愤慨。为了使大家真正认识谷经武的本来面目，全校师生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游住东三塔、郑庄期间，开展了一场“反谷经武斗争”，借以肃清影响，提高觉悟。从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谷经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敌特分子（也有说他是托派的）。1941年春，谷分配来校工作时，上级已给学校党组织交了底，由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握并监视。学校领导与专区保卫部门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发挥着党组织应有的作用。谷到校后常以“正人君子”自居，自欺欺人。他行政上是“大队长”头衔，平时很少讲话，非常善于伪装。在讲话中有时讲到“四·一二”事变时，还“表示沉痛”假惺惺地挤出几点眼泪。他的行为确实欺骗了某些不知底细的、幼稚的年青人。甚至还有的误认为他是党员。在当时，党组织处在秘密时期，对于所掌握的谷经武情况，也不可能让大家知道。据后来得知的材料：谷经武在腊八“合围”以前，就通过勤务兵外号叫“罗锅”的，经常以“探家”为名，频繁来往于大名城北约二十余里的廉山庄敌“炮楼”之间，密秘与敌人联系。在腊八“大扫荡”中，谷更费尽心机，企图把我们引入虎穴。谷经武的赤裸裸的暴露，被学校当局识破，果断地采取措施，背谷经武之道而行之，才转危为安。这次脱险，幸有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我们才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逃过了一场大灾难。事后，又从邮包中发现敌人写给谷的密信，被专区保卫部门扣留。
严酷的环境，社会上的混乱思潮，使我们学员更树起了在“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时，坚定地“向前走，别后退”的信念。
辛酸苦辣为奉献，玉洁冰清献忠诚
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过，抗日第五、第六和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第四年都不同，即接近着胜利，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
当我们在“四·二九”遭敌合围重返邱、馆封锁线南不久，巳到了“抬头见炮楼，迈步是公路”的严重地步。巳经不可能象过去那样集中居住，集中学习了。我们分别疏散在馆陶县最西部的南拐渠、拐渠屯、麻虎寨、庄固等南北十余里的十多村的老乡家中“吃派饭”（即在农民家轮流吃饭）。头天约定地点，白天集中上课，晚上分村居住。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只能这样来坚持。人们鼓励我们，赞扬我们。环境的恶化，交通的断绝，使不少学员的衣着难济。到阴历五月“端午节”后，老乡们全部换了单衣，戴上草帽开始夏锄了。而一些学员还穿着一身生满虱子的棉衣。那时的学员关系，真胜过亲兄妹，有的女学员如沙静波（现名陈静，任湖南省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沙笑若（现名陈昭，曾任西安郊区人大主任）姐妹俩和杜慕剑（现名杜洪波，曾任吉林毛纺厂党委书记）等主动给大家做鞋子，有的男学员如郝长征、韩洪章等主动献单衣。这种真诚的情感，着实感人，附近一些学员的家长也三番五次找去家中做客，给予安慰。纯洁的革命感情，使我们终生难忘。正是在这种革命激情的支持下，才使得我们在革命形势日趋艰苦，日寇的“铁壁合围”、“蚕食政策”和“三光政策”恶劣的环境下，明聚夜散，整整坚持了四、五个月。
1942年，日寇向冀南步步进逼，就连我们坚持“明聚夜散”在“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上也站不住脚了。日寇在馆陶县西部几个村庄，又相继安了几个炮楼。不久我们驻村一带东北方向的徐村、正东方向的法斯也安上了炮楼。因距敌人太近，时有被骚扰的可能。有一天，敌人晚上出来抓夫时，就把学员修东鲁（临清人）抓走了。以后通过我们的“内线”，用钱赎了回来。不久，又有可靠情报报告，日寇还要在我们分散的南拐渠村安炮楼。那时的情况紧急异常，在冀南三分区的范围内，再难以寻到可供我们学校公开活动的地方了。
九月间，冀南三分区党、政、军机关普遍实行“化整为零”和“精兵简政”，以便更有效地保存实力，坚持对敌斗争，有的改换服装，转入了敌人纵深处，有的变集中活动为小分队活动。我们的学校也就在这种形势下停办，全部分配工作。原则是：本着当时提倡的干部“地方化”的精神，按学员籍贯、经地委同意，分别到一、三地委和所属各县去。这就是第二批正式分配。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冀鲁抗日中学从创办到结束的短暂岁月里，在上级的关怀和冀南三地委、三专署的具体领导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坚贞的革命干部。他们从学校出来后，就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有些出校后就到日伪统治的地区担任了武工队长、区委书记，直接投身于度荒、生产、支前活动，象李文明、赵建新、郝长征等不少同志就活跃于日寇出没无常的游击区，经常置生命于不顾，组织民兵开展“学习赵贵山（冀南三分区民兵战斗英雄）运动”，精心组织联防，和周围敌据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象田永升（大名樊河道人）等直接到敌人统治森严的纵深区功岑县（现永年东南、肥乡西北和邯郸县东部一带。这之前称永肥县。该名称是这县抗日县长马功岑牺牲后命名的。）二区游击队担任了指导员。由于他平易近人，身先士卒，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参加过数十次战斗。最后，在掩护同志们退却时被捕牺牲。有的如唐汉卿（成安人，曾任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巳故。）分配到部队去搞敌工工作，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进行瓦解伪军工作和建立内线关系，在肥乡、成安、邯郸一带颇有名气，人们称之为“少年老成”的“小老干部”。有的人分到地、县党政机关搞秘书工作、新闻报导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秦书杰在不长的时间里，即成为原冀南三地委机关报《人山报》比较有名的通讯员、记者和编辑，不断深入基层进行采访，发表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报道。还有一部分人，受党的指派，继续深造，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工作的。也有的是到敌我斗争尖锐、地方反动势力猖獗地区，直接搞除奸反霸斗争的，如崔新民等到永（年）、邯（郸）、肥（乡）搞公安保卫工作。邯郸解放后到邯郸市去，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上做出了贡献，等等。这批学员在蓓蕾初开时，就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受到党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的赞许。
随着岁月的流失，形势的发展和年龄的增长，这批学员已遍布于祖国各地的各行各业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当年，幼稚可爱、天真活泼的小伙，如今已两鬓斑白，年逾花甲。五十年的光阴流失，我们和祖国一样，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据初步了解，在我们的学员中，除蔡炳德（永年人，出校后任滏西支队指导员到大军南下时任营教导员）、唐汉卿、韩洪儒、秦书杰、田霞光、修东鲁、田永升、王继敏、王金中、刘霞（大名人，女）、胡文魁（原名建军，大名人，曾任山东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裴文选（大名人，曾任湖南省湘西区经委主任）、郭荆山、张士超、赵先锋（改一农）等已经在战场上光荣牺牲或因病故去，或在十年浩劫中夺去了生命以外，有相当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成为国家有用之材。在峥嵘岁月中，经过广大人民的精心耕耘，学校领导和师长的培育，在祖国的肥田沃土上，已经绽开万紫千红的花朵，结出累累的丰收之果。
一九九一年秋删定
后记
这份材料于1984年草拟，中间曾数次征求意见才初定下来。尔后，又有老同志来信、口述进行修正与补充。1987年3月，刘亚南、赵建新、崔保民、陈静等同志相继写出《冀鲁抗日中学的基本情况》寄我。这次的易稿，基本上是遵循这份《情况》进行了比较慎重的修改。
在数易其稿的过程中，陈自同志提出翔实的材料和具体意见，给予明确的指导。同时，李文明、胡兴国、陈洪章、郝长征、吴凤岐、贾春海、朱光耀、王寿重、韩家麟、王成箴、陈晓光、刘自同等同志从大江南北寄信、带信给予大力支持。此外，校外的一些知情者如冯光中、郭养之、田子连、张清华等主动提供了情况。尽管如此，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年时过长，也只能罗列成这样子。再加之入校时间不一，出校有先有后，各自经历差异等主客观条件限制，在某一方面遗漏或错处难免。还请熟知者能够谅解。不过，在其主要问题上，如学校的沿革情况、学习的内容与方式、参加抗日工作的实际活动、学员们来源与分配、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办学的宗旨和目的以及学校的基本性质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值此，当对原学校领导同志表示敬意！对校内、外热心支持这个材料的同志表示感谢！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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