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景周烈士传略
司枕亚
继冀南“4·29”反扫荡之后不久,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又纠集三万多兵力,采用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分路合击驻太行山卫县麻田镇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敌人集结重兵,层层包围,并有敌机助战,企图达到其一举消灭我军总部的狂妄目的。左权将军指挥警卫部队迎战,对敌反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使我总部机关安全转向外线。这就是我军1942年五、六月间有名的十字岭反扫荡战。就在这次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在总部工作的司景周同志不幸以身殉国。年仅三十岁。
司景周同志又名司宗文,1912年夏历正月初七出生在大名县城内马厂街一个小职员家庭。1919年当他七岁时就读于西大街小学,后又考入羊市街高级小学。1926年夏,当第七师范招收新生时,司景周同志以优异成绩考入第六班。司景周同志在校学习期间,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李白、杜甫许多名篇他可背诵,他对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样样爱好,样样受到行家的好评。他的柳题毛笔字和工笔画已有初步功力,他画的连环画《西游记》以及虫草花鸟特别惹人喜爱,逢年过节很多人找他画灯笼、拟灯谜、写春联。他不仅善吹萧、笛,而且二胡拉的得心应手。他特别爱好京剧,经常课余自拉自唱,也多次在联欢会上化装登台演出。在舞台上能文还能武。他在南阳关中扮演主角,不仅唱腔板眼适度,脆亮悦耳,而且武打还很不错。
然而,司景周同志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提高与进步主要还是在考入第七师范之后,这是由于第七师范进步的、革命的环境所决定的。第七师范以谢台臣校长为核心,在晁哲甫、王振华的协助下,于I923年创办招生,他们在办学伊始,完全按照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思潮,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师生打成一片,提倡以作为学。他们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告诫学生“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要求学生要有科学的头脑、勤劳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他们主张民主办校,学生的事学生管,成立学生自治会,下设学术、平校、膳食、体育、图书等若干部,以培养并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他们完全摆脱了旧教育制度的模式和轨道,开创了一条崭新的教育革命之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来说,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司景周同志在这一环境的教育和熏陶下进步很快。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狰狞面目,他对当时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官僚政客极端不满和愤恨。他抱有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强烈愿望。树立了民族民主的革命思想。
1926年暑假后,谢台臣校长聘请一位英语教师一一冯品毅,他是中共河南省委农民部长兼共青团省委书记。当时河南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下,到处搜捕共产党和赤化份子,冯为了躲避一时,应聘来七师任教。冯品毅同志虽然在七师工作仅三个月,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奉调广州之前,发展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三个同学为共产党员、随后又发展成润、吴益普一同学为共产党员。这年十月,大名县正式有了共产党的秘密革命活动。1927年三月,党组织根据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贯表现和申请,同时吸收为共产党员,从此第七师范便成了党的工作阵地。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底,由于红枪会暴动和军阀混战,尤其是由于学校经费无来源、第七师范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被迫停课放假,直到1929年初才开学复课。这次开学复课后党组织进行了发展。司景周同志由原来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升华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因为他向往真理,追求光明,于1929年初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开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生涯。
司景周同志入党之后,积极为党工作。在学校党组织安排布置下,他以学生自治会平校部的合法身份,到附近农村开办平民学校,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远大前途的宣传教育,从而把农民组织起来。他也协助自治会图书部购置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以及高尔基、鲁迅、茅盾等无产阶级先进作家的作品,为同学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1929年的双十节,根据省委巡视员张含辉的指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散发传单活动,司景周同志同其他党团员参加了这次统一行动。将县委事先准备好的“打倒国民党”、“反对进攻苏区”等传单分给参加散发的党团员,乘全校同学傍晚排队进城开会之机,带进国民党召开的庆祝大会会场,按规定时间分别溜出,每个同志都准时到达负责散发的街道和地段。全城同时散发,五分钟之内散发完毕。司景周同志参加了这次统一行动,显示了他的机智勇敢、从容沉着、临危不惧的胆略和作风,在当时国民党恐怖统治下,对司景周同志这个刚满十七岁的新党员来说,这的确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和锻炼。这次统一行动,使敌人十分震惊,但也是党的一次自我暴露,这实际上是党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大名的开始推行。
1930年春,直南特委书记冯和斋、省委农民部长郝青玉先后到大名,他们一再强调“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国民党日益接近崩溃的边沿,”要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还提出大名暴动计划:第七师范是暴动指挥中心,学生、工友以及附近农村平校或夜校学员为主力,并调动农村支部的党员、有组织的群众联合攻城,把苏维埃的红旗插在七师校门口。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对上次双十节散发传单的统一行动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们认为这次比双十节更左的暴动计划,条件不成熟,没有胜利的可能,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不但听不进这些正确的意见,反而视谢、晁、王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宣布开除出党。司景周同志同许多党员都不同意开除他们的党籍,但不敢明确表示;对于暴动计划也认为不可能实现,但也不敢反对。从而党员的思想混乱了、党的组织涣散了。大名暴动计划也以落空而告终。
面对着这一形势,谢台臣校长已感到不能再领导学校,不得不向教育厅提出辞呈。教育厅也认为大名共产党活动与七师有密切关联,因而将计就计拟派张达夫接替,但考虑到谢台臣在校内和社会上威望很高,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曾试探性的派反动透顶的张达夫以督学身份来校。全体同学立即团结一致,开展了挽谢驱张的斗争。但教育厅仍然于1930年6月19日直接下令批准谢校长辞职,正式任命张达夫为校长。张达夫带来了一批反共的顽固派接管了学校,辞退了全部进步的教职员,禁止学生阅读并销毁进步书刊,取缔一切政治活动。张达夫为了达到压制学生的卑鄙目的,这年暑假后只召集新生和毕业班入校。同学们识破了他的阴谋,仍然大部到校了,并选出司景周、管身律、王文章、成淦四人为学生代表,向校方进行说理斗争,要求全校同时开学。张达夫勾结军警于翌日学生午睡时,将司、管、王、成押送校外,被校方第一批挂牌宣布开除离校。这些倒行逆施不仅压不倒长期接受革命教育的多数同学,反而激起声势浩大的驱逐反动学阀张达夫的学潮。司景周同志仍然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学潮,全体学生大罢课,派出代表向教育厅请愿,呼吁各界援助,充分揭露了张达夫的罪行。张达夫再次勾结军警包围了学校,有三十二名同学被捕,司景周同志因家住城里,利用亲友关系在营救被捕同学,以及给被捕同学在送吃食和衣物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司景周同志于1930年7月由大名调到共青团直南特委担任秘书长,当时共青团特委书记是成润同志。特委先驻磁县,后移马头镇。成润、司景周同志在灌渠边研究工作边洗澡的情况,至今成润同志记忆犹新。由于活动经费筹措困难,不仅交不了房租,吃饭也没法维持,因而司景周同志在团特委工作三个月左右又调回大名了。
1930年秋后,晁哲甫介绍因闹学潮而被开除的司景周、管身律、王文章、成淦四人去清丰县六塔镇高级小学任教。管身律、王文章教语文,成淦教数学,司景周教音乐。这些进步教员很受同学们欢迎,但遭到国民党校长唐剑青的排斥和刁难,司景周同志愤然离去。
1931年初,司景周同志从清丰县又回到大名,正遇到大名七师“挽谢驱张”斗争胜利后,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回校积极筹备复学。司景周同志又分配在七师任图书馆管理员,日以继夜地协助校领导工作。
1932年夏,第七师范的领导权被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篡夺了。郭鸣鹤的反动程度比张达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新校长一上任,就拉来一批国民党极右分子,占踞了学校所有的重要部门和岗位,进行法西斯统治。这时林恒飞、司景周、李蕴玉等同志由于同新上任总务主任李仲九的私人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郭鸣鹤一伙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身份,所以被学校留用了。司景周同志仍是图书馆的管理员,林恒飞同志任书记员,李蕴玉同志任文书。这样就留下种子,扎下了根。他们在以后的反郭学潮中亲自编印反郭宣言,但到1936年初才把郭鸣鹤驱走。
郭被驱走后,王振华被委任为校长,晁哲甫为教务主任、李琴南为训育主任。这时日本进攻华北,签定了《何梅协定》,宋哲元卖国求荣,成立了冀察自治委员会,就在这形势急转直下、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学校维持了一年多些的时间,“七·七”事变就暴发了。当时对抗战的形势、前途多认识不清,认为黄河是天然屏障,日本侵略者打不过黄河,在一些人们纷纷南逃之际,七师领导决定把学校重要藏书、仪器运往黄河南,并决定由司景周同志
押运。这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那样混乱的战争环境,那样笨重的图书、仪器,有时水运,有时陆运,辗转多日,克服千辛万苦,终于把这一批图书、仪器运抵河南省舞阳县北午渡镇。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担的任务,而司景周同志竟圆满完成了。这足以说明司景周同志不怕艰难,认真负责的可贵精神。
为了充实抗日军政干部队伍,晁哲甫同志找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同志,根据朱瑞同志的指示和具体帮助,晁哲甫同志率领林恒飞、司景周等同志于1937年十一月中旬到了太行山晋城举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司景周同志一面协助晁哲甫工作、一面参加学习。这时司景周同志面对着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探讨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以及如何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1988年七月二十九日访问了太行山晋城举行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旧址,就是现在晋城市第一中学,这个中学虽然盖起了现代化的教室大楼,但司景周同志协助晁哲甫同志日日夜夜工作过的那排平房却依然存在,使我思绪万千,因为我那时也是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啊!
“打回老家去,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号召就是对毕业学员的分配原则。晁哲甫同志带二十多名毕业学员回到冀鲁豫边区,我化装乞丐沿卫河回到冀南,而司景周同志于1938年1月份分配到八路军总兵站工作,总兵站和山西省委、北方局都驻在山西临汾。总兵站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战时机构十分精简,总兵站只有两个科,司景周、裴味农同志都是二科科员,二科科长是原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同志。八路军总兵站于1938年春搬到延川,同年九月又搬到延安。这期间司景周同志一直在总兵站工作。
1939年抗大组建分校,在司景周同志恳切要求下,被调到抗大一分校深造。并随一分校由延安开往山西屯留。当时一分校负责人是何长工同志。司景周同志以他孜孜不倦的精神,比较系统地攻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这时毛主席名著《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都相继发表,司景周同志通过系统地学习,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总兵站,就是军委总后勤部,叶季壮同志任部长,杨立三同志任副部长兼前方后勤部长。司景周同志在抗大一分校学习结束后,约于1940年春,经杨立三同志指名要其到前方后勤部工作。当时前方后勤部的组织机构仍仅有两个科:一科负责运输,二科负责财务。司景周同志这次调前方后勤部后任二科科长,一直到辽县十字岭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司景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无论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或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他总是意志坚定,满怀信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作风上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在生活上克勤克俭,热爱劳动,严于律已,不计得失。司景周同志特别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学一行会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司景周同志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优良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中共邯郸地委、地区行署共同承办司景周烈士遗像安放仪式,于1981年12月12日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举行。地委、行署以及大名各界领导出席了这次仪式,地委负责同志高度评价了司景周烈士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付出毕生精力,做出积极贡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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