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名县武装情况
李 磊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大名县根本没有咱们的武装。可是也曾试图搞过武装。那是在立三、王明路线时期，他们把革命低潮说成是革命高潮，幻想全国来一个总暴动就可成功，可是哪个地方搞成功了呢？当时在大名一带是革命低潮，民众特别是农民觉悟低，没有暴动的可能性。当时搞个减租减息还是可能的。我们为了搞武装曾一度组织收编过土匪，想利用他们并把他们变成我们的武装。我记得1928年或1929年曾到大名西南土匪最多的回隆、楚旺现属魏县一带去过一次，利用社会关系和他们谈判。现在看来搞武装走组织收编土匪的道路是很难行得通的。为什么呢？土匪在旧社会虽有打富济贫反抗官府的表现，但真正有政治认识的土匪是不多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搞钱，浪吃浪花。我们和他们谈的时候他们也表示对官府不满，当土匪是被迫的，也反对地主，可是你要他真正干的时候，一给他的个人利益相违背就不行了。
我们真正搞武装还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奉军南退，大名一带进步的、参加过组织的绝大部分同志看到敌人（日本）要来了，没有办法，所以都到大后方去了。如林振三、裴味农在安阳一带成立了四支队，也算救国会。当时也有未走的知识分子，如解蕴山，王一臣等。还有一个七师同学李平之也未走。不走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商量，想趁敌人来到大名之前把守望队（地主武装）改为抗日队伍。早在1935年和1936年间红军曾到陕西一次，对河北省震动很大。当时宋哲元叫各县搞碉堡，成立守望队。叫许多村的群众到一个村修大围子。这些准备基本是防止共产党的，并将所有县长改为武县长。南乐是王家林，大名是马润昌。事变后敌人来到大名之前我们把守望队利用起来，弄了几支枪。后来新乡八路军办事处和四支队给派三个红军，连长陈中全（后牺牲了）帮助我们搞武装。组织起来没几天（1937年10月间）敌人就到了邯郸、成安。我们给守望队开会讲道理，当时杨桥派出所巡官李俊得（李和解蕴山熟悉）秘密报告马润昌，说我们是共产党，要造反了。马即传我们到大名去。当时我们也很幼稚，只认为敌人来了抗日还有什么罪，就去了。到那里三句话没说就给关押起来了。幸亏路中林的一个秘书申伯纯（现政协秘书长）打电话说了一下，才把我们放出来。第二天或第三天大名就失守了。日本进了大名城，我们带守望队在杨桥一带活动。当时有100多支枪，民团性质，吃大锅饭。日本到大名后，实行了高压政策，从大名至广平沿公路两旁烧、杀、抢、掠，见人就杀，见村就烧，老百姓扶老携幼往东逃。到后来老百姓怕敌人烧杀，不叫我们进村，他们说，二十九军还叫人家给打垮了，你们还行？先来还给粮食吃，后来连粮食也不给了。老百姓不欢迎，地主反对，再加上我们没有带兵经验，没办法就把守望队变成了分散居住，采取有事集合的形式。
日本的高压政策之后，我们商量着改变形式继续搞，这时守望队的枪我们还控制着一部分，夜晚就把人集合起来开会，讲抗日的道理，说明还要继续干下去。就在这时土匪也起来了，到处收枪。大名王天祥、张发孟，馆陶王来贤。王天祥、张发孟在万堤北边成立了几十个人。张是东马庄人，当时是守望队的一个小队长，和解蕴山很熟悉。他来信叫我们把人带去合作抗日。当时我们不了解他已变成土匪了。我们到那里后一看不对劲，到处派粮、派款，叫张村送粮，叫李村送钱，不送就打。各村乡长送这送那，这里绑票，那里绑票。这那象抗日的军队。我们劝说：“这样做不得了，群众会反对我们了”他却假装不知道，把责任向外
推，并藉此捧我们夸我们。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目的是看到我们都是青年人，想利用我们给他们助长声势。有一天他说去马时庄借枪，他哪是借枪，而是以借枪为名抢人家去。夜间去的，人家不给开门，村里还向外打枪，一打枪，土匪急了，往里硬攻。马时庄就十来支枪哪抵得住土匪100多支枪？土匪一进村就是烧、杀、抢，并大肆宣传说：我们和解蕴山、李大磊是抗日的。这一闹各村谁也不再给我们送猪、送羊、送东西了，不久我们就和土匪分开了，人和枪都带回来了。那时谁是官、谁是兵？谁有枪杆子谁就吃得开。为便于开展工作，我们把守望队改成了民团。成民团后，团长叫谁来当呢？地方上的人不同意我们当，说我们是青年人，冒失。没办法就把老绅士朱振英搬出来了。朱和解蕴山有关系，我们计划控制利用他，叫他挂个招牌，把人和枪拢起来再说。我们也和张发孟讲，咱们是朋友，我们不打你，你们不要到我们这一带来。这样做群众很欢迎。起初敌人不管，还到处搞维持会，我们就破坏。到1938年初左右敌人就注意了，来人来信威吓民团说：你们改不改，改编后发给你们白袖章（当汉好）成为保家团。当时朱振英经不起这样威吓，就想当汉奸，可是又不敢说明，问我们怎样办？并说维持不了。我们对朱讲道理，劝他不能当汉好。他要向敌人报告人数和枪支，我们坚决反对。同时另想办法找外地支援，这时我们曾到聊城范筑先处去过一次，又到四支队去过一趟，说明情况，请示办法。他们也无办法，我们就把小连长陈中全同志介绍到范筑先十支队去了。小陈到了十支队，说大名有很多枪。他们在一天夜晚带着人就来了，由于我和解蕴山未在，大概也弄走了几支。朱振英一看有个十支队，觉得当汉奸不行，再加上日本人逼迫就不干了。这时正在春节后，没办法就散了。这样一来公开成立民团不行了，我们就又改为半脱产的形式，有事集合、无事回家，基本上控制了枪支。
1938年春天，八路军（宋任穷）到冀南了，我们就正式派人接关系，找八路军。他们刚过来万无头绪，没有具体办法，只叫我们发动群众组织救国团体，成立政权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一面搞小武装，一面组织救国团体，搞救国会。4月间八路军的骑兵团到广平一带活动，我们又找他们去接头。他们把广平、肥乡成立政权问题解决了。不知骑兵团政委有什么顾虑仍只叫我们回去搞战地活动委员会。同年五、六月间，三八六旅政委王新庭到肥乡后，派人来叫我们去，到那里我们汇报了一下工作。这时大名已有县长了，冀鲁豫保安司令丁树本派他的副司令陈明绍（三旅长）兼大名县长（当时他们是抗日的）。王政委根据这个情况，对我们说：“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人家委（任）了，我们就不在委了，可以到陈明绍那里做些工作。”到陈处后陈委我当了四区四支大队长，约100余人。解蕴山当了民运科长。当时陈对我们表示支持。军队扩充很快，半月时间就扩充到五百多人。这时，丁、陈已正式和国民党接上关系，即在大名成立县党部，对我们限制活动，派特务。接着，聊城失守，范筑先牺牲。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范筑先之死，完全是由他的部下王金祥搞的鬼，而丁、陈却说是共产党，青年知识分子搞的，借此造谣煽动，以限制我们活动。
1938年11月12月间，陈调我们去金滩镇集训。当时我们估计去了可能把枪给收了，把人给解决了。当时就找三八六旅王政委商量，他说：“你们得去，因为你们受人家领导，不去今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因为我们搞的是统一战线。”我们按王的意见，去了，但比陈规定的时间，晚去了半天。我们到xx村一看不对劲，有许多人提着盒子枪，杀气腾腾，陈一见我们当即把我们批评了一顿：“我调你们不来，八路军放个屁都是香的！”叫副官把我们的枪统计了一下，又说：“今后少我一个螺丝钉也得把你们的地盘挖三尺！”他们为啥不收我们的枪呢？他是想扩充三旅，可是三旅没有八路军的牌子香，怕八路军，想利用我们达到他的目的。第二天敌人出发进攻元城，陈叫我们守卫河未守住。丁陈南退清丰。在临走时给我们下命令叫我们跟着走，我们考虑一南去就完了，所以没听他的命令，他往南走，我们往北来。从那以后名义上是他的人，而实际上已不听他调动了。他若取消我们的番号我们就成八路军了。他叫开会也不去主要人。从1938年初到1940年初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来了正确意见就执行，不正确的不执行，要枪不给，调人不动。
1940年春石友三南退后，我们以四区四大队为基础和五大队（元城队长郭现卿）、三大队（队长蒿文章、裴向哲）合并后改为冀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计约1400余人），司令员是我，政委解蕴山。这才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八路军。二支队下分三个大队，一队长赵北源，二队长裴向哲，三队长郭俊之。1940年6月间又改为新九旅二十六团。当年三四月间成立了大名县政府。第一任县长解蕴山。
1940年初成立了一分区，丁现国当司令员，各县成立了县大队。当时在大名一带活动的有个十八团，由于团长、政委叛变投敌，1940年春节后换成桂干生。1941年5月我由太行整风回来，路南支队成立了，裴向哲任司令员，张锡三任政委。路东支队大概也成立了。1941年搞的不大好，这年年底和1942年初大名县地区情况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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