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青年烈士——韩风

霍竟吾

韩风，原名韩国宝，上马头乡郑寨村人，1914年生于世代耕读之家。父亲旭峰读书识字，勤俭持家。叔父照峰，一生教书。他自幼从叔读书，性聪慧，成绩冠侪辈，故未读高小即考入金滩镇简易师范。

他在小学读书时，夏秋农忙即参加耕作，手脚勤快，锄地、割麦子干得又快又好，受到村里人称赞。夜里，村中有个“拳术班，”教授“佛汉拳”。他常去看青年人打拳，没正式学就都会了，拳术、器械样样精通。教拳术的老人都夸他。

秋季耕作之余，人们常在地头烧花生、烤红薯。他就招些割草、看地的小伙伴高高兴兴地吃。他家每年种有一片瓜。夏季天热，小伙伴们常聚到他家看瓜的庵子里吃瓜，他从没有烦厌过。

冬天下大雪后，他总是早早起来，拿起扫帚从自家门口一直扫到大街上，连邻居门口都扫得干干净净。有些人认为他“傻”、“憨”，给他起了个绰号：“二憨得”。但他我行我素，满不在乎。

考入金滩镇简师后，虽说基础知识差些，但学习勤奋，年终考试，成绩总在前十名里。他跟同学们和睦相处，从没跟谁红过脸，同学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他不大爱好数学，但特别好听史、地课。地理课后，他对同学们常说：“地球这么大，能象麦哲伦一样，从这边到那边逛一圈有多好！”还说：“咱中国这么大，北方雪花飘，南方四季花开，咱能从北到南、从青藏高原到东海边，走上一遭，赏玩赏玩，看有多美！”上历史课，他听得很仔细，有一次老师讲到文天祥，引证了文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对“汗青”一词不太懂，便邀同学去问老师。老师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他对文天祥高尚气节，铮铮铁骨，连呼则则，赞叹不己。

1934年，学校曾闹过一次风潮，国民党县长马润昌带军警多人到校，当即开除了三位教师，同时把他和一袁姓同学抓去扣在监狱中。几经周折，才把他保释出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华北。1935年冬，铁蹄践踏到长城脚下。二十九军士兵奋勇抗击，相持在喜峰口一带。当时报纸上载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士兵，身背大刀片，持枪在前线放哨。画的旁边标题是：“坚冰在须”，他非常喜爱，便剪了下来衬上厚纸，贴在寝室床头。

1936年他简师毕业了，叔叔要他到村里当小学教员，他说：“一辈子啃书本，跟小墨咀（小学生）打交道，怪没意思”，迟迟不就。

1937年“七·七”事变。十月，日寇逼至大名。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退，人心惶惶。七师和十一中的青年学生们常集聚在一起诉苦闷，找出路。38年顷，“丁陈”部队在南乐千口村集成立“训练班”，他想去参加，同学李廷献说：“那都是二十九军留下的散兵游勇，不可靠。”他没有去。这时，他遇上了他的另一位在北峰短期小学当教师的同班学友张振声（后化名李耕，现在广东工作）。他俩一直谈了一夜。黎明，两人推起一辆破车径奔东昌（聊城）范筑先部队去了。

一个多月后，他从东昌回来了：一身戎装，脚穿草鞋，喜笑颜开，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范筑先的部队可好咧，有不少的青年学生，政工人员讲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可透澈咧……。”小包袱里还带有一堆宣传品，有黑白漫画，印有鲁迅先生的素描像，最多的是些抗日歌曲，什么“东北流亡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在家呆了不多天就回去了，打这以后没有见到他。

后来，据说1939年间，去太行山受训半年，旋任八路军团政委。部队在卫东活动时，曾在孟村驻防，办公室就设在他姐姐家。他出出进进总带一顶大草帽，他姐姐也没认出是他。1942年，日寇铁壁合围，他带领战士，英勇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没有跳出合围圈，于肥乡被俘。被俘后，敌伪诱以金钱美女，劝他投降。他说：“我是中国人，你们是我中国人的敌人，投降你们，没那个门！你们死了心吧！”

敌人又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敌人把他活埋在肥乡的旷野。就义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含笑就义，视死如归。时在1942年8月，年仅27岁。

当鲜红的烈士证，送到他家时，他的父亲、叔叔深明大义，并没有怎样表示悲痛。倒是他国珍哥和邻居百舍的弟兄们，村里的青年伙伴们，都痛哭失声，就是村里的长者，走到他家慰问他父叔时，也都老泪纵横……。

时至今日，只要一提起韩风烈士，老人青年没有不赞叹其英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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