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养之同志与元朝教育

 王镜波

养之同志逝世了，我们对他表示深切的悼念。他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只做奉献不求索取的一生！他平易近人，酷爱读书，素有马列主义“活字典”之称。他对元朝县的开创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将有关他对元朝县教育的工作方面做个简要的介绍，让更多的人了解养之同志。

一、继承和发展了“以作为学”的教育思想

养之同志曾就读于师范学校，他对教育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九四五年他曾表示“待抗战胜利后，我还想回‘七师’去教书”。不论在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对全县教育工作关怀备至。特别是他在任中共元朝县委宣传部长时，更显示了他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才能。迅即使元朝县的教育工作，一跃而成为冀南一地委和全冀南区的先进县之一。

养之同志教育思想的形成。早在七师读书时，他就接受了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以作为学，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和“社会即学校”的学说，也倍加赞赏。在四十年代对陶行知学说尚有争议时，养之同志就肯定了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和学生自治等是进步的。为此，他阅读过不少有关教育理论书籍，吸收了有益部分的内容。在当时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从而能够在元朝县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推动着全县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他可以算得上大变革时期的革新教育家。

二、用革命的办法创办群众学校

“群校”是群众学校的简称，全村男女老少都是群校的学生，它是抗日小学发展起来的新型学校。元朝县地处冀鲁交界的边远地区，是个安全地带，具备了办学的有利条件。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当时几乎村村都有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背信弃义，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县委、县政府和群众团体，为了发动群众保卫胜利果实，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活动，都以学校为活动场所。为使教育更好地配合中心工作，又都因陋就简办起了成人夜校。分别按原系统组编农会、民兵，自卫队，妇女班、老人班等教学班次。既学文化，也学时事政治。除教员上课外，还聘请村上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担任夜校教师。有的妇女老人离不开家者，则由“小先生”送字上门，包教包会。并把字块贴在屋里墙上，用粉笔写在门上，使家家都有一个识字的环境。为了使出战勤的民兵、担架队学习不间断，每个连排都指派兼职教师在宿营地上课。这样既坚持了学习，又鼓舞了支援前线的战斗意志。

当时，为了提高儿童的入学率，也采取了不少方便学生入学的办法，家中有弟妹者，可以带弟妹上学。需要回家做午饭者，可以提前下学。这样一来入学率有所提高，但仍不能全部入学。为什么？养之同志对此作过分析，“教育这个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他不能单独的畸形发展。家长和学生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没有饭吃，要想使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必须待土改以后。”经过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改革，果然在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全县学生入学率，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完全应验了养之同志的论断。

“群校”是一种最好的办学形式，它既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适应了翻身后的农民学文化的需要。真正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当时全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完全不识字的人，几乎没有了。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的办法设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实现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在冀南行署召开的第二次教育会议上，介绍了元朝县的办学情况，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晁哲甫厅长肯定了这种办学形式，并要推广这方面的经验。同时得到了行署主任孟夫唐和副主任王任重的表扬，冠县、元朝县、莘县，树立为冀南区教育先进县，冠县的大花园头，元朝县的田六村等群校，为群众学校的先进旗帜。《冀南教育》也陆续绍了元朝县的办学经验。

三、群校普及后有待进一步提高

 元朝县的教育工作，经过《冀南日报》、《冀南教育》、《工农兵》杂志和专署教育科的介绍，有了一定声誉。各县都在向元朝县学习，我们如何再创新路子，是摆在当时的一项艰巨任务。在养之同志的策划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求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

1、首先从教学内容上去更新

除了采用冀南新华书店发行的课本外，还发动教师结合中心工作编写补充教材，如翻身前后对比，访贫问苦，参军参战，英雄模范事迹，村上好人好事等，用散文、快板、儿歌、顺口溜等体裁，让学生易学易记。在教材供不应求时，县文教科还组织力量，用油印机翻印课本，以应急需。

高小学生则根据“以作为学，学以致用”的原则，学数学则去丈量土地，计算田亩。学语文写作时，则结合本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事例。这样既提高了写作技能，也提高了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自习时除复习课文外，采取了“讨论式”，讨论以小组为单位，小组长轮流担任，这样在学习过程中，就可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和综合问题的能力。

2、建立与健全严密的教育网络

随看全县教育的普及，教育结构必须向高层次扩展，才能适应群校学生升学日益增多的要求。为便于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必须组成完整的教育网络。全县八个区每区设立一所高小，每个小区设一所中心小学，各村设分校。各中心群校对分校可以进行业务领导和交流经验。为了培养干部和师资，在一区刘庄村办了一所简易师范学校。学制半年，由杨友云同志任校长。张铁集一高由于师资条件较好，戴帽招收了两个初中班，为后来发展成为张铁集中学奠定了基础，从而为新中国的建立输送了大批干部。有人说“元朝县是出干部的地方”。事实确是如此，战争年代出的干部多，建国以后更多，这是普及教育所结的硕果。

3、增拨教育经费扩大学校建设

学校发展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校舍不足，经费遇到了困难。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养之同志提议下，经县委和县政府同意，以及有关部门支持下，从地方粮中，每亩再增拨半斤小米，划入教育经费。这样一来，使全县八所高小和部分中心群校，办学经费有个来源。各校相继建起了新教室。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用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建房材料利用拆庙的砖瓦木料，请几个泥瓦工，师生一齐动手，很快就把房子建起来了。加上土改时留下的公房，各村学校都有发展。教师工资和其他经费也基本上得到解决。在当时办学高潮的情况下，得到了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学校劳作用地，桌凳用具等，都由村财政补贴和开明人士的慷慨捐助，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效果，从而使学校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4、大力调整和提高师资水平

学校数量的增多，教师自然感到不足，当时也只能就地取材，从高小中选拔文化水平较高又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到初中班和简易师范去任教，再从中心群校选拔一批教师到高小去当教师。同时从简师和高小中挑选一些年龄较大又有当教师条件的学生，补充到群校师资中去，这样则使其逐级循环，教师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

由于师资的不断更替，教学水平也参差不齐。为此，县文教科每年在寒暑假都进行两周的师资集训。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布置工作，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树立教师的荣誉感，做到“教学相长”，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保证全县教育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她稳步向前发展。

四、教育为战争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

养之同志经常说：“我们办教育，应当着眼于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从抗日战争的抗日小学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群众学校，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当时“双减”动员参军参战，土改时划阶级和分配土地等，都是在学校开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群校成了村上各种活动的中心场所。教学内容也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学校还用文艺形式配合宣传，土改时演出“白毛女”，在劳模会上则演出“兄妹开荒”等节目，还组织乡村艺人用河南坠子演唱“土地法大纲”，开诉苦会学生更是呼口号的主力军，对土地改革参军参战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逢年过节慰问烈军属，给他们送喜报，贴对联担水送柴打扫卫生等。

各高小都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深入农村刷标语，演街头剧、说快板书等，宣传我军在前线的伟大胜利，在祝捷会上高小和群校的学生更为活跃、扭秧歌，踩高跷，与军队联欢。有的高小学生还到后防医院去实习服务，为伤病员送水喂饭，端屎端尿搞卫生。经过这些活动，使学生懂得了他们是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流血。从而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人民解放军的无比热爱和崇敬。

五、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值得学习

养之同志不仅对元朝县教育工作做出了成绩，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而且他的思想品德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也给元朝县干部和下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养之在一起工作的艰苦年月里，得到他不少的帮助和有益的影响。他学习马列主义从不间断，不管环境多么恶劣，转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借来油灯看书。在学习上更能热情帮助别人。在元朝工作期间，每年冬天都是那件灰棉袄，“灰棉袄”几乎成了“老养”的形象。他平易近人，不论是新老同志，都是平等相处。在农村和贫雇农关系更为密切。他谦虚无华，从不表现自己，每逢谈到他领导工作有方时，他就说“我只会动动嘴，工作还是你们干得多”。他爱好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总是说他的字没有我和李干（司法科长）写的好。

他组织观念强，县级领导几次更替，有的年纪没他大，资历没他深，他都尊重和服从。他廉洁奉公，从不图谋私利，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疾恶如仇。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来评价养之同志，一点都不过分。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多么好的同志啊！可惜他一生“道路坎坷”受了不少的苦。在落实政策后，应当有个好的晚年，而他又过早的走了。给了解他的同志，留下了无限的眷恋和永远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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