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情深慰忠魂
——记父亲呼品一的生前与死后
呼中汉
一九三八年我父亲呼品一在晋东南抗日牺牲时，我还是一个婴孩。在我成长、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听母亲的叨念、长辈、亲朋的述说，才逐渐明白了父亲的身世，至今，对他生前与死后的一些情景，那就更加清楚了。
父亲呼品一原名呼庆朝，一九0八年生于大名县大呼庄村。原来家庭比较富裕，爷爷呼九叙因率领当她民众治水有功，清光绪年间受过五品封赏。父亲的生母石氏是本县沙疙瘩村人。父幼年丧母，继又丧父，由邻村小呼庄一户贫家农民呼连的父母哺育成人。入学后，先后在本村小学和大名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一九二四年、国民军第三军孙岳在城内南文庙创办军事学校，孙岳的参谋长何遂兼校长，我父抱着为国效力的志向被选入军校学习。同时军校学习的还有我本家哥哥呼洪政，南冯庄冯庆远（喜峰口抗日阵亡）。父亲由军校毕业后，参加国民三军任排长职务。后因到磁州搞兵运被捕，经同乡营救返回本村从事教育事业。当时他把自己居住的东屋兼作校舍，收本村和邻村学生十余人，不收学费，义务从教。教课时，他给学生灌输国民革命思想，还教唱《大将歌》和《苏武牧羊》等歌曲。此间，和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南冯庄的冯庆升（即冯品毅，大名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俩甚是友好，冯庆升不断住到我家，与父亲彻夜长谈。由于父亲受到冯庆升的影响，以后又回归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继续从戎。
一九三0年蒋、冯、阎中原会战期间，冯部为了扩大反蒋力量，父亲在团长仝瑾荣带领下到大名招兵，仅我村就有呼洪修、呼洪章、呼洪臣等七、八人入伍，父亲任新兵连连长。他带领新兵参加了在开封之东柳亭村与蒋介石部队的激战。因当时战事失利，冯部兵败后退至陕西朝邑县黄河滩被杨虎城部接收，从此父亲和好友李少棠连长等归了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直到父亲抗日牺牲一直在该部工作。
自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八年，父亲在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工作期间，先后结交了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军官刘威诚、牛子明（均为革命士）以及被我党派往该部工作的申敬之、蒙定军等，深受革命影响，一九三四年参加了我党的组织。曾任连长、营副、旅参谋、团副，营长等职。最后在即将升任团长的前夕，却不幸牺牲了。父亲牺牲时部队的番号是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父亲在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七团任二营营长。
我父亲在该部工作时，参加过平定甘乱，扫除吴佩孚的军阀残余势力。支持“陕川红色交通线”的建立、援助红军军用物资。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掩护红军人员往来。西安事变发生后，父亲随军参加了这一惊世壮举。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军带兵参加了保卫保定、娘子关、太原、晋东南等战役，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在济原县封口战役中抗日牺牲，随我父到该部服役的有大名县大呼庄呼洪明、三里庄李培善、北堤王清海、冠县汤庄邢洪起等十多人。其中邢洪起在守卫娘子关雪花山时战斗中负重伤，其他人员在我父牺牲以后，也都各自回乡了。
一九三四年交亲随军驻陕西汉中期间，我母亲董玉书曾到了部队，为支持丈夫，鼓励士气，到缝纫厂学做军衣。母亲手工活巧，又很勤快，受到军长孙蔚如的口头夸奖。一九三五年麦收时节，父亲回家乡一趟，受到乡亲的欢迎。他到小呼庄看望养母时，因养母正在场上搓麦，当见到我父急忙去迎，父母拿着照象机拍照，就连养母拖带的裹脚条子也照上了，母子情探，由此可见。父亲在家期间，对子女要求很严。有一次为招待乡亲家中煮了一锅肉，我姐姐想吃要到锅里去捞，父亲发现，就用劈柴把我姐姐打了一顿，并对我母亲说：“对孩子不能娇惯，更不能叫她吃独食，有了好东西要大家吃。”由此可见，父亲的平均分配思想还是很浓的。后来，听跟随父亲的呼洪明说过，父亲在部队从不收礼，谁送了礼也原封退回。还听呼洪明说，在我父抗日栖牲前夕，临断气时还口口声声呼喊我的名字，期望我长大了继承父业，为国效力。
一九三八年夏初，父亲在晋东抗日牺牲的噩耗传到家乡，全家悲痛难忍，母亲哭瞎了眼（后又治好）我外祖父董干之也为此优郁成病而亡。次年，为寻找我父亲的尸骨，母亲带我爬山涉水，冒着风险，由大名家乡到了山西阳城县。途中多蒙所经村庄干部群众的关照，使我母子顺利到达了阳城县境．怎奈当时山洪拦路，无法到达父亲尸体的寄葬处，母亲只好隔山相望，痛哭一场，后转进中条山寻找我父生前所在的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当到了该部军部时，师长赵寿山已升为三十八军军长，他亲自接见我们母子，把我拉到他的身边，眼含热泪的说我长的很象我父亲，是 “人样子、样子人”，见到我如同见到我父亲一样。他叮嘱我母亲说：“弟妹，等把日军打走，一定把品一尸骨送家好好安葬。”
一九四一年，母亲带我由陕西回到大名家乡，这时县、区党政武装干部，有不少人曾在我家住过，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大姐呼中波较早的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师范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姐弟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到了文革期间，父亲成了“反动军官”，当然，也株连到家属和子女。文革结束后，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被颠倒了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恢复了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的本来面目。自我看了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出孔从洲、王炳南阎揆要、蒙定军撰写“怀念赵寿山同志”的文章后，当即向有关老同志发信询问我父亲的情况；不久，先后收到全国政协蒙定军、西安市人大常委刘威诚、西安市政协于景祺、河南洛阳军分区李少棠等一些老同志的来信证明，结合我和我姐呼中波在大名家乡的调查材料，向地、县民政部门报告以后，经河北人民政府同意，省民政厅批准，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追认我父呼品一为革命烈士。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其前身为杨虎城将军所率领的十七路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在邯郸市召开。开会第一天我意外的收到了山西省阳城县史志办郭敦成同志的调查来信和现场照片。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六年近半个世纪的年月，父亲的遗骨还留存人间，这真是悲喜交集，激动万分。我将父亲生前死后的简况向与会老同志和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受到有关领导和老同志的关注。一九八七年清明节前夕，我和我本家侄子呼克金，外甥张建民由邯郸到了山西阳城县，寻找我父忠骸，受到当地有关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接待，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我们三人在阳城县史志办公室郭敦成和县民政局王同志陪同到达横河乡时，该乡党政领导同志热情相迎，并派张目社、刘新社二同志带领我们大家到了下寺坪这个偏僻的山村。经介绍，村支书李胜利，村长常志林等村干部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忙请来该村老党员郝兴年向我们介绍，讲述了当年赵寿山率领十七师驻该村和我父亲的尸骨受保护情况，大家听后很受教育，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师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移驻城县村，十七师师部和随军医院均驻在下寺坪村。当时这个村子不大，只有二十多户一百多口人，十七师和该村群众相处关系很好。这村那时已有我党支部，同时也是我八路军游击队的一个根据地。由于当时山区群众贫困，十七师后方供给不足，部队和群众生活都很艰苦，就连医院里的伤号吃食也很困难。当时十七师中有人经受不了这种艰难生活的考验，偷宰了群众的牛羊，当被部队发觉后，按军纪就地处决了。至今，老人们提起十七师的严明纪律，还称赞不己。
当提起我父亲在该村的情景，郝兴年老人还记着我父亲在该村住过医院，身上有伤，因前方战事吃紧，把轻伤号都带到前线去了，父亲在济源县封门口御敌负伤后，立即被抬下阵地。部队领导准备叫担架队抬往后方医院抢救，但到了高峰坡就停止了呼吸。接着又走了四十里到娃河，将尸体入棺准备拾到下寺坪，但棺木过重，即又撤去棺木，这才将尸体运回十七师师部驻地下寺坪。九十七团军需处拿了七十块钱买了一具上等棺木，将尸体入棺，临
时放在村东南唐帝庙院西屋内。数天后，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耿志介回到后方，他见到父亲棺木，感慨万千，随即和该村村长王怀章商议为防日寇打到这里，破坏棺木、殊连解众，决定将父亲棺木移在村东山坡一棵大槲树下。移棺时，十七师部分官兵和该村群众还开了追悼会。出于当时的风俗，村中群众送香火和送纸钱的人很多。后来传来传去，便成了“湖（河）北有个胡（呼）营长、理在了胡（槲）树下”的三胡传闻。
到了一九六三年，由于山洪暴发，槲树虽说被冲死，但父亲棺丘尚存。直到一九七四年农业学大寨时，这里要搞土地基本建设，父亲的棺丘塌了，当时曾有人主张把棺木毁掉。这时经过抗日战争年代的老党员和老民兵郝兴年、于振良、李昌元站出来说：“呼营长是抗日牺牲的，我们要保护他的棺木。”就这样，在这些老党员和老民兵保护下，棺木散了，他们用铁丝拧紧，又一次移到村北方蒙山下的一个石坎下。为不被损坏，他们用石块一块一块垒好。这就是第三次移棺。
听了老人们的介绍，我们大家在村干部指引下，到了方蒙山下找到父亲的棺木。起出了骨骸，剩下的棺木板散在地上。然而，当我们大家刚刚离开这里时，有人就把木板扛走了。我问当地干部这木板还有啥用？回答说这木材是好料，做镰把锄把都行。听了他们的解说，当时我就想，既然这棺木板还有用处，在近半个世纪中为什么没人去拿呢？这足以说明是当地群众对抗日将士的敬重。我和大家站在方蒙山下，远眺对面的十八罗汉山（有十八个山头，如同十八个罗汉身），又腑视山底一条长长的横河流水，顿时我心中明白了，怪不得当地干部群众把棺木安放在这里，原来这里是一个背靠青山、脚踏绿水的风光之地呀！当地干部群众把这里一块风光之地放了烈士的遗骨，还听说每到清明时节，都有人到这里送香火，寄衰思之情，令人无限感慨。
这年清明，我父的遗骨在我和我姐姐呼中波、呼中萍及其子女的护送下，还乡安葬了。实现了老一辈和烈士家属的夙愿。大名县、乡、村有关领导给予足够的重视，乡亲们热烈相迎，大家既赞扬我父为国献身的革命精神，又赞扬下寺坪人民群众精心保护革命烈士遗骨的一片深情。对此情景，我想，先父如死后有知，一定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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