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沙梦弼
沙东洲
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他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忠实积极地为党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他在大名县南关小学读了一年多书后，主要在长辈身边学习经文。小时候他就能朗读和背诵阿拉伯文的经典著作，并且在阿文书写方面，练就一手好字，可以说是个小小的书法家。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买不起大本的经典，他就用竹签子沾着墨抄写。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0年间，他曾先后在临清、天津、北京等地拜名师为徒，四处奔波力求进取。一九三0年四月，他在北京著名的牛街清真寺完成学业后，阿訇、乡老给他挂了账子。标志着他在经文学习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有了阿訇的“文凭”，再加上长辈的名誉，我父亲从一九三O年到一九三八年的七、八年间，先后在山东鄄城、临清黑家庄、濮阳城里、临清城西殷家庄、河北邱县陈村、大名南关等一些著名清真寺内任教长，受到当地穆斯林的拥护。有时同时在两地任教长，有时期满后继续连任。当时有很多青少年慕名而来，向他拜师求学，多到十几人，或几十人。
一九三七年，我父亲在邱县陈村当阿訇。这时日寇大举侵华，中国大地硝烟弥漫，村村火光冲天，不知有多少同胞死在血泊中。少数民族的灾难更严重，他们携儿带女，颠沛流离，忍饥挨冻，无家可归，有多少亲人倒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连清真寺这个神圣的地方，也被他们糟踏的不忍目睹。国难临头，民族存亡，对帝国主义的仇和恨，就如烈火在他胸中燃侥，激起了他抗日的决心，他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阿訇的身份和自己在回族群众中的威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在他的动员下有的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的第一线，有的参加了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不屈不挠地与敌人展开了斗争。我父亲还亲自参加了由党领导的“回民抗日救国会”，并担任了宣传股股长。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深入回族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一九四三年他在山东莘县张鲁集清真寺当阿訇时，正值抗日战争反攻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末日来临，我父亲特别高兴又亲自参加并领导了由当地党组织发起的“回民抗日建国会”，还担任了这个会的主任。他利用清真寺这块回民群众聚集的地方，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指出抗战胜利后，我们将要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我们回族人民就再也不会受苦受穷了。
他的爱国活动，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党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在长期的清真寺生活中，他有机会广泛阅读一些经文和阿拉伯文著作。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花费了整整十年的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编写了一部有较高价值的《中阿词典》。
（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人民解放了，回族人民更是欢欣鼓舞，回族受到了尊重，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一九五二年，我父亲受河北省民委的委托，由威县调到保定市卫街清真寺当阿訇，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积极地为党为新中国工作。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衷心地拥护，积极地宣传。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他先后当选保定区、市人民代表，又当选河北省人民代表。他高兴极了，经常深入到户，征求群众的意见，把它收集、整理成提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向政府反映。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河北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我对选举法和普选工作的感想”一文。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河北日报》头版刊登了他深入群众的工作照片，反映了他领导回族群众学习新中国第一个《宪法》的情景。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河北日报》又一次登了《人大代表沙梦弼深入到户征求意见》的工作照片。
他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回族群众中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了政府的好评。
一九五二年九月他参加了少数民族观礼代表团，赴京参加了国庆观礼。九月三十日收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请帖，下午七时，应毛主席邀请来到怀仁堂赴国庆盛大宴会。毛主席送给他一份礼物——一套呢子中山装和一双皮鞋。毛主席的请柬，做为珍品，至今还保存完好。这是我父亲本人，也是我们全家最难忘的一件事。国庆观礼后，又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使他开阔了眼界，更加勤奋工作。
一九五三年，他又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伊协委员。
一九五三年十月，参加了由贺龙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慰问期间，他克服困难，每天晚上用手电筒照明写对志愿军，对朝鲜人民的感想。回国后，他把材料整理成了一篇快板诗，题目叫《情不自禁地歌唱》，副标题是——赴朝慰问记。一九五四年在《河北文艺》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这篇长诗是一篇叙事诗，是一个只有两年小学文化的阿訇写的，当时有人评价，从这篇作品的文学修养来看，相当于大学水平。
为了尽快改变回族人民的经济落后状况，我父亲在保定发动解织回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先后组织了“回民服装组”和“回民被服厂”，使大批回族青年就业。现在，保定有些老职工，还经常提起沙阿訇在保定办工厂的事。
我父亲在保定工作成绩显著，不仅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且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一九五四年，他受国家民委的派遣，调往广州市工作。广州这是祖国的南大门，伊斯兰教最早由广州传入中国。穆罕默德圣人派特使苑葛士到中国传教，此人从海上首先来到广州，在广州修建了中国第一座清真寺，在寺内建有光塔，该寺后来命名叫“怀圣清真寺”，也叫“光塔寺”，系唐贞观元年所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光塔”和“怀圣寺”还保持完好。
我父亲凋到广州，任光塔寺的教长，广州是祖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和香港、澳门接近，华侨和港澳同胞较多，外宾来往频繁，我父亲在广州除了处理好寺内的事务以外，还要做接待外宾的工作。
（三）
广州有二千多穆斯林，有四座清真寺，每逢“主麻日”（星期五），穆斯林都要聚集在光塔寺礼拜，听阿訇讲古兰经。我父亲的经文是很有造诣的，对伊斯兰教的历史、教法和教义很精通。在北方清真寺讲经赫赫有名，可是在广州由于语言不通，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怎么办？他下决心学广州话，学一种方言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困难就太大了。他克服一切困难，把要讲的稿子用阿拉伯字母拼成广州方言。一字一句的揣摩，反复练习，天天如此，毫不气馁。有志者事竟成，果然在一次“主麻日”讲经中一鸣惊人，广州穆斯林大吃一惊，说：“沙阿訇刚来广州不久，用广州话讲经，真了不起。”
广州三元里附近有个桂花岗，这里有一座清真“先贤古墓”，相传是苑葛士的墓，古墓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四个大字“西方真迹”。苑葛士在中国传教，死在中国，这座古墓就是他的坟墓，还有他的四个门徒也安葬在这里。
“先贤古墓”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最古老的遗迹，这座古墓不仅在阿拉伯国家中，同时也在东南亚国家中颇有影响，来往广州的外国穆斯林，或是广交会来的穆斯林都要到古墓瞻仰，因此，我父亲在广州接待外宾的工作十分繁忙。
我当时正在广州上中学，他也经常叫我帮助他做些外事工作。因为不断有外宾来家里做客，我就成了义务服务员。我记得有几位印尼穆斯林来家做客，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子，我说叫“欧斯蔓”（经名），他们和我交了朋友，把一顶印尼小帽送给我作留念。还有埃及举重队把一件印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象图案的皮包送给我。外宾在清真寺做礼拜，父亲就叫我念“班克”，我声音宏亮，语音清晰，受到外国穆斯林朋友的赞扬。
在广州期间，父亲多次应外宾邀请，书写阿拉伯文给他们留念，父亲的书法使外宾赞扬不绝。父亲能用阿拉伯文和外宾交谈，并能引经据典谈伊斯兰教教法，能背诵古兰经片断。外宾不断送来礼品，有埃及大毛拉诵经的唱片，有《古兰经》影印袖珍本、微型本等珍贵礼品。
在广州先后多次接待了来自埃及、叙利亚、苏丹、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也门等国的穆斯林。向外宾宣传我们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为在国际上交更多的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父亲从广州接到通知，国家让他出国访问，参加由郭沫若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世界知识》杂志一九五五年六月份报道了世界和平大会的情况。这次出访，回到北京还没顾得上休息，就又参加了由达甫生阿訇为团长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阿拉伯朝觐。在代表团出国前夕，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全体成员。总理在和代表团座谈时，拿起出国名单问：“那位是沙梦弼阿訇呢？”我父亲站起来回答：“总理，我就是。”总理说：“你是伊斯兰阿訇，你回答一下，伊斯兰教的五大天命是什么？”我父亲答道：“五大天命是：念、礼、斋、课、朝。我们今天去朝觐就是五大天命之一。”总理满意地点头笑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由国家组织的，新中国第一个朝觐团，乘飞机由北京出发了。代表团来到阿拉伯麦加圣地。在朝觐期间，结识了不少穆斯林朋友，很多是未建交国家的朋友。沙特政府虽与我未建交，但对中国朝觐团很重视，当时的费萨尔国王用了最高礼节，在王宫接见了我国全体成员。沙特国王对我代表团十分欢迎，对新中国是有好感的。
朝觐完毕后，一九五五年八月，代表团又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穆斯林的热烈欢迎。
在埃及，巴库尔宗教部长亲自去机场迎接。在印度，他们向“甘地陵园”献了花圈，还在德里清真寺做礼拜。在巴基斯坦的拉呼尔城清真寺参观。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都发表了代表团的新闻照片。
这次出访打开了新中国和伊斯兰圣地的联系。从此，我国政府年年派代表团朝觐。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我父亲在广州应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记者的邀请，谈赴沙特朝觐观感，并身穿沙特国王送给的阿拉伯大衣，由记者拍了照，香港这两家报纸均发表了长篇文章和大幅照片。
我父亲有较高的伊斯兰学问。因此，一九六一年国家又第二次派他出国朝觐。一九六四年第三次出国朝觐，这次让他率团，任副团长。三次朝觐都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五）
他的一生为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一九五六年当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进会理事，一九五七年当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市分会副会长，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当选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
根据中央的需要，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荣调北京，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又当选中国阿富汗友好协会副会长，因之他被列为国家的高级干部。
在北京的五、六年间，他多次陪同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外宾，多次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现在家中还存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的中央级报纸和省级报纸，不断地报导他的外事活动。
“文革”期间，我父亲和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被诬为“当权派”，“走资派”，“牛鬼蛇神”。大标语、大字报贴到家门口，贴到清真寺门口，说：“沙梦弼是反动宗教上层分子”，是“牛鬼蛇神”，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他在精神和生活上受到了极大打击，致使重病在身。“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军管小组，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此人历史清楚，无问题，给予恢复职务。”一九七O年他和丹彤同志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名誉最后一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接待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病魔是无情的。正当他兴高采烈地重新为党工作的时候，他得了重病，国务院安排他到友谊医院住院治疗，不料，癌症已到后期，他住院两年多，与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他，我亲爱的父亲与我们永别了，终年六十九岁。
对于我父亲的后事，中央破格举行追悼安葬仪式。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统战部、中国伊协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丹彤同志致悼词，对他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追悼会后，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回民公墓，运送遗体用的是中央最高级的灵车。
国家对我母亲也是破格照顾的，给我母亲发了《革命有功人员家属》证书，每月发给四十多元的生活费。
我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他光明磊落，为党工作忠心耿耿，他大公无私，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他艰苦朴素，直到他逝世，我们的全部家产，还是两个柳条包，一个铺盖卷。我一定学习父亲的好作风，好品行，把我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党，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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