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
——元城县抗日高小校史
陈献德 郭育民 郭占魁
元城县抗日高小是一九四0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由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亲自创办的，是冀南一带我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学校之一。
元城县抗日高小，由于受到宋任穷、王任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经过李向哲、张越、张作三、郭养之等老一辈革命者的努力，所以，在残酷的战争摧残下，在严重的灾荒侵袭下，使它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成长壮大。
一 在战火中诞生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国民党部队望风南逃，国民政府解体，日寇迅速占领了我广大地区。冀南一带土匪遍地，溃兵横行，民团四起，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中。为打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我八路军东进纵队进军到元城县，配合我地下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先以李大磊同志为首，成立了“卫东办事处”，活动于张铁集、北峰，王奉、张鲁一带。后于一九四0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峰成立了“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上级派李向哲（又名栗汇川）同志任县长。
李向哲，广平人，当时二十六岁，忠厚老实，平易近人。他头扎白毛巾，身穿粗布褂，经常深入群众。在麦收时，曾多次帮助群众割麦子。群众曾评论说：国民党县长出门骑高头大马，我们见了害怕；共产党的县长和我们亲如一家。
抗日民主政府虽已成立，但形势相当复杂，日伪据点林立，虎视眈眈与我们相恃，内部谣言四起，扰乱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说什么“国民党是正统”、“抗日民主政府是非法的”、“八路军长不了”等等。人民思想惶惶不定，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为揭破谣言，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抗日民主政府办起了青年训练班，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宣传共产党抗日到底及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几期训练班后，抗日民主政权较前稳固了，社会秩序较前稳定了，这时各村相继办起了小学校。有了小学没有高小不行，小学毕业后，孩子往哪里上学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地群众纷纷要求抗日政府办高小。政府也考虑到：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能因战争耽误下一代的学习，另一方面，战争需要大量的干部，也就需要有培养干部的学校。于是，政府请示上级批准后，由县长李向哲同志具体筹办抗日高小。
李向哲曾当过教师，对办学校很有兴趣。在他的亲自领导下，经组织部门批准，任命张作三任校长，任笑凡任教导主任，宋慕雍、李子敬等任教师。没有校舍，县妇救会干部刘玉芳（后北峰村人）献出自己的三间房子作教室，同时发出了招生广告，采取招、送相结合的方法，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在北峰招收第一班，学生四十余人。没有课本，张作三校长领导教师在报纸上选教材或自编教材，没规定学习年限，根据战争的发展和政府工作的需要，征得家长同意，随时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学生上共产党的学校，经常遭到农村封建顽固势力的威吓，说什么“共产党兴不长”等等。一班学生晋九如因上抗高曾遭到封顽势力要杀头
的威胁，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才得以妥善解决。
尽管在战争的环境中，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由于李向哲同志的热心指导，张作三同志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使我党亲自创办的抗日高小在战火中诞生了。
二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难的阶段，日寇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经常不断地对我元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由于环境恶化，一九四一年春，抗日高小由北峰迁到了司家庄，不久又迁到东劝善。李向哲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非常关心学校，经常到校帮助解决困难，指导学校工作。军分区司令员桂干生同志以及二十二团的领导也经常到校讲话，鼓励师生办好学校，并与师生一起进行篮球比赛或召开联欢会。所以尽管环境恶劣，学生学习情绪却非常高涨。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元城县政府为巩固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一九四一年夏，县政府先后从抗日高小选抽：晋九如、宋韶平、杨作君、孔德林、张士荣、王治邑，王义方等三十余人，参加元城县和六个区的政府、抗联及武委会工作。这批受抗高教育的学生，年轻有为，意气风发，满腔热血地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他们不伯苦，不伯难，出生入死的与敌人斗争。他们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唤起民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军民的严厉打击下，一九四二年初，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地对我根据地又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扫荡过后又先后在龙王庙、金滩镇、塚北、束馆、孙甘店、铁卜营、郑寨、南李庄、方道等十几个村修筑了碉堡，并挖沟修路，破坏我抗日斗争。真是抬头见碉堡，低头见公路，迈步是沟壕。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广大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抗日民主政府全力组织民众，对日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时时关心抗日高小的成长，敌人每次出动扫荡，政府总是先给学校送信，让师生及时地安全转移。所以尽管战争残酷，战斗频繁，学校没受什么损失，仍坚持上课。
一九四二年麦前，李向哲同志调专署工作，上级派张越任元城县县长。
张越同志身材高大魁悟，对敌斗争坚决，性格刚毅，办事果断。这时元城县遭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广大人民在灾荒的侵袭下，吃净了糠菜，吃光了各种树叶树皮。一部分群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荒要饭，很多人被饥荒夺去了生命。不少人家死绝，不少村庄没有人，先死的有人抬，后死的没人埋，真是尸骨遍野。
抗日民主政府也处于极度困难时期，战斗部队每人每天只能发四两净花生饼，政府干部每人每天只能发四两带皮的花生饼，有时候我们的干部一、二天也吃不上饭。由于战乱和灾荒，抗日高小曾被迫停课。
以张越为首的元城县政府，一方面领导人民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开展救灾运动。他们采取以工代粮、外地运粮、向地主借粮、挖粮等措施，与敌人斗，与灾荒斗。当张越听说抗高停课的消息后，对政府干部说：“抗高的学生顶打，个个精强能干，抗高是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怎么能停课呢？”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张越同志千方百计拨给抗高粮、款，并派党员干部郭养之同志住校督导。
郭养之同志是大名县郭庄村人，忠厚老实，艰苦朴素，是七师学生，知识渊博，工作扎实，具体认真。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郭养之到校后，他亲自催粮要款，千方百计地保证师生的生活供应，他还到处奔波选聘有能力有名望的教师，先后选聘：齐建勋、唐乐亭、杨法、贾培元等到抗高任教。经过郭养之的艰苦工作，学校从劝善迁到甘露东头姬家大院，学生陆续回校开始复课，一九四二年秋，学校从甘露搬到了白果南街开明绅士王恒山家，在这里招收了二、三班学生，共六十余名。由于环境恶化，冀南地区不少县的学校停办。这时，大名、魏县、成安、曲周、邱县、馆陶、冠县等县的干部子女、爱国青年纷纷来元城抗日高小求学。因有的文化水平过低，四二年冬季学校招收了两个初小班，共九十余人。为解决外地学生生活问题，县长张越给学校拨发了救济粮，也实行供给制。
那时学校生活相当艰苦，不少师生吃不饱，教师忍饥教，学生饿着肚子学。没有油，水炒菜，但师生不叫苦。没有体育器材，学生用没底的粪筐作球篮，坚持体育锻炼。为减轻政府负担，提高师生生活，在郭养之带领下，学校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比较富裕的教师齐建勋、唐乐亭、贾培元、唐继圣等自动献出二百余亩土地，一辆马车，一匹骡子。从此师生边学习、边种地、边宣传、边工作。
在残酷的战争摧残下，在严重的灾荒侵袭下，由于张越同志的关怀支持，由于郭养之同志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使抗日高小坚持了下来。
三 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在激烈的战争年代里，抗日高小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点。
没有固定的校址，随战火的漫延曾多次转移。一九四O年自北峰建校后，先后转移到司家庄、劝善、甘露东头姬家、白果南街王恒山家、甘露西头王家、后庄、张集街里等村，直到四五年夏，校址才最后在张集西大寺固定下来。就是在张集固定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新五军进占大名，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四六年底学校不得不动员大部分学生回村，只剩下几十人转移到南刘店、北刘店、杨夏庄一带。
没有安静的学习环境。敌人扫荡来了，学校便立即化整为零的转移隐蔽。在教师的组织下，男生由李化忠带领，女生由张玉萍带领，随时隐蔽于田野或隐藏到群众家。到群众家后，师生象八路军一样给群众挑水、扫院子、喂牲口或干其他零活，亲如一家。遇有紧急情况，群众也总是把师生当成白己的亲人用生命来掩护。
没有固定的课时，没有桌凳，连笔纸都很短缺。学校利用战争的点滴空隙，随时上课学习，膝盖当桌，棍棒当笔，大地当纸。教师讲后，学生就在地上做作业，做练习。有时白天集中上课，晚上分散到田野或群众家，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在暗淡的棉油灯下复习讨论。
郭养之督学经常说：“抗高是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办好。”他除了抓教学工作外，还很注意作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组织师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使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教师渴望学生早日成才，走向社会服务于战争，对学生总是精心哺育，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学生一心想学好知识本领，打跨日本鬼子，帮助穷人翻身解放，学习中从不知苦，以苦为乐。学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师生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所以残酷战争摧不跨，天大的困难压不倒，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一九四二年张作兰校长调离后，抗日高小先后由任笑凡（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郭养之（督学兼校长，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刘艮月（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杨友云（一九四八年至建国）担任校长。几任校长都在艰苦的年代里，带领师生克服一个一个困难，使抗日高小不停地前进。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学校里党的领导，一九四四年夏，县委从部队、机关中，抽出需要学习文化的青年党员李化忠、李清雨、石守业三同志到抗高学习。一九四四年七月正式成立了党组织，督学郭养之同志任支部书记，李化忠任党小组长。同年秋，陈静同志从三地委调到学校任党支部副书记。党组织建立后，立即着手发展新党员，一九四四年底，先后发展新党员有：姬升俊、郭占魁、付袖亭、贾学谦、解学义、王瑞、岳岐峰、霍秀忠等。四五年春，郭养之同志为抓好全县教育，不再兼任学校支部书记，先后由郭碧川同志（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刘艮月同志（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任家振同志（一九四八至建国）任支部书记。在党的具体领导下，学校政治空气非常浓厚，学生学习情绪非常高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更加紧密。这时抗高成为既是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又是党的一支强大的工
作队、宣传队。
随着我党革命力量的壮大，形势的好转，抗日高小在斗争中迅速发展。一九四三年招收第四班学生四十人，一九四四年招收第五、六两班学生九十五人，一九四五年春招收第七班学生五十人，一九四六年春招收第八班学生五十人，一九四七年春招收第九班学生五十人，一九四八年春招收第十班学生五十人，一九四九年春招收第十一、十二两班学生一百人。同时，根据县政府指示，一九四五年春派黄曲辰、杨法、杨彩巨等教师，分别到马陵（后定居沙河路）、东土山、娘娘庙建立了三个分校，共招收学生一百九十人。建校时只有几十名师生，到一九四五年就居然发展成为有四百多名师生的学校，当时是冀南一带较大规模的学校
之一。
在战争的年代里，抗日高小打了五年的“游击”，到一九四五年夏，才最后在张集西大寺固定下来。校址固定后，在郭碧川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除迷信、拉神拆庙的群众运动。师生一齐动手，大干了一个多月，将寺内几百尊大小神像，全部推到大水坑里。师生又精心规划，认真修整，大寺变成了一座宽敞漂亮的学校。以中间的四大天王殿作礼堂，以大肚子佛爷殿、铜佛殿、哼哈二将殿作教室，其他房屋作师生宿舍和厨房。四六年在任家振同志的带领下，又将张集东边和北张两座庙院拆除，把砖瓦木料运到学校，建起了一排新式教室和十多间宿舍。四八年秋在杨友云同志带领下，师生又打起了围墙。在几次建校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抗大精神，师生齐动手，搬砖运瓦，担水和泥，垛墙瓦房。肩压得红肿，手上磨成了血泡，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建校之初，抗高一无所有，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却建成了有二十五亩面积的校园，有六十间房里的一座美丽壮观的学校。从此在这座文雅安静的环境里，教师兢兢业业地教，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抗日高小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各级领导对它都非常关怀和重视。一九四四年学校在白果村时，冀南军分区政委宋任穷、行署主任王任重曾多次到校，并给师生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鼓励教师为抗日而教，学生为抗日而学，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树立为人类求解放的无产阶级人生观。王任重还亲自送霍延堂到抗高当教师。教师为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学生掌握好理论和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使课本知识和现实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当时高小班设有：国语、算术、政治、历史、地理、常识、体育等课程；初小班设有国语、算术、政治等课程。教师除传授课本知识
外，还紧密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自编补充教材。政治课讲《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并结合实际斗争讲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语文课结合实际讲“平型关大捷”、“香城固大战”，并让学生亲自写“访贫问苦记实”、“一个真人真事”以及写通知、报导、总结等。讲算术时，教师齐建勋自编了减租、减息、二五增资的各种比例补充题。教师霍延堂自编的教材和剧本，曾获得冀南行署二等奖。教师结合实际的讲授，不仅使学生学到了文化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政治素质。
抗日高小是元城县政府的一支工作队，是对敌斗争的主力军。政府紧紧依靠抗高师生，群众也非常相信抗高师生。政府缺少干部时，就从抗高中抽，遇有艰难的工作，就交给抗高做。抗高师生也积极协助政府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促进了政权的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元城县解散民团后，建立了抗日武装县大队，后发展成为卫东支队，李大磊任司令员，张越任副司令员。当时灾荒刚过，群众仍很困难，敌人猖獗，斗争复杂，群众惶惶不可终日，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特别是张集一带，敌特、电台活动频繁，谣言四起，敌人气势特别嚣张。几个恶棍、汉奸、民团头头曾带领不明真相的群众，多次向我抗日政府和支队寻衅闹事。以张越为首的抗日民主政府，紧紧依靠抗日高小这支主力军，向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霸”、“除奸”、“诉苦”的群众运动。一九四四年冬，督学郭养之亲自带领三个学生，每人一颗手榴弹，机智勇敢的捉住一个民团头头，并连夜押送区武委会。每逢张集集日，在政府的支持下，在郭养之的指挥下，抗高师生亲自组织召开“反霸除奸大会”或“群众公审大会”。大会后，以张越为首的抗日民主政府，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恶贯满盈的反革命分子，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从此社会秩序稳定了，各村农会和村政权巩固了。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党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冀南一地委领导下，选抽抗高四、五班学生和已升入卫东中学的二、三班学生共一百余人，组成元南工作队，去开辟新区工作。二、三班分配到南峰县西北十八里铺一带，四、五班分配到元城县南部。这批受抗高教育的青年学生，年轻有为，有胆有识，满腔热情。他们深入广大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发动雇、佃、贫农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在二百多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农会和村政权。通过以上社会活动，使学生学习的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增长了学生实际工作的本领。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号召解放区人民参军参战。元城县政府指示抗高在张集一带搞扩军运动，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并分赴各村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在郭碧川副校长、杨法教师的带领下，有三十多名学生，并带动一百多名青年群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郭碧川副校长任指导员，杨法教师任副连长，张勇同学任排长。他们在战斗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为国立功，为民效劳。郭碧川同志曾身负重伤不下火线，杨法教师为国捐躯。张勇同学解放战争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英勇地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国民党新五军进占大名县城后，
学校按照上级指示，成立了民兵组织，并配备了枪支弹药，师生开始了军事化的生活，他们一方面学习，一方面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师生还经常深入各村，帮助政府做站岗放哨、打狗破路、拆庙堵街、改造村形、坚壁清野、挖地道、抬担架、送军粮等项工作。总之，对抗战有利的事，抗高的师生都去做。
抗日高小是党的一支宣传队。政府总是把党的方针政策，斗争形势的发展，首先讲给抗高师生，并通过抗高这支宣传队伍，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和斗争的开展。抗高师生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把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地广泛地宣传给群众，使广大群众相信党的政策，执行党的政策．每逢张集集日，师生齐出动到集市上扭秋歌、打花棍，并表演街头剧、活报剧。学校在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光领导的文工团的帮助下，还组织了文工队。文工队员有三十多名。文工队认真排练了“春桃”、“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白毛女”、“贾义堂”、“捉放曹”、“二进宫”等三十多个文艺节目。这些节目有：歌剧、话剧、河北梆子和京剧。他们经常向打仗归来的部队、民兵、劳模、庆功贺模慰问演出。一九四三年冬，在从善楼召开的军民联欢会上。杨勇司令员亲自接见了抗高的文工队员，并鼓动队员搞好文艺，发挥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宣传组每天晚上深入到村、户，宣传讲解减租、减息、增资的政策，发动贫、佃、雇农，组织起来搞土改、闹翻身。抗高的文艺宣传确实起到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在冀南一带很有影响，很受领导重视，很受军民欢迎。
在党的直按领导下，抗日高小在激烈的战争年代里诞生，并以独自的特点，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在抗日战争时期招收了七个教学班，在解放战争时期招收了五个教学班，连同分校，建国前共培养学生七百多名。学校党组织至建国前，先后发展五批党员，共七十名。这批受抗高启蒙教育的青年，后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有不少人成为地师级以上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岳岐峰同志、中国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秘书长贾学谦同志、广东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韶平同志、海军某师副师长梁清选同志、原邯郸地委书记李树春同志。更有大量的干部成长为县团级，如：曾任大名县副县长、大名县后师党委书记的黄克显同志，山东省聊城地区银行行长李文海同志，北京市生产合作总社干部学
校教务主任郭蕴山同志，邯郸行政处副处长李善修同志，山西省洪洞县武装部政委谷浩然同志。也有的成长为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如：工程师任友仁同志。还有默默无闻，兢兢业业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一般干部，如：四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精心哺育下一代的中学教师郭占魁同志。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抗日高小的校址上，逐步发展成为张集中学。现在的张集中学，正沿着抗高的道路，继承抗高的光荣传统，奋发图强，开拓前进，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精心培育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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