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出段寨
刘梦柯 胡存夫
段寨是中共邱县党组织诞生地，该村1935年就成立基层党组织，党的群众基础好，群众全力保护我们。但安全都是相对的，万一被敌人发觉，随时都可能遭到突然袭击，从这一点上说，比在根据地更危险。
邱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大段寨
段寨情报分站站长王执信(疑应为王智礼、邱城北街人，1913年生，冀南三分区情报科段寨情报分站站长，1945年在曲周县高胡寨失踪，1989年省批情侦烈士)同志，是分区敌工干事，在邱县一带做敌伪工作和情报工作。军分区对邱县敌人的动向了解很清楚，多赖于王执信的情报。据说，他与邱县伪军大队长有结拜之交，出入县城很方便。扫荡时一个伪军到他亲戚家抢了一个铜洗脸盆，知道详情之后，又送了回来，还给赔礼道歉。为了工作方便，分区允许他住在段寨亲戚家中，以此作为秘密联络点。
一天，王执信亲到报社接我们。报社领导说:“住段寨是王主任的决定，有王干事保护，不要有什么顾虑”。临行时，报社把分区宣传队调来的刘树杞(广府城里人)配备到电台。当夜，我们带着机器和应用之物，跟随王干事北行，心里难以平静。当时刘盾十七岁，胡存夫十六岁，刘树杞年龄更小，这是我们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独立工作。
到段寨后，王干事把我们领到一户农民家，夫妻二人正在壮年，有一小男孩。他们把三间北屋让给我们，自己住西屋偏房。第二天才看清，这家住在村东北角，墙外就是庄稼地。早晨，王干事领来了村长，送来粮、柴、被褥。村长姓任，大家叫他老任，他办事积极热情。此后，经常给电台送柴烧和帮助买些油盐及用品。不久，电台搬到前街东头，房东杨春德，父子二人住北屋，我们住西屋，东屋两间是厨房。村长杨清运。
这天第一件事，是架线安装机器，按时收报。刘盾上机，抄下了在敌区的第一班电报。胡存夫与刘树杞，则在房东大嫂的帮助下，生火做饭，这是我们第一次吃自己做的饭。当天我们又在屋里挖了一个小洞，把收报机藏在里面，上面盖上砖加以伪装，不仔细看，是难以发现的。不工作时，一定把它藏起来，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情。机器虽不好，在当时却是宝中之宝。
电台设在敌人眼皮底下，住了二年多，竟平安无事，群众的爱护和保护是个重要原因。同时，我们在生活上也多方面得到群众的帮助，刚住后街时，房东教我们做饭蒸干粮，邻居们帮助磨面推碾，连不出大门的姑娘，也多次出来帮助干活。没有菜吃，村干们常送瓜菜。天凉了，邻居的大娘、大嫂又帮助染布做棉衣。在前街，明保娘对住在她家西屋的刘树杞特别照顾，天冷了还给烧炕，增添被褥。我们按八路军的传统，称年长的为大伯大娘，年轻的叫大哥大嫂，有时也帮邻居挑水推磨等等，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保密是相对的，在这里住久了，一些群众已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只是心照不宜罢了。出于对八路军的爱护，他们把为电台保密，也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当我们提出搭秫秸棚、挖洞、修建地下工作间时，房主都一口答应，积极配合。我们也学习了一些方言土语，穿着与群众一样，基本上也地方化了，有时外来的亲戚，还把我们看成是当地人。
与群众关系密切后，串门交朋友的也多了，来人就热情相待。他们带来了各种消息，从外边的敌人活动到本村的大事，什么都谈。其中有个叫郭永江的棋迷，常来与“小六”(刘树杞在当地的昵称)杀两盘，开始双方杀个平手，时间一久，他就杀不过“小六”了。后来他带来一部线装古本《棋谱》，与我们一起研究。谱内有一式叫做“一马溃城”的棋，布局奇特，很有意思。还有一青年农民叫翟希贤，高小毕业，曾在冀南行政干校学习过，也常来找我们拉家常，了解国内外时事，还借给我们古典小说看。
电台到段寨不久，《人山报》 总编辑翟向东，即来看望大家，了解情况和进行保密检查。他在屋内外和院里院外，普遍看了一遍，发现天线从窗子引出，挂在靠墙的秫秸捆上，容易暴露目标。当即指示，应再想办法，尽量隐蔽。后来我们利用这家一端拴在窗子的一根晒衣铁丝，将花线的一头缠在铁丝上，一头接在收报机上，从此，晒衣铁丝当作了天线，紧要时拆接也很方便。
王幼平主任，始终对电台很关心，一次来电台检查工作并看望大家。他询问了电台的各种情况，对电台挖地洞，发行环境和保密措施都很满意，并加以表扬。王主任是长征干部，他学识渊博，说话风趣，平易近人。给大家介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他代表共产党、八路军到筑先纵队做团结争取工作的情况以及日本鬼子攻占聊城时，范筑先将军是怎样牺牲的，他是如何脱险的。几个青年人，听得津津有味，铭心难忘。为了招待王主任，电台特意做了一顿没搀糠菜的净米饭，他和大家一起吃得很满意。
电台有副麻将，是邻居借给的。为了应酬装门面，故意给外人看，有时还得摆在桌上，正像城市地下工作者的摆设一样。这次王主任有兴，在王执信的陪同下，玩了几圈，之后就去情报站了。
1942年冬，抗战已进人最困难时期，敌人经常来段寨催粮要款，有时还包围“清剿”。于是我们先在炕边挖了一个地洞，后又决定在房东的东闲院挖地下室。大家每天夜晚忍着饥饿挖洞背土，经过半个月的辛苦劳动，挖成了一个有进口又有出口，约有两个小间的地洞。里面有工作台、土炕，放油灯的壁龛。还有水缸和装电池的防潮木箱等。地下部分搞好后，大家都很满意，剩下的难题是洞口怎样伪装，天线如何引出来。我们看到，当地群众的厕所，多在粪坑上盖一石磨盘， 磨盘上有两个大孔，人们蹲在上面便溺。刘盾想，若在洞口上盖一磨盘，伪装成厕所不就是个好办法嘛!便又想到磨盘下若是黑洞洞的，没有粪便，更容易引人怀疑，便在磨盘下，设置了个可移动的木箱，箱内放上沙土和粪便。经过几次试验改造，伪装的洞口建成了。并在周围用秫秸围成栅栏，从外边看起来也像个厕所的样子。进洞时先把磨盘移开，将粪箱推向壁龛内，这时洞口敞开，人下到洞内，然后举手将磨盘复原，再把粪箱从壁龛内拉到磨盘正下方。一个人随意进出，整个过程只需二三分钟。天线如何引出、怎样伪装?我们在放工作台的洞顶上面掏了一个通气孔，把天线藏在秫秸捆里引出地面，几个秫秸稀疏地捆好竖立在一起，又像柴禾堆，又能透气。洞里的空气新鲜了，电报信号也没有减弱。
一天，冀南军区情报参谋程春茂，到本村情报站检查工作，王执信领他来看电台，刘盾请他在院内寻找洞口，他观察许久，猜测说:“一个可能是在房基墙壁上;另可能在灶台内，或是在火炕的芦席下”，唯独没有猜到厕所。知道后他说:“洞口好是好，就是有些脏，搞不好弄一头粪便”。他的幽默，引起大家一阵哈哈大笑。他还说:“粪便箱最好用铁皮做，里面放上用粘土做的假粪便，不然就是自找臭味”。
在地洞里工作，比较隐蔽安全，但时间一长，身体受不了。机器发霉，性能降低，电池容易跑电。看来，这种办法，只适用于敌情紧张时短期使用。后来我们建了一个既隐蔽又干燥的工作点，即在李廷义油坊东院，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有十平方米的地窨子。院内长满树木荒草，有墙无门，进出时要翻墙而过，比较秘密。地窨子的进出口设在杨清元一个旧车棚内，用柴草和破旧农具遮盖起来。通气孔挖在椿树根下，天线从孔引出，并加伪装。搬到这里，不太潮湿，比在第一个洞内工作舒适多了。有了这两个地下设施，不仅有利于平时保密，遭敌突袭时，人机便于分藏，以减少损失。后来为更大系数安全自卫，连通地洞，又挖了一段地道，约长20多米，出口在房东大门前边一个闲院子里(今为杨凤奎老家东院)。
人山报电台地道出口处杨凤奎家北院
挖地道多在夜间，因为缺粮，不能加餐，大家腹中空空，但毫无怨言。刘盾一边筹划一边带头劳动，李树森是个主力军，苏传兴、胡存夫、刘树杞、赵祥荃各尽其力，不甘落后。大家同心协力，忘我苦干，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保护好电台，保护好自己，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身在敌占区，虽有群众和情报站掩护，但在地道设施不甚完善的前提下，敌人进村催粮“清剿”时，还得躲出去周旋，这几乎成了我们的职业习惯。由于我方情报工作和群众基础较好，常常有惊无险，思念起来，回味无穷。现将记忆较深的几例分述如下:
1942年8月30日早晨，王执信闻讯急忙赶来说，驻邱城敌人马上来村征粮，你们赶快到村东北地里躲躲吧。这时我们几个毫不犹豫携带电台，飞身跳过东闲院墙头，在庄稼丛中跑了大约二里多地，在一块枝叶茂密的棉花地里趴了下来。果然，一大队鬼子和伪军进村了，我们睁大眼睛惊恐地注视着村里的动静。在棉花地里趴久了也很累，不知谁不甘寂寞，高谈起《水浒传》来，原来王执信给借了一部线装《水浒传》，大家工作之余，争相传看。便趁此“良机”，饶有兴致地讨论起书中人物和特有的用语，如:“端的使得好枪棒”、“ 小泼皮”、“浮浪子弟"、“五七斤牛肉” 、“久闻大名 ，如雷贯耳”等等，言语精练颇具特色。还重复着王执信说的“季(李)达(逵)有万夫不挡之男(勇)”的别字笑话，议论着谁最有本事。在敌情紧张时刻，还在“棉棵下面论英雄”，却有几分浪漫色彩。直到22团2连赶来，将敌人击溃回城。我们才又返回来。是役击毙伪军2人，俘伪军5人。同年冬，敌人连续数天“清剿”，电台不能正常工作。1943年春节刚过，获悉敌人要进行大“扫荡”，一天夜晚，我们把收报机藏好，在王执信的带领下，潜入了敌人的据点村——焦路村内。 实践证明，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离敌人越近的地方越安全。因为敌人认为“八路的干活”不会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我们就是抓住这一心理，把敌驻炮楼村定为堡垒村，当然这主要靠党的群众基础工作，也需非凡胆识、气魄和智慧。我们沿着炮楼外的壕沟，走进村西头一个老乡家中，这里距炮楼仅200多米。王执信说，他已告诉伪军中的内线，有情况及时送信。这家主人是地下工作者，豪爽有胆气，对来“客”很热情，周到地安排了食宿，把房门和大门严密关好，并交待我们要“安静地呆在屋里，千万别到外面去。”这天深夜，他一直在外边探听动静，还不断回来报告鬼子的行踪。我们一直在此隐蔽了两天，敌人的“清剿”停止了，情报站同志引导我们安全返回驻地。这次据点之行使我们深深感觉到我党的“ 人民是靠山，有敌人无敌区”的政策效果。在敌人“扫荡”猖狂时，往往钻到敌人肚子里，倒是更安全些。
1943年春末的一天夜晚，情报站通知说:“明天敌人来这村， 企图不明，还是离开一下好”。我们藏好机器，把住房地洞收拾妥当，趁天未亮，转移到村南几里外，在交通沟内躲起来。多半早晨过去了，听不到村里动静，放心不下，就商议由赵祥荃回村侦察一下。他潜入村内，先到房东家，了解到敌人未抓人，也没有找洞，再到油坊东院，没有发现敌人进去过的痕迹。他出村后向南跑时，突然闪出两个伪军端枪喊道:“站住!”赵心想跑是跑不了了，干脆硬碰硬吧。伪军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八路”。“在八路干什么?”“当通信员”。他又用满不在乎的腔调说:“你们出来不是混碗饭吃，咱们无冤无仇，够朋友的就把我放出去，不够朋友，就把我撂倒这，绝不含糊。”两个伪军可能看过我军的传单，不愿再屠杀自己的同胞。一个说:“小兄弟，够汉子，咱们算认识了，我叫XXX，他叫XXX，我放两枪，你就跑吧”。赵祥荃转身向东跑去，身后响起了枪声和喊叫声。在沟内的同志，听到枪声，又看他在奔跑，都为他捏一把汗。中午，敌人走了，大家安全回来。此事传至报社，同志们无不敬佩赵祥荃的英勇机智，同时也感到《人山报》对敌伪人员的政治攻势和记红点黑点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事后赵祥荃把两个伪军的名字告诉了王执信，王执信给他们记了一笔“红账”。三次避敌“扫荡”，安全无恙，并到敌人窝里藏起来，都是王执信等同志掩护照顾的结果。革命处处有亲人，在长期斗争中，他们不避危险，舍生忘死收集了大量准确情报，为对敌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经常使敌人的“扫荡” 扑空。同时由于神勇的一二九师八旅二十三团中队(又名军分区警卫连和武工队)，肩负着在这一带保护《人山报》的特殊使命和多次伏击周围据点的鬼子，并闯到敌人老窝里抓汉奸、惩办首恶，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 日寇对冀南人民的屠杀、掠夺和破坏，达到了毁灭性程度。加之1942年秋粮欠收，又逢春旱，造成了百年罕见的大灾荒。由于麦收很少，农民指望麦收接济的想法彻底破灭了，饥饿使人吃光了糠秕、野菜、树皮、树叶。然而，疯狂的敌人，并不就此罢手，反而抢去人民的每粒粮食，致使许多农民不得已放弃了土地，变卖家产，甚至卖儿鬻女，背井离乡，逃荒而去。至1943年底，邱县不少村庄成了无人区，段寨也成了半无人区。房倒屋塌，一片凄惨。这时，我们的口粮也已无法保证，每顿饭计数下锅，以稀饭为主，间或蒸些掺糠的窝头就算好饭了。甚至把花生皮压碎掺在里面。有时也弄些野菜和树叶和在里面，用手捧着吃。按照区党委开展“生产自救”的指示，我们人少工作重，虽不能耕种大量土地，但也尽力种了四亩多地。李树森在家种过地，他年龄稍大，又积极肯干，自然成了生产主管。大家积肥选种，担水点种，锄地管理，饿着肚子还积极劳动。这年春旱严重，但还是种了一些谷子、南瓜。伏天下了雨，又种了不少红白萝卜和蔬菜。
1944年6月，日伪军到段寨“扫荡”，抓走十几名群众，在群众的机智保护下，电台始终未受到任何损失。三分区司令员高厚良曾致信段寨村长杨清运，赞扬道:“你们了不起，在敌人眼皮底下，保证了三分区的耳朵从未受过损害。”在段寨久住怕暴露，6月底，电台奉命转移至军寨。后又转移曹庄、儒林，直到1945年移交“冀南日报”社。电台离开段寨，留下李树森看管在段寨所种作物。虽经努力管理，终因早期不雨，肥料不足，收成一般。不多的产量运到电台，多少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忍着饥饿生产，使人们在思想上意志上受到了锻炼。艰苦的磨难，使人们养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载朱金玲《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原题《人山报社新闻台》有增删。
另参阅宋复光《请从<人山报>看冀南艰苦抗战》，《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文亮
《屹立在敌后平原上的人山报》及《冀南报史资料》多份。
摘自《邱县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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