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曾说，“要了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主要就得看当时的版画……在整体上，版画才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
近日邯郸藏家入藏的一部《太行抗战木刻精选》以283张300余幅珍贵的抗战时期原版版画，就让人们震撼地看到了抗战时期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
《太行抗战木刻精选》，晋绥画报社民国35年12月出版（没有再版），共有版画283页300余幅版画，散页装，印刷200套。长26.7宽19.5高3.5cm，封面、封二、序言（3页）、毛主席像（力群刻、朱德、彭德怀为华北版《新华日报》题词（2页）、目录（9页）、版画（282页）、版权页、封底。
此书目前没有查寻到有哪个单位和私人收藏，因当时只印200套，有是散页装，保存极难，更何况完整的一套一张不缺，极为难得，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此文献将弥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文献的一个空白！
抗战胜利以后，为了总结抗战时期美术工作者在抗战中利用木刻这种艺术形式，以木刻藝術爲犀利的戰鬥武器，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所起的不可磨灭的作用，1946年1月至12月晋绥人民画报社编印发行了此书。
八年抗日戰争中，太行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經歷了艱苦卓越的鬥争。革命的美術工作者以木刻藝術爲犀利的戰鬥武器，真實的記錄了根據的戰鬥風貌，生動的反應了根據軍民的鬥争生活，發揮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號角和警鐘的作用。從侵華日寇的暴行，到八路軍的抗戰殺敵的英雄事迹；從軍民大生產運動到群衆性的識字學文化的熱潮；從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參軍支前、擁軍優屬，到破壞封建迷信、建立民族政權；從普通的戰士、群衆、到革命領袖、軍隊將領等等，都在木刻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在殘酷而艱難的戰争環境中，在爲敵人所分割的深遠的敵後方，活躍的木刻創作同其它文藝創作一道，造成了革命根據地新文化運動的繁榮興盛景象，傳播着革命的進步的思想，鼓舞根據地軍民的鬥争和勝利信心，也豐富了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
太行木刻的顯著特點，是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堅持了民族化、大衆化的方向。中國的新興木刻版畫藝術，是三十年代由魯迅先生苦心培育和扶持起來的，革命根據地的木刻創作，把這一新興藝術推進到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特别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文藝爲人民服務以及如何服務的問題上，在文藝與生活、在文藝與傳統的關系問題上，認識發生了飛躍，根據地的木刻創作因此而更加活躍，方向更加明確，道路更加寬廣。太行木刻作品，從群衆生活、實際鬥争中獲取創作源泉，以易于爲人民大衆所理解、所接收、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的主题，并且同我國民族民間藝術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民族化、大衆化的藝術風格。
《太行抗战木刻精选》几乎精选了抗战时期所有最有影响的版画作品，涵盖了力群、彦涵、胡一川、艾炎、罗工柳、马达、林夫、方文、小肖、熊雪夫、焦心河、华山、王大斌、吕琳、陈钧、邹雅、陈铁耕、简平、李少言、高诗林、刘韵波、王鸿、徐灵、北极、范云、古达、侯中、文扬、建恕、林军、陈九、辛丹、黄山定、赵伴滨、计桂森、苏光、关夫生、炜克、沃渣、郭肖晨、金浪、聂云挺、赵枫川、李书芹、赵在青、肖肃、杨筠、张晓非、张映雪、阎风、稻辛、王德宾、张怀信、小梁、吉林、李治明、小关、李可夫、邓小平、杨涵等60位作者的作品。
编印此书时，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刚刚结束，但国民党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的心不死，解放区斗争一直不断，此书的编辑印刷可谓艰险不断。木刻版子收集相对来说还比较顺利，因为艺术家们对他们花费心血创作的作品像自己孩子一样珍视。印刷则到具有丰富木板印刷历史的汾阳，请当时还没占领城市的工匠们在村子印刷。紧张的斗争环境，艰苦的印刷条件，书印刷成功而瑕疵不少。其中，因为工匠们手艺娴熟而文化不高，出现了不少错字，比如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印成了杨秀清，等等。历史条件使然，可以理解。
此书只印200套，收集代表作品282幅，土纸印刷。
太行根据地版画艺术的源流和实践
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全面展开。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原来即以鲁迅先生为导师的左翼木刻青年,纷纷弃笔从戎,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在抗日战争期间,木刻虽然已公开化,但也受尽国民党当局的刁难迫害。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和解放区的首府,具有革命圣地的神圣含义,从而吸引了来自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许多青年木刻版画家,其中有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黄山定、张望、力群等。这批版画家大都参加过鲁迅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或在美术院校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具有思想进步、富于革命精神和较好的艺术水平等特点。人才的聚集,使新兴木刻活动产生集团效应具备了可能性。解放区的开明民主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文艺思想的高度评价、对左翼木刻运动的推崇,也为新兴木刻活动的自由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1938年10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和周扬等人发起,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 (简称“鲁艺”),其中设立的美术系从某种意义上看已经成为木刻版画系,而主力就是这些左翼青年木刻版画家。
二、延安作为指导革命的中心,作为优秀木刻艺术家集中的地方和美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输送美术干部,从而直接影响到各解放区木刻艺术的创作。这其中最有名的事例就是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太行山的美术工作。正是他们的艺术活动促进了太行山根据地木刻艺术的兴起和发展。在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文化斗争从一开始便被赋予对敌斗争和组织抗战力量的双重历史任务。其本身包含着两种文化斗争的长期过程,一是敌
1939年11月,一个以专业文化工作者为主体建立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在太行山根据地成立,木刻工作者也成立了专业分会,肩负起动员、宣传、斗争的重任。在鲁艺木刻工作团到来之前,美术宣传工作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发展相对薄弱。一方面是
三、太行山木刻版画活动的历史描述:从鲁艺木刻工作团进入太行山为起点,太行山木刻版画活动始终坚持走创作与斗争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木刻版画工作者在坚持新兴木刻优良传统的同时,向民间优秀形式学习,向丰富的斗争、生活学习,不断丰富创作内容,提升艺术品位,使木刻版画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战斗性都达到艺术史上的崭新阶段,构成为解放区优秀艺术的有机部分。
1.太行山根据地木刻版画活动进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鲁艺木刻工作团从延安到前线。当木刻工作团成立时,主观想法是把工作团变为一支木刻轻骑队,驰骋在太行山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里去进行宣传,使木刻成为抗战的武器。从1938年冬到1939年春,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举办流动展览会。工作团先后曾在沁县铜川中学、长治县莲花池、决死第三纵队等地开过七次展览会和座谈会,在长治县出版的《战斗日报》上出过一期专刊,使太行山敌后广大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全国的新兴木刻。但由于展览的作品大部分是江丰从武汉带到解放区的“全国第三次木刻流动展”中的作品,形式风格比较欧化,题材内容也与根据地军民生活有较大距离,欣赏的圈子仍不脱离美术界和知识分子,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二个时期,即经过流动展览,采纳了各方对木刻版画的改进意见,而又开始新的创作。工作团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集中精力,先搞连环木刻小册子。如华山的《王家庄》,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彦涵的《张大成》。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内容上说,更多地反映根据地的建设,充实生动。形式方面都是故事连环画,在刀法、线条的组织上力求明朗,部分地采用了国画的技巧。这时期曾组织了多次的木刻版画展览,鉴赏人数比第一时期多,但群众仍难于接受。
第三个时期,艺术工作者乘着木刻版画大众化实践时期,以中共十大任务的单幅画和民间流行的年画而获得成功。当时根据地党政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加强艺术的战斗性,指出“笔杆赶不上枪杆”,鼓励大家“笔杆必须赶得上枪杆”。同时,日寇利用中国民间传统形式的毒化宣传品,也给文艺工作者以极大刺激,决心采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展开年画宣传活动。木刻工作者不放弃西洋画素描的基础,放手采取了民间木刻的手法,并且着色套版,完全采用了中国木刻印刷的技术,同民间木刻匠人合作,一切颜料工具都土制土造。1940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三日(民俗祭灶)下午,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杨筠带着第一批木刻新年画———包括罗工柳的《积极养鸡,增加生产》,彦涵的《春耕大吉》和《保卫家乡》,胡一川的《军民合作》、杨筠的《纺织图》等,到襄垣县被日寇烧毁的西营集市上摆地摊,老百姓争先恐后地从腰包中掏钱来买,不到三个小时, 5000份年画便一抢而空。这样的景象是木刻版画家们所未见到过的。
群众接受了木刻版画的形式,使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从此木刻工作团的工作,通过年画和群众接触的面更加扩大了,驻地附近的人经常到团里参观,带钱买画,约10000张新年画,一张也没有剩下。
2.太行山根据地木刻版画活动成绩之一斑:
从1939年开始的太行山木刻版画运动,在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启动下,在生产建设与军事战争的锻炼下,有着飞跃的进步。它显著的成绩不仅表现在创作上技术上的改进,同时木刻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也建立了起来,形成了共同的艺术、战斗意志。在木刻组织上,除鲁艺木刻工作团外,还有鲁艺木刻工厂、新华日报馆、129师木刻组等团体。
我们从1940年太行山根据地中心区域晋冀豫区一年间木刻工作情况的统计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根据地木刻运动规模、成绩之一斑:
木刻创作———鲁艺木刻工厂:像:大小30余种,印23000张。《十二项主张》:共五张一幅,挂图,四色套版,印10000张。《五月》画报: 2种,三色套版,印3000张。民选标语: 12种,三色套版,印42000张。《中共北方局十五项建设主张》挂图:五张一幅,三色套版,共印25000张。《刘二堂》连环画和地主说理彦 涵/刻一本: 18张一本,单色油墨版,先印1000本。《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大画册,共30余页(包括八路军四年来主要战斗)。出版数目尚难统计。“号外”、
“大会特刊”:共印4600份。《百团大战》挂图。年画:《门神》 《五谷丰登》《春耕大吉》 《灶王爷》共印42000份。总计共创作套版木刻100余幅,已印套版、单色木刻共173000张。
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团:这一年之内,因去冀南推动帮助成立木刻工厂两个,无多创作,仅有卡片数种,新华报头插图很多,连环画正刻印中。全区共印约20万张(新华日报除外),创作800种。
发行工作——— A:除129师分发部队外,鲁艺木刻工厂系推销办法,自力更生,经济完全独立。B:中国木刻史上这是空前之举,并为广大群众所热爱,打破了过去木刻发行的狭隘门径。C:发行网:交通六个分局;华北书店;新华书店;直接订户。
印刷及技术改进———鲁艺木刻工厂、129师木刻组、工作团,是一般的采取旧法,但加以发展。尤以鲁艺木刻工厂经过不断之研究,可以精印各种油墨套版,不但数量无限,速度也快,此即创作木刻在战争中发挥其战斗效用之主要关键。
太行山木刻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作用,当时木刻宣传画经常招贴在根据地村庄间,以引起群众注意,可是作品一贴出去,经常被老乡揭回家中张贴起来。有一次贴在八路军总部驻村的新年画还引起首长们的注意,彭德怀副司令员亲自致函,表彰木刻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伪军人员看到《身在曹营心在汉》 《十凄悯》等宣传作品后,也表示:“总不能忘记咱是中国人。”同时,这些作品也以其极高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在中国现代版画史、美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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