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案六义男
张富春述 贾兰芳记
大寨兵工厂旧址
1941年，八路军医院设在大寨村，二百多名伤病员分住在群众家中，每户少则住两个，多则四五个。群众对伤病员照顾得很好，经常帮助医院做些护理工作。
群众把仅有的一点细粮节省下来让伤病员吃，军民关系亲如一家。部队领导非常关心伤病员的生活和治疗，经常来看望慰问他们。当时，由于交通不便，再加上日伪军的严密封锁，造成药品严重紧缺，医务人员常用大盐水代替消毒液为伤员冲洗伤口，伤员咬着牙，忍着疼痛配合医生治疗。由于曲周县龙堂村的日伪炮楼距大村很近，对八路军造成极大威胁。为防止敌人偷袭，八路军兵工厂、供给处、武工队先后撤离大寨村，而只留下军医院。为了保证伤病员的安全，军医院在村南方圆七八里没有村庄的南大注挖了一些地窑，窑顶用柴草和土盖着，并种上庄稼。一般情况，敌人发现不了。但在一九四二年“四・二九”日军大扫荡时，由于敌人的马队路过大寨南大洼，踩蹋了伤病员的窑顶，暴露了目标，百余名伤病员遭日军屠杀。
由于大察村是个抗日堡垒村而且家家户户备有百余枚手榴弹因而，曲周龙堂炮楼的日伪军不敢轻易来大村骚扰。敌人对大察村群众又根又怕，早有袭击大察村的图谋。
一九四三年，邱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灾，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大寨村群众由灾前的六百口人死逃得只剩下二百多人。天一黑，整个村子鸦雀无声。一九四三年腊月初四凌晨(1944年2月4日)，驻曲周龙堂炮楼出动40余名日伪军，由汉奸引路，将大寨村包围。八路军伤病员负责人老罗(四川人)发现日伪军进了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披上被子往村外跑，跑到村东地，就被日军机枪打死。一位叫大包的群众也被日伪军开枪打死。日伪军进村后沿街叫喊，叫群众去村后大庙上开会:群众也不知谁喊的，有的去了街上，有的关上门躲在家里。日军见出来的人不多，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挨户搜査，把在家的群众全部赶到村后大庙的院里。
共产党员、农会主任张文华，一看日军包了村，就和妻子躲到一户人家，他见那里都是妇女，就急忙走出门准备逃往村外，却被日伪军发现赶到村后大庙。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邢书轩见情况不妙，就装作卖辣椒的，推着小平车，准备乘机逃走，也被日伪军赶到村后大庙里。邢冀东的父亲是持枪民兵，他听到枪响，就慌忙穿上衣服，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塞在牛槽下面，逃往村外。他刚脱险不一会，日伪军就进了屋，还去牛槽下搜东西，全家人十分担心，幸好敌人没有发现手枪。日伪军见院里放有木柴，就强迫邢冀东把木柴送到村后大庙，给目伪军烤火取暖。
日伪军把群众赶到村后大庙院里，妇女、孩子和老人站在大庙台子下，男青壮年站在台上。大庙院子东墙有一个大洞，敌人把机枪架在洞口，防止人们逃走。一个日军抓住张文生的衣领，逼问他说:“谁是村长?谁是共产党员?”张文生指着他二哥张文才说:“他是村长!”张文才说:“我不是村长，村长是他!”“妈的，你还不承认让你尝尝厉害!”一个伪军说着，上去打了张文才两耳光。打得张文才眼冒火星，满嘴流血。疼痛难忍，违心地说:“别打了，我是村长!”之后，日伪军把台上站着的青壮年逐一审问了姓名。一个军出来说:“大家都听着，哪个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员，皇军有赏!知情不报是要杀头的!”群众谁也不吭声。日军见问不出什么，就将八位男青年带到龙堂炮楼。这八个青年是:共产党员农会主任张文华，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邢书轩，共产党员村长张文生，共产党员自卫队长郭廷栋，共产党员青抗先队长张云朋，共产党员模范班长张云鹤，共产党员张寿春和群众张云兰。日伪军将他们带到龙堂据点后，酷刑拷问。敌人先用木梯压在他们身上，两端各坐几个人，之后再灌辣椒水，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可他们谁都不招供。张云兰是个群众，被敌人打得昏死过去，日伪军把他扔到炮楼防护沟里，半夜醒来一步一步爬回家。张寿春也被打成重伤，不能动弹，放出来让回家养伤。其他六名党员干部先是关押在龙堂据点，后来送到曲周日本监狱。监狱不管吃饭，让家属送饭，那时是灾荒年，家家户户都没有啥吃的，受害家属只好做糠草干粮，送到监狱让亲人充饥。这六名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忍饥挨俄，饱受酷刑，与敌人坚持斗争，结果被敌人残杀或被敌人运走，总之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张运鹤妻桂氏(前张葛人)，18岁嫁大寨，次年生子贵春。贵春6岁时云鹤被掠去，生死未ト。桂氏25岁守寡，艰难度日，抚子成立，至89岁近世前，已有3孙4重孙，尽享天伦之乐。犹在盼丈夫回来，仍不相信丈夫已死亡，诚贞节烈妇也，真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守望者。悉老人已于2007年五月二十日去世。
张云鹤妻桂氏
摘自《邱县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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