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山东省地图，馆陶的位置已十分偏僻，交通已十分落后
这三条线互不统属，基本上互相不知情，三条线中的很多共产党员是在抗战爆发后转到地方上才知道对方的共产党员身份。主要原因是各个方向来的共产党员分属不同的党组织，由于在白色恐怖下，原来的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新来的领导不熟悉原来的情况，也不敢轻易与原来的党组织人员接触，只能另起炉灶，所以才造成了这种各自行事的局面。
1937年的馆陶县，及几处完全小学所在地
这些共产党员因为都有教师的身份，因此他们主要活动的地点是馆陶县内几处完全小学。分别是北馆陶一高、南馆陶二高、南拐渠三高、张官寨四高、浅口五高、徐村六高、艾寨武训小学。
他们在这些学校里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三项：传播马列主义、领导反蒋抗日、领导学生罢课。
传播马列主义 馆陶县马列主义最早的传播者是大名七师的共产党员，大名七师即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为直南（河北省在1928年之前称为直隶）最高学府，这里中共党组织建立较早，成为直南革命活动的策源地。 1930年初，大名七师共产党员李兆麟由于领导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脱险逃出后化名李镜明来到南馆陶二高担任语文教员。1931年初，共产党员田辛甫由于学生运动的失败而被学校开除，经大名县委解蕴山介绍也来到南馆陶二高当教员。1931年秋，南拐渠三高成立，解蕴山介绍曾则西、孙锦到这里任教，1932年春又介绍裴志耕（裴博祥）去三高、王国华去二高任教，他们都是大名七师的共产党员。
位于河北省大名县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
他们积极团结青年学生，利用各种机会向同学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和进步刊物。1931年春，李镜明介绍青年学生孙一鹏、阎兆亨、严良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领导反蒋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东北三省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大谈“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力量不是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国土，而是去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教育上，不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而大讲什么“读书救国”、“莫谈国事”，不许人们有抗日的任何言论和行动。这样就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罢课斗争。 在馆陶县的这些共产党员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更加积极地活动，向同学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爱国抗日运动，揭露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结合语文课、历史课、地理课等，讲述我国是怎样由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逐渐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有时讲到东北3省沦丧、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候，全体师生声泪俱下，无不对国民党蒋介石表示切齿痛恨。
西安学生示威游行逼蒋抗日
共产党的活动和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对进步教师的迫害。1932年初，李镜明、孙锦离开二高到北馆陶一高任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是年7月被学校驱逐出校。三高裴志耕、曾则西也于1932年秋受迫害而先后离校。尽管他们离开了学校，但却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2年，一高又先后来了一批进步教师，如李养浩（李培福）、郝镜堂、刘春梅（刘鹤）、陶明、郝冠芳等。他们勇敢地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一次周会上，国民党县党部庶务长、一高党义课教员郝振景大肆污蔑共产党的抗日是欺骗宣传，狂叫对共产党要斩尽杀绝。全体师生义愤填膺，无不愤慨。李养浩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进行反驳，使郝振景理屈词穷无言可对，博得大家鼓掌喝彩。这使同学们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1932年10月，二高教员郝廉重（郝洁轩）又介绍东北流亡学生王毅之、纪毅心（周化南）到三高当教员，王毅之还带着夫人崔贞淑一起过来，两人都是朝鲜族。他们3人都是中共党员，到三高后即成立了党支部，这是馆陶县的第一个党支部，由王毅之任书记，纪毅心是组织委员，崔贞淑是宣传委员，党支部直接受北平党组织领导。 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大刀阔斧地进行斗争，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注意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王毅之、纪毅心的帮助下，1932年冬，三高青年学生组织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支部（注：反帝大同盟的全称叫“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由法国著名作家、共产党员巴比塞、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和中国的宋庆龄女士等一些著名人士于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1929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该组织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反帝大同盟。随即，全国各地也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支部书记梁毅民、组织委员郭存仁、宣传委员宁思礼，主要成员有郝树璋、郭文仲（郭毅锋）、张冠甲等十几人。
在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他们组织学生走出学校到社会上进行活动，号召群众起来抗日，抵制日货，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多次利用节假日和集会到房寨镇进行反对日本进犯热河、侵占长城各口的游行示威和演讲，并到附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933年夏，同盟支部为了声援和支持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的抗日同盟军，积极组织学生在社会上宣传，以扩大影响，多次给同盟军写慰问信，并派宁思礼等优秀青年到察北参加抗日同盟军。
1933年浅口五高成立，大名共产党员李大磊和进步教师王梦兆来到这里任教，他们也进行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反蒋抗日宣传。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生冯善俗、阎呈祥、吴斌、吴怀超等组织了读书救国会，冯善俗被选为救国会主席。读书救国会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传阅马列主义书籍和其它进步书刊，在校内和社会上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马列主义的传播，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当中的优秀青年成为馆陶县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第一批战士。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广大青年学生开始觉醒，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被激发出来，一个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学生运动高潮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领导学生罢课斗争 马列主义的传播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更加激化，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反蒋抗日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风起云涌。1932年和1933年，馆陶县学生的罢课斗争也是此起彼伏，达到了高峰。 北馆陶一高是国民党统治较严的一个学校，因此，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就显得更加尖锐，罢课斗争首先从这个学校开始。1932年5月，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高级班的全体学生在班长郭冠英的率领下罢了国民党员郝振景的党义课。同学们本来对郝振景及其党义课就十分厌恶，在考试时又故意刁难学生，全班同学拒绝参加党义课考试，全部交了白卷，使郝振景非常狼狈。 这次罢课斗争，虽然国民党当局没有出面镇压，但对这些学生和教师已怀恨在心。7月，李养浩、郝镜堂、陶明等进步教师被一起辞退，同学们对国民党当局更加不满，矛盾更加尖锐，一场大的罢课斗争在酝酿之中。
1932年9月，北馆陶一高爆发了全校性的罢课斗争。九一八前夕的一天上午，县长卢少泉的勤务兵朱云龙及其弟朱云虎在学校球场踢打和侮辱小同学。这一事件成为这次罢课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同学们找到训育主任李尚令和校长沈兰斋，向他们提出三个条件：1、今后不许军警、县衙欺侮学生，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2、允许学生有宣传抗日的自由，九一八纪念日允许学生集会，游行；3、要求卢少泉惩罚打人凶手，并亲自到学校向同学们赔礼道歉。
沈兰斋找卢少泉交涉后，县政府不但不接受同学们的正当要求，反而污蔑同学们不守规矩，扰乱社会治安，并将郭冠英、郝新民、孙兰台3个学生扣押起来。全校学生闻讯立即罢课，整个校园人声鼎沸。县政府惊慌失措，马上派军警包围学校，不准任何人随便出入校门。三四天以后，他们看到社会舆论越来越大，卢少泉只得厚着脸皮来到学校向同学们训话，说郭冠英等3人是“害群之马”，当场宣布开除，并警告全体同学要“悬崖勒马”。 同学们极其愤怒，提出抗议，口号声和谩骂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当郭冠英3人离校的时候，3个高级班120多名同学跟他们一起离开学校。县政府和校方派人向学生家长施加压力，对罢课学生进行分化瓦解，最后剩下30余名学生，继续坚持斗争。学校采取强硬手段，将郭冠英、孙兰台、郝新民、宁仲魁等18名同学宣布开除。薛如宽、陈铿明、孙慕韩等几位有声望的知名人士对同学们的行动极为同情，多次与县政府交涉，再加上社会的强大压力，迫使政府做了一些让步，允许被开除的学生到二高和四高学习。 这次罢课斗争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在全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拐渠三高的共产党员教师王毅之、纪毅心，密切关注一高的罢课斗争。他们认为一高斗争的失败，是因为力量单薄，便于各个击破；要想取得胜利，各校必须采取联合斗争的策略，大造声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前斗争的目标，是把各校掌握实权的反动校长赶下台，改变进步师生遭受打击排斥的局面。当时，一高校长已换成么鸿卿，二高校长李寿期，三高校长郝振华，他们多是国民党员，都是县教育局长郝宝善的亲信。 在王、纪老师的鼓动下，1933年春，三高、二高进行了一次联合罢课斗争。为了进行统一的联合斗争，三高反帝大同盟支部组织学生进行校际间的篮球比赛，进行串连活动。正在这时，县教育局提出增加学生灯费、学费，激起各校学生的共愤。同盟支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张冠甲、宁思礼到全县6个完全小学秘密进行活动，决定采取联合斗争行动。 开始，学生要求各校校长向教育局反映不能任意增加同学们的学费，遭到校长的拒绝。随后，二高、三高选派代表去县教育局交涉，不但提出不能增加学费，而且要求罢免两校校长。两个学校的学生都组织了纠察队，维护学校的秩序，监视校长及其亲信的行动。为了扩大声势，他们印发了传单，派出联络员到其它小学，争取初小教师和学生的支持。教育局不但不答复代表们的要求，而且还把他们监禁起来。消息传来，同学们再也按捺不住，二、三高决定联合列队进县城和一高一起到县教育局请愿。由于一高被学校当局发现了行动机密，县政府立即派警察把住了校门，不许学生自由出入。同时，南馆陶二高也被民团封锁了校门。二高学生纷纷翻墙出来跑到三高。 三高举行了欢迎会，郝树璋主持会议，梁毅民讲了话。第二天，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县城进发，行至途中遇到了县教育局派来的郝振景，他劝同学们先回去，有什么要求慢慢再商量。这时，二高的学生负责人魏梦笔、孙正乾、孙树声和三高的梁毅民、郝树璋、郭存仁等挺身而出，跟郝振景进行毫不让步的斗争。他们义正辞严地向郝振景提出几个条件：1、学费、灯费不再增加；2、罢免三个高小的校长；3、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学生代表；4、今后不许借故开除或刁难学生。 郝振景连声诺诺，同学们知道此人油头滑脑，怕他是缓兵之计，便严肃提出如果条件得不到兑现，决不会与他善罢甘休。直到郝振景完全答应以后，同学们才各自返回学校。事后不久，县教育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只得答应了同学们提出的条件。县教育局并未甘心，他们怀疑郝廉重、刘春梅、王毅之、纪毅心是共产党员，是这次罢课斗争的幕后指挥，但无确凿证据，便提出“清理失意分子”，秘密下令逮捕。郝廉重、刘春梅、王毅之、纪毅心闻讯连夜逃走。 这次罢课斗争是在党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既有一定的准备又有明确的斗争目的，斗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在二、三高联合罢课斗争的影响下，1933年冬，浅口五高也举行了一次罢课斗争。在学校读书救国会的领导下，他们提出罢免校长郭文英，反对军警压制学生，要求抗日救国，全体学生列队进城请愿。在反动当局的欺骗威胁下，部分同学被分化瓦解。这次罢课斗争虽然没有达到满意的结果，但却使同学们受到一次大的锻炼，为他们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广大学生在现实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在以后的斗争中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馆陶县最早的一批党员。 党组织陆续创建和发展 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转折点，馆陶县党组织由秘密的、分散的、主要在教育战线进行斗争，向公开的、壮大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等方面转变。在这样的方向指引下，中共馆陶县的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起来。 中共馆陶县特支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聊城三师党组织负责人王晋亭被学校开除，来馆陶一高任教，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青年学生肖永茂、石念福、于法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共产党员宋秋潭、沙延孝、周乐亭到馆陶县几处乡农校任职，宋、沙二人与王晋亭在聊城三师早有组织上的联系。不久，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意见，成立了中共馆陶县特支委员会，书记宋秋潭，组织委员王晋亭，宣传委员沙延孝。
中共馆陶县党组织创始人郎清荣
中共南馆陶支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在北平读书的中共党员郎清荣回家度假，介绍同学陶明、杨陶天加入中国共产党，陶、杨又介绍孙建功入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成立了中共南馆陶支部，杨陶天任支部书记，隶属北平党组织。9月，中共鲁西北特委派遣王乐亭来馆陶建立党组织，与杨陶天等人取得联系后，中共南馆陶支部撤销，王乐亭成为馆陶县党的实际领导人。
中共馆陶县中心支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在县城（北馆陶）成立了山东省第六区政训处驻馆陶办事处，王乐亭任干事，下有服务员，都是共产党员，办事处实际成为馆陶县党的领导机关。在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馆陶县中心支部，梁毅民任书记，满登发、靖濡之、王乐亭为委员，中心支部隶属中共鲁西北特委，驻地北馆陶。
中共馆陶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梁毅民
中共馆陶县委。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根据中共鲁西北特委迅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党以办干部培训班为名义，在培养和发展进步知识分子入党同时，党的发展工作也开始转向农村，注意发展农民入党，党员数量由原来的几十人增长到上百人。1938年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来到北馆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馆陶县委。经研究决定：梁毅民任县委书记、靖濡之任组织部长、满登法任宣传部长、王乐亭任统战部长、张维清任交通部长。到11月又增补许旭任军事部长、袁崇德任民运部长。
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完善，馆陶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逐步走上了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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