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聊城日报》东昌时讯副刊2019年12月27日，以及新华网重庆频道2021年3月8日所刊文章。
1915年，我父亲郎镜如出生在山东省茌平县郎家营一户农民家庭里。他的童年时期，家里生活过得也算殷实。爷爷郎金良是地道的农民，会扎席棚，每年大约有半数时间在外，为乡里的婚丧嫁娶搭戏台、架席棚。父亲兄弟四人，大伯父郎洪庆（烈士，抗日时期党的地下交通员，1944年牺牲）、二伯父郎洪蕕、父亲郎镜如和我的五叔郎洪章。奶奶郎赵氏勤俭持家，全家劳作，供父亲读书。父亲幼年天资聪颖，性格文静，七岁时，在本村读私塾，十二岁去陶桥读高小，十五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三年，毕业后，又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习三年。
父亲1937年1月投身革命工作，1938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历任茌平县还驾店抗日小学校长；山东博平县政府抗日救国会主任委员；堂邑抗日县政府秘书；鲁西北专署税务局长、粮食局长；冀鲁豫第四中学教导副主任（现聊城一中前身）；冀鲁豫联立师范校长；清平联立师范校长；聊城专署教育工会办事处副主任；寿张中学校长、冠县一中校长、馆陶一中副校长等职务。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坚持敌后游击抗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面对家庭为革命牺牲和被敌人杀害11口人的现实，他胸怀国恨家仇，更加勇猛地冲锋陷阵，消灭敌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阶段，他对党一贯忠心耿耿、襟怀坦荡，对党的事业不辞劳苦、不计名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复兴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求索
读书使父亲明白了许多道理，逐渐扭转了自己的小农意识，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知道了我国是个弱国，受尽外国欺辱，立志学成报效国家。
在济南读书六年，耳闻目睹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感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是黑暗的、不合理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悲观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让父亲感到很震惊，地图上那么一点儿的小日本，出兵没几天，竟占领了我国东北大片国土。而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在青年学生当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当时，济南与北平一样，各个学校的热血青年，爱国热情高涨，自发组成请愿团，到南京政府去请愿，父亲也是积极参加者，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打击倭寇，收复失地。这次的南京之行，让父亲很失望，同时也彻底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国民党政府官员只顾个人一己私利，钻营奔走，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让父亲非常厌恶，他决心毕业后不入政界。那时的父亲思想彷徨，心中苦闷，一心报国，苦于无门。
1936年4月，父亲在济南第一师范临近毕业，那时的山东省教育厅下令所有应届毕业生一律参加半年的乡建训练，否则，不准毕业。为了领取毕业证，1936年的5月—10月，父亲在济宁接受乡建训练，接着又实习了两个月，分到临清专区。父亲未等分配工作，就借病请假回了老家。
播撒火种
1937年1 月，父亲在陶桥高小的要好同学陶东岱介绍他去还驾店第五高小当教员，父亲欣然前往。还驾店原来村名叫“来仪堂”，据说乾隆皇帝南巡归来，在村里吃过一顿饭，故而得名。还驾店村庄较大，自然形成四个部分：前店、后店、东店、西店，全村5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地处博平城北十多公里，村东靠近聊城至禹城的交通要道，村西北三里地就是高唐境内，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适合开展地下工作。当时，申云浦（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谢鑫鹤（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国家二机部副部长）受中共鲁西北特委委派来到还驾店小学，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父亲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两个的身份）。还有语文老师陶东岱（中共党员，曾任中国农林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数学老师王怀远（中共党员，解放初期曾在国家合作总社工作），自然老师胡泮生（中共党员，曾任天津大学党委书记），申云浦任卫生老师，谢鑫鹤任生活老师，还驾店小学就是中共建立在鲁西北的一个红色革命堡垒。
父亲任教不久，学校发生了一起全校师生集体去县政府请愿，要求驱逐国民党员校长周子恒的事件。1937年3月，县长调走了周子恒，委任父亲当了校长。后来知道，申云浦受委派来到还驾店小学后，首先恢复了谢鑫鹤的党员关系，又发动全校师生驱逐了国民党校长周子恒。至此，还驾店小学的反动势力被彻底清除。那段日子是父亲一生中最光明最快乐的日子，他像一个在茫茫黑夜中奔波跋涉者，看到了指路明灯。当时几位老师都是年轻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经常是促膝长谈，无话不说，谈论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谈西安事变、谈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谈毛主席在江西领导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谈共产党的救国主张……
在申云浦、谢鑫鹤同志的影响下，父亲逐渐认识到，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时，他们六位教职员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组织发动爱国青年。利用课堂宣讲国家大事，讲我们国家为什么受外国欺辱；讲蒋家政府无能，官员腐败；讲日本鬼子占领东北三省，又要占领热河、察哈尔省；讲日本鬼子要侵占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我们决不答应等等。课上课下老师同学亲密无间，打成一片，这群爱国青年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引导他们走向了革命道路，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他们英勇善战的革命作用。他们在村内发展的党员后来建立了还驾店党支部，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还驾店小学为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被称为抗日红色第五高小。
残酷的抗日斗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华北危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其政府机关纷纷南逃。国难当头，时局混乱，人心惶惶，学校被迫解散。在谢鑫鹤同志的领导下，父亲及几位老师一起，组织爱国青年学生，四处奔走，发动群众，多方筹措，串联酝酿抗日救国活动，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之中。
1938年4月在博平县城文庙里召开了博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成立大会，父亲当选为县团部委员。
1938年5月经谢鑫鹤同志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值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父亲毅然下定决心抗日救国，一生跟定共产党。1938年9月聊城专员抗日英雄范筑先决定在博平组建抗日武装——第32支队，父亲遵照党的指示，担任第32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1月，日寇进攻鲁西北，范筑先司令为国捐躯，聊城沦陷，博平失守，为保存实力，遵照上级坚持农村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博平的抗日救国活动完全转入了地下，转入了农村。直到1939年4月，博平抗日县政府成立，父亲被任命为博平县抗日县政府第三科科长，他利用全县教育阵地，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抗日救国。博平抗日县政府的成立，给博平的抗日斗争形势带来了转机。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在以谢鑫鹤为首的博平县委领导下，坚持联合抗日，想方设法组织抗日武装，利用一些统战对象的影响，收集分散的民间枪支，宣传发动群众，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博平县抗日自卫队诞生了。有了自己的武装，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就经常利用夜间，袭击据点中的日伪军，搞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同时，还组织抗日群众一起破坏公路交通，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捕捉敌人的汉奸侦探，伏击小股敌人等。打击了日寇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博平人民的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信心。那是1939年的秋季，利用青纱帐的掩护，曾经在我老家的邻村司家营打了一场伏击战。司家营地理位置特殊，在博平城北10公里处，聊城至高唐禹城的公路在村内通过，且与张家营、郎家营、芦家营等八营相连，如同一个大村庄。鬼子从禹城火车站运来的物资，都得经过这里。上级得到情报，敌人有一批物资要在这里经过，我方连夜部署队伍，按计划趁夜色进入伏击地点，潜伏在路两旁老百姓的屋顶上。父亲则与一部分战士，按计划埋伏在村外青纱帐里，单等战斗打响后，截击逃跑的敌人，这次战斗打得很顺利，当敌人的第一辆汽车进入埋伏圈，就一声令下，公路两侧同时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汽车全抛了锚，他们企图弃车逃命，又在村外青纱帐里遭到我方的二次伏击，死的死，伤的伤。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消灭了日寇一个班。截获一大批军用物资。缴获的5辆汽车，因为无人会开，只能当即烧毁。这次战役大大鼓舞了我方军民的战斗士气。父亲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的部署，并亲临前线作战，感触很多，多少年后，每每提及此事，父亲总是自豪地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的话千真万确。因为敌人是非正义之战，关键时候，他们都是胆小鬼、怕死鬼。
1939年11月，组织调父亲去堂邑县抗日政府任秘书，县长是朱月松。当时堂邑是游击区，环境很艰苦，县政府没有固定工作地点，经常性地随部队打游击，有时与敌人周旋，连续急行军，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最苦的是在冬天，冰天雪地，饥寒难耐，还要随时准备战斗。记得1940年2月，父亲不慎患了重感冒，引发了顽固性肺炎，发烧不退，久咳不愈。组织上安排他去鲁西北后方医院医治。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病情好转，父亲要求归队，这时，鲁西北专署专员王笑一同志交给他一项新工作：通过专署各个交通站，负责各县敌情通报联络工作，让他一边工作，一边疗养。
1940年9月，组织决定调我父亲去鲁西北专署税务分局任副局长。
1941年3月，因工作需要，组织调我父亲去鲁西北专署粮食局任局长。
1941年12月，鲁西北专署税务分局重新恢复，父亲又调入税务分局任局长。
这一时期，工作调动频繁，父亲没有任何怨言，绝对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就到 哪里去，按照上级指示，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和同志们一起，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躲过了敌人的清剿合围，圆满地完成了后方根据地的税务管理工作和粮食征收及供应工作，为前线战士输送给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42年8月，经组织决定，调我父亲去运东地委工商管理局任局长（运东地委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冀鲁豫边区建立的一个地级机构，是1941年7月由鲁西北、冀鲁豫两区党委合并而成，机关驻地在聊城阳谷一带农村，辖禹城、齐河、茌平、博平、东阿、阳谷等八县，与冀鲁豫边区政府同时存在，后撤并。）我父亲又一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不久，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无奈，又一次被病魔击倒，先前得过的肺炎又一次爆发了，高烧不退，组织安排父亲转入军区医院治疗，直至1943年初春仍不能下床行动。这期间战争局势突然紧张，按照上级指示，地方政府要精兵简政，军队要化整为零，军区医院要求将重伤病员疏散转移。3月份经组织批准，只好由我大伯父郎洪庆用独轮小车推着父亲，化妆成老百姓，通过敌占区回到了原籍。回到家后，父亲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想方设法与中共博平县委陶东岱同志取得了联系。经过半年多的疗养，父亲的病情基本痊愈。当时战局紧张，民族危难，国家正值用人之际，父亲赶到博平县委报到请求工作。博平县委让父亲担任博平县政府秘书一职，县长是贾靖五。
可以说，自1942年开始，对敌斗争局势就有了变化，整个华北就进入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博平的对敌斗争形势也是非常紧张。日寇逐步采取“蚕食政策”、“封锁政策”，到处修碉堡，挖封锁沟，实行“铁壁合围”，残酷地镇压我抗日武装力量。再加上那年博平一带遭遇了多年未有的旱灾，革命形势一度处于低潮。这个时期，汉奸伪团长罗兆荣被国民党薛瀛川拉拢掌控，不断地公开向我方发起进攻性扫荡，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残害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抗日家属，手段极端残忍。
为打击伪顽人员的嚣张气焰，博平县委决定，动员一切力量，除掉最大的汉奸团长头目罗兆荣，端掉罗兆荣的老窝——罗庄据点。经报请上级批准，调来了主力部队担任主攻，我们地方则组织动员所有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行动。1943年初冬的一天夜晚，运东和冀南两个军分区部队，在博平县大队的配合下，突然包围了罗兆荣的驻地——罗庄据点。这次战斗，未能按照原计划实现，没有攻破罗兆荣的两座炮楼。罗兆荣就更加穷凶极恶地反扑过来，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共产党员、抗日家属，开始了灭绝人性的疯狂大屠杀。霎时，乌云笼罩了全县，县委机关被迫撤到了清平县境内，县大队也撤到边界上打游击，凶残发疯的罗兆荣找不到共产党，就对共产党的抗日家属下了黑手。
国恨家仇
1944年7月9日（农历5月19日）黄昏时分，罗兆荣的部下伪军中队长刘麻子，带领一队日伪匪徒，趁夜色潜入我村，由汉奸三区分部副书记郎庆赏做向导包围了我家。那天，我爷爷和我五叔吃了晚饭在大门外乘凉，突然发现持枪匪徒进了街，他们两人立即躲藏起来，随即就听到匪徒进了我们家，挨屋搜查，很快把我奶奶、我大伯父、我五婶及几个小孩子集中到院子里，随后又到小河东沿儿我二伯父的家，把二伯父、二伯母也抓了来。凶残的匪徒用枪逼着全家人靠西墙站成一排，在匪徒刘麻子的指挥下，朝全家人开了枪。我年过六旬的祖母，还有大伯父及其他的二儿子郎子申、（大儿子郎子祥是抗日游击队员，已随队伍转移）大儿媳及孙女小桂、二伯父、二伯母、我的前母亲，还有我五叔家的两个小女儿，全家老少十一口人，在敌人的枪口下，当场惨遭杀害。当时，我五婶也在被害之列。由于天黑，她怀抱着两个不满两岁的娃娃跌坐在鸡窝上，怀里的两个孩子都被打死了，她是当场昏死了过去，后来又醒了过来，算是死里逃生。就在那一晚，就在那一刻，我全家老少十一口人惨死在屠刀之下。汉奸杀人后，又把家中所有财物抢掠一空，放火烧了房屋。侥幸活下来的爷爷和五叔五婶带着二伯父留下的两个孤儿，四处逃难，流离失所，直到抗战胜利，方能返回家乡。
勇敢坚强的父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他选择了坚强。他默默吞下这天大的血海深仇，擦干了眼泪，掩埋了亲人，走上了战场。从此，父亲怀揣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去杀鬼子，去消灭日伪匪徒，以悼念失去的亲人，来报这血海深仇。
在那艰难困苦腥风血雨的岁月里，父亲铁了心，一生跟定共产党，革命到底！自此父亲一直跟随博平抗日县政府，转战鲁西北，工作战斗了两年。两年间，父亲不顾自己身体的羸弱，参加大小战役无数，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队伍休整时，他就提笔疾书，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以激励战士们的斗志。还写过一些分化瓦解日伪汉奸的文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经据典，切入人心，为抗日统一战线，化敌为友做了大量工作。以致多少年后，当年的老同志仍能记得文章的精彩片段。遥想父亲当年拼命忘我的工作精神，那是一种大仇未报所激发的大智大勇！那是一股冲天的英雄豪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彻底胜利！八年抗战结束了，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大部队转到外线作战，博平成为后方。
为教育事业付出毕生心血
1945年11月，组织调父亲去运东专署北区办事处任秘书。1946年4月，北区办事处撤销。八年抗战胜利后，随即进入解放战争新时期，很多同志都跟随部队南下转到外线作战。父亲由于在战争年代留下的顽疾经常发作，久咳不愈，时常吐血（肺炎引发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破裂）。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南下，经专署秘书主任邢开风同志谈话后，安排父亲去冀鲁豫第四中学一分校（也叫阳谷中学，校长李玉慈）当教员。教书育人是他青年时期的愿望，父亲很乐意，他很快赶到了阳谷中学任教，教语文、教政治，行政职务是教导副主任。从此，父亲在教育界一干就是一辈子。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飞机不时轰炸县城，为了安全，学校转移到农村。那时的阳谷中学没有固定校址，随着冀鲁豫边区政府辗转于黄河两岸。1947年3月，阳谷中学与冀鲁豫第四中学（现聊城一中前身）合并，父亲也到第四中学工作。第四中学同样是游击学校，边行军边学习，有时正在上课，发现敌情，就要组织师生马上转移。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开始一段时间，学校在黄河沿岸一带打游击，后来接到上级命令，沿黄河北岸从东阿向阳谷方向转移，后来就在阳谷七级一带安营扎寨。在这里，有幸遇上了一位名气很大的老中医，名叫狄大光。幸亏这位老中医为父亲诊疗开药，才控制住病情。冀鲁豫第四中学为我党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的工农干部，毕业以后，有的参军南下，有的分配到地方政府各部门，成为新中国建设的各行各业的主力军。
1948年7月，因工作成绩突出，冀鲁豫联立师范恢复，专署领导调父亲去师范任校长。当时，学校处于新建状态，百废待兴，劳动任务很重，父亲和全体教职员工一起，一面组织学生上课学习，一面组织大家劳动建校，平整校园，运粮运柴，保持战时学校的艰苦本色。该校在1949年9月改称平原省联立聊城师范。
1950年3月，聊城师范经过逐步完善，工作秩序已经步入正轨。这时，聊城专署教育科又调父亲前往清平联立师范任校长，领导建校。专署教育科科长夏子凡与父亲谈话，说：去清平建校是专署会议决定，工作需要，要求上半年建校，下半年开学。时间紧，任务重，白手起家，困难重重，又没搞过建筑工程管理。面对艰苦的工作怎么办？父亲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需要尽快办好学校，尽快培养出人才，比起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困难又算什么呢？就这样，父亲抱着一颗党交给的任务坚决完成的决心到了清平，他没有辜负党和上级的重托，和全体同志一起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按上级的要求在上半年把教室、宿舍、伙房等必须的校舍修建完成。暑假期间，就举办了一期教师培训班，接着就正式招生开课了。
1951年3月，父亲服从组织调动，到聊城专署教育工会办事处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工会会员。
1952年6月，父亲服从组织调动到寿张中学任校长，这是一所刚刚成立的学校，环境很简陋，教室是破庙，宿舍是破旧民房，屋内砌了一个大炕，供学生睡觉。晚上自习，大家就集中爬在煤油灯下，一晚上下来，熏得小脸乌黑。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学生们都学习非常认真，求知欲很强。为活跃枯燥的学习生活，父亲拿出来自己珍藏了几年的一件战利品——收音机，播放节目给学生们听，他们从没有见过收音机，感到很新奇。当时父亲自己都舍不得常用，因为电池贵还买不到。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父亲煞费苦心，经常亲自授课，晚上备课到深夜。父亲深深地爱着这些学生，他用他渊博的学识，正直的为人，踏实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们。父亲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批人才，很多莘莘学子走向了祖国建设的工作岗位，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父亲后来收到了许多学生的来信，每封来信都会让他感到骄傲自豪，让他从中品尝到了桃李满天下的喜悦。
1956年5月，父亲服从组织调动，到冠县中学任校长。当时父亲与寿张中学的师生建立了亲密融洽的关系。他们对父亲挽留，父亲也恋恋不舍。专署教育局岳克寒局长说冠县中学下一步要增添高中班，必须加强领导，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就是党的需要，父亲二话没说就去了冠县中学，他说，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一定不辜负党和上级领导的信任重托，坚决办好这座新建完全中学。
1957年开始整风反右，在运动前期的鸣放阶段，因为父亲一贯强调，教师是为人师表，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尤其是青年教师，不要夸夸其谈，误人子弟。没想到，这套说法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们向上级告状，说父亲与党的整风运动唱反调，并对父亲的讲话添枝加叶，故意曲解。致使父亲在1958年8月领导干部整风补课时，被定性为“思想右倾”，停职反省，受到严厉处分，被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降级降薪，并调入馆陶一中做教员。
就这样，1959年7月父亲以一个普通教员的身份来到馆陶一中。他怀揣着一颗对党忠贞的赤子之心，服从学校安排，重新走上讲台，担任初中九级六个班的地理课。1960年至1962年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不顾战争年代遗留的体弱多病，课余时间还要带领学生到八、九里地外的黄河故道滩涂种树绿化造林。严重的缺乏营养，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父亲挺过来了。他就是靠着对党坚定的信仰，坚韧的毅力，顽强地工作着。
1964年，党组织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甄别，恢复了父亲的职务和级别，任命他为馆陶县一中副校长。当时，郭冠英校长刚刚退休，我父亲和专职书记马若飞，副校长王尚白共同负责全校领导工作。记得他当时说：党组织还是信任我的，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办好这所学校。我要对得起党的重托，对得起那些节衣缩食把孩子送来学校深造的家长们，对得起这些天真可爱的青少年们，只有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我的良心才安。
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父亲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一如既往，在馆陶一中继续他深爱着的教育事业。一年四季，寒往暑来，父亲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年学校放假了，校园静悄悄，父亲照样每天早出晚归到学校，忙着总结上学期的工作，编写下学期的教学计划，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制定措施，弥补不足。学校开学了，学生陆续回到学校，一切早已安排妥当，顺利开课。这时父亲就更忙了，他索性搬到学校和师生同吃同住。那时，学校师资力量不完备，经常出现有些年级的副科，如地理、英语、政治、历史等缺乏老师，每逢这种情况，父亲总是不顾自己工作繁忙，体弱多病，主动去代课。几年间，他担任过高中班的地理课、政治课、历史课，也担任过初中班的英语课、地理课，而且从不计得失不计报酬。
1964年高考，馆陶一中作为高中建制新校，高考升学率达到80%以上，考入国家一流大学的近50%。1964年至1965年，是我家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馆陶一中的高考升学水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继而有阳谷、寿张、冠县等地的学生不顾路途遥远，纷纷来馆陶一中求学。1964年夏初，父亲作为教育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遵化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伉俪情深
父亲的工作之所以能取得瞩目的成绩，是和母亲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战争年代，父亲转战鲁西北，居无定所；解放后，工作调动频繁，经常搬家。母亲是拖着一群儿女，还要照顾老人。母亲是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馆陶县妇联工作，担任县妇联副主任。母亲一向工作大胆泼辣，吃苦耐劳，性格坚毅果敢，常常听一些叔叔阿姨称赞母亲：巾帼不让须眉。就在父亲当选为全国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的那年，母亲也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妇联代表大会，受到了何香凝、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等人的接见。这件事对于母亲是莫大的鼓舞，对于我们全家是莫大的荣幸。就在那一年，姐姐和我也是非常争气，我们俩分别代表馆陶县小学组、中学组参加了全市举办的少年女子乒乓球比赛，双双取得单打前三名的好成绩。
转眼到了1966年春天，父亲已年过半百。可父亲却像是老树回春、精力充沛，事业亦是如鱼得水、如日中天。他经常念叨说：就按我校目前的办学规模来说，每年也能输送近百名学生考入一流高校，若是我再工作十年，就能输送一千多名学生，那可是一千多个国家栋梁啊！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夜之间席卷而至，原以为只是“三家村”的学术讨论，没想到很快演变成了一场革命飓风。学校领导被罢官揪斗，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罢了课，老师被批斗，一切的一切全乱了套。父亲多年经营的学校面目全非，他一夜之间白了头。父亲几乎每天都被批斗，回来疲惫不堪，不思茶饭。他总是说，逆境是暂时的，要相信我们的党。记得他还专门对姐姐说：要相信党，相信党的宗旨，多多看看党报，党报指导运动。我那时年幼不懂，问爸爸：什么是运动? 爸爸说：运动就像1963年漳卫河的洪水，总会过去的。我似懂非懂，只在心中默默祈祷：1963年的洪水不到两个月就下去了，运动啊你什么时候过去呀。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持续了十年，太漫长了，父亲没有挺过来，1972年7月15日，父亲那伟岸的身躯禁不住折磨，倒下了。
976年，文革结束。1980年3月，馆陶县委、县政府在馆陶县一中，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为我父亲平反昭雪!
结束语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磨砺了他坚韧不屈的性格。他一生爱憎分明、光明磊落、刚直不阿。自从1938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天开始，他就把他的一生交给了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戎马半生。战争刚刚结束，他放下手中的枪杆子，马上就拿起笔杆子，奔向教育战线。他一生崇尚教育，甘愿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他坚持严谨治学，勤奋为本，执教二十年育人无数，桃李芬芳；他酷爱教育事业，在1949年建国前后的十几年里，他先后在六所中学做领导工作。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只要是工作需要，他从不打折扣。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心里究竟背负过多少苦难与屈辱？他从不言及，再苦再难，他总能坦然应对。建国初期，生活困难，物质匮乏，他那微薄的工资，除了要抚养我们姐弟七人，还有我们的姥姥，之外，还有被日伪汉奸杀害的二伯父、二伯母的遗孤也由父亲抚养。记得那时有人劝他：向政府申请一下吧，虽说他们是你的侄子侄女，但也是烈士遗孤啊！父亲连连摇头：“不要，不要，国家目前也很困难，我们决不能再向国家伸手。”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怀念敬爱的父亲，父爱如山，无以回报。提笔重温父亲，就是要让父亲的生平跃然纸上，留给子孙后代，让父亲的精神得到发扬，让父亲的品格得到传承，让父亲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
（注：本文为姐弟七人郎子琴、郎子琦、郎子琳、郎子瑛、郎子强、郎子光、郎子俊，共同回忆提供材料。由郎子瑛执笔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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