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南第一支抗日游击队的诞生
1938年的夏天,武安西南山区的天气闷热得使人烦燥难忍,当时的政治气候更加令人窒息。从日本飞机轰炸和村镇的平民后,山区憨厚的农民预感到日本侵略者即将来临。谣传送来了恐怖的血腥味,使农民惶惶不安,大家都似乎束手无策,等待灾难的来临。
就在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派参加过长征的黄清同志来此组织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黄清途经涉县时,结识了涉县人樊黎云,和樊一起来武,暂住刘家庄,抵抗日本的侵略者,不受日本的蹂躏是这一带老百姓渴望的一件大事,现在有人出头露面组织群众,就连目不识丁的人也认为这是国家希望之举。
黄清和樊黎之在刘家庄暂住后,一同到和村镇找到何克(又名何如),樊和何克曾同读于安阳农林学校,是同学,动员何克参加游击队,何也早有此意,便一同回刘家庄,经何克介绍,柴天井的柴桐风也来参加游击队,柴又去动员他的老同学宋怀广(宋家井人),侯东明(永和人)参加游击队。紧接着又来了宋家井村的宋祝勤(又名宋怀鼎)。宋祝勤先在武安城内当小学教员,后被聘为武安高级小学校长,“七七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县长吴明龙跑了,武安陷于无政府状态,宋便回家务农,后听说八路军在武南一带招兵,便弃笔从戎。在黄清同志的领导下,武安的知识界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由于他们的举动顺民心合民意,仅几个月的工夫,到秋天时,参军人数即发展到100余人。粮饷由当地筹集或者到殷实富户家借粮。有时,游击队员也从自己家里拿少量粮食充饥,实在筹不粮时就吃些野菜凑合一顿,穿的衣服仍然是便服,各式各样都有；军械问题是个大事,当时来源有三:一是收集失散在民间的枪支甚至有鸟枪;二是自制一些铁器;三是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发给少许枪支弹药。虽然如此艰苦,但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都怀着一个共同目标——抵抗日本的屠杀而建立起来的队伍始终一条心,成为武南地区八路军在那里最大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当部队发展到百余人后,三四四旅旅部又派汪才来和项立志两名党员来游击队加强额导。汪是专做发展党的工作,项立志同志当军事教导员,使这个原来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逐步走向正规化。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发展了一批本地人党员,宋祝勤等一批知识分子参加了共产党。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部队开展各项工作更加顺利,到1939年春,半年多一点时间,部队已扩展了200余人,上级正式命名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游击支队,并任命黄清为支队长(既武南一带群众惯称的黄清支队)何克为政治部主任,宋祝勤为副主任,樊黎云为参谋长。游击支队下属三个大队,大队之下是中队,中队下是班。支队建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是黄清,总支委员有何克、宋祝勤、樊黎云、柴桐凤、汪才来。
这200余人的游击队,由于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政治工作较好,党员们在游击战斗中都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冲锋在前,退却阻后,他们的表率作用,增强了这支游击队的战斗力。支队部设在几个天井,以此为中心,向东曾出击到薛村、淑村和磁县的西佐,并在西佐建立了农会组织。夜间还扒铁路(日军运煤的小铁轨),把铁轨硬是抬到根据地的神南峪,建起烘炉熔化为钢,建立起造枪厂,土打土闹,最多时日产步枪两支,还作一些修械。这在敌后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也算是个奇迹。支队向南曾到林县,涉县一带活动,1939年初曾星夜袭击过六河沟煤矿新驻之敌,并破坏了一些设备,向北不断骚扰驻磁山之日军,使他们不得安宁。
1939年夏天,当建队一周年时,这支游击支队奉命调往山西长子县的鲍店镇,进行整编。整编后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何克,柴桐风等率领编入六八八团,为部队输送兵源成为正规的八路军,一部分由黄清,宋祝勤率领回武安继续扩充、发展游击队。这部分部队的番号改变为第十八集团军独立支队。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组织军队,行军打仗更是如此。部队从鲍店镇回来之后,日冠的嚣张气焰日甚一日,周围的国民党杂牌军从前线退下来后也到深山区,他们和当地土匪李广第(小贺庄村人)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不去打日本,却专找这支小游击队搞“磨擦”,大有被他们吃掉的危险,部队审时度势,指挥机关由天井迁到磁县的柴庄、杨家堂,1940年3月在反顽战斗的桃花山之役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反顽战斗胜利后,这支游击队一直活跃在武安、磁县,涉县和林县的边缘地带,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孔祥琪 未锡杰 整理《摘自邯郸抗战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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