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季反扫荡
李达
严重的局面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了扫荡。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其扫荡就更加频繁，更加残酷。日军还利用每次扫荡后根据地边沿地区群众躲避扫荡尚未返回，和群众中存在的不安心理，加紧实行“蚕食”政策,乘机向根据地腹心方向推进。这就造成了我根据地越来越退缩的严重局面。
加之我们一些同志对敌情估计不足，在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如对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的渗透打击不力;减租减息政策落实不够，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有些地方在执行党的政策时发生了“左”的偏差。这些工作中的弱点有时被敌人利用来搞一些阴谋活动，也使我们失去了-些群众和一些地区。
3月下旬,这一不利形势又有所发展。日军逼迫群众修筑由武乡经榆社至辽县的公路，将我太行第三分区分割成了两块。整个太行根据地的面积,1939年曾达104147平方里，到1942年已下降为81291平方里。冀南区则更为严重，全区几乎都变成了游击区，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还多。太岳区虽然没有缩小，但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在日军的频繁扫荡中，我师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如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同志,2月9日在武乡以东的大有镇指挥作战时，中敌山炮弹牺牲。2月12日，新十旅旅长兼太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著名抗日将领范子侠同志，在沙河高庄的反扫荡作战中牺牲。3月25日，日军30000余人扫荡邱县南部，我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到冀南带新兵的两个连，在烟屯村遭到合围，全部壮烈牺牲。4月11日，新七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同志和部队在南官郑家堤被围，刘主任和几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4月29日,新四旅和冀南第四军分区机关在香城固、下堡地区被40000多鬼子合击。他们虽然突围了,但伤亡很大，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同志都不幸阵亡。
我军在反扫荡中,也曾经取得了一些战绩，如4月15日，太行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榆武公路上的白家庄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高木联队第三大队一部，击毙敌少佐以下100余人,生俘日军士兵6人,炸毁汽车16辆。这个漂亮仗曾使当时的沉闷气氛为之一振。然而,这对于整个战局的影响毕竟是较小的。
紧接着，日军又对我区进行了夏季大扫荡和秋季大扫荡。因之,扫荡和反扫荡就成了我军这一-时期斗争的主要内容。 其中,以1942年夏季的反扫荡作战最为典型。日军从5月中旬到7月上旬,以25000人的兵力，先后对我太岳区、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的太行区进行了“铁壁合围”和“抉剔扫荡”。日军同时还以部分兵力对驻在陵川、辉县和林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扫荡。下面,我着重谈谈一-二九师师部被包围和反包围的情况。
研究日军扫荡规律
日军春季扫荡之后,我师为了尽力扭转上述的不利局面,在3月初曾进行研究,决定刘师长留太行区指挥反扫荡作战，邓政委率七七二团一部到太岳区布置和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记得3月中旬左右,我们送邓政委一行上路后,刘师长就嘱咐我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
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即令这样，他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间邓政委过路情形。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室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区。因为过铁路很危险，刘师长放心不下，就对两位值班参谋说:“我知道了。"说完，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
这两个参谋怎么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呢!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
刘师长看他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说:“你们先睡一会儿，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
刘师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接到陈赓同志发来的电报说，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值班参谋。
从邓政委到太岳区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形势日益紧张。5月1日，日军便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不日即开始扫荡太岳区。邓政委和陈赓等太岳区领导同志已着手进行准备。大约5月3日左右，我们收到邓政委来电说:“我拟于一礼拜内去中条山，在日攻苏(联)、蒋(介石)北进条件下，集中力量干下列三件事:一、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反动派胆敢向我进攻坚决消灭之;二、严密党的组织;三、发展统战工作,在一定原则下发动群众斗争。”
刘师长阅过电报后，对我说:“小平同志提的这三件事,对太行、冀南都是适用的.在敌顽的进攻面前，我们不能右倾，要敢打。在开展政治工作中,不能‘左’倾，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多团结一些人，多发动一些群众，这样才能扭转退缩的局面。这次日寇先扫荡太岳区，马上就要腾出手来扫荡太行。我们也要着手准备。最近你们收集到些什么情况?”
我说:“日寇已经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我们从敌占区获得了一份情报 .说他们这一次准备搞7个月，并提出三个口号:
一、北伐北进军事第一,扫除苏联赤化;
二、西伐西进政治第一，煽惑重庆政权;
三、南伐南进文化第一,联络联盟投降.拥护汪精卫政权,以达协助中国之目的。”
刘师长说:“这些口号是耐人寻味的。日本侵华军的高级将领是很有头脑的，也很有策略。就这一点来说，即便是敌人，也是应该学习的。你看，他这个‘北伐北进军事第，就是针对我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而言。他对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煽惑’不了，也‘联络’不上,就只有‘军事第一’了。由此而知，日军之所以把主要兵力都用来对付华北我军，也是不足为怪的。”
我继续说:“日寇为了消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要发动所谓‘驻晋日军总进攻’,估计这次参加扫荡的兵力比春季扫荡还要多。4月30日,敌人由正太线经阳泉向西运送了600只狼犬;阳泉已经增调了1200多敌人，在城郊到处要牲口。其他方向也有增兵的迹象。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通报说，近日敌人正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我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了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国民党特务也在积极活动,扬言要消灭共产党员，刺杀八路军主要干部,捣毁八路军后方设施。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了。”刘师长说:“现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这两家的特务活动都很厉害。而我们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今后，要确实健全我们的情报工作，应该把它看成防谍除奸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的环节。不然，我们的脑壳都会被敌人挂在城门上了。”
刘师长的这些话，当然是对我这个主管情报工作的参谋长的批评。我们的情报工作,确实存在着缺点，亟待改进。接着,刘师长又说:“要跟部队讲清楚，敌人最近可能来个更大规模的扫荡,手段也会更残酷。各部队要做好反扫荡的准备，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按照刘师长的要求，抓紧了部队和军分区的反扫荡准备工作和对敌情的侦察工作，颇见些成效。
不久，临汾敌工站确息:日军第四十一师团近几天调赴德州，走时不沿铁路，准备在途中对太岳区进行大扫荡。沁县增加了500日军，现在共有1800多人。
5月10日,太行第一军分区报告说:“胶泥沟敌人近日向附近老百姓家要砖33块,扬言在山沟修碉堡。”这虽然是蛛丝马迹，但也可见微知著。第二天，该区又发来电报说:“据敌工站二日报:一、敌北支派遣军饭招守中将拟于5月份扫荡太岳区,闻正调集兵力。扫荡之敌主要进攻目标为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区。三敌方已将情报员派往我军方向，调查我是否有进攻破坏正太路之目的。余情正详查中。”
我接到报告后，马上向刘师长报告说:“临汾敌工站和一军分区致工站的情况是很重要的。临汾敌工站提到的敌四十一师团，就是春有扫荡我们太行的主力。根据这些情报，敌人的扫荡在最近几天就全面开始，目标先是太岳。邓政委这时正在去中条山的路上。我已经告诉治途部队，要确保邓政委的安全。”
刘师长看着一军分区的报告，说:“情况的确是很紧急了。敌工站的同志作了贡献。只是有一点，这个情报是5月2日发出来的,但是送到一军分区已经是11号,晚了10天!这说明传递情报很困难。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不能等了,要很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
第二天,即5月12日师首长正式向部队下达了反扫荡命令，命令刚刚发出两天,14日，日军即以第三十六师团、第四十师团和第十六混成旅团的八个大队共约7000余人，对我太岳区南部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扫荡。这也就是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攻击”的开始。
正在太岳区中条山一带活动的邓政委，在日寇扫荡中也冒了一番风险。他们一行于13日到沁河一带布置完工作后,17日到达驻在暖辿村(董封以南)的王新亭、聂真同志处。18日早晨,他们一起转移。而日寇19日就占领了暖辿。
日军对太行区北部的扫荡,也在19日这一天开始了。敌人出动了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第一混成旅团一部、第三混成旅团部、第四混成旅团主力、第八混成旅团一部和第一一〇师团一部,共达25000人左右。
刘师长指示我们司令部要迅速搜集资料研究日军此次扫荡的战术特点，提出对付办法。
两天之后，刘师长召集蔡树藩主任和我开会，研究部署反扫荡作战。我首先作了汇报:
“日寇这次扫荡的总方针仍然是所谓‘广大广大的开展,紧缩紧缩的消灭’，把经常性的边地蚕食和对腹心地区的扫荡紧密地配合起来。他们这次扫荡的战术，叫作‘铁桶战术’，企图把我军堵在‘铁桶’里闷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两个比以往更毒辣的手段:一个是,在他们的基本队出发之前，先以先遣部队佯动，利用电台广播和汉奸散布谣言，以迷惑我军。同时派出大量的便衣特务混人我根据地腹地，在我军可能经过的地方,大肆捕捉民众。他们用在被捕者手臂上烙字不提供情报就烧房子等办法,胁迫当地人民当向导，带领日寇找我军埋藏资材或做其它的破坏工作。日寇还派出多股百人左右的别动队，带着电台，在大部队前边行动。有的藏在交通要道的麦地里和山头上，有的在交叉路口伪装我军，采取捉人、窃听、观察等种种方法，刺探我军动向和根据地情况，用电台、军鸽通讯狼犬传递情报，为大部队指引方向。”
“第二个手段是，当合击圈围拢以后，敌人即在空中以飞机侦察轰炸，从四周以梳篦队形向中心压缩。为了防止我军遗漏出圈，他们又在合击圈外，即我军可能转移的要道上，布置了一些小型的所谓残置部队’，专门袭击我突围出来的部队。”
刘师长笑了笑，说道:“他们这种‘残置部队’就好比那种吓鱼人网的‘响子’，想把我们突围的部队吓回他的包围圈里。”
“从日军的部署和战术特点来看，他们是想把我军一网打尽。”我继续汇报说。“但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次敌人的扫荡部队,大部分都是从邻区抽出来的。大军云集，补给就成了大问题，这是敌人的一大弱点。有的敌工站报告说，已经发现日军做了一些木头人和橡皮人,穿上士兵服装，用有篷子的卡车载着，只露出下半截身子,早出晚归,招摇过市。”
刘师长听了以后，笑着说:“敌人的胃口太大了,他们控制的地面越宽，使用的守备兵力就越多，而扫荡的兵力也就越感到不够。他们到邻区抽兵,这不过是个剜肉补疮的办法。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顾此失彼的窘态就更加严重了,别看他们现在很狷狂,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我们一方面积极反扫荡，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敌人抽兵的情况，把反蚕食和反扫荡的斗争密切协同起来。把内线作战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力争主动机动开敌,使敌人顾此失彼，顾前失后。而且，我们扭住大量的敌人，也可以帮助邻区打开局面。”
蔡主任讲了动员工作的情况：“搞了反扫荡紧急动员之后，部队和驻地群众的情绪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慌乱现象，都在积极进行准备工作,粮食鞋子都筹集齐了。部队的轻装工作已经做了。武工队也已经深入敌占区，在敌人的屁股后头展开了政治攻势。现在的问题是机关不大好办，机构庞大,坛坛罐罐又舍不得丢掉。”
刘师长说:“我们已经有不少流血的教训了。这次敌人扫荡的重点,就是我们的首脑机关,因此机关的反合围也是这次反扫荡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点一定要跟机关的同志们讲清楚。但是也不要过分紧张。只要我们的指挥员意志坚强，熟悉地形而又善于机动，即使统率机关的人员在合击圈内，如果能够灵活分遣，注意隐藏转移，也能摆脱敌人，安全到达预定的集合场。”
正在这时，值班参谋送来陈赓、王新亭从太岳发来的急电。我接过来,读了一下:
“这次敌扫荡岳南、中条之特点:一、造谣、欺骗、麻痹和威胁我军，以隐蔽其企图。如,扫荡中条之敌，则造谣攻浮山。二、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伪装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三、敌估计我可能转移的地方(特别是重要高地)，则预先秘密设伏，如发现我军即重重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大量采用空军猛烈轰炸、扫射,阻我部队运动。”
“他们归纳的这几个特点，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刘师长说，“特别是敌人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而且是夜间秘密行动,这就说明敌人已经查明了我军各统率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这要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咱们这个师部摊摊大，往往是‘招摇过市’敌人的特务不可能找不到我们。我们现在分头准备转移，先到固新。”《摘自邯郸抗战史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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