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抗战史略 

愿拼热血卫吾华

1942年5月反“扫荡”战役纪实 

史安昌

青塔湖度假村，不但是涉县境内的“天然氧吧”休闲度假村，也是绿色旅游之住境，而且还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旅游之课堂。1942年5月，侵华日军调集3万人的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将以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罗瑞卿为野战政治部主任，杨立三为后勤部长，左权为副总参谋长等率领转移途中的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党政机关近万人包围在青塔北边的南艾铺、窑门ロ一带。在这次“扫荡”与反“扫荡”、突围与反突围的激战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悲壮故事。笔者有幸与亲历此次战役的老八路郭喜(现离休，83岁)同志在青塔湖岸边8次相遇，在他带领下我实地踏勘并聆听他亲口讲述了63年前为国在这里的英烈事迹，还向我提供了其他当事人撰写的回忆资料。为让后人了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特将这些“三亲”史料加工整理成纪实材料，以供人们在青塔湖旅游之际，到实地参观凭吊。

                                                                                           笔者

严重的局面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之后，使华北的侵华日军遭到重创，日军对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一次次极其残酷的、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但动员兵力最多、涉及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942年5月的夏季大“扫荡”。侵华日军在走投无路的局面下，为“建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决意“以剿共为主”，“彻底的、不间断地进行所谓的肃正讨伐”。意在推毁华北抗战指挥中心的

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作为攻击重点，叫嚣“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并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首长列入“捕捉”名单。为此，

日军从4月初开始准备，16日便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大纲(C号作战)。调集了2.5万日军和5000余名伪军分别从正太、同蒲、平汉等方向，分九路对八路军总部和驻涉县的一二九师司令部进行“铁壁合围”。一支支侵略者的箭头，从四面八方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今左权)的麻田、武军寺等一带地区射来。

5月下旬，黑云滚滚，形势十分紧张。八路军总部从接到的许多情报判断，日军在太行根据地周围各据点集结了大量兵力，有大举“扫荡”之可能，即安排我主力部队及早转移到外线寻机歼敌，而腹地积极准备反“扫荡”。果然，日军接受前几次“扫荡”失败的教训，采取以“步步通近蚕食”、“铁壁合围”、“逐步压缩”与“远距离撤大网奔袭”相结合的战术，开始空前大“扫荡”。为了防止走漏风声，日军一改往常行军习惯，行动诡秘，不走大路走小路，绕过村庄爬山地，白天休息隐蔽于高山密林间，不生火做饭，专吃干粮，夜晚秘密行军。日军昼伏夜行，以极快的速度向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扑来。情况万分危急。

紧急转移

5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党校、报社、银行等单位作紧急转移准备，黄昏后开始由驻地麻田、山庄一带向东面山区一偏城一带转移。       

为什么要选择向偏城方向转移呢?原来，偏城原是山西黎城县所辖的一个区。1939年底，为抗战需要，偏城区被正式设立为县级行政单位(1946年与涉县合并)，这里地处太行山腹地，山高名深，地理封闭，回旋余地大;其次，这里受国民党阎锡山统治相对薄弱，民风淳朴，群众基础好，已被我党开辟为战备后方基地，是当时我党控制下的唯一完整县。

茫茫夜色中，我转移人员从各自驻地踏上转移途中。因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携带的物资较多，且走的尽是崎岖狭窄的山路，部队转移欲速则不达。有的部队经郭家峪、山庄等村的山路，有的部队经熟峪一带翻山经偏城村等地，次日清晨分别到达南艾铺、窑门ロ一带。先期到达的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带领的团直及旅部山炮连，己派出侦察分队分别到西北方向的黄漳和东北方向的羊角去侦察，并令王亚朴(一营教导员)带领三连在南艾铺西北高山十字岭放哨，以便紧急情况下有转移的余地。

十字岭居于南、北艾铺之间，正岭呈东西走向，连绵起伏几十里，和大小不等南北走向之山岭交错，状似“十”字，海拔1300米，一条羊肠小道自南艾铺曲曲折折斜通山上，到山顶就有五里之遥，山顶上有路通北艾铺。控制了这座山，南、北艾铺一带就成了“活棋”，退守自如。三连的指战员无不为这个山岭叫好，并决定誓死坚守这个阵地。

图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周希汉在反日军“九路围攻”动员大会上讲话

彭、罗、左等首长也是先期到达南艾铺的。这里已是指挥反“扫荡”中数次住过的地方。1941年反“扫荡”时总部住在这里，彭总看到群众吃水困难，在繁忙的军务中，抽出一个晚上，与南艾铺村干部研究，由总部支援一部分小米，组织群众烧石灰、砌水池，以解决吃水困难，并在这里指挥了几个重要战斗。这次，同样为了反“扫荡”，又住这里。彭、左分别住在农民任兰芝、任贵清家。当即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控诉日军侵华罪行，动员大家团结起来，同日寇作坚决的斗争，鼓励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还要求群众“空室清野”尽快转移，民兵要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尽可能袭扰敌人。

25日上午10点，电台和一二九师联系后得知，黎城方向之敌已渡过清漳河，从南面向这一带疾进，涉县一带的一二九师一部也遭敌之袭击，激战正在进行。敌将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而西北方向之敌，于昨日控制了太北区制高点峻极关后，已进至上庄、下庄地区。近处的敌情是阳邑方向枪声密集，是我军十三团与从武安出动之敌交火；泽城、尖庙之敌已进至山庄村，羊角之敌已到达红土垴；麻田、偏城之敌尾随总部，正向这一带前进，七六九团李德生营长率领两个连队正在阻击。多方情报表明，我转移人员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曾任《新华日报》记者的华山同志亲历了这次反“扫荡”，在1980年4月10日重访涉县时回忆说：“日寇来了3万多人，冈村宁茨亲自指挥。按刘(伯承)师长的说法，敌人手拉手就可以把太行山腹心地区给围上一圈。包围圈在哪里?就是麻田以东，索堡、偏城以北，阳邑、徘徊以西，中心就是偏城北部那一小块。有3000余敌是从辽县奔袭而来的，一口气跑了140里，到了十字岭”。从华老回忆中，可见当时形势是多么严峻。

分路突围

由于形势所迫，总部首脑机关只好撤离南艾铺，经窑门口、圪腊铺、井蛟上到十字岭。这时已近中午时分，紧急防空号角突然响起，一架敌机在头顶低飞盘旋后，未曾投弹，又匆忙掉头飞去，显然，这是敌机侦察，已发现我们无疑。总直急令马上行动，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敌机轰炸。不一会，除西北方向外，不远处的几个方向都先后响起了枪炮声，西南方尤为密集。我前头部队已与敌接火，形势急转直下。彭总与总部、北方局领导在一块洼地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四处发现敌人，敌机到此侦察，我转移人员已被敌发现，而我方又是非战斗人员多，统一行动目标会更大等情况，待到夜间突围已不再可能，于是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彭总率总直机关和北方局，由郑国仲率七六九团掩护，从西北方突围到太行二分区去；罗瑞卿主任率野战政治部，由野政警卫连(实际只有两个排)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到太行六分区去；杨立三部长率总后人员由后勤警卫队掩护，向北面突围，各路均配一名作战参谋、一部电台，以便联络。会议仅用了3分钟，即决定了行动方案，各路人马立即按指定方向突围。

左权同志奋勇承担起指挥疏散、掩护、断后的重任。他对郑国仲团长反复叮嘱：要把几门山炮埋掉，当守则坚定的守，太行山压顶不动摇；当走则走，决不死打硬拼，要机智勇敢

图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辟冀南、冀鲁、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的掩护好彭总和北方局领导同志安全突围。

不一会，敌机又出现了，1架、2架、3架，以至6架，敌机轮回盘旋，接着便是低飞、扫射和投弹轰炸。地面上，也先后从几个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一时间，十字岭上空变得阴霾密布，血雨腥风，硝烟弥漫，黑云翻滚，近万名抗日志士被陷入“铁壁合围”之中。

突围队伍在6架敌机低飞扫射与轮番轰炸下，人员四处奔走，难免惊慌失措，特别是后勤被服厂等单位的大量新工人，都是初临战场，有的乱跑乱喊，有的四处躲藏，一时突围速度减慢，人员伤亡也逐渐增多。就在这一片混乱之际，只见左权同志奋步登上高岗，大声疾呼：“不要怕天上的飞机，要注意地面上的敌人，加快速度，冲出山口就是胜利，我们的队伍在接迎大家，快冲啊!”这个熟悉的声音，使大家知道“左副参谋长与我们在一起”，顿时使慌乱的人们情绪稳定了，勇气大增了，突围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七六九团郑国仲团长遵照左权指示，令山炮连埋掉山炮后，亲率部队掩护彭总和总直几百人的队伍，冒着敌机轰炸和猛烈的炮火，从南艾铺转移到十字岭上，而后沿山路向北艾铺后面的山沟转移。这时，在王家峪、拐儿镇一带担当阻击辽县方向来敌的总部警卫团团长欧致富率领一支人马赶来接应。彭总果断决定：乘当天夜黑穿过敌人空隙，跳出包围圈，赶到上、下交漳南面的一座大山(似是小南山)上宿营。为了尽快甩脱敌人，确定转移路线，又命欧团长派出侦察分队，探明桐峪和麻田方向敌情。侦察结果，麻田、桐峪各驻有日军约一个连。彭总知道后说：“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宜快走为好。”

于是次日晚，欧团长派出一连负责警戒桐峪据点的敌人，由桐峪民兵小分队配合行动；四连开进武军寺，牵制麻田之敌。天刚撒黑，彭总便率领着几百人的队伍，绕过桐峪西南一条山沟，向黎城方向转移而去，整整走了一夜，拂晓前到达了赵姑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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