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万方新作非虚构长篇《你和我》 写尽父亲曹禺母亲邓译生的爱与悲戚
我爱父亲，就是爱人性的弱点
上世纪40年代，父亲曹禺和母亲邓译生在重庆
童年万方和母亲
万方和乖乖
“人们习惯为尊者、亲者讳，万方女士却全然诚实地交付了。于是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与无奈、激情与温情、世人的悲苦、自己的折辱、本质的孤独与孤独中依然向爱敞开的心……他们的故事固然与时代相关，但其实这一切又是任何时代人的母题，唯有坦然接纳。”
万方老师父亲的故事，不是第一次听。学过中文的人，谁不知道曹禺呢？神一般的天赋，悲歌般的凋零。关于她的母亲，记忆中却只有一句，万方老师亲口告诉我的：“我妈妈死的时候，身子底下就满是药片。”印象中骇人的一景。
那是2014年，我去和她聊话剧《冬之旅》。6年过去，万方老师音容未改，而我不一样了，我也失去了母亲，我的父亲也让我看见更多苍老。坐下来，我觉得，我更能听懂她的话了。
初见《你和我》，是2019年8月，《收获》双月刊第四期。第一次通读，是今年4月底，距它完稿整整一周年。再读，是6月初，那时已约好万方老师，我们聊一聊它。
如此郑重，只为配得上它。
关于《你和我》的读后感想，目力所及，没有人能比主持人张越说得更好：
母亲她幸福过吗
北青报：这本《你和我》写作历时一年半，听说动笔前用了十年时间来纠结？
万方：可能十年都说少了。我想写，一定要写，但是写不了，还得克服心理障碍。就一直在这样的过程中。
北青报：“一定要写”的是什么？
万方：写他们的爱情。因为我手里有他们的情书。我都不知道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被抄家、被占房子如此种种以及几十年的时间，我爸妈是怎么把它们保留下来的。
我用了很长时间（因为我爸的字只有我认识），一点点把它们都整理出来。然后我才想到我妈这一生，其实她也很幸福过的。因为像我爸那种爱情——那种强度，那么炙烈，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够享受到的。这个可能是最初我想写的。
但这是不是一切？肯定不是。因为还有我记忆中我妈痛苦的那一部分。在我的印象里，从我懂事之后，想起她来我就难过。确实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她带给我的都是痛苦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写了这本书，慢慢捋她的一生，才慢慢回过味来，替她想她还是幸福过的。可能，我觉得我没为她做过任何事情，这个也是我难过的一部分吧。
所以我想的就是要真实，写她，写我爸爸，一个女儿心目中所能够记忆起来的最真实的爸爸和妈妈。我觉得这个大概才是全部。
北青报：那“心理障碍”是障碍在哪儿？
万方：就是我书里也提到的，在她跟我爸不能结婚的那十年，我妈虽然那时候是一个年轻姑娘，但她也是一个“第三者”。这一层不知道怎么让我就这么难以跨越，觉得这是拦着我的一个心理障碍。
北青报：拦着你去理解，还是拦着你去讲述？
万方：拦着我去讲述。理解没有问题，我也写过很多不同的作品，从小说、戏剧到影视。我自己在书里也说了，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你想我自己的经历，其实我也是离过婚的。我为什么呢？我弄不清。所以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人性。你创作是一回事儿，或者你自己切身的选择是一回事儿，但是在你心中最深处，涉及到最疼爱你又离你远去的最美好的母亲的时候，那个东西一下就变得很强大很有力了。
北青报：我之前还以为最难的是关于她服用安眠药过量的部分。
万方：服药属于她生命痛苦那一部分，那是肯定的。关于服药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要写，那我绝对要真实表达。否则的话，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如果我只表现想象和记忆中好像是很温情的东西，那没意义，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本书从不能写到慢慢我觉得能写了，实际上对我自己是一种心理治疗。过程不是不痛苦，但写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比原来强大了。包括我对周围事情和人的那种感受都不是没有变化，我比原来更能够做我自己了。原来可能我被种种困扰束缚着，现在通过写这本书，我把这种束缚挣脱了。
北青报：什么样的挣脱呢？
万方：包括所谓道德观念，包括种种顾忌，包括对周遭世界我不该在意的在意。比如你回避她吃药的那种惨状，因为你怕人知道，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妈妈那么悲惨。我觉得这些都是束缚，那么我克服这些。现在我所谓的强大，就是我明白有些东西不要在意，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这是这本书写了之后我自己的一种感受。
梦里总是找不到妈妈
北青报：整本书从妈妈的死开篇，“发现她死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掀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子，她的身旁身下全是药片，安眠药。她不是自杀，是吃多了药，吃了又吃，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她的问题是离不了安眠药，依赖它，1974年7月的这个夏夜，安眠药要了我妈妈的命。”您后来把这个场景写进了您的话剧《冬之旅》。
万方：其实我书里倒是直言不讳地说了，其实药吃到那个程度，其实就跟吸毒差不多。安眠药可以让你忘却一切、忘却痛苦。忘却痛苦对他们来说，也就算是一种快乐了吧。
我爸一直吃，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爸得了神经官能症之后，就吃安眠药。但是我妈很长一段时间再不吃了，然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吃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为什么先写这个？因为我必须先写，把这个门撞开。从最早我就想好了，如果写，我第一件事就写我妈走。因为这个对我是最痛苦的事，我必须先把它给趟过去，我才能往下进行。
北青报：可能这个给您的震惊也太大了，是不是？
万方：所有我所谓说痛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北青报：您从沈阳赶回家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没有那个现场了。
万方：没有。邻居，一个阿姨，她跟我们讲。妈走的时候我是不在的。我回家她已经尸体都运到医院太平间了。
北青报：您到医院见的她？
万方：对，我不是还说我给她找衣服。但是我爸没去，他就是没去，他就躺在小书房里。
北青报：躺了很久是吧？
万方：躺了很久。后来到我们都回部队了，他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小书房里躺着，整个人都不行的。
北青报：那回去这一个月，除了去公园划船，您在家里也得照顾他吧？
万方：我不记得。说老实话，我不记得我照顾他。
北青报：您有没有觉得很害怕？
万方：没有，我不记得。那时候家里还有一个阿姨呢，要不说我爸人缘好，我爸在人艺那时候不是都减工资吗？人家给他算工资还算出一份阿姨的工资钱，所以他一直还能够有一个阿姨。所以可能做饭都不是我们做，有这个阿姨做。
那时候，要不我在书里写“青春是残酷无情的”，真的，你都想不到你要去跟他交流，去安慰他，或者去向他表达什么。我都不记得，没有，应该说是没有。
后来我就想到自己，其实在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的时候，你难过是难过，但是很快就有其他的事情就把你给吸引了。我觉得那是一种“青春的能力”吧。其实真正难过是我成熟了、大了，我才会对我妈妈感觉到越来越难过。
我总做梦梦见我妈，所有的梦都是找她，哭醒了，找她，哭醒了，找她。永远，到今天为止，梦里我都没找着过她。我想，就是因为我觉得她走的时候我不在。再有，我没为她做过任何事。
北青报：有没有为妈妈的事怪过爸爸，也没有？
万方：没有，一点也没有。真的谁我都不怨，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是吧？如果是我，我会不会呢？我可能也会的。这也许就是刚才你说，最喜欢我书里的那句——“爱，就是爱人性的弱点”。
曾经我不懂父亲的病
北青报：《你和我》初衷是写妈妈，但是也有大量的篇幅是写爸爸。
万方：其中一个原因，确实我对我妈妈了解不多。1974年她走的时候我22岁。我16岁就离开她去农村插队，18岁去部队当兵。之前我还是中学生。我还没有机会也没有准备好去深入地了解她。
那天跟演员剧雪聊起对父母的了解，我说其实孩子很少关注自己的父母，孩子更关注自己的同辈人，身边的朋友这些。人在小的时候，父母虽然跟自己最亲，天天在一起，但是你并不理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妹妹总跟我说，你要写写妈妈幸福的时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来不觉得她幸福。可能因为那时候很小，你觉得所有你身边的事情，包括爸爸妈妈他们的关系，他们怎么过，都是日常，就是像流水一样的日子，时光就是这样的，你不会特别地去体会到她是不是幸福。
写这本书最主要是为我妈妈。但是不可避免，你说我曹禺的女儿能够不写曹禺吗？自然而然。
北青报：而且对于您母亲来说，她没有出去工作的经历，日常就是书画为伴，对于她来说家就是她的世界。她的幸福与否，就是直接与家人相关。
万方：是的。她一直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她不是那种和外界去交往的人，她自我的这个世界是很难被攻破的。
北青报：那您父亲快乐吗？
万方：他是真心地对新中国，对这一切都充满了热情。但他五几年就得了神经官能症。
北青报：对那个您有印象吗？他表现是什么，睡不着觉？
万方：睡不着觉是很久很久以来就是了。他那时候住院，我不懂，我大概听他们大人说，说他站在高处就想往下跳。我一点不理解，那时候我是才几岁的小孩，我去医院看他，心里还想：我爸哪有病啊，这不挺好的一个人吗？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他1956年入党了。他后来要求进步，要去写工农兵，但是他写不了。那时候，让他去写售货员、先进工作者，他去打酱油、卖西瓜，做这些事情去体验生活，还写抗洪。
六十年代初北京有一次发洪水，他去抗洪，跟那些老乡还成了朋友。我记得我们住在张自忠路的时候，那些老乡，都是河北的也不远，有时候到北京来还到家里来玩、来做客。但是他写不出来。我想他心里是有标准的，达不到那个他认为好的标准，他就没法放过自己。
老舍先生不是还写过一些能够赞美新社会的戏吗？我爸也写出了一部《明朗的天》，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写大夫。为此他在协和医院生活了很长时间，一两年吧。他就写了这么一部戏。后来写《胆剑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要卧薪尝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全国各个剧团都写，不同剧种都有。他那个《胆剑篇》，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剧吧，还是挺美的，我的印象。
戏剧天才的晚年
北青报：您没有回避父亲再写不出东西来这件事。
万方：对于他写不出东西的际遇，尤其晚年，我还是都写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写也没意义，不是一个真实的他。人家会不明白23岁就写出《雷雨》的这么一个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一部一部，正当盛年，怎么就再没有了？
北青报：如果没有后来他要改造自己，他要是顺着他原来的路子走……
万方：我觉得他应该很了不得。你想想他1942年写出《北京人》，他1910年生人，30出头能写出这么棒的东西来，那很难估量。我觉得，会很棒，我是这么想。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戏剧天才。不过也很庆幸了，还是留下了这4部。
北青报：您父亲到处去忙开会、颁奖什么的，那也是持续很久的状态吧？
万方：对自己那种生活状态，其实他内心里，还是很纠结的。你想想一天到晚到处去开会，不是颁奖、接见外宾就是作为专家看戏……
北青报：他一方面觉得在耽误时间……
万方：但是如果他一天没那些事，他又觉得很空虚。所以有事情他也积极地去，但是晚上回来又会很懊恼，没有一天他不懊恼。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在最亲近的人里，他会肆无忌惮地表达。有时候想他真是很可怜，他那么真诚的一个人，到最后真在外面，还有人说他虚伪呢。因为他看任何戏都是“好”。所有的戏到北京都请他看，他没有说人家不好的。因为他确实理解写作太难了，不光是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尤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自己都写不出来了，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黄宗江，算他的学生辈了，后来写个剧本给他拿来，上面写着“万先生，送上‘真不易’一份”。因为他看谁最后都是“真不易”。
北青报：您在书里引了他1986年写的一首诗：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万方：这是他很极致的一种情绪表达。他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人，所以他写不出来他真的不甘心，觉得这口气憋在那里。
北青报：那太痛苦了，看着都替他很痛苦。
万方：对，他是挺痛苦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也挺幸运，能够在他身边，看着这么丰富的一个人，也有助于我对人性的理解吧。没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我真是这么认为。
青报：就像您说的“爱父亲，就是爱人性的弱点”。
万方：因为他身上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性的弱点，但是你不爱他吗？你爱他。而且说老实话，一个没有弱点的人，有吗？那是不真实的。
唉，这本书写得我真是很是投入。中间真的有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我血压都高了，我去医院看病，一量血压170多，大夫立刻说“开了药你马上就吃”。可我原来是个低血压的人。等我这本书写完，我的血压就又恢复正常了。
过程中，一直都在一种心里老是揪着的状态。即便写他们爱情，包括看他们的情书，心里都有一种特别强烈、说不出来是什么样的感情，是觉得愉悦？还是觉得痛苦？还是为他们……说不出来。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爸爸自己知道他软弱
北青报：父亲身上什么地方您会觉得是他的弱点？
万方：他很软弱，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你想想我妈去世他都不敢去了，他不愿意、不想、也不敢面对。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吧？就更何况他在政治运动中。我爸自己知道他软弱，他怕，胆小怕事。
再有包括所谓的各种活动他要去参加。对于有些虚名，你说他没看透吗？看透了，那你为什么还欣欣然地去接受，是吧？书里我写到有一次活动我得陪他去，我故意离得远远的，他上台了我就不上台，他都生气了，说“你什么意思嘛！”他觉出我对他这样的表现不满。
北青报：什么样的活动？
万方：各种。任何演出他都要去上台接见演员，跟人家合影什么。但是人家说话他又听不见，需要我在旁边。我就没上去，他就老远叫我。其实他知道我不喜欢他这样。
包括吃安眠药这件事。我书里也写了，他为写《王昭君》到新疆去，大家围着他坐，等着他说话。你说那安眠药不吃了，行不行？他就要吃。然后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人已经就昏昏欲睡了。你说我尴不尴尬在旁边。
北青报：那他这个药，药劲够大的。
万方：他吃得多呀。“文革”时候他曾经吃得三天三夜人就没醒过来，那时候我不在他身边，他起来上厕所，就这种玻璃，摔倒撞碎，满脸是血，他都不知道，早上起来脸上血全都干了。
这都是他软弱，一个坚强的人就不会。他就是一个痛苦，他要回避。没别的办法的时候就是吃药，我不看，我昏过去，我闭眼。
北青报：像这些有没有让你害怕过？
万方：那时候年轻。我不是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吗？他后来特别受触动，把药全扔了。结果人就不行了，整个嘴唇肿得呀就吓人。
北青报：戒断反应是吧？
万方：对。他不吃不行。我后来在哪儿看到一个说法，说人60岁之前可以戒安眠药，60岁之后千万要谨慎，不要随便戒安眠药，如果你一直在吃的话。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appy_happy_mao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