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邯郸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1900—1949）

尚荣生整理

前言

　　邯郸是我国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春秋、战国、秦、汉之际，这里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人材荟萃，文化振兴。著名学者如荀况、慎到、公孙龙以及《毛诗》的传授者小毛公（毛苌），注《礼记》的大小戴（戴德、戴圣），都是邯郸及其附近的人。他们的学说和著作对后人都有一定的影响。东汉以后，由于天灾人祸，邯郸败落为弹丸小邑，文化教育也一蹶不振。在近两千年漫长的岁月中，邯郸虽也有个别人物出现于世，不过是吉光片羽，对邯郸文化并未带来繁荣。清末京汉铁路通车后，邯郸经济稍有发展，文化教育也有所变化，首次出现了乡试连捷，春闱双中的现象，但是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没落，这也只能是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罢了。当时邯郸城区及其周围仅有相当于后来高等小学的三所书院：邯山书院（城内西大街，清乾隆十年知县魏南建）、继志书院（城东河沙堡村）、五星书院（城西户村龟台寺）和相当于初级小学的几所义学。

　　邯郸建立学校是从清朝末年维新运动以后开始的。学校教育在长期纷至沓来的战火和严重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十分复杂曲折的道路。清末维新运动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冲破旧思想、旧势力的束缚和压迫，创立了新式学校；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爱国知识分子为发展民族文化而拼命挣扎，惨淡经营；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师生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四五年邯郸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教育工作为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回顾建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校教育概况，对于学校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也将是有借鉴价值的。这是整理本文的目的。
　　本文的资料大部分是邯郸老教育工作者张郁周、张协瑞、张东荪、郭连庆等同志提供的。这些同志在建国前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理所应当的受到人民的尊重。

　　本文分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部分，介绍邯郸学校教育的概况，同时也结合介绍了一些社会教育和文化活动情况。

第一章　抗日战争以前

（1900——1937.7）

一九ＯＯ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出亡陕西，次年与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为了讨好侵略者，缓和流治集团内部矛盾，欺骗广大人民，不得不把她两年前还视为大逆不道，而宣布废除的一些新政加以施行。一九Ｏ一年七月在西安下诏改革科举制度，一九Ｏ三年公布了张之洞提出的《学堂章程》，一九Ｏ五年七月又宣布停止科举制度……。在当时求学进取、变法革新的社会风尚影响下，邯郸各书院的一部分秀才，举人先后考取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学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更有王羹梅、王琴堂、赵承祖等人远渡重洋，到日本等国留学，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邯郸第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诞生了。

新式学校的兴起和发展  在当时要求办“洋务”、兴“西学”、创办“新学堂”的潮流推动下，邯郸知县龚彦师呈请将邯山书院改名为邯郸县立高等小学堂，由王羹梅和葛昌庆（皆清举人）主持创办，李蕴青（城内南门里人、清拔贡）任校长。同时，在王化堡、张岩岭等处创立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的学制为四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经书、算学、格致（自然科学）、修身（品德修养）、体操、音乐、图画等。初级小学的学制为五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经书、修身、算学、手工图画、音乐等。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即可看出，所谓“新学”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社会科学方面，封建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

　　金永的善举　一九Ｏ二年邯郸学校教育虽然开了个头，但进展很慢。一九Ｏ五年钱糖县监生金永来邯任知县，他对邯邯教育情况很不满意。用他的话说：“合境学务仅止城中高等学堂一处，至于初等学堂城乡虽有十余处，然皆以前义塾旧习，无一合乎奏定章程者。如此兴学与无学堂同。若不急筹创办教育，何由得施民智，何由得开风气，何由得转”①。他针对办学中存在的思想阻力和经费困难问题，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成立劝学所，统管全县教育，并划分五个学区，发动绅士们分片包干，动员办学；二是从例税车马支差费每年四万六千余吊京钱中，拿出一半充作教育经费，并抽出五千吊钱新办师范学堂一所。经过金永的督导，邯郸初级小学猛增至五十多所。

　　劝学所总董王羹梅　金永为加强对学校的统一管理，决定成立劝学所，委王羹梅为总董。王羹梅为清末举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宏文学堂，回乡后潜心执教，曾在邯郸创立“汉文讲习所”，著有《半耕堂诗话》等书。二十世纪初，西文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多是通过留日学生从日译本转译来我国的。王羹梅身为留日学生，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政治法律的书籍，如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和刚从外地毕业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在邯郸倡导“新学”，反对“旧学”，宣扬民主革命思想，在学校里推行新的文化知识和教学方法。这对于当时邯郸落后保守的社会风气是个极大的冲击，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邯郸县署劝学所改名为教育科，王羹梅任教育科长。翌年春季，邯郸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初等小学校在城内文庙成立，王羹梅亲自兼任校长，何竹吾任校监，教师有韩婉玉等。韩婉玉，女，满族，江苏人。她思想进步，性格开朗，颇有学识，是邯郸的第一位女教师。学校的学生三十余人，主要课程有：国文、算学、手工、音乐、史地等，还开设修身课，主要讲授“女儿经”、“养良集”，宣扬封建伦理观念。中国封建文化之根深蒂固，由此可略见一斑。不久，王又在城西李家庄建立了第二高等小学。

　　尊孔复古逆流和反帝反封活动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新文化虽然得到比较广泛地传播，但并未能取代封建旧文化而占据统治地位。袁世凯篡夺革命领导权后，又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加强旧思想对人们精神上的控制。在文化教育方面，则刮起了一般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一九一四年，北京政府制定的《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尊孔尚孟”②。随着这股复古逆流的出现，邯郸文化教育界有些人也在搞尊孔复古的活动。一九一五年，邯郸县政府教育科又恢复劝学所的旧名称。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和卖国行径，遭到了人民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一九一九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古城邯郸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爱国学生聚集在城内文庙明伦堂劝学所，举行演讲会，明代尚书张国彦（邯郸城内人）第十三世孙，第二高等小学教师张继志先生等相继发言，历陈帝国主义列强连年侵华的野蛮罪行，要求北洋政府顺乎民心，取消卖国条约。会议一致决定成立“邯郸抗日会”。各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在城区及其郊区村镇张贴爱国标语，并到东亚烟草公司等内号查禁日货。这场斗争强烈反映了我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这种优秀的传统对以后邯郸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邯郸第三高等小学和孤儿学校纷纷建立童子军，组织学生进行操演练习；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签定，邯郸第一高等小学师生异常激愤，在县政府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活动，到西南庄商业区查禁和烧毁日货；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师生在敌人的屠刀下顽强斗争，毫不畏惧。这些都为邯郸的教育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一九二Ｏ年，邯郸一带久旱无雨，赤地百里，一片荒漠，教育经费极为困难，部分学校被迫停办。以后直奉军阀在这一带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邯郸的文化教育一度处于停顿状态。

　　北伐后教育上的昙花一现　一九二八年春天，北伐军攻克邯郸。当时，虽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北方广大民众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当奉军狼狈溃逃后，邯郸城乡便掀起了革命的热潮，而教育界尤显得格外活跃；毁庙建校，兴办国民教育；宣传妇女解放，在城内建立“天足会”，剪长发，穿制服，提倡“男女平权”，鼓励妇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冲出家庭，走上社会，进校求学。因女生人数激增，原城内文庙的女子初等小学学校改为女子完全小学，同时在北苏曹、张庄桥等地开设了五所女子初等小学。

　　这个时期新建和改建的学校还有：
　　第三高等小学：在城东南堡村，由大寺改建。一九二三年大名镇守史孙岳以修建邯大公路款剩余项下付资开办汽路高级小学，旋因经费不支而停办。一九二八年由县拨款续办，改名为三高小，校长李子厚。

　　第四高等小学：在城东北爆台寺村，一九二九年创办。一九三Ｏ年初过境军警抢占破坏，被迫停办。一九三四年乡绅杨真卿自捐杨氏宗祠为校舍，第四高小始迁至堤南堡村续办，校长张昭然。

　　第五高等小学：设在城北黄粱梦吕仙祠内，一九二八年成立，一九三Ｏ年为石友三部伤兵所占，一九三一年石部离邯后又开学。

　　第一怀幼学校：原名孤儿学校，一九二二年由圣仙道首孟旭九（南宫县人）等在黄粱梦吕仙祠内创办。一九二八年迁来邯郸城内丛台下，校舍由邯郸商民捐资修建，经费由沙河县赞善村善民郭荫棠捐北关华岩庵庙地一顷四十亩中以八十三庙作为学校基金，不敷之款劝募解决。主持人王琴堂、刘粹然。

　　乡村师范学校：一九Ｏ五年由县车马支差费中抽资，租赁民房开办，翌年迁至城北天齐庙内，几年后停办。一九二二年在城内南街义仓开设师范讲习所，后迁至文庙内，一九二七年因天门会占领邯郸城而停办，一九二九年重新开学，改名为邯郸乡村师范学校。

　　初等小学的发展更为迅速，猛增至一百五十余所。

　　在教育内容方面，高等小学增设了英语、历史、地理、公民等课程。公民课主要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公民课在一个时期曾改为党义课。

　　三十年代末，邯郸的社会教育活动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先后开设了图书馆（城中鼓楼上）、宣传讲习所（北门里）、群益书局（西南庄街里，后迁至车站附近）、民众教育馆等。虽然设备简陋，书籍不多，但对于开化思想、增长知识，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可惜，这种局面为时不久，邯郸便又沉没于战乱之中。一九三Ｏ年九月。军阀石友三的十三路军进驻邯郸城，强行往派粮秣款项达四十余万元，使邯郸的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石部兵士、伤员分驻于城乡各个学校及公共机关内，教室被占，教具毁坏，许多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以后虽经省教育厅拨发津贴，又在邯郸城郊开办义务小学四十余所，但始终未能恢复元气。抗日战争爆发后，邯郸各校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小结　萌芽于清末维新时期的新文化教育，在二十世纪初叶逐渐在中国得到发展，许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在新的思想潮流推动下清醒认识到：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提高，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国家进步与繁荣的杠杆，是改造社会创造未来的基石。当时，邯郸学校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综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进步知识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先后在县政府教育机构领衔挂印的，多是在教育界有较高声望的名流，各校校长也都是精通业务，资历较深的学者。他们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既管理学校，又挥鞭执教，充分运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募集教育经费，改进教学方法，积极推动学校的发展，对教育事业的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学校拥有自主权。在旧中国，学校一般为当地绅士集资筹办，校长又多是邯郸一带有声望的学者，所以学校享有一定的自主权。用人权是学校行使自主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可以自聘教师，对于不称职者可以随时辞退，这就保证了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

　　三、重视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学校是比较重视教育质量的。在课程设置上，除着力抓好主课外，也给予几门副课以应有的重视，如音乐、美工、体育，从初小到高小整整七年从不间断。这不权使学生得到了全面发展，而且培养了他们各自的兴趣和爱好，提高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学校还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注意在教材中增添新的内容，教育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祖国，引导学生勇于追求真理，勇于为祖国而献身。

　　当然，教育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在政治腐政、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里，教育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一些热心教育的有识之士，为了学校的发展而苦心孤诣，奔走呼吁，到头来仍不免四处碰壁，即使是最起码的教育经费，教师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正常的教学秩序都得不到保障。如四高校长张昭然，在二十年代是邯郸教育界的一员猛将，办学卓有成效，而一旦因病离职，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最后惨死在街头。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10）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驻华北的数十万军队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日寇沿平汉路迅速南下，于旧历九月十五日占领邯郸。邯郸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城市，它位居晋冀鲁豫四省交界，西有邯长（治）公路达上党，东有邯大（名）、邯临（清）公路通鲁西，南北有平汉铁路纵贯其中，滏阳河连子牙河直抵天津，水陆交通都相当方便。日军把邯郸视为军事重地，派驻一个日军旅团司令部（谷口部队），下辖黑赖部队、崛部队、日军城防司令部、高力部队等。伪政权方面为伪冀南道尹公署、伪新民学会、伪警备队和一些特务机关。国民党军统局、三青团也秘密在这进而派驻了人员。同时，城郊四乡有伪军兼土匪的郭化民、陈润芝等部在活动。邯郸成为敌人在冀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后八年，邯郸的文化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邯郸教育状况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南败退，邯郸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各个学校基本停办。一九三八年伪县长杨肇基到任后，着手筹备恢复开学，以进一步加强日伪在思想方面的统治。从一九三九年春天开始，先后恢复和新建的学校有：
　　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杨玉堂（后为张丙林），设三个班，有学生一百三十余人。
　　第二高等小学（即牛叫河两等小学）：校长谢灿五，设三个班，有学生一百余人。
　　第三高等小学：校长裴趾南，设一高级班，一初级班，一女子初级班，有学生一百三十余人。
　　第四高等小学：校长张郁周，设一高级班，一初级班，约九十余人。
　　第五高等小学：校长李晓岚：设一高级班，一初级班，一女子初级班，约一百三十余人。
　　第一怀幼小学：校长王系青，学校附设师资训练班约六十余人。
　　第二怀幼小学：校长池昆安，在南关四士堂内，一九三九年成立，由逢春善社善士劝募开办，后迁至现南关小学地址，设十九个班（其中附设两个中学班），有学生九百余人，是邯郸最大的一所学校。
　　女子完全小学校：校长张郁周，设一高级班，一初级班。有学生一百六十余人。
　　户村完全小学：校长张佩丹。
　　贾村完全小学：校长张恺臣。
　　河沙镇完全小学：校长马全贵。
　　省立简易师范学校（南六里宝记烟草公司后院）：校长吕天熊，设二个班，三年毕业。
　　初等小学基本上是每村一所，但由于欠发工资，许多学校名义上开学，实际上停办。
　　另外，还在邯郸火车站附近的大庙内开办一所城市民众教育馆，馆长宋清熙。
　　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二年。学校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是沿用国民党时期的。这是因为：一是日本人刚到不久，尚未来得及编写适合其殖民统治的教材；二是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都不懂日文，日本学校的课本难以使用。但伪当局强制学校在有些课程里加进“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政治内容。

　　日寇为了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思想统治，还在邯郸开设了初等小学教师训练班，组织教育会、演讲会等形式进行奴化教育。他们以东门里小学为试点，强行让学生读日语，歪曲中国历史，宣扬“大东亚新秩序”，“皇军圣战之赫赫战果”，借以欺骗、麻痹少年学生。

　　日军为加强经济掠夺而建立起来的职业学校　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军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德、意法西斯在地中海的作战，将其在华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集中到解放区战场上来，企图把华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基地。三月，开始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北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体战。

　　当时的邯郸，在日伪的严密控制下，经济一时出现畸形的“繁荣”，各种商号店铺从事变初的三百二十九家，猛增至一千余家，其中为日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棉花、粮行、货栈、皮货达一半以上。他们大量地吸收棉花、油料、煤炭、五金废品，同时竭力推销日货。仅棉花一项，每年从邯郸掠走的就达一千万斤。为了适应这一掠夺性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日本株式会社棉产改进会出面创办了“邯郸棉修学校”，它实际上是驻邯日军为培养经济情报和技术人员而专门开设的职业学校。学校有教师三十余人，学生二百余人，配备有日军一个小队和四十余名棉警，校长是日本人岩下。还在第一高等小学校内办起了一个商职班，开设数学、国文、簿记（商业帐目）、会计学等课程，专门培训商业财会人员。

〖HTH〗抗日政府对文化教育的领导　〖HT〗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我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春，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开赴冀南一带，点燃了冀南民众抗日的烽火。七月一日，邯郸县抗日政府在东扶仁村宣布成立，并把布告贴到邯郸城内伪县政府的影壁上，给邯郸人民以极大鼓舞。广大爱国青年更是奔走相告，兴奋异常。当时有李守亮（现名杨化南）等十六名青年学生结伴到邯郸县抗日政府要求参加抗日活动，不久，他们被介绍到深县，进入河北抗战学院学习。

　　为争取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发动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邯郸县抗日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三八年秋季的一天深夜，县长马功岑亲自携带一批抗日宣传品来到东西孙庄，在第五高等小学爱国教师张协瑞等人的帮助下召开抗日群众大会，号召人民群众团结对敌，赶走日本强盗。他特别提到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尤其应当团结起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会后，他同五高的教师学生一起，到学校商讨如何开展抗日工作。当时，抗日政府中一部分工作人员对在敌伪统治下做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存有不正确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在替敌人办学，是伪教员，这使许多教师压力很大。对此，抗日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到第四高等小学所在地——堤南堡村，召开有开明绅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说明抗日政府相信他们是爱国的、抗日的，号召他们放下包袱，团结人民一道同民族的敌人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冀南三专署和邯郸县政府印刷了一批抗日课本，秘密送往城乡各个学校农村学校，多以此作为学校正式课本。当敌人扫荡或检查时，便换上敌伪指定的课本或“三字经”、“名贤集”之类的书籍来迷惑敌人。

　　爱国知识分子冀卓吾　日军侵占邯郸后，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下，积极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城市民众教育馆馆长宋清熙、商职学校校长张丙林、女子高等小学校校长张郁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张协瑞、第二怀幼小学女教师李尊民等，都协助我抗日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第三高等小学校校长李晓岚还亲自把独生子送到抗日军队。特别是冀卓吾先生，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冀卓吾名兰亭，字卓五，清末北伐优级师范史地科毕业，是邯郸学校教育的开创人之一。大革命时期因率领学生进行破除迷信、解放妇女等活动，被人称为“冀捉虎”，抗战以前曾担任过县教育局局长，在邯郸教育界颇有影响。“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停办，冀卓吾回到邯郸城郊五里铺家中务农隐居，原伪县长王曼卿以老熟人的关系多次请他出来主持邯郸教育，均遭拒绝。邯郸县抗日政府成立时，冀卓吾被任命为政府委员、战委会委员等职，他欣然受命，并毅然将两个儿子送到抗日前线。一九四Ｏ年，冀卓吾的三儿子冀仲猷在邯郸城郊一带开展抗日工作时被敌人逮捕。这时，伪县长杨肇基亲自出面，用半规劝半威胁的口吻说：只要冀先生肯出来为日本人办事，冀仲猷便可无条件释放，不危及全家人的性命。冀卓吾坚决拒绝。后经我抗日政府做工作，动员他到敌人内部活动，他才到商职学校任教。他利用自己的声望，瓦解敌人，积极向抗日政府提供情报，营救被捕的抗日学生，开展各种抗日活动，表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

　　“星火社”的活动　为了粉碎日军的强化治安运动，组织和团结爱国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斗争，中共冀南三地委“文救会”和邯郸县抗日政府，决定在邯郸城内的青年学生中秘密组织抗日群众团体——“星火社”。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准备，于一九四一年四月秘密成立。第一批参加“星火社”的有来自城内各个学校的刘宏图、吴密、郭连庆、李天锡等八名学生。成立会议上明确了“星火社”的斗争纲领、社章和领导人，讨论并制定了如下工作计划：
　　一、秘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二、团结爱国青年学生，发展星火社员。
　　三、占领学校的体育部、俱乐部等合法组织，进行反奴化教育。
　　四、收集敌人情报，瓦解和争取伪军政人员。
　　五、团结进步师生，争取进步人士。

　　自此，“星火社”便以商职学校为核心阵地，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使敌人惶恐不安。一到九四二年，“星火社”社员发展到七十余人，遍布邯郸各个学校，其影响从教育界逐渐扩大到铁路、工厂、商店甚至敌伪军政组织内部。一九四三年，由于叛徒魏士才和林士杰的出卖，“星火社”遭到重大破坏，二十余名社员被捕入狱，有的英勇就义。其中一部分社员经组织多方营救才出狱，继续从事抗日斗争。这时，“星火社”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敌情侦察方面。一九四五年十月邯郸解放后，四十余名“星火社”社员参加军管会工作，为邯郸的恢复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小结　抗战八年，敌我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进行着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邯郸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表现出顽强不屈的英勇气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敌人的思想统治和奴化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三章　解放战争时期

 （1945.10－1949.9）

一九四五年八月，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十月初，我冀南、太行两支大军会师平汉路，一举攻克邯郸城，使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了一片。不久，边区政府和晋冀鲁豫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由武安县冶陶村移驻邯郸，备受蹂躏和摧残的邯郸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古老的城市焕发了青春。

　　解放初期的教育情况　日本投降时，邯郸教育由于受日寇殖民统治者的摧残，已处于气息奄奄的状态。多数学校停顿或半停顿。土顽头子郭化民占据邯郸两个月，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大肆逮捕和关押进步人士，冀卓吾等人也因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险遭毒手。邯郸解放后，军管会和县政府随即召开了教师会议，充分肯定了广大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号召大家团结一心，为邯郸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十月中旬，邯郸市民主政府成立，冀卓吾被任命为第一任教育科长。平汉战役结束后，邯郸加速了建设的步伐，文化教育经大力整顿，亦出现了新的局面。其后陆续开课的学校有：
　　第一完全小学（原第二怀幼小学），校长张力。
　　第二完全小学（原第一怀幼小学），校长张郁周。
　　邯郸中学（原第二怀幼小学的中学班和简易师范学校合并而成，今四中处），校长张泊生
　　邮政学校：边区政府为加强邮政建设，培养和提高边区邮政技术人员而设立的。招收在职干部进行训练，学习内容以研究业务技术为主，提高文化为辅。第一期学员八十人，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开学。

　　私立建业会计学校（附设成本会计班）：是邯郸金融业为适应当时工商企业的发展，培养成本会计人员而设立的。修业期限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校长胡景云，副校长王风来。

　　初级小学恢复较快，城关及其附近村庄如车站、北关、火磨街、春厂、西南庄等十余所学校都先后招生开课。

　　福利托儿所：一九四六年三月，邯郸市政府在北门外创办了邯郸福利托儿所，收养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无所依靠的儿童四十余名。分设乳儿班和幼稚班。保育员多是经过考试招收的，每天除工作时间外，晚上学习文化课、卫生课及育儿常识等。

　　高、初小的课程设置与抗战以前基本相似。中学开设有：国文、物理、化学、算学（算术、代数和几何）、生物、地理、历史、体育、薄记（会计帐目）。这些课程中，大部分课本是由边区教育厅“裕民印刷所”及《新华书店》、《韬奋书店》、《人民书店》等印刷出版的。其中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进行形势教育，这对于启发和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是相当重要的。另外，《新华书店》、《韬奋书店》印行的算术教材教法以教、学、做三者合一为基础，每课均有插图、心算、速算、作法等实际材料，是当时教师教学的必备工具书。

　　邯郸中学的创建与发展　当时，边区政府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共冀南区党委派冀南三专署秘书长张泊生到邯郸接收敌伪时期的简易师范学校和第二怀幼学校中的中学班，在此基础上成立邯郸中学。各级领导都要求将中学办成新型的人民学校，培养革命干部。

　　邯郸中学第一批学生共分三个班：原师范学生编为第一班；原中学班学生编为第二班；解放区招收的学生编为第三班。一九四六年六月从中原军区突围出来的三十余名青年干部和来自部队的文工团员编为第四班。

　　一九四六年，为加强学校教学和干部力量，边区政府分配从延安来的俞平、徐亚桑及马竞先、张逸国到校任教，市委也派刘克勤来校任校。一九四八年又调靖儒之为副校长，李仲一为教导主任，李子扬为总务主任。

　　学校新建，困难颇多，但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伪装成学生混入邯郸中学的特务分子活动十分猖獗，对此，学校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特斗争，终于将隐藏校深的敌特分子捕获归案。同时，学校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学生支部、干部支部、学校总支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邯郸中学作为建立团组织的试点，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起草了团章，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建立了团的外围组织——民主建国会，编写了会章，将大多数学生吸收入会。

　　备战和参加土改运动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动下，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国的军事进攻。十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大名，直接威胁邯郸。对此，中共邯郸市委发出了紧急备战的批示并决定对邯郸市学校随党政机关进行疏散，邯郸中学疏散到曲周公程堡村，第一、二完小到邯郸县霍壁村。这时，正值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学校组织学生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党员和团员学生还参加了反恶霸斗争，以社会为课堂接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为了配合土改运动，邯郸中学的学生排练演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一九四七年春天，正当邯郸中学准备回城复课之时，国民党派美式Ｂ２５型轰炸机五架，在邯郸城内投下重磅炸弹及燃烧弹，使邯郸人民遭到巨大损失。学校根据市政府的指示，暂不回城，到郊区西大屯村，一边上课，一边参加土改斗争。同时抽调三十余名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加土改“填平补齐”工作队。这些活动对学生们思想上、政治上的成长都起了积极作用。

　　“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及“培养干部”方针的倡导　平汉战役后，各学校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恢复起来，入学率也很高。但是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如何跳出旧的教育制度的圈子，将学校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学校，为解放战争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大批的革命干部，是当时教育战线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在威县召开了冀南第一次教育会议，总结解放区办学的经验，商定了教育经费、学制、课程设置及培养师资等问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边区政府教育厅提出的“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和“培养干部”的方针，指出：要冲破旧的一套教育制度，明确树立革命教育的思想，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新教育③。为了正确执行这一新方针，提倡教育要和社会、家庭结合起来。在教学内容上，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做什么就学什么，不局限于课本；在教学方法上，启发自学，实行分组教学的小先生制及互助互学制；在学校管理上，发扬民主自觉，通过群众来教育群众。

　　八月十一日，邯郸市教育界在市民众教育馆举行教育座谈会，研究讨论了中学教育方针及教学方案。边区政府教育厅、邯郸市教育科、市委组织部、邯郸中学、民众教育馆等单位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邯郸中学校长张泊生报告了该校的发展情况、学生思想动态及学校走职业化道路的初步意见。会议提出：中学教育要坚持执行“培养干部”的方针，针对我区农业落后，工业不发达的现实情况，要努力培养“生产干部”与“中小企业家”，即具有一技之长的中下级干部，使之具备“生产技术、生产知识与为群众服务的事业精神”。

　　九月九日，邯郸市政府教育科召开全市小学教员座谈会，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教育厅长晁哲甫、邯郸市市长王悦尘出席了会议。会议号召：为适应广大翻身群众的需要，小学改设“二五制”（每星期二、五入学）、半日班等制度。明确提出了小学教育应教会学生日常生产知识，提高写信、记帐的能力，并要培养出一批新型的生产劳动者。在教学方法上，会议一致认为：必须丢掉不顾儿童接受能力与需要的注入式方法，应多运用启发辅助自学的方式。会议决定在全市开始实验推行新的教育方针④。

　　这三次重要会议，把边区政府提出的新教育方针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改革了教学方法，充实了教学内容，加强学校管理，对邯郸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习和生活　一九四六年八月，边区政府提出：“办学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逐渐走民办公助的方向⑤。”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边区和市的领导同志多次深入邯郸市有关学校做调查研究工作，亲切询问教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杨秀峰主席在视察市第一完全小学时说：“革命战争的胜利败，国家的兴旺发达，跟师生们息息相关，革命的后代要靠老师们精心培养。”教育厅晁厅长在检查学校工作时也说：小学师生特别辛苦，除教学外，还要做不少社会工作，要搞生产。学校应把学生同生产结合起来，让学生多参加实际锻炼⑥。当时，许多学校都购置了纺车、弹花机、轧花机，开辟了生产园地，增添了马车和牲畜（跑运输）。那时的生活还比较艰苦，教师实行供给制，每月三元津贴，一年发给一身单衣，两双布鞋，被褥等物酌情补贴。晚上学习，学校用煤油吊灯，教师发一盏一个灯头的花籽油灯，国文教师因批改作业任务较重而发给两个灯头的灯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校师生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学生主动帮教师打水、清扫，帮学校厨房烧火、做饭；教师注意发扬民主，倾听学生意见，表现出良好的校风和社会风尚。

　　蓬勃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　边区政府把社会教育活动作为整个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举办了黑板报、广播台、剧团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整个城市沉浸在紧张而又愉快的空气中。当时，边区新闻、出版、广播事业的发展，对学校教育都有很大促进。

　　《人民日报》　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一九四六年春，中央局从《新华日报》（华北版）抽调部分力量创建《人民日报》，馆址与“新华通讯社”同设在火磨街东口一幢大楼内。五月十五日创刊之日，在邯郸中学礼堂举行了创刊典礼茶话会，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张际春、邢肇堂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茶话会，并发言祝贺。秋季形势紧张，《人民日报》迁往武安。北京解放后，迁往北京。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　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正式开始播音，呼号ＸＣＨＴ，长波240公尺、１２５０千周，短波4９公尺、６１２０千周。播音时间为每日10小时和18小时。播送节目除转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ＸＮＣＢ的时事节目外，还播送本区介绍、地方新闻、故事商情、音乐等节目。

　　华北新华书店　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元旦，一九四六年初春由太行山迁往邯郸市。其下设永兴印刷公司，承担《人民日报》与新华书店的印刷任务。新华书店发行的四大杂志——《新大众》、《大众科学》、《北方杂志》、《儿童杂志》以及《文艺杂志》在边区拥有广大读者。一九四八年四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两大区书店也随之合并，仍称“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地址在石家庄，下设冀中和邯郸两个总分店。

　　裕民印刷厂　地址在邯郸市和平路东大街二Ｏ七号，是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所属单位，主要印行中小学课本，供全边区学校使用。厂内设“新教育社”，出版《新教育》月刊。该杂志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创刊，每期出版七千五百份，专供各专、县、区的教育行政干部及各地小学教师交流教学经验心得之用。一九四七年该厂与华北新华书店合并，课本的出版发行也由书店承担起来。

　　业余编译社　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联络部所创办，地址在邯郸市郊蔚家庄。该社以襄助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为宗旨，代各机关厂矿翻译外文参考资料及书籍。

　　《人民画报》社　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出版创刊号，主要内容以宣传和平、民主、团结及我区军民八年来的抗日斗争为主，形式有照片、木刻、绘画，并出有特辑。

　　黑板报　是一种遍及全市大街小巷，以漫画、歌谣、快板为主要内容的街头宣传形式。设有兼职的黑板报记者。一九四六年八月，市民众教育馆召开了“黑板报工作座谈会”，强调以民众教育馆为全市黑板报的领导中心，建立纵横交错的通讯联系，以便使各个街道的重要消息迅速报导全市。

　　宣传队　在市民众教育馆的指导下，由市民会、儿童团、姐妹团及产业工人组成六个宣传队，在各大街道及路口上扭秧歌，表演小型活报剧，说快板、演唱。

　　播音台　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傍晚开始，邯郸市许多街道上都有大喇叭高声讲话，传播着重要新闻和胜利消息。群众对这项宣传活动很感兴趣。

　　戏剧　解放初期，邯郸市可供剧团演出的场所有两座，一是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二是新建的邯郸剧院。除本市的《新华剧团》（后改为《滏河剧团》）、《文艺工作团》外，太行《人民剧团》、《光明剧团》、冀南《新生剧团》、北方大学《文工团》也经常来邯演出。演出的剧目有《逼上梁山》、《木兰从军》、《贫女泪》、《二流子的转变》、《枪毙崔风梧》、《枪毙卢万寿》等。剧种以皮黄、河北梆子、评剧居多。为了鼓励戏剧创作，冀南行署与区党委还悬奖征求改编《甲申三百年祭》、《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剧本。

　　小结邯郸的解放，使这座古老而满目创伤的城市终于获得了新生，文化和教育也第一次真正为人民所掌握。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纵容下，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地区都为炮火硝烟所笼罩。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邯郸市的教育事业在边区政府的关怀和社会的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这对于全国解放后，把文化教育尽快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和“培养干部”的方针，是边区政府为把学校从旧的教育制度下解放出来，逐步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学校而提出来的。在这一新的教育方针指引下，邯郸市各学校为支援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的干部，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人材。

　　一九四九年夏季，冀南行署在威县召开了冀南区中等教育会议，进一步明确在解放战争高歌猛进之时，应防止教育走旧的道路，而朝着新的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并对学校的课程内容、毕业年限都做了具体规定，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文化教育的飞跃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邯郸市的教育事业在它发展的史册上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本文内容不含峰峰矿区，因该区是解放后由武安、磁县两县部分地区划归而成，这个区的情况俟后另文叙述。）
注释
①《东方杂志》九卷《邯郸县金令永请将差徭折价革除中能提作学堂经费并设立官车局供支差禀并批》。
②翦伯赞：《中国史纲要》１７７页。
③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消息。
④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消息。
⑤杨秀峰：《边区一年来的和平建设》。
⑥张郁周《解放前后邯郸教育状况和边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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