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河北邯郸中心城区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火爆开街。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承载，以及历史韵味浓厚的宏大建筑，再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推介与宣传，开街即人流如堵，一夜爆红。但邯郸道邯郸道到底是什么？历史上有什么演绎，以及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的承载有什么联系，这些都需要理清。若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或道听途说，臆想编造，对承载着邯郸人们期望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或有抵牾。

（一）

     “邯郸道”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文帝）……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这是目前可考的“邯郸道”一词较早出处。 《汉书·卷五十·张释之冯唐列传》也有与《史记》记载相同的描述，同样记录了汉文帝对慎夫人说“此走邯郸道也”这一事件。

        此“邯郸道”与邯郸联系甚微，汉文帝指着新丰道对慎夫人说这是通向你故乡邯郸的道路，就好像有人给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与邯郸的城市规模、物产、人物、习俗、故事没有多大关系，更与我们现在建设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扯不是半毛关系。

        邯郸作为地名的文献记载，“邯郸”之名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是《春秋·谷梁传》：鲁襄公二十七年，卫献公因故杀了大夫宁喜，宁喜的同伙、卫献公的弟弟专因此逃到晋国的邯郸，长期居住下来。文中说他“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这里提到的“织絇邯郸”，是在公元前546年。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邯郸”之名见于史料记载的最早年份，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了。

       《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这一事件发生在春秋末期，晋国赵氏（赵简子）与邯郸大夫赵午因争端引发冲突，齐国与卫国出兵救援邯郸。诸侯多国为邯郸而战并记入历史，说明春秋末期邯郸已成为影响重大的城邑。”的记录，反映了邯郸在春秋时期已是晋国东部的重要城邑。

        《竹书纪年》“（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邯郸命于赵。”此处的“命”可解读为“命名”或“归属”，指邯郸成为赵国的都城。赵国在赵敬侯（赵章）时期（公元前386年）正式迁都邯郸，结束了此前都城在晋阳（今太原）、中牟（今河南鹤壁）的动荡局面。

        撇开争论，依据《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的记载，从商末到2025年，邯郸的出现已有约3100年。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的“甘”地即今邯郸，若据此推算，邯郸的城市史可追溯到商代武丁时期，距今约3250年。 

      “邯郸道”的中心是邯郸。邯郸成为“古代太行山东麓大道”重要的节点都邑，成为战汉时重要的都城，不是一夕之间而成。在春秋时期它既已成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那么它的成型一定在此之前。它是经过历史久远的积迭而成。

（二）

         古代太行山东麓大道人类活动早期的重要集聚区

         邯郸成城成为重要的节点都邑，与其所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禹黄河之西，太行山东麓山前冲积扇平原，这一宽约70-120公里的狭长地域，早就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域。太行山东麓，华北大平原的西缘，也就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南北一线高地，是便于古代先民往来的通道，这条南北通道有“七大古都”，建都最早的是安阳，最晚的是北京。3000多年的时间里，古代中国文明中心，起点安阳，终点北京，分别居于这条通道的两端。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将这条拥有众多都城的地带称为“古代太行山东麓大道”。侯先生说：“为什么会沿这条线发展起来一条古代大道呢？首先就要归因其自然地理环境。”

        由于先秦时期黄河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因而太行山东麓地区实则呈现出走廊的态势，是连接中原与北方的重要通道。由于地处中原、北方与山东几大文化区之间的交界地带，不同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与认同，形成了重要的人类集聚区，为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事件涿鹿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区域。 涿鹿之战使该区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黄帝、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的部分族众在战后相互交流、通婚，文化在此地传承。涿鹿之战后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为后世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邯郸西部地区磁山一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成为一处人类活动的中心，1972年在此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磁山文化遗址。在永年石北口洺河流域已经发现几处仰韶文化遗存，属大司空类型，邯郸市博物馆《邯郸古代文明》陈列展出了部分石北口遗址出土文物。

        商周以来，征战更迭，至少110个古国在此荟萃，更“出产”了商邢都、燕下都、中山王城、赵邯郸王城、曹魏至北朝邺城等多个古都。

        考古工作者已发现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沿着太行山东麓密集地分布，说明这条大道早已被我们的祖先开辟出来了。

        沈长云《赵国史稿》“（夏朝）成汤七世祖王亥就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驾牛车到有易氏部落（今河北易县）进行贸易活动，说明当时沿太行山东麓已经出现了一条南北大道”。邯郸恰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这条重要交通要道上，是殷商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

       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燕地重镇蓟（今北京）与中原古都殷（今安阳）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南北畅通的大道。秦灭六国，“车同轨”后，开辟的驰道中，其中一条就连接着今北京与安阳地区。古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公路，现在是京港澳高速的北段，由京石（北京——石家庄）、石安（石家庄——安阳）组成；平汉、京广铁路，也穿过这条古老的交通要道。

        太行山东麓，禹黄河之西，邯郸就处为于这一人类活动重要集聚区的节点。

（三）

        殷商时期的京畿之地，春秋及之前的都邑集中区域

        商人立国前曾长期活动于这一地区，商代中晚期的政治中心邢、相、殷亦在此区域，西周时燕、卫 、邢相继分封于此，东周的燕、中山、赵等强国的都城和核心统治中心都在此地区。

         据今本《竹书纪年》辑录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商族的王子王亥到有易部落做客（做交易），却因行为放纵（或通奸），被有易之君绵臣杀害。后来商族的首领上甲微（王亥之孙）向河伯借兵讨伐有易，击败有易部落，杀死绵臣。王亥是商族先公之一，被认为是商人的重要祖先，也是中国早期贸易的象征人物。他驯养牛马，带领商族与周边部落（如有易）进行交易。有易部落因贪图其财富或政治矛盾，杀害了王亥并夺取其牲畜。这一历史故事从侧面说明太行山东麓早期物资大规模交流活动的事实，同时也说明正因为这一地域的富庶与便利，成为了各部落、各集团征战的重要区域。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王往出于甘”等十余条有关“甘”的地名记载，其中大多确定为商王武丁时期。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甘”便是现在的邯郸，郑杰祥研究员著《商代地理概论》也指出卜辞上的“甘”地是商王来往和驻足之地，应当就在古邯郸城一带。

         从地理位置上看，邯郸位于太行山脚下，滏阳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备产生繁荣文明的自然条件。

        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字，有关于地名“甘”（意思是商王武丁从殷都（安阳）到“甘”（邯郸），一日之内即可往返）的卜辞，因作为城郭名而加“邑”（阝），后成为邯郸的“邯”。相关记载如下： 《甲骨合集》编号8005“每于甘”，“每每”形容百草茂盛、花卉美艳，说明邯郸古道风景宜人；“王去朿于甘”（合5129），“朿”释义为“积”，即积聚的仓库，可见邯郸作为商代交通要道，设有积聚粮食财物的大型国家府库；“施（它攵）于甘”（合10936），可知邯郸为商王必经之地，曾有旌旗如云的壮观场面；“禦，一月甘”（合22427）：说明一月之中，往来于“邯郸道上”的商王驭马者川流不息；“酒十牢于甘”（合15782）与“祖丁，其于甘饗”（合27147），表明商王时常来到邯郸以美酒盛宴进行庙堂祭祀与政治文化活动。 

        商后期的商纣王时期，《史记》卷三《殷本纪》称：殷纣王时期曾“益广沙丘苑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对此解释道“《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括地志》是唐初由唐太宗李世民之子魏王李泰组织文人编著的一部地理总志，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竹书纪年》是战国中期魏国史官所著史书，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盗发魏安釐王墓时出土，唐宋以后大部便已散轶，只有一部分内容被辗转抄引于其他书籍之中。引文中《竹书纪年》一段就是《史记正义》转引自《括地志》一书。《竹书纪年》本属编年体史书，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29年）。所载资料的价值和可靠性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在商代，“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名。它不仅是当时的一个居住地或聚落，更是商王朝统治范围内的重要据点。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甘”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邯郸的“郸”从字形上来看，郸由单字加邑构成，邑旁为意符，指居邑，单字在出土文献中出现较多，甲骨文见于合集9572、乙编6269等，金文则见于北单戈、单子卣、单鼎、逨盘等一大批青铜器。

 

                                   甲骨文 合集9572

 

 

        单字的来源及意义，甲骨文、金文字形都具體勾勒出一支帶有丫形杈頭的長干，在杈頭頂端分別綁有兩顆球體物（可以用來攻擊），而長干中段又有圓形物（可以用來防禦）的狩獵或殺敵的武器。俞伟超认为卜辞中的单当是地名。何景成认为卜辞中的四单为地名，后由地名逐渐演化为氏族名。刘肖睿、孟庆旭考证有商一代曾设置东单、南单、北单、西单等防御单位，以拱卫商人的核心区域。《诗经·大雅·公刘》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句。描述的即是先周时期周人迁徙的情况。全族人口出动，行进到某地，且这一区域具有防御性质，则称为“单”。

        甲骨文有“以执于东单”（续存下.917）（东单现山东单县）；甲骨文有“□西单田”（续存下.166），金文有西单光父乙鼎（集成02001）、西单爵（集成08258）等（西单现一代、眉县一代扶风、眉县）；甲骨文有“庚辰卜，争贞，爰南单”（乙编3787），金文则见于南单母癸甗（青研222）、南单光觚（集成07273）（南单现河南单城）；北单，1950年河南安阳武官村殷墟1号商代大墓陪葬墓E9出土北单戠簋（集成03239）、北单戈觚（集成07195）、北单矛（集成11445）。

         刘肖睿、孟庆旭推断邯即邯山，郸则为驻军防御之单，因驻防之地渐成聚落，则加上邑，故变单为郸。邯郸周围，商代遗址众多，且正处在以殷墟为中心的商人核心区域北部，邯郸或即为商人之北单。后逐渐形成聚落，周代，防御功能消失，因聚落改为郸，又因在邯山之侧，故称“邯郸”，而此时中华文字尚处于创制阶段，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因音写为不同的文字形态就为常态。据此推断邯郸最早的书写方式应为“邯单”或“邯戰”等形态。在战国后期的“六年襄城令韩沽戈”铭文还有“邯战”的写法。在秦代的睡虎地秦简内也有“邯单”的写法。

        其书写方式，因地域文字不同，书写载体及用途不同，以及音同字表述现象普遍存在，再有各地文化兴盛产生了各种讹写、简写等情况，春秋后期，币有“甘丹”之写法，专家推测，可能是古人在铸造钱币时，为制作钱模方便而对邯郸二字简写，或是采用笔划简单的同音字来代替；名有“邯丹阝”之书，如《竹书纪年》中提到的“邯丹阝”。约在战国晚期，“邯（丹阝）”嬗变为“邯郸”。秦“书同文”改革以及西汉统一帝国形成后书写的规范，邯郸作为地方重镇其名称写法被统一为“邯郸”，如西汉早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内写为“邯郸”，此写法流传至今。

        邯郸，不仅仅是商纣王的“离宫别馆”，更是商王朝统治范围内的重要据点。

                          ai生成《汉代五都邯郸图》

        赵国国都，汉五大都会：邯郸的高光时刻

        赵国在邯郸建都后，邯郸成为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地位日益重要。据史料记载，赵敬侯元年（公元前 386 年）将赵都自中牟（今河南鹤壁西）迁徙到邯郸，此后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 158 年之久。

        自邯郸成城即成为扼守华北平原交通要冲，又是西接上党东出河北平原的交通节点，成为连接中原与北方、关东与关西的战略枢纽。其地理优势在军事、商贸、文化传播等方面均有显著体现，历史地位贯穿春秋战国时期。

        赵国自公元前386年由赵敬侯迁都邯郸，直至公元前228年被秦国攻灭，邯郸作为赵都长达158年。这一时期发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胡服骑射改革（约公元前307年），摒弃传统宽袍大袖，改穿游牧民族紧身服饰，建立骑兵部队。此举使赵国成为战国中后期唯一能与秦国正面抗衡的军事强国，并成功夺取中山国、林胡等地，疆域北扩至阴山。

        此外，还发生了令人或扼腕叹息、或长啸浩歌的诸如沙丘宫变（公元前295年）、完璧归赵（约公元前283年、渑池之会（公元前279年）、负荆请罪、奇货可居、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邯郸之战（公元前259-257年）、番吾之战(公元前232年)、自毁长城（公元前229年）、赵国灭亡、秦王之邯（公元前228年）等故事。

        战国时期，是邯郸的高光时刻，胡服骑射打破华夷之辨，冶铁技术推动生产力跃升，开放包容吸引四方人才，军事制度（骑兵体系）、城市范式（双城结构）、文化符号（成语典故），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西汉时期邯郸与洛阳、临淄、宛、成都并称“五都”；曹魏时期邺城（今邯郸临漳）继承赵都规划思想，开创中轴对称都城模式，都是战国赵都历史的遗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建的秦驰道道宽五十步，夯土硬化，供车马疾驰，其“东方道”经邺城、邯郸，沿太行山东麓向东北延伸至碣石（今秦皇岛）。邯郸为节点城邑。

                           秦驰道图

        汉代的交通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得以广博，邯郸“居五诸之中，跨街衢之路”，处在交通要塞，四通八达。西汉《盐铁论》记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天下名都。……赵、中山带大河，篡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

        至西汉黄河改道（公元前132年）之前，邯郸的一直居于区域中心地位。

        回到中心主题，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所讲重点的故事，最有影响的故事都属于这一时期，但这时还没有“邯郸道”的说法。 

        西顾太行山，北眺邯郸道：唐宋文人怀古咏叹之地

        农耕文明以前，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深深的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交通及社会繁荣。汉武帝时期，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决口，向东南夺淮入海，邺城周边空出大片空间。此次改道，叠加秦修建驰道后滏口陉通道战略位置的大幅提升，邯郸的区域中心位置被邺城取代。邯郸逐渐黯淡，国都沦为县城，渐渐远离了人们的关注。

 

       三国两晋南北朝，朝代更迭，战乱兵燹，一望四百年，邯郸再没赵国都城的光耀，县城湮没如星般渺没。

        到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年）的正月开始疏通这一水渠，当时征发了河北诸郡五百余万民众，男丁不够了，就妇女顶上。于大业五年（609年）竣工。北通涿郡（今北京），南接黄河。南北水运干道的贯通，使太行山东麓由传统陆路为主的交通模式转变为“水陆并行”的高效体系。运河成为沟通中原与河北、辽东的主动脉，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史料记载，水运成本仅为陆运的1/10至1/20）沿线城市成为交通节点，如临清（今河北临西）、德州、沧州、河间等城市因运河码头和仓储设施的设立而崛起，成为物资集散和转运中心。如唐代贝州（今河北清河）因“舟车络绎，商贾辐辏”成为北方重要贸易枢纽，其税收一度占全国财政的1/10（《元和郡县图志》）。其域内临清因“漕舟所会”，逐渐发展为“河北大都会”。沧州因“杂胡商贾云集”，成为唐代胡汉文化交融的典型城市。 

         永济渠在太行山东麓的大名、馆陶设码头，与陆路官道（如邯郸—邺城道）交汇，形成“水陆码头—驿站”联运体系。大名府因地处水陆要冲（御河与陆路交汇），取代邯郸成为河北西路的经济中心。此时的邯郸已成旧都，但因居于陆路节点再次进入人们视野，邯郸与东部新兴中心的沧桑之变，文人们叹古吟今，感叹沧桑之变，邯郸道便频繁出现的诗文故事中。

        以古都邯郸为中心内涵的“邯郸道”最早出现在南北朝诗人谢灵运以邺下文人集团为拟作对象创作的诗《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中，其序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其诗“西顾太行山，北眺邯郸道。平衢修且直，白杨信褭褭。”眺望邯郸道，想赵国为七雄争锋于天下，今已荡然于历史，自然为忧生之嗟。

        盛唐诗人岑参《邯郸客舍歌》“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述诗人从长安一路东来，见遗迹古丛台被苍苔蔓草丛丛包裹，不禁忧从中来，而生发物在人非、世事变幻无常的感叹。明·徐增《而庵说唐诗》评曰“见赵武灵王所建之丛台，一旦生此蔓草于其上，霸图已矣，为之伤心。” 

        李白《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是其行走邯郸道上的所思所感“相如章华巅，猛气折秦嬴。两虎不可斗，廉公终负荆。提携裤中儿，杵臼及程婴。
        立孤就白刃，必死耀丹诚。平原三千客，谈笑尽豪英。毛君能颖脱，二国且同盟。”赵国的故事几乎为他想了一遍，“深宫翳绿草，万事伤人情。”“皆为黄泉土，使我涕纵横。磊磊石子冈，萧萧白杨声。诸贤没此地，碑版有残铭。太古共今时，由来互哀荣。
        伤哉何足道，感激仰空名”感慨至深。“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由古及己，一展胸臆。

        高适北游燕赵（开元二十一年733），从蓟北（今河北省北部）回乡的途中经邯郸时所作《邯郸少年行》自况邯郸少年“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笔锋一转“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忆平原君”，悲慨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像平原君这样礼贤下士，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人物。两句先以“未知肝胆向谁是”沉重发问，继以“令人却忆平原君”宕开作答，抑扬顿挫之间，含有极深沉的感慨。豪宕感激，悲壮愤激，极富艺术感染力。

        当然，邯郸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城邑，其通道的功能依然明显，诗人们吟咏内容也有许多，但“邯郸道”诗人们已赋予了特殊内涵，承载了诗人情感与思想，诗人们邯郸道因追古怀今，流播宋元明清。

        宋代曾觌《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风萧瑟，邯郸古道伤行客。伤行客。繁华一瞬，不堪思忆。//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空陈迹，连天衰草，暮云凝碧。”元代杨维桢《邯郸道》“忽见邯郸道，千秋万岁哀。君王金不惜，应筑望乡台。”明代皇甫汸《邯郸道》“邯郸临古道，车马此通津。锦瑟空埋恨，缁衣易染尘。王昌非荡子，赵女是才人。并逐漳流尽，荒台蔓草春。”明代屈大均《邯郸道中》“叹息丛台下，英雄日寂寥。战场无白日，旷野一秋雕。草没廉颇宅，云迷豫让桥。悲歌谁与和，归思晚萧萧。”清代文冲《邯郸道中怀古》“霸国山河落照余，邯郸城外又停车。也知富贵终抛枕，未可穷愁始著书。宫阙何年消甲盾，风云几代废耕锄。真嫌酒薄难成醉，那有间情吊望诸”。

        古都邯郸，从繁华都市沦为小县，这一巨大变迁成为文人墨客怀古叹今的情感寄托点。文人借邯郸兴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揭示了其背后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文人心态。

        邯郸道，经过邯郸周边及邯郸城中的道路，在文人的笔下便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这条道路，通向历史，通向光辉的过去；这条道通向长安、通向汴梁、通向北京，也通向功名；但更重要的，它也深入地通向人们的心灵，走到了人们的心里深处，走进了人们的精神圣殿！

        诗人们的邯郸道。

        黄粱一梦邯郸道：由追怀到醒悟的中国文人求索之道

        邯郸道，因道上“黄粱一梦”的故事成为中国文人追寻历史、思索人生意义的一条不凡之道。

        还是在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为邯郸道赋予了人生意义思索的内涵。“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少年卢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在旅店中遇见吕翁，自叹贫困失意，“卢生顾其衣装敝亵，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吕翁便给他一个瓷枕，卢生枕着入睡后，在梦中历经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先是娶了名门望族之女，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后又因遭人陷害被贬，最终被封为燕国公，享尽荣华富贵，子孙满堂。然而，当他从梦中醒来，却发现店主人煮的小米饭还未熟，人生荣华富贵，原来一切如梦境般虚幻。此后“邯郸道”成为中国文人思索人生意义的一条心灵旅道。

         邯郸道上，从追古怀今，感叹历史的沧桑巨变，到黄粱美梦的醒悟，其实这是文人在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自我调适。儒家的积极入世让他们关注历史与现实，道家的超脱和佛家的觉悟使他们在面对挫折和虚幻时，能以更豁达、清醒的心态看待人生，在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梦幻中寻求精神的平衡与归宿。

        邯郸道与“黄粱梦”紧密相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典故，历经千年传承，早已深入人心。它不仅以其奇幻的故事吸引着无数读者，更因其深刻的内涵引发了人们对人生、命运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从《枕中记》起源，到后世诸多文人墨客的引用与演绎，邯郸道与“黄粱梦”紧密相连，不断丰富着其文化内涵，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众多古代诗词中“邯郸道”常常与“黄粱梦”的意象相融相连，南宋范成大《邯郸道》“薄晚霜侵使者车，邯郸阪峻且徐驱。困来也作黄粱梦，不梦封侯梦石湖”。元代卢挚《金字经·梦中邯郸道》“梦中邯郸道，又来走这遭，须不是山人索价高。时自嘲，虚名无处逃。谁惊觉，晓霜侵鬓毛。”其主题表达是对功名利禄的批判，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是追求物质的享受还是精神的富足？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自己的信念？“黄粱一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人生选择的契机，提醒人们要正确看待功名利禄，不要被其迷惑，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本真和道德底线。

        王安石的《中年》：“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生孙骑竹车。”诗人以“邯郸梦”比喻自己中年时期的政治抱负如同梦幻一般难以实现，流露出壮志未酬的无奈与悲哀。《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通篇散发出一种纯净脱俗的美，反映出作者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情，也表达了中国文人融于造化，淡然处世的美好境界。

        明代何迁《邯郸道中》“吕翁祠前秋草衰，邯郸道上车轮回。青山一片市朝改，白日欲下朝歌隈。平原客散赵宫废，魏家歌舞寒烟积。世间万事春梦中，枕边岂羡仙人术。吁嗟乎仙人一去不复来，洞箫寂寞青鸾哀。黄粱踪迹俱尘埃，行人夜渡漳河水，但见当年铜雀台。”

        人生本平淡，无须着意求，做好俗世事，亦不枉此生。

        清金朝靓《邯郸道上》“有生皆有死，造化实为之。富贵无恒势，穷愁有尽期。长生何所济，游戏亦非宜。且饱黄粱饭，卢生未足奇。”则表现了在人生低谷时的安然处之，表达诗人对人生的感慨。

        清代宋荦《邯郸道上》“邯郸道上起秋声，古木荒祠野潦清。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以自然之凄清历史之虚无反衬人间追名逐利而终归黄粱一梦的可笑闹剧，于是邯郸古道上的秋色人情成了古代中国历史文化心态的一个缩影，作者构思之深刻，诗笔之冷峻，“拜卢生”一“拜”字境界全出。陈廷敬《邯郸道上》“炊熟黄梁已是迟，海门归路几人知？却怜朝市纷纷客，怕说卢生梦醒时。”批评古往今来无数名利客都在步卢生之后尘，陷于虚幻的富贵梦中而不自醒。

        邯郸道与“黄粱梦”紧密相连，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代表着人生的虚幻、命运的无常以及对超脱尘世的追求。它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使人们在面对人生的困境和挫折时，能够以一种更加豁达、超脱的心态去看待，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传递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明清县城的底基，战汉辉煌的追忆，唐宋文人的追古怀今咏叹之地，现代商旅的寄寓

        邯郸道，不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是谢灵运西顾太行山，北眺的邯郸道；它是李白醉骑白花马,西走的邯郸道；它是李德裕欲归难成行，北指的邯郸道。他是诗人追古怀今咏叹之地。

        唐代的《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没有邯郸道，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没有“邯郸道”，元代《大元大一统志》  明代《广舆图》《广平府志》清代《读史方舆纪要》没有“邯郸道”，《大清一统志》《雍正邯郸县志》《乾隆本邯郸县志》没有“邯郸道”。

        从历代的地理舆图上来讲，从来没有“邯郸道”这样的名称，邯郸道更多的是一种文人精神理念的寄寓与代表。而邯郸历史文化街区则是在现代城市建设的商旅中心街道上对中国文化的嫁接。

        邯郸历史文化街区是在明清邯郸县城主街底基上，重新打造的现代城市商旅中心街道。

        明張成教纂修《[萬曆]邯鄲縣志》邯郸城“周五里四十六步，高二丈，阔一丈五尺”南北主街既已成型。

         到清朝为“周八里，高三丈，阔三丈”，其中多有修葺，延续至民国，邯郸城大致在今天邯郸市区内和平路、陵西大街、丛台路所围范围内。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就在此底基上筑就。

        1933年《邯郸县志》上的邯郸城池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网查其理念为“以文为魂、以旅为轴、以商为底”，旨在打造一个集历史文化展示、旅游体验和商业活动于一体的超级文旅商集聚区。即以文为魂：通过保护和展示邯郸的历史文化，如学步桥、武灵阁、回车巷等九大历史人文景观，让游客在参观中感受邯郸深厚的文化底蕴。以旅为轴：通过策划一系列文化演艺活动，如战国风歌舞流动式演出——邯郸宴、沉浸式互动话剧——邯郸剧，创造一片蕴含深厚文化精髓、融合绚烂演艺风采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以商为底：通过引入各种商业业态，如特色美食、手工艺品、文化体验等，打造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文旅商综合体。

         通过以上举措最终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一个集文旅休闲、特色夜生活、时尚购物、娱乐体验于一体的超级文旅商集聚区，成为邯郸的新地标。

         邯郸从战国七雄、汉朝的五大都会高光时刻，到东汉以后沦为默默县城，直到清末京汉铁路（1906年）通车，才依托现代交通的兴起开始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伟人说“邯郸是要复兴的”，邯郸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跻身于较大城市行列。

         新时代，新机遇，邯郸走向新的辉煌，邯郸人民都在热烈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