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年西调
作者：陈晶
中国传统戏剧有着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咿呀”一声，即已动人心魄，颠倒众生。一尺水袖甩出嗔怒哀怨，一根藤条转眼万里回还，一张桌子拜祭世间冷暖，一席大幕掩映天上人间。
中华大地戏剧种类丰富，腔调流派纷繁多样，永年西调便是这繁花丛中极为艳丽的一支。因其地方特色鲜明，2006年6月，永年西调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6月，永年西调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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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戏剧之一的永年西调，其剧种的发源史要追溯到清朝咸丰年间。当时，曲周县商人范口广经常到山西做生意，因为他对戏剧极端喜爱，在山西看戏期间，看中了一名男旦角，便将此戏班买回到河北，并让这名男旦角做了他的女婿。范口广去世后，女婿接管了这个由山西人组成的戏班。这一来自山西的剧种，开始在河北省南部进行传播，而且很快具备了一定的听众基础，也为后来永年西调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到了光绪初年，适逢山西上党一带遭遇大旱，民间戏曲团体存活艰难。幸得来自河北永年的商界人士给予资助，长期在山西长治演出的“三义班”为逃避灾荒，离开家乡，经潞城、黎城、涉县沿途演出，长途跋涉来到永年。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坚持下来，因路途较远，有些艺人不愿背井离乡，部分中途离去。到达永年时，演出班剩下包括著名演员田书德、张魁等在内的二十余人。
来到永年的三义班，开始重振旗鼓，重新打造班底。之后的时间里，三义班吸引了很多冀南地区人特别是永年人的加入，人们纷纷前来拜田书德和张魁等老演员为师，三义班班底迅速扩张起来。
田书德在永年招徒共分三批。第一批为根宝（旦）、来成（生）等；第二批以“旗”字来排名，有白旗谢天真、红旗谢天禄（红脸）、绿旗冯二歪（须生）（以上号称三杆旗），还有黑旗、黄旗、蓝旗等；第三批徒弟用“水”字排名，有水花史登良（须生）、水仙（旦）、水沫（生）、水叶（旦）、水根、水源等。而张魁在曲周县先后所收徒弟有张秋贵（生）、刘书文（旦）、刘书阁（生）等。
与田书德、张魁同来的山西演员所收之徒有广平县的申四（红脸）、馆陶的申五（申云秀，红脸）以及郭三（艺名“盖山东”，旦）、小七子（“盖五县”，旦）等。
此时的西调剧团处于广纳人才时期，有着较强的演员阵容。旦行有田书德、根宝、刘书文、谢天真；净行有张魁、谢天禄、吴玉河；须生有杨东来、老全保、申云秀、冯二歪、三扒拉锅等；鼓师有田春河、老同等；琴师有张二、老德成、黑泥等。他们不仅在永年演出，戏班也广泛流动在冀南、豫北、鲁西一带。
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这个剧团为迎合当地百姓视听需求，在唱腔和念白上不断进行处理，将冀南一带的方言逐渐融入其中，使原先浓厚的山西腔夹杂进了大量的冀南音调，并使其不断接近邯郸地区音调。
同时，由于受到邯郸多种剧种及永年民间音乐的影响，比如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丝弦、乱弹等，使得西调的音乐节奏与原先上党梆子相比有所加快，旋律更加多元化，最终，发展成为永年一个独特的民间戏曲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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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体式上，永年西调属板腔体。板式灵活而多样，成本成套，基本板式包括原板、慢板、快板、散板四类；辅助板式包括起板、留板、送板；另外有二慢板、三慢板、四六板、垛板、慢长皮、介板等。其中四六板一板一眼，按照4/4拍记谱，是西调最常用的基本板式，既工于叙事亦可抒情。在实际演唱中，因演唱速度变化，又有快慢之别，可以更好地表现不同基调的情绪，或高亢激昂、自由奔放，或活泼欢快、轻松明朗。另一方面，西调还有各种花腔，道白以京白与地方方言相辅。
在表演过程中，永年西调使用传统乐器中的头弦锯琴、自制乐器二把弦土制京胡，另有二胡、笙、三弦、中阮、唢呐等也常用作伴奏。头弦锯琴用皮做弦，采用五度定弦，内6外3，琴杆细而短，用楸木或桐木掏成的琴筒则比较粗长。二把弦土制京胡采用四度定弦，内3外6 。此外，永年西调使用的三把弦(葫芦)属低音乐器，形似二胡，杆部较长，筒为扁形，声音低沉浑厚。
在剧目选择上，西调擅演的是朝代大戏，戏剧场面宏大。西调的传统剧目共一百多出，均由上党梆子承袭而来，其中梆子腔剧目有六十多出，如《小过山》《罗章跪楼》等；簧腔剧目有《探阴山》《空城计》等三十多出；昆腔剧目有《封相》《赐福》等；罗腔剧目有《打面缸》《上坟》《顶砖》等；卷戏剧目现已失传。
永年西调有着独特的唱腔，尤其是男腔演唱，常用四度、五度、八度大跳和大幅度下行级进，真声吐字，假声行腔，音域宽广，粗犷大度。西调原有“昆、梆、罗、卷、簧”五种声腔，表演时仅演梆子腔，到永年之后，唱腔和念白摒弃了原有的晋音，改向京白、地方韵白靠拢。
在表演上，角色行当齐全，主要学习借鉴京剧、河北梆子的表演程式及翻打技巧，舞台风格粗犷简练，朴实可爱，乡土气息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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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年西调的形成与发展，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
20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西调艺人已经有很多都是冀南人，在这段时期，这些河北籍艺人已经开始广收弟子，使得西调艺术得到广泛传播。
这期间，石家庄丝弦班曾先后邀请过永年西调剧团的红旗、白旗、史登良、丰香书、申云秀、史同和、刘文阁、李长荣等赴石传艺，向他们传授了《铡子》《五凤楼》《金奇关》《困汉中》等十余本戏，促进了邯郸与石家庄两地剧种间的交流。
1946年底，西调“三义班”归太行军区第五分区荣军学校领导，称“太行第五军分区荣校第三团”。此时剧团有演职员九十余人，团长为杨永清，副团长分别为霍殿、张学增、刘书阁。
在解放战争期间，剧团曾配合革命斗争形式的需要，排练演出了很多当代剧目，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1948年，剧团由邯郸市人民政府接管，经手接管人史若虚。此时，剧团排演了《黄巢起义》《红娘子》《王大娘赶集》《枪毙李福林》等。后剧团一分为二：一个是以刘书阁为首的群友剧团，另一个是以张学增为首的进步剧团。
剧团从诞生之初就只有男演员，直到1954年才有了以李爱珍、吴素琴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演员。
1955年后，群友、进步剧团两团重新合并。此时的主要演员有刘书阁、史同和、史登银、丰香书等。只不过那时还不叫“永年西调”，而是称“泽州府调”，又称“三搭板”（因擅长表演袍带戏，舞台上运用搭板而得名）。一直到1956年，我国开展地方剧种登记工作，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先生提出了“西调”的名称，取自“调自西来”的意思，从此正式命名为“永年西调”。自此，永年西调广泛流行于冀晋鲁豫交界的冀南（北至石家庄）、晋东南、豫北（安阳）、鲁西南一带。
1958年，该团整理上演了一批优秀剧目，其中《海瑞告状》参加了1959年河北省戏曲汇演并获奖，省电台还播放了《海瑞告状》《洪湖赤卫队》《八郎刺萧》等剧的录音。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调为增加的女演员专门设计了唱腔，这也是西调的一次突破性创新，增强了剧种的独立性，深受群众喜爱。赵树理曾为他们题字：“从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文革期间，剧团人员被下放，此时的永年西调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70年至1972年，西调剧团曾一度改唱京剧，后又恢复唱西调。到改革开放后，西调得到恢复，也成立了个人承包的剧团，但很多演员为生存而离开了剧团，永年西调当年的盛况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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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稀有剧种，多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在对永年西调给予大力扶持与帮助，但由于与其他戏剧形式的相似性，永年西调也面临着诸多困窘。
首先是创新性不足，使戏剧与社会脱节日益严重。其次，在剧团组成要素方面，永年西调所用的设备没有得到更新，与诸多现代化设备相比，永年西调显得陈旧而落伍，没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作为传承类的文化，永年西调长期缺乏对传承人的培养，伴随着老艺术家的逐渐退出，一些独有的技艺绝活面临着失传风险。
在市场状况不好的情况下，留给永年西调的演出机会也在逐步减少，演出收入只能不断缩水，进而降低了演艺人员的演出积极性，剧团生存陷入困境。
如今，河北境内仅永年有一个西调专业剧团。在永年县周村、睢宁、磁县东城营、肥乡中营、曲周县大由村和马骡店、广平县平固店村、鸡泽孔卜村等地，还存有业余西调剧团，但这些剧团大都生存艰难，急需抢救保护。
开展对永年西调这一戏曲遗产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专家建议，应畅通信息渠道，更新技术手段，让西调与传媒信息业、文化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实现联袂合作，打通戏曲遗产保存和活态传承的便捷通道，建构融非遗保护、戏曲创作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推动戏曲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古典与现代的关系，为戏曲注入时代精神，将是一个不断探讨、研究，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重要课题。
可喜的是，近年来永年西调剧团围绕打造地方戏曲艺术品牌、满足群众对西调戏曲欣赏的需求，积极培养后备人才，整理西调传统剧目并创作新剧目，为西调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让其保持新鲜感和活力，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同时，他们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戏下乡活动，既活跃了乡村文化，又使表演人员得到充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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