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又称响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郸市峰峰矿区。属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时代（公元500—577年）。以后，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凿。尚有石窟16座，4000多尊雕像，石窟均营凿在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鼓山最优质的石岩中。石窟幽深，人们在山洞里击掌甩袖，都能发出宏亮的回声，故名“响堂”。
组成部分
响堂山石窟分南北两处，相距约15公里。因石窟群在山腰，人们谈笑、拂袖、走动均能发出铿锵的回声，传名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它是河北省现已发现的最大的石窟，也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AAAA级景区，四星级森林公园。2012年11月份，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晋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窟内景象
响堂山石窟分南北两处，俗称南北响堂寺石窟。两寺相距15公里，两处响堂石窟均始建于北齐。当时北齐有两个政治中心，一是国都邺（邯郸临漳境内），一是别都晋阳（山西太原）。地扼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隘的鼓山，是两都来往必经之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美丽，石质优良，将佛教奉为国教的北齐皇帝高洋便选择此处凿窟建寺，营造官苑，作为他来往于两都之间的避暑、游玩和礼佛之地。此后隋、唐、宋、明各代均在此增凿。
南响堂石窟地处临水镇纸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景区现存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上层5座，下层2座，自下而上分别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加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其中华严洞规模最大，高约4.9米，宽和深各约6.3米，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故称华严洞。窟内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弥陀佛净土图故事的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释加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浮雕。位于上层的千佛洞，小巧玲珑，保存较好。窟顶外壁上方雕覆钵塔，塔端雕卷云状山花蕉叶，中雕展翅欲飞的金翅乌，钵顶雕宝珠，两侧各雕八角形宝珠顶柱。窟内三面宝坛上各龛均雕一佛两弟子两菩萨，正面龛本尊为释迹佛。洞壁广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窟顶微隆，中央雕莲花，周雕8身飞天，两两相对，形成各组对称的轻歌曼舞的神仙极乐世界。此窟结构严谨，雕艺精致，尤其是外壁的大型雕刻，窟顶的飞天雕刻，都是绝无伦比的艺术珍品。
北响堂石窟壁画
北响堂石窟位于和村村东的鼓山天宫峰西坡，共有洞窟9座，从左到右为大业洞、刻经洞、二佛洞、释迎洞、嘉靖洞、无名洞、大佛洞和两个无名洞。其中大佛洞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窟内进深13.3米，宽13米，高11.4米。正面龛本尊是释迦牟尼坐像，通座高5米，造型匀称，庄重敦厚，为响堂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其背浮雕火焰、忍冬纹七条火龙穿插其间，雕刻精巧，装饰华丽，为北齐高超艺术的代表。
响堂山现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即南响堂7座，北响堂 4座。北齐石窟多具仿木结构窟廊，其中南响堂第3、7窟，北响堂第2、3窟，在窟前四柱三开间窟廊上方又凿有大型覆钵、山花蕉叶、刹杆及火焰宝珠等，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窟门两侧雕八角束莲柱，门额饰以精致的宝塔、飞天，门侧壁浅雕肥大忍冬纹，整个外观装饰华丽。南响堂第2窟窟廊檐额上雕五铺作双抄偷心造斗，是石窟建筑中仅有的一例，为研究北朝建筑难得的实物资料。
响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齐的佛教造像艺术，是短暂的北齐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艺术宝库。学术界将响堂山的雕塑艺术誉称为“北齐造像模式”。
形制种类
中心方柱塔庙窟：有南响堂第一、二窟，北响堂第四、九（以下简称南一、南二、北四、北九窟，其它类同），窟平面方形、平顶，中心为方柱，三面开龛或一面（正面）开龛（北四、南二），后壁上部与洞窟后的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四壁凿佛龛，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有明窗二，明窗间平浮雕大型帝后礼佛图（北六）或阿弥陀净土变（南一、南二），均以场面宏大，场景壮观为特性。
中心方柱塔庙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响堂山石窟雕塑
三壁三龛佛殿窟：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后室（南七、北三）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踏山力士像，明间上部为印度式拱，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滴水、圆椽、筒瓦等，瓦垅上有八层叠涩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叶覆盖窟顶，大蕉叶拥托覆钵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刹的双层火焰宝珠。窟内平面方形、穹隆顶，正、左、右壁各开帷幕帐形龛，龛内雕一铺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顶浮雕莲花藻井及飞天伎乐，地面浮雕大莲花，莲花中间置博山炉（南五）窟门两侧刻大番卷草纹和连珠纹，上部刻飞天。
这种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袭了北魏后期龙门产生的三壁三龛窟（如龙门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式。
四壁设坛窟：分方形平面平顶（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顶（南六）两种，这种窟的主要特征是四壁设环坛，坛上圆雕造像。正、左、右壁为一铺五身或七身组合，前壁窟门两侧坛上雕力士像。 [4] [6]
这种窟形，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将它与三壁三龛窟划入一类，这种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属于新样式。隋唐以后的龙门石窟才出现。
佛像风格
从东魏武定末年至北齐后主高纬时期，尽管时间较短（约20多年），佛教没有多大的发展变化，但毕竟属于改朝换代阶段，统治阶级为了表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要改变前代遗风，反映到佛教造像上也毫不例外。响堂山作为北齐皇室开凿的大窟，更多的体现了这一点。如响堂山最早开凿的北响堂第九窟（大佛洞），从《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知道，（在“东魏武定五年已有石窟佛寺可供‘塞之’”），石窟的凿刻时间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之前，然而它却与同时期（或稍前）的诸多造像大相径廷，格调异趣。远的不说，将其与相距仅90公里的安阳岚峰山东魏武定四年（548年）开凿的大留圣窟相比，即可见异同。 [7] 在高氏开凿北洞以作陵藏之时，高氏父子则实际掌握着东魏的政权。从这一点上正好反映出高氏欲篡夺权位，改朝换代的野心计划。（不出三年，便将东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齐）。
响堂山石窟景观
这时期佛的造像，形体敦厚结实，表现出北齐民族的强健和豪迈，面稍丰满，高鼻长目。结跏趺或半结跏趺坐于园莲座上，衣纹疏宕，成不规则阶梯状布于全身，佛衣下摆铺于座面。 [4] [6]
声闻弟子面型与菩萨同，体态浑圆，衣式简洁明快，下身也与菩萨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风。身体比例上略显上长下短。
菩萨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浑圆敦实的体态上，其造型给人一种厚重之感，如南响堂第七窟内的菩萨，面相丰圆，体态健壮饱满，腹部略隆，衣纹华丽，上著披帛，下著大裙，裙裾贴体，作出水式，头戴宝冠，宝缯下垂至肘部。另外，北响堂第九窟左龛和南响堂第一窟左龛内的菩萨，充分表现出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以前者（北第九窟左龛）为甚，这不能不承认是开启了隋唐造像那种“浓艳丰肥”“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4
特别设计
北齐石窟平面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与三壁三龛式两类。中心塔柱式有南响堂1、2窟，北响堂3、6窟等；三壁三龛式有南响堂 5、7窟，北响堂2窟等。响堂山的塔柱仅三面通顶，后面凿成低矮的隧道，三壁三龛窟则在后壁和左右壁各凿一大龛，壁脚雕宝坛一周。中心塔柱窟以北响堂第 6窟（大佛洞）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窟宽13米，深13.3米，高11.4米。中心柱坐佛高3.5 米，是响堂山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窟内各壁凿塔形列龛共16个，饰垂幔及火焰宝珠，雕饰富丽，龛内青石坐佛为民国初年补置。
响堂山石窟外景
三壁三龛窟以南响堂第 7 窟（千佛洞）保存较完整，深5.2米，宽4.6米，高3.75米。门外两侧龛内各雕一力士，窟内三壁开大龛各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前壁满雕千佛，窟顶中心雕大型莲花，周绕八身飞天及宝珠，为响堂山窟顶雕刻中的精品。响堂山石窟的北齐造像，面相丰圆，体形健壮，立像如上大下小的圆柱状，衣纹轻薄疏简，紧贴身躯，已由北魏以线条为主的造型，逐步转变为以表现形体为主的新风格，有较强的质感，成为北魏到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各窟从窟龛到宝坛、莲座、背光等细部都用深浅浮雕刻出多种繁缛而极富变化的图案纹样，诸种纹样配置得宜，密而不乱，产生浓烈的装饰效果，形成响堂山北齐石窟的一个特点。 [4] [6]
雕刻技法
响堂山北齐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风格，一方面又创造出新花样。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给人一种纯朴、粗犷而又生硬的感觉。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如南七菩萨、北三菩萨）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富于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如北九南龛左菩萨，赤足，屈体，酥胸坦露，腹部隆起），坚细易雕的石质加上艺匠们娴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北齐艺匠在表现人物个性方面是很成功的。
被破坏的佛像
除此之外，响堂山还出现了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在北响堂第九窟内，环窟室壁脚一周，雕刻题材均为供养人和博山炉，物象内没有任何雕饰，其细部的表现应用彩绘完成。此外，该窟前壁窟门两侧的“帝后礼佛图”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石窟雕刻与壁画彩绘相结合也成为响堂山的一种风格。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是继承了汉墓中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应该与此窟拟作高欢陵墓有关系。
历史沿革
响堂山遗存大量摩崖刻经，是北齐时期最重要的刻经地之一。北响堂第2窟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晋昌郡开国公唐邕所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经》，有《唐邕写经碑》记载刻经经过，该碑保存良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向来为中外文物、史学研究者所重。
北齐时期，以邺（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为都城，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陪都。鼓山地处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这里山清水秀，石质优良。崇尚佛教的北齐皇帝高洋便下令在此地开凿石窟，修筑行宫，兴建寺院，以便于他来往于晋阳和邺时避暑、游玩和礼佛。现今，皇帝的行宫早已荡然无存，寺院也残破不堪，而凿在岩壁上的一座座佛龛雕像却保留了下来。
雕刻细致的佛像
北齐以后，隋、唐、明各代共凿6个窟，规模都不大，雕刻装饰也比较简单。此外利用北齐洞窟内外岩壁 还开凿有不少造像龛，其中隋龛近50个，最早为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唐龛约300个，以武周时期居多。两处石窟均有附属建筑群，北响堂石窟下方的常乐寺遗址占地7000平方米，内有宋塔、经幢及宋至民国年间的石碑、造像。南响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楼阁、殿宇等。1986年清理南响堂石窟外檐，于第 2窟门外露出隋代的《滏山石窟之碑》，记述该窟始建及北周灭法等重大事件，是有关响堂山石窟营造史的重要发现。
1957年建立响堂寺文物保管所。1981～1982年邯郸市、峰峰矿区两文物保管所合作对石窟进行全面调查实测，建立资料档案，并先后维修了窟群的围墙及殿宇等 附属建筑。1989年开始维修南响堂石窟。
响堂山石窟、佛像、花卉等雕刻，美观大方，其雕艺承前启后，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
研究工作
最早对响堂山石窟开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学者长畈大丁。1922年，他曾先后三次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在日本发表了调查报告。1935年中国学者开始对石窟艺术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老先生选择的第一个研究点不是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而是选择了响堂山。他们带领学生在南、北响堂进行了拍照、拓片、记录、整理了有关造像题记，校刊刻经、编制碑目、文字记录现状的工作，其后印行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确认了响堂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这是中国国内研究响堂的最早著作，也是中国对石窟寺艺术研究的创始。
1936年11月，营造学社刘敦桢继徐炳旭、顾颉刚之后又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其主要观点阐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同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对响堂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调查，并出版了日文版《河北磁县河南武安响堂山石窟》一书。其后著名学者王去非，刘慧达、苏白、马世长等对响堂山石窟都进行过调查和研究。这是已知的在世界上出版响堂山石窟专著5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新中国考古学上第一个博士，也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李玉群先生的博士论文就选择了响堂山和邺城的佛教艺术。此外在美国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等高等院校也有专事响堂山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日本著名陶瓷学者、大阪市立美术馆馆长蓑丰的爱人蒋人和女士数十年来一直倾心于响堂山石窟艺术的研究，并在中国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响堂山石窟艺术不仅深得学者们的宠爱，而且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早在1956年这里便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的前身）。1959年，周恩来冒雨参观了南响堂，并对第七窟（千佛洞）内的飞天，伎乐等造像给予了高度赞赏，并指示当地负责人要保护好这处艺术宝藏。因此，在“文革”期间，响堂山石窟免受了灾难。1961年，响堂山石窟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响堂山石窟：复原和还原”得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立项并正式启动。项目的运作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一是传统的艺术史研究；二是运用新的数字科技制作三维立体模型，为响堂山石窟和流失的石刻建立一个图像数据库。研究中，响堂山石刻和其他北齐时代的美妙艺术令美国人震撼。
200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获得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响堂山石窟内开始数码摄影，三维扫描工作则由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负责完成，工作重点是北响堂刻经洞。对三维模型进行纹理映射，把模型和照片对应、整合到一起，实现真颜色和实感，完成三维模型。通过信息处理，项目组成功找到了刻经洞北壁主要造像的头和手，以及佛台上丢失的浮雕；东壁和南壁的两个菩萨头也逐渐面目清晰。
2011年2月26日，一个名为“昔日回响：响堂山佛教石窟寺展”的特别展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赛克勒美术馆盛大开幕，展览的名字恰好和响堂山的“响”字对应，颇耐人寻味。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位于中国河北省境内的响堂山石窟开始遭受到大规模的盗窃和破坏。流散各地的精美石刻聚集一处重新展出，20世纪以来还是第一次。
艺术价值
响堂山石窟在艺术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是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诸多大石窟无法比拟也无法取代的。因此在1961年，响堂山石窟与诸大石窟一起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学者范文澜、郭沫若等响堂山石窟艺术均有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对响堂石窟艺术也多有偏爱，曾多次在北京琉璃厂购买响堂山石窟石窟造像和刻经拓片精心收藏。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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