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从大名走向中国文化深处 ……
□吴蓉

黄庭坚画像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

熙宁五年至元丰二年（1072-1079年），黄庭坚在大名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其间，他与同僚赠答唱酬，琢磨诗艺，“黄庭坚体”雏形渐成。也是在这里，他与苏轼以诗文结缘，开启了二人的师友之谊；仍是在这里，他追慕古赵人物，尤其为廉颇蔺相如的大义感动，间接成就了日后的草书力作《廉颇蔺相如列传》。

在大名，黄庭坚虽然只是下级官僚，离开大名时，他自我评价“六年国子无寸功”，而事实上，在他的为官生涯里，“大名时光”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提升了诗艺，锻造了人格，厚实了信仰，其“文行足为学者轨范，当时甚推重焉。”（《大名府志》）。

自元丰二年（1079年）离开，黄庭坚再也没有回过大名，但细数其一生，“大名养分”滋养出的痕迹时时可见。

 

大名府宋明故城遗址挖掘现场

 

 

 

 

庆历五年（1045年），黄庭坚出生在江西一个官宦世家。其祖父黄湜祐擅长书法，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伯祖黄茂先以书法著称，时人推之为江南名家；父亲黄庶，庆历进士，曾知康州，赠中大夫，有《伐檀集》存世；叔父黄廉工诗善书，“诗成戏笔墨，清甚韦苏州。篆籀有志气，当于古人求。”（黄庭坚《都下喜见八叔父》）

治平四年（1067年）春，黄庭坚登进士第，开始步入仕途，初调汝州叶县尉。熙宁五年（1072年），“诏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与初任叶县不同，北京学官无需再为公务奔忙，黄庭坚有了大把时间博览群书，教授之余，创作诗歌近三百首，诗技大幅跃升。

作为教书先生，黄庭坚与国子监诸生成立了小型诗社，平日探究学问，磨炼诗文。

熙宁八年（1075年）秋，诸路府州举行发解试，发榜时，监生崔常甫、王世弼二人落选，郁郁不乐，黄庭坚作诗：“吾党二三子，士林耸孤标。小谢抱周易，忘言独参寥。崔郎楚左史，二典考舜尧。王生风雅学，谈辩秋江潮。洒笔惊有司，小敌谓可骄。安和摴蒱局，临关败三枭。三生数步隔，屡赴茗碗邀。”（《招子高二十二韵兼简常甫世弼》）予以劝解宽慰。

平时与同僚诗酒唱和更是常事，尽管这些人官职低微，如郭庭诲、吴彦、盖郎中、郭郎中等，其事迹多不可考，“广文官舍非吏曹，况得数子发嘉兴。千古风流有诗在，百忧坐忘知酒圣”。（《和世弼中秋月咏怀》）因较少有利害关系，黄庭坚在感叹“冷宫”生活清苦同时，也相当享受这种闲适的日子。

他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在大名期间因诗文而结。熙宁七年（1074年），黄庭坚与反对变法而被贬官邓州的诗人谢景初之女完婚。《王直方诗话》记载了这段以诗歌为媒的佳话：“师厚（谢景初）方为其女择对，见庭坚诗，乃云‘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坚因往求之”。而在这之前，黄庭坚随舅父李常游学淮南，李常好友、外放吴兴大臣孙觉因黄庭坚的才学与为人，将11岁的女儿孙兰溪许配给黄，成翁婿之好。

在大名，黄庭坚还结识了不少棋逢对手的诗才，如晁补之（“苏门四学士”之一）、廖明略（“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苏辙等。晁补之、廖明略及第后，一授澶州司户参军，一授滑州司户参军，两地与大名紧邻，三人你唱我和，次韵相高，称得上人生乐事。

熙宁八年（1075年），李常知齐州，苏辙时任齐州掌书记。齐州与大名不远，黄庭坚与李常感情极深，时去探望，“历下楼台追把酒，舅家宾客厌论文”，在舅家，他与苏辙成为诗友。

诗歌唱和犹如下棋，只有与高手对垒，技艺才会提高。黄庭坚任职大名期间的诗歌唱和，特别是与谢景初、晁补之、廖明略、苏辙之间的切磋琢磨，让他的诗歌创作进入高峰期，“黄庭坚体”也在这前后形成。

三年任满，黄庭坚本可以离开，但“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年谱》），足见作为学官，黄庭坚是相当称职的。

在国子监教授任上又三年，黄庭坚即将到京改官。此时发生的两件事，让他倍受打击。一是年仅二十六岁的继室妻子谢氏病逝，留下高堂老母和牙牙学语的幼女需要照料，其痛苦与忧虑可想而知。二是受“乌台诗案”牵连，原本的留京重用最终被改为受知太和县。

少时家境贫寒，青年时两次丧妻，师友无端罹祸，命运让黄庭坚呈现出未老先衰之态，二十多岁就长出了白发，他在熙宁二年（1069年）作《次韵裴仲谋同年》，有“白发齐生如有种”之句，次年作《河舟晚饮呈陈说道》，有“由来白发生无种”之句。诗中也常流露出辞官归隐的念头。熙宁四年（1071年），黄庭坚在叶县县尉任上，就有“忽忽不乐”怀归之意。元丰二年（1079年），在大名作《杂诗四首》，“如何苦思形中事，忧患从来为有身”，反映了浓厚的出世思想。

在大名的八个年头，黄庭坚没有实权，生活寡淡。离开大名府时曾有诗云：“六年国子无寸功”（《次韵和答孔毅甫》），但他还说过，“十年不见犹如此，未见斯人叹滞留。”（《闰月访同年李荑伯子真于河上》）虽是赞人，也是诗人自我情绪的流露。

 

 

 

在大名期间，黄庭坚最大的收获，是与苏轼进行了“直接对话”。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黄庭坚与苏轼的友谊，就是从品评诗文开始的。

年长黄庭坚九岁的苏轼，早于熙宁五年（1072年）就在吴兴孙觉处看到过黄庭坚诗文，之后于熙宁十年（1077年）又在齐州李常处读到黄的作品，赞之为“精金美玉”，称黄庭坚“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直目为“非今世之人”。（苏轼《答黄鲁直》）。

黄庭坚在大名时，苏轼文名日隆但政治处境颇多挫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放官在外，正在徐州任上。

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殷殷致书苏轼，“执礼恭甚”。在这封《上苏子瞻书》中，黄庭坚表达了对苏轼人格的倾慕和才学的钦佩，并表示愿意投其门下，表达了知遇之恩的感谢，言语饱含景仰与敬重。

随书寄上的还有《古风二首》：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终然不可口，掷置官道旁。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其一）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小大材则殊，气味固相似。”（其二）

两诗托物引类，第一首表从师之心，第二首表交友之意，高雅脱俗。

苏轼也以诗书为报。回信将黄庭坚视作故交旧友，推扬汲引，如恐不及，德风仁意，充溢其间。和诗《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亦托物吟讽，趣如原作，以“蟠桃”之“千岁终一尝”比黄，期以大器晚成；又以“苦李”自喻，仅因无用而得全生而已。

当年秋末，黄庭坚自卫州回到大名，看到苏轼答书和诗，对苏轼所言“不以污下难于奖拔接引，开纳勤勤恳恳，俯代销而忘其臂之劳，强驽马于千里”，表示感谢，并决心“勉奉鞭勒，至于胜任而后已”（《与苏子瞻书》）。不曾谋面的苏黄自此定交，黄庭坚真正成为苏轼的门下士，二人的政治生命联为一体，开始将“相依在平生”付诸实践，即使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二人此后二十余年的交往过程中，从最初的“蟠桃”到“精金美玉”，黄庭坚在苏轼心中愈加珍贵；黄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也由师到友，由景仰到同行，发生着自然的转变。

 

 

 

作为书家，黄庭坚上承唐张旭、怀素，下启明祝允明、王铎，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北宋四家”，楷、行造诣颇深，草书更是独树一帜。

黄庭坚很早就开始练习书法。大名是他进一步提升书法水平的好场所，至今可以读到他记录与友人赋诗作字情景的诗句。如熙宁七年（1074年），他在《林为之送笔以赠》中说：“晴轩坐风凉，怪我把枯笔”“洗砚磨松煤，挥洒至日没”，苦练书法之状跃然纸上；熙宁八年（1075年），他在《庭诲惠巨砚诗》中说：“郭君大砚如南溟，化我霜毫作鹏翼。安得剡藤三千尺，书九万字无渴墨”；元丰二年（1079年）作《书扇》：“鲁公笔法屋漏雨，未减幼军锥画沙。可惜团团新月面，故教零乱墨云遮。”

不仅勤于练习，黄庭坚始终在挥毫中思考，在思考中总结，理论功力和鉴赏力日渐深厚。

除技巧外，黄庭坚论书特别强调人格、学问、修养和性情。他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山谷题跋》卷五）。其《跋范文政公帖》云：“今士大夫喜书，当不但学其笔法，观其所以教戒故旧亲戚，皆天下长者之言也。深爱其书，则深味其意，推而涉世，不为古人志士，吾不信也”。《题王观复书后》云：“此书虽未及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垒，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山谷题跋》卷七）在《论写字法》中，他更是教导后学，“要须得一佳士与游，养其忠厚之源，此最为先务也”（同上）。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在草书长卷《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大放异彩。作为黄庭坚存世篇幅最长的草书作品，此帖不仅以丰富多样的笔法，尤其是独创的颤笔技法，赋予草书新的境界，更让人在激荡的线条美中，看到当朝新史官在巨大政治苦闷下另一种形式的谏诤。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哲宗继位。四月，黄庭坚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六月抵京。同年十二月，苏轼自登州召还抵京。元祐元年（1086年）初，二人第一次见面，同朝为官，步入终生最为快意的一段翰墨友谊生活。

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因“好学有文”，由旧党核心人物司马光提议，参与核定《资治通鉴》。十月被授予《神宗实录》院检讨官之职，主持编写《神宗实录》，遂有“黄太史”之称。

能与苏轼同朝为官，又参与自己所长的史书修订，黄庭坚心情大好。可好景不长，随着司马光回朝执政，反对变法的老臣们陆续恢复权位，而推行新法的改革派纷纷遭贬外放，一年内，新法几乎尽废。

如果说，在大名当学官时的黄庭坚远离政治、超然物外的话，那么这次，他则完全处在朝廷党争的漩涡和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在政治理念上倾向旧党，并得到旧党的青睐和荐拔；另一方面，他与苏轼一样反对对新法采取一风吹的做法，更不赞成对新党随意打击报复。在《次韵荆公题西太乙宫壁二首》第一首中，黄庭坚写道：“风急啼鸟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意谓旧政新政，议论纷纷，谁是谁非，无法确认。

朝中党争严重，内心自我挣扎，这些都令黄庭坚忧心忡忡。

任史官仅仅六个月，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权力格局再次发生变化。掌权的旧党内部发生分裂，出现洛党、蜀党、朔党之争。在这场内部党争中，黄庭坚虽无党同伐异之论，但也难免“被站队”，而他本人是希望各派捐弃嫌隙、同心勠力，更希望贤相在朝、良将守边，以保国泰民安，此时，一向被其敬重的廉颇、蔺相如就成为他心中共扶社稷的理想人物。

 

黄庭坚书《松风阁》（局部）

 

黄庭坚在大名八个年头，对古赵之地多有游历，这片土地上曾经熠熠生辉的人物和荡气回肠的史事常出现在诗文中，尤其是廉蔺，他多次提及。熙宁七年（1074年），黄庭坚作《观道二篇》：“廉蔺向千载，凛凛若生者。曹李虽无恙，如沉九泉下。”从那时起，廉颇、蔺相如就成为他心中文臣武将的楷模和标准。元祐元年（1086年），他在《和邢惇夫秋怀十首》中又一次提到廉蔺大义：“相如用全赵，留侯开有汉。名登泰山重，功略天下半。让颇封韩彭，事成群疑泮。天道当曲全，小智骜后患。”对蔺相如的智勇双全和张良的运筹帷幄不吝夸赞。黄庭坚的这种推崇，无疑是希望陷于权争的中央政府能有新的“将相和”再次上演。

元祐二年（1087年），黄庭坚作《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韵谨同韵赋之》云：“辍来入班品，逸民尽归周。股肱共一体，间不容戈矛。人材如金玉，同美异刚柔。政须众贤和，乃可疏共吺。”直接吁请朝中众大臣求同存异、共商国是，其心可鉴，其情可悯。

 

黄庭坚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在一次又一次希冀、吁请中，司马迁笔下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在黄太史心中一次又一次荡起层层巨澜，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的廉蔺形象一次又一次清晰出现在他眼前。虽身居庙堂，胸怀社稷，但却人微言轻，此时，黄庭坚只能以如椽之笔，饱蘸忧虑、理想、无奈、期望之“墨”，挥写下《廉蔺传》这一不朽名作。

从“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开始，这幅千余字的草书作品只写了全文的将近三分之一，但却将黄庭坚对党争的看法、对人生的感叹完全蕴藏其中，写到结尾处的“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时，意尽墨枯，最后一个“也”字拉出长长的一道，如同立锥刺向大地，又分明是另一种形式的泣血谏诤，更是一篇史话，永久镌刻在历史的长空。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说，“元祐文章，世称苏黄”。黄庭坚不仅继承了北宋初年苏舜钦、梅尧臣的诗体改革主张，反对风靡一时的浮华、庸俗文风，还开创了“江西诗派”，被后人认为是整个宋诗的代表，流风遗韵还远被近代。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

黄庭坚不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和强烈政治主张的人，但在早期，包括大名时期，除唱酬赠答、题咏山水等贯穿一生创作的题材外，他也很注重反映时事政治、民生疾苦，例如在叶县所作的《流民叹》、在太和所作的《渔父二首》《上大蒙笼》等，对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对封建苛政进行了谴责。

尤其在大名期间，虽然身处“冷宫”，安于闲适，但对社稷民生并不冷漠，看待现实非常客观冷静。

元丰元年（1078年）春，黄庭坚到邓州拜望岳父谢景初，二人赋诗唱和。诗作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情绪，如“民生自煎熬，煮豆似其焚”（《次外舅谢师厚病间十首》）“忆在昭陵日，倾心用老臣。功归仁祖庙，政得一书生”（《陪谢师厚邀游百花洲槃薄范文正公祠下道羊县哭谢安石事因读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十诗》）。诗中所推崇的范仲淹既是当朝名相，更是名将。黄庭坚谒祠赋诗，是对范的缅怀，也是对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胸怀的称颂。

此次出行，黄庭坚还拜谒了寇莱公祠，他在比较寇准得志与失势时的不同处境与世态炎凉说：“盛时众吹嘘，谪去众毁辱。”并仰天长叹：“谁能起公死，为国守北门！”（《丙寅十四首效韦苏州》）

作于大名期间的《和谢公定征南谣》，更是将北宋对交趾的战事带给人民的苦难、大臣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及劳民伤财的罪恶，乃至“王师”残暴杀人的真实面目进行了大胆的揭露。

作为苏门人物，黄庭坚与苏轼的政治操守十分接近，这从二人对待王安石及新法的态度可见一斑。苏黄对王安石和新法都有不同意见，但始终认为新法经过多年实施，应该对其“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废弃，（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对王安石的为人与才学更是尊仰有加。

在大名时，黄庭坚就对新法有了一定认识。他曾作过一篇议论政治的七十二韵五言长诗《次韵奉送公定》。诗中批评自王安石变法以来一些趋炎附势的新进人物的骄横，同情正直的朝臣遭到打击与迫害，表达了对政治险恶的慨叹。

元祐元年（1086年）七月初，黄庭坚与苏轼同游京西郊太乙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二首。此时，这位罢职在金陵的前宰相，变法核心人物，已于三个月前忧愤而死。此次看到王安石诗，二人感慨系之，和诗数首。黄庭坚在《次韵荆公题西太乙宫壁二首》中的第二首写道：“晚风池莲香度，晓日宫槐影西。白下长干梦到，青门紫曲尘迷”，说的是新派核心人物王安石厌京洛风尘而思金陵山水，“超然尘埃之外，视毁谤如蚁蚋飘风而已”。此外，他还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对王安石去世后党争纷纷颇为不满，对王安石的学问和人品给予极高评价。在《跋王荆公禅简》中，黄庭坚写道：“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在旧党得势、众口一词讨伐王安石之际，黄庭坚能破除门户之见，以客观宽厚的态度评价王安石，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识见，也表现出他痛恶见风使舵、坚持自立自断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

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又上台，罗织旧党罪名，黄庭坚被指责为修《神宗实录》不实，罢官受朝廷讯问。据明周季风《黄庭坚别传》载：“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得以讯问，摘千余条示之，谓多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才三十二事，先生（黄庭坚，笔者注）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这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节，令人感佩。

 

 

 

在政治上，黄庭坚是一个有节的人；在生活中，黄庭坚则是一个有趣的人。除诗外，酒茶石等平常之物，都在他笔下有了另一幅模样。

于酒，黄庭坚从少年到迟暮，尝尽千般滋味。

黄庭坚16岁时作《溪上吟》，就提到了酒，“念昔扬子云，刻意师孟轲。狂夫移九鼎，深巷考四科。亦有好事人，时能载酒过。无疑举尔酒，定知我为何。”在这首诗人有确切纪年且年代最早的诗中，充满放怀山水、淡薄名节、载酒自娱、安贫乐道的思想，颇有陶诗风味。

熙宁元年（1068年），黄庭坚任汝州县尉，这虽是他仕宦生涯的起点，但他既不汲汲于仕进，也不屑做奔走俗吏，公事之余，便是诗书棋酒。熙宁四年（1071年）作《戏书效乐天》，“造物生成嵇叔懒，好人容纵接舆狂。鸟飞鱼泳随高下，蚁集蜂衙听典常。母惜此儿长道路，兄嗟予弟困冰霜。酒壶自是华胥国，一醉从他四大忙。”愿以酒为媒，在短暂欢愉中摆脱人生烦恼的愿望，在诗行间尽显无遗。

宋太祖次子燕懿王德昭的玄孙赵令畤，在他的《侯鲭录》中记载，黄庭坚在大名期间，赵的伯父慕名延请黄庭坚教授子弟，由于对其过于喜爱，酒酣耳热之际，竟将自己所穿衣服披在黄庭坚身上。黄庭坚醉中口占一诗：“叠送香罗浅色衣，著来春色入书帷。到家慈母惊相问，为说王孙脱赠时”，一时传为佳话。初入大名，只有28岁的黄庭坚面对皇亲国戚有礼有节的作风和酒后赋诗的傲然，让一个飘逸潇洒的醉吟诗人如在眼前。

在无数次陶陶兀兀中，黄庭坚用酒意消解着心中块垒。可病魔很快降临。元丰元年（1078年），34岁的黄庭坚慨叹：“今年病起疏酒杯，醉乡荆棘归无路。”（《奉和慎思寺丞太康传舍相逢并寄扶沟程太丞尉氏孙著作二十韵》）“露曦风晚别春丛，拂掠残妆可意红。多病废诗仍止酒，可怜虽在与谁同？”（《王立之以小诗送并蒂牡丹戏答二首》其二）

因病而不得不“止酒”，给好酒的黄庭坚带来莫大烦恼。多年沉沦下僚，爱妻不幸离世，悲伤的情绪不断挑动着他本就敏感的神经。事业、亲情、健康，黄庭坚无一得意，终于在由太和县令迁为德平镇监赴任途中，立誓戒酒色肉食，希冀在佛禅中得到精神救赎。

自此，黄庭坚开始了以茶代酒的二十年。

于茶，黄庭坚有言，“以吾之乐双井，知和甫之不忘卢泉也”，那些生于青山幽谷、不染尘世的茶叶是其人生的慰藉，他也拥有了“双井主人”（黄裳语）、“分宁一茶客”（富弼语）的美誉。

在大名期间，黄庭坚就参与过许多茶会，留下不少有关茶的品鉴之作。《博士王扬休碾密云龙同事十三人饮之戏作》描绘的便是馆阁文人畅饮官茶、谈笑风生的场景；《次以道韵寄范子夷子默》中“颇知城南园，文会英俊侣。何当休沐归，怀茗就煎去”，写诗人邀朋唤侣欢聚饮茶之事。“雪屋煮茶药，晴檐张画图……尚喜读书否，还能把酒无”（《寄南阳谢外舅》）、“石鼎香浮北焙茶，洪炉壳爆宣城果。陆珍海异厌下箸，别索百种烦烹和”（《宣九家赋雪》）等诗句，再现文士煮茶、琴棋相伴的场景，极富浪漫色彩。

于石，黄庭坚承袭了北宋士大夫收藏鉴赏、把玩寄情的传统，爱之念之。

在从京城前往太和县任职路上，黄庭坚意外得到一块石头，上有逼真的竹笋状图案，远远看去像一本书。虽然造型普通，但上面的图案让他爱不释手，于是收藏起来，不仅在上面题诗一首，署了名，还加刻了私章。诗云：“南崖新妇石，霹雳压笋出。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题新妇石》）

1967年冬天，这块石头在江西省武宁县石家祠堂乱石堆中被发现，经鉴定，此石是一块极其珍贵的中华震旦角石化石，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化石标本。

如今，黄庭坚近千年前的诗文伴着这块形成于4.6亿年前的化石，静静躺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珍藏室中，做为“镇馆之宝”，默默记取着曾经发生的人石佳话。

刻在石头上的《题新妇石》除字面对应石上图案，也因期待幼笋成竹的深意，表达了黄庭坚对人才的关心和爱护之情，其日后对杨明叔、高子勉、范寥等青年诗人的扶掖，正是这种关心和爱护的具体表现。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边上仍清晰可见黄庭坚书写的五绝《题新妇石》

 

对酒、茶、石的喜爱，起因或因失意，但正是这些失意，成就了诗意丰满的黄庭坚。

 

 

 

黄庭坚对做官兴趣不高，进士及第时，甚至不太想去赴任。有诗说：“出门捧檄羞闲友，归寿吾亲喜自知。”（《光山道中》）而进入仕途后，在官思归的念头，存留始终，并多次在诗文中表现出来，如“酒船渔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

这种为官态度导致他一生没有进入过政治斗争中心，但因与苏东坡的师友关系，他频频卷入其中，屡受牵连，最后贬死蛮荒，但九死不悔，迫害愈深，情感愈烈。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入狱，无端罹祸，后虽释放，却贬黄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因“收受有讥讽文字而不申缴”，黄庭坚被罚铜二十斤。他为自己不平，更为苏轼的遭遇感到愤慨，又因无法伸出援手心急如焚，只能通过与诗友唱和以遣愁寂，“功名可致犹回首，何况功名不可求”（《次韵答柳通叟求田问舍诗》）“既无使鬼钱，又无封侯骨。薄禄庇闲曹，且免受逼卒”（《再和答为之》）。

绍圣元年（1094年），黄庭坚与苏轼又一次遭受到严酷的政治打击。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起用新党章惇、蔡卞等人，开始迫害旧党中人。黄庭坚遭遇《神宗实录》史祸，十一月被召至陈留接受勘问。同年四月，苏轼被加以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贬惠州。二人于七月中旬相遇彭蠡，“相会三日”（黄庭坚《与佛印书》）。其间，苏轼作《黄鲁直铜雀砚铭》，“漳滨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与真隔。人亡台废，得反天宅。遇发邱陇，复为麟获。累然黄子，玄岂尚白。天实使我，使与其迹。”结合自己多灾多难的身世，说自己就像漳水河畔的陶泥，反复抟和揉搓，一旦成型，就失去了本质。其沮丧、沉沦之意，在苏诗中并不多见。

谁也不曾想到，彭蠡相会，竟是永诀。

离别彭蠡，二人各奔南北。苏轼十月初抵惠州贬所，至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再贬海南儋州，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六月渡海，三年后方得内迁。而黄庭坚十一月抵陈留，勘问结束，以“诬毁”先朝罪于十二月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次年四月至黔；元符元年（1098年）又移戎州安置。苏轼内迁时，黄庭坚亦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

这一时期，苏黄贬居两地，间隔千里，而相互萦怀，或书信往来，或题跋字画，或追和旧作，友情似海，称颂不已，班班见诸集中。

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在江陵病居的黄庭坚东行探家并赴任太平州职。亦师亦友的苏轼已于上年七月去世，他因此悲痛不已，难以释怀。五月途经江洲湖口时，李正臣持苏东坡去年四月所作次韵《壶中九华诗》来见。

1093年，苏轼途经湖口，看到李正臣收藏的异石九峰非常喜爱，命名为壶中九华，并欲购买，李正臣没有出让。1101年，苏轼又过湖口，想再看看这块奇石，却不料已被他人买走，遂留诗记录下这件事情。如今黄庭坚见诗怀人，感慨万端，“庭坚系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诗来。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遂赋诗云：“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诗中用完璧归赵、南柯一梦两个典故，比喻师友已逝、此段陈迹不可复来，充满着对苏东坡最深情的怀念。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基础上，苏黄开拓了新的意境，倡导了新的文风，二人亦师亦友、定交于大名、浓情于赵典的友谊也在23年酬唱赠答中不断加深，渐入佳境，直至生死两端，令人泪目。

 

 

 

苏轼去世后，黄庭坚经受了更大的政治风浪，且被贬往更加荒远的宜州（今广西宜山），最后卒于贬所。

崇宁二年（1103年），朝臣迫害元祐旧臣变本加厉，黄庭坚被列入元祐党籍。两年前寓居荆州时作《承天院塔记》，转运判官陈举拟书名碑尾以托不朽，被黄庭坚拒绝。如今陈举挟怨报复，摘取《塔记》中“天下财力屈竭”等语，向原与黄庭坚有隙的副相赵挺之诬告黄庭坚“幸灾谤国”，十一月，黄庭坚遂被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州市）。

宜州不仅环境艰苦，地方官员还处处刁难年迈的黄庭坚。来贬所半年，连安身之处都没有，官府不准黄庭坚住在城里，他只好在城南租赁了一间“上雨傍风，无有盖障”的民房，于崇宁三年（1104年）十一月，“抱被入宿乎”其中（《题自书卷后》）。后为避官府故意找房主的茬，又于崇宁四年（1105年）五月搬至城头一座破旧的戌楼中栖身。

一生徘徊于祈慕归隐与政治失意中，黄庭坚对人世种种，始终没有殚精竭虑去追求，功名利禄，繁华富贵，更是浮云，于是，在他的吟咏中，反复出现“黍梦”“槐安”的意象，如“从师学道鱼千里，盖世功名黍一炊”（《欸乃歌二章戏王穉川》）、“感君诗句唤梦觉，邯郸初未熟黄粱”（《戏答赵伯冲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择解嘲》）、“白蚁战酣千里血，黄粱炊熟百年休”（《题槐安阁》）、“麒麟图画偶然耳，半枕百年梦邯郸”（《送别刘道纯》）、“功名黄粱炊，成败白蚁阵”（《明叔知县和示过家上冢二篇复次韵》）、“百年才一炊，六籍经几秦”（《留王郎》）……

但黄庭坚终究是时代中人，同北宋中后期知识分子状态相同，他理想超俗，但不离世；心慕林泉，却不弃官。从政是他聊以谋生的手段，所以无官可做时，他依然能专注于心灵的超迈高洁，风节的通明无垢；依然能不计较形骸的去留，甘于站在政治边缘；暮年肉体虽备受折困，但精神无限飞扬，依然能浩然自得，口不停吟，手不辍书，并撰写日记《宜州乙酉家乘》（笔者注：这是中国古代传世的第一部私人日记，格范至今通行，在文体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正所谓“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书嵇叔夜诗》），而在于关键时刻“能秉不凋之节，奉以终始。”（《与王子飞》）。

此时的黄庭坚，又“恢复”了学官身份，只不过，这个“学官”称谓无需考试获得，教授的则是当地百姓和前来求教的青年。百姓每每求教索诗，他都热忱相待。蜀中青年范寥远道谒访，黄庭坚与他同住戌楼，“围棋诵书，对榻夜语，举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宜州家乘序》），怡然于窘困但温馨的师生之谊里。

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六十一岁的黄庭坚病逝于戌楼，守候在他身边的学生范寥为老师料理了后事。

 

位于江西修水县杭口乡双井村的黄庭坚墓园

 

一代名士就此搁笔，任凭后世之人在他的人生书稿上盖章品评。

黄庭坚“从学官到学官”间的所有起承转合，都或多或少与“大名养分”有着微妙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生书稿上，或因大名的无言而没有大名的品评，但这上面一定有大名持续千年的欣赏眼神。

 

黄庭坚所著《乙酉家乘》为首部中国传世私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