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生涯大半生
蒋有年
我是大名县城关镇北城隍庙街人。我从事教育工作作三十五年，其中有工作得心应手，做事顺利的阶段，也遇到许多艰难困苦和受人污陷打击的情况。可以说我的青春、壮年、甚至老年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兹忆述如下：
一、初步的考验
1966年经大名县文教科考试，我当了教员，第一个岗位就被分配到离县城五十多里的五区北峰。我没向领导提任何条件和要求，毅然辞别了无依无靠又将临产的妻子走马上任（我从小父母双亡），背起行李卷步行几十里到北峰去报到。一路上走土路、翻沙窝、上土岗，走了大半天累得腰酸腿疼，脚上打了泡生疼生疼的。刚到区部休息片刻，区教育助理给我一介绍信要我到马程村去教书。这又要走六、七里路了，这时脚更痛了，但我二话没说就一瘸一拐地走到了马程村。
到职后生活问题是一大项，先在村长马秀岭家吃了几天饭。这样下去也不是长法，就要自己起火做饭。学校内只有一口八印大锅，校内没有经费，我自己手中也没有钱，怎么办呢？借，通过干部向群众借了一小斗玉米（约十五斤），又借牲口磨成面，买了捆麻豆秧做烧柴。用玉米面在大锅里贴成饼子，糊了点玉米粥，算是起了火，一日三餐不变样。
当时学生上学需动员，先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喊来些学生。这些学生不是自愿来上学的，所以不巩固，有要回家看孩子的，有要下地干活的，一个要走都要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后来我只好自己挨门挨户去动员，向家长讲明上学的好处，这样学生渐渐多了。但有的家长对孩子上学不重视，特别对女孩子上学更轻视，借故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我又利用在校的女生去动员校外的女生，结果比老师亲自动员还有效，就这样总算把学校办起来了。
上课没几天新的何题又来了，当时学校要配合中心工作搞宣传，需要搞文艺宣传队扭秧歌、打花棍。自己不会，我就先向学生学，到邻村求教同行，还自编了一些快板让学生唱。就这样文艺宣传队搞起来了。一春天没回家一趟。到麦季放了假回家时，我的小女儿已经三个月了。
后来在南庄教学时，冬季没火炉取暖，晚上和学生张振起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早晨用带冰的水洗脸，拿冰块当香皂用。有时还需下地拾柴烧。虽然苦些，精神却非常愉快。
二、灾区办学
我县境内的漳河历来给我县人民带来很大灾难，河水经常泛滥，说涨就涨，如脱缰的野马，奔腾而下淹没庄稼和村庄。特别是大堤以内的40多个村庄，更是年年遭水灾，地里长满水草，庄稼颗粒不收，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所以办学校也不太容易，几个村才有一处小学。
1951年秋季，我被调到水灾区万堤东的张潘庄小学。当时我长了两腿粘腿疮，经常痒得钻心，挠破后露着红肉非常疼。到水灾区工作，要经常趟水，对疮不利，可我为了工作不能光顾自己，没有讲价钱毅然趟着水去上任。走到孙村、二集村东时，公路小桥被水冲塌了，只好趟着齐腰深的水过河，因没趟过水，又是生地不知水情，险然歪倒到水里，行李湿了半截。走到山庄北地又踏了一里多的泥路，在芦苇丛里找到了张潘庄。
该村周围到处都是苇草，没有庄稼。人民生活全靠收点苇子换点粮食，生活非常艰苦。到村后住在一家四个光棍汉的吕锡朋家，和他们打伙吃饭。吃的是粗粮，睡的是草铺。后来学生家长看我的生活太苦，就提意让我吃派饭，每个学生家吃一天，一家一家向下传。这一下可好了，我的生活提高了许多，轮到谁家他们都拿出最好的给我吃（如花卷、面条、炒菜），这使我很受感动，我抱定决心把学校办好，把学生教好，来报答家长们对我的厚爱。通过吃派饭，我也做了本村全部学生家长的工作，征求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和对学生的要求，以及学生在家中的一切情况，对教好学生起了很好的作用，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
张潘庄小学是几个村联办小学，其中除张庄、潘庄的学生外，还有大小潭口、郭苏庄的学生，只有一个班。后由原来60名学生发展到83名，采用五个年级的多级复式教学。一堂课要直接与五个班授课，有的听讲，有的预习，有的做作业，有的写字，有的复习，轮番进行。经过精心安排一堂课还经常超过时间。课下并不轻松，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常常在小油灯下熬到深夜。经过努力学生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到黄庄高小招生时，去了几名学生全被录取，张潘才有了第一批高小学生。学校的威信提高了，来上学的学生也更多了。大李庄、前桥、郭庄的学生也要来入学。但教室的容量有限，又只我一名教师、实在顾不过来，才没有收。
我对该校也有了感情，把家属带了去安了家。家属去时群众争相给腾房，争着给送柴烧、送用具，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可过了一夜，门前堆起了一垛柴火，问是谁送的也无人承认，想送回也找不到送柴人。我只好在教学上多下功夫，教好学生来报答群众对我的关怀。
由于我办学成绩显著，1952年区领导调我到万堤开办万堤高小。调走时学生和家长恋恋不舍，送到村外还不回去，有位老大娘掉着眼泪说：“蒋老师走了，孩子象没有娘了一样”。
1952年暑假我和董清源老师到万堤开办高小时，上级只给了五十元的开办费，连买些必要的炊具和用具都不够。我们只有因陋就简来办学。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借了三间民房当教室，在墙上泥了块黑板，桌凳全靠学生自带。又找了三间房做为老师的办公室兼住室、储藏室，锅灶是在院子里搭个棚子凑合的。一切准备工作初步就绪，就开始招第一班学生。学生来源广（因是灾区第一次建高小）面积大，北至三个王胜町、迤庄，南至王董村、大桂村、石家庄，东至东廉庄、郭苏庄，西至兆固、韩庄等二三十个村。路远又是水灾区路上需要踏泥趟水，入学后必须住校。于是又结合村干联系群众生尽百法又借了男、女宿舍4间，又发动学生投亲访友找住处，才算安置下来。
因是多年来第一次招高小学生，所以学生的年龄悬殊很大。最大的二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程度也不齐比较难教。
招第二班时，我们利用旧庙屋当办公室兼住室，又动员村干部向上级申请点补助费盖了六间教室及两间伙房。上级拨款少，所以师生经常参加建校劳动，和泥、搬砖、挑水等零活都是老师带领学生干的。
1951年至1958年我一至坚持灾区教育。来往开会，到外村做家访都要趟水踏泥，学生上下学，要过水我们不放心，经常护送学生过水沟，组织学生互相照顾，大护小，男护女，由于组织得好，学生上下学从没有因水情发生事故。
1954年漳河发水时学校被淹没，教室里的水一米深，学生被迫停了课，老师转移到村北头大堤上董守义家住，学校的一切都泡在水里，我们不放心。一天我游着水过水沟（万北中间东西一个大水沟）到校察看房屋时，发现空水缸被水漂起要冲走，我赶到后把水缸等物推到屋里按沉到水底，保护了学校财产没受损失。等大水降后师生才返校复课。这时教室内还到处都是泥泞，课桌的桌斗里也落了一层淤泥，讲台很滑，一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危险，师生打着赤脚上课，挽着裤腿学习。被褥也非常潮湿，但谁也没有叫过苦。1955年我被评为优秀教师，出席了县优秀教师代表会，在会上我做了“坚持灾区教育”专题发言，介绍了经验，受到表扬和奖励。1957年我以万堤区优秀教师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地区组织的赴京参观团，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官厅水库，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听了北京某小学教师的讲课和经验介绍，提高了自己的教学能力。
三、教学改革
1954年教育战线开展学习苏联凯洛夫教学法和普希金教学法，在课堂上实行五段教学法，即：复习旧课、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我就努力学习文件，认真备课，写出切实可行的新教案，并尽力做到有直观教具。经常制做和搜集标本、教具。当时我绘制了地理、自然、生理等各种图表一百多张，搜集矿物、植物、动物标本几十种。我为找到热带植物标本，我曾向在广东教书的表兄去信索要。到北京参观时搜集了些寒带植物叶，又给在矿山工作的亲戚去信，让他给寄来铁矿石。这些标本摆满了我的办公室。还自制了地球仪、地势模型等许多教具，提高了教学效果，得到了领导的好评。
1954年搞教改时，全县的中心校长，各区的教育干部、骨干教师都到万堤各个学校集训。并以万堤高小为重点。我在万堤教书，又是青年教师，自然要我起带头作用，找出经验推广全县。我经过一段努力，在教育科杨采臣科长、宋化民主任指导下，组织了万堤、杨桥两个区的教师参加的观摩课。教室太小就在万堤戏院进行，我和学生在舞台上进行教学，参加者都在台下观着。课后大家一致认为这堂数学课很成功，可以推广。并顺便观看了我上的体育课，也得到了好评。
本校的地理课原由一位老教师担任，由于讲法不当效果不佳，杨采臣科长亲自提议让我讲地理课，并当天就要我试讲，杨科长随堂就听。我备好课后走上了讲台，随讲随在黑板上画图，课后得到杨科长的肯定。从此我又多担了一门课，虽然忙了些，但精神上感到很愉快，后来我在讲课中不断学习，不断改进提高，利用“假想旅行”的方法上地理课。学生很感兴趣，效果很好。有时把讲的地理内容编成顺口溜，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如把黄河流域的省编成：青（海）陕（西）甘（肃）加两河（河北、河南）加两山（山东、山西）。把长江流域的省市编成：青、云、四加两湖，江西、安徽到江苏，上海浙江也算数等。
在讲数学课时，对比较难懂的题，多采用图解的方法教。有些测量的内容，就领着学生实地测量，能用教具的尽量利用教具，改进了死记硬背的旧教学法。
在提高学生作文能力方面，根据学生的年龄、知识能力、语言能力等特点，采用了看图作文，逐渐过渡到命题作文。后来我所在的工农兵小学语文教研组经过试验，摸索到看图作文的初步经验。写了《看图作文教学尝试》的论文，在省年会上传阅推广过。在县教师课堂板书比赛时，我还获前三名受到奖励。
四、勇挑重担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无论到哪个学校，都是拣重活干，领导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任务。就拿在万堤高小来说吧，开始招了一个班，有两名教师。董老师已年过半百，只能任语文、历史两科。其余的数学、自然、地理、音、体、美都由我来担任。每门课都要写教案，作业本一堆一撂一撂地要修改，另外还管着学校的财务。账目要日清月结，再加上盖房购料和联系东奔西跑都要时间，整天忙个不停。还担任着区教育工会的劳保委员，管着互助会的基金。经常有老师来借款还款的，到银行支款存款也占了不少时间。
1959年到龙王庙完小后，除了和其他老师任同样多的课程以外，还当兼职会计。特别1984年学校建房时校长掌握全面，具体工作总是要我去干，买木料、拉砖瓦、运石灰、找工人，东跑西颠，总是手脚不停。盖房开工后，一会要这，一会要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误了学生的课还得抽时间补上。没隔过学生一节课。一次为了给龙王庙完小建房，县领导批给我们到孙甘店学校拆一座旧教室。这可是难办的事，路远（18里）难运别说。虽是上级批给的，孙甘店的干部群众不让拆给闹事怎么办，我们经过研究，想了一个办法“偷袭”。在龙王庙派好车和工人，规定好夜里两点出发，由我带队，三点多就到了孙甘店，把房拆完装好车天刚亮（只要木料，一部分好砖瓦），等孙甘店的干部群众知道后，我们的车已走好几里路了，他们只是望尘咳叹，无可奈何。
在双庙中学建房时，砖瓦非常紧张。定好了砖，拉砖时需站队，去晚了拉不到，车就得空着回来。所以在拉砖时我就得起五更，天不明我在窑门口站队时排到第一名，等车走到可随时能装车，这虽然我一个人起早受点冷，可省了许多时间和人力。
经我参与建房的学校及工程：万堤11间，龙王庙22间，双庙中学6间，另外还建校墙：石槽坊18米，双庙27米，万堤21米。从这些活计足能看出我对建校付出了多少劳动和汗水了。
石槽坊建立中学班时，谁也不愿去，因为班少老师少课程门不少，专科老师办不到，又要自己做饭吃很辛苦，条件也差些，青年教师更不愿去。校长张振林做了难，去找我。我使他满意了，把这所学校办起来了。
1968年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指责为“走白专道路”“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师道尊严”“管卡压”等罪名，又扣了许多大帽子，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无休止的批斗，永不过关的写检查。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将我用许多辛苦劳动和汗水换来的许多张奖状撕毁，证书烧掉，像片踏烂。最使痛心的是剥夺了我一年多的教学权力。失去了人身自由。打倒四人帮后，落实了政策给我平了反，我又走上了光荣的岗位，登上了讲台。
最后，调到工农兵小学时，我已年过半百了，还是挑重担，五年时间里教了四个毕业班，一直干到眼花耳聋。后来耳聋得对面听不到学生说的话，没办法只好退了休。退休后，仍帮街道普查人口、填表绘图，并义务辅导附近的孩子学习。通过干些力所能及的事，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光和热。
回顾教学几十年，领导分我到哪里，不管条件如何，从没打过折扣。能远能近，远则六、七十里，近则三四百米。能大能小，上不骄，下不悲，由初小高小至中学，又由中学下到小学。可谓“三上三下”没怨言。我始终坚信，人民教师教好自己的学生，任何情况下都不该有怨言，都不能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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