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张化南
我的童年是在苦水里渡过的，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于1926年农历
穷人到那里都一样受苦。父母在黑龙江尚志县苇河镇，伐树打拌子为生，收入微薄，生活仍难维持，父母团聚不久，就各奔东西了。从此，我和父亲过着乞讨的生活。后来，流落到一面坡一个窑上，干些杂活，给人家放猪，生活很苦、很累。在一面坡呆不下去了，老乡、朋友凑了点路费，我父子只好还乡。一日，走到松花江桥上，父亲意欲投江而死，记不清当时我说了两句什么话，父亲就改变了注意，继续拉我上路。破船偏遇顶头风，当走到山东禹城时，发现仅剩下的一点钱被偷了。此时秋风已经凉了，父亲拉着我只好昼夜不停的赶路。夜里天上挂着冷冷的月亮，单衣腹饥的我不时发抖。就这样，我和父亲忍着饥饿、寒冷走啊，走啊，走了近百里路，终于回到了故乡冢北村。
那时我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好寄住在叔父家。吃不上，穿不着，生活十分艰难。每到冬天手脚都被冻坏，至今留有伤痕。叔叔家也是小门小户，一下子添两个碗，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常看婶子的白眼。看来日子难以长此下去，叔叔给了一口锅，我们父子另起锅灶。父亲当经纪，我给人家放羊，不给工钱，生了羊羔对半分，见点收入，填补家用。放羊同伴中有识字的，我想认个字，就带上《百家姓》、《三字经》和小学国语课本，一边放羊，一边读书认字。贫苦辛酸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的性格打下了吃苦耐劳的烙印。
1942年村上有了共产党。元朝县（今大名县）人民，为了打鬼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分贫富，不分男女，全都动员起来了。我上了小学，在教师的教育下，开始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使我终生不忘的是1944年8月，经党支部书记、小学教师郭济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儿童团团长。一面上学读书，一面配合村里抗日组织，做了很多工作。如站岗放哨、把路口、查路条、查坏人（通行证）、送情报、宣传抗日救国打日本。当时人们抗日救国热情很高，有钱出钱，有人的出人，妻送郎、母送子参军上战场，打鬼子，热气腾腾。
学校的课程，除了文化课还增加了军事课。每天下午，在教师的带领下，要做体操、劈刀、扔手榴弹，就是做游戏也都带有军事性质。如捉汉奸、掏岗楼、攻碉堡等等。校园里歌声嘹亮，有时开大会，我们就分成两队，比着唱歌。甲队唱完，乙队唱，“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大家一起高呼：“要。”接着就是一阵掌声。区里县里，还常常举行“检阅”、“比赛”，把全区全县的民兵、妇救会、儿童团召集在一起比赛体操、唱歌、打靶、投弹，象现在开运动会一样，看谁的行动快，成绩好。一次县里检阅，我村的儿童团成绩不太理想，队伍不整齐，装备比不上北片八个村，人家队伍出操真像八路军一样有劲，一色小白帽，绿书包，腰间扎着皮带，一队一列的走，别提多整齐多精神啦。我们落后了，片长、校长、老师、团长不服输，开会研究对策，大家提出，一定要向先进看齐，并要努力超过他们。
那时，冢北小学校还种着几亩地，老师领着我们一群孩子翻地、下种、锄苗、收割。我入了党就得带头干。那时党还没有公开，密秘开会，商量工作，分配任务。凡让我办的事情，都想法去做好。街坊邻居见我是棵苗，说我以后有出息，都喜欢我，关照我。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找好了对像，就是今天这个老伴。那段生活虽然很苦、很累，可我长了知识，长了身体，有了觉悟，非常乐观。
我村郭济民是村上的支部书记，白天教书晚上开会，研究工作，发展党员，斗争地主，动员儿童姐妹上学。我是党员了，哪样工作都认真完成。如动员儿童姐妹上学，那也很不容易，我就向街坊邻居们讲上学识字长知识，打鬼子是爱国的表现。家长们听着是个理，所以不几天就动员一大批学生上了抗日小学，完成了任务，心里很是高兴。
学校里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提倡以作为学，我积极参加，我找来木材、请来木匠，仿照真刀真枪真手榴弹，一件一件做了许多。我们还找槐莲豆，用它的豆汁染布，染木把；我去马夹河拔三梭草，编草帽，去南地拔黄蒿拧草绳，薰蚊子。学校里的粪自己拾，拾了晒干上地，谷子长的很好，沉甸甸的，谷穗比谁的都高都大，给学校增加了财富。不用学生拿学杂费了，家长高兴，上级表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
那时上小学不仅学文化，而且学政治、学军事。因为我上学较晚，所以天天晚上都到郭老师家去补课，有时郭老师提问，让我回答。“中国出了个大救星是谁？”郭老师问，我马上答道：“是毛泽东。”“谁是帝国主义？”我便答：“日本鬼子。”“谁是帮我们打日本的老大哥！”我便答：“是苏联。”
接着老师让背书，我便恭恭敬敬的站在老师面前，一句一句的背诵课文。由于老师认真的教，我认真的学，进步很快，成了学生中的“小头头”，经常带领全体学生出操。大哥大姐们走在前边，我跟在中间，喊着口令，吹着哨子：“一二一”，嘟嘟！大哥大姐们走得很从容。低年级小班有的同学六、七岁，个儿小，力气薄，走一会儿，腿肚子就打颤了。手里木枪比真家伙还沉，可是大家兴趣浓，劲头足，咬着牙，鼓着劲，谁也不肯掉队。有时在田间劳动，大同学锄地，小同学拔草，头上累得出了汗。我就问：“累不累？”大家一齐答：“不累！”我们争先恐后的干，手上打了泡，痛得钻心，可是谁也不哭不叫，都有一股争先进的精神，经过师生的刻苦努力，我们学校成为乡里模范小学，我村的儿童团被评为全乡第一名。上级奖给的一面红旗，像火一样、鲜红的在空中高高飘扬。
1944年我和部分同学升入山东省王庄抗日高小。我当了六年级级长，学生会主席。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每逢王奉集日，我们便去演戏、扭秧歌，宣传抗日，宣传反压迫闹翻身的道理，还宣传科学，拆庙，破除迷信等等。我是学生干部，事事往前跑，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一直使我生活得很充实，进步很快。就在这个学校里，我开始练习写作，给《冀南日报》、《冀南教育》写稿。那时，文化水平自然很低，然而写的都是自己亲见过，心里想过的事，所以很认真，朴实。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二次侵占大名城，眼看群众得到的胜利果实难保，就写了《得保住我们的饭碗子》一稿，被发表了，还得到好评，后来，我成为了《冀南教育》的特约通讯员。
在党的培养和老师的教育下，我在政治上不断进步，懂得不但学习、劳动应带头干，而且办事讲原则，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乱整人，不乱给人扣帽子，是一个党员应具备的本色。有一件事使我记意犹新，1945年形势紧张时，有一个同学说玩话、说俏皮话。有一次他向另一个同学说：“你的思想有毛吆？”后来有人说他这是说反动话，要把他打成“反革命”。我一听，觉着不当，他从小爹娘就去世了，跟着大伯过，是个穷孩子，没有反革命的思想基础。于是我便向组织上反映说，他这话是啥意思，可以问清楚，不能不闹清真像就整人。组织上听了我的反映，问清楚了那个学生，原来他是说着玩、说俏皮话的。这样，这个学生只受了批评，并没戴什么帽子，挨什么整。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国家兴旺，儿女满堂。我虽然离休了，但生活美满幸福，与童年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常常这样想：自己长大成人，实在不易，有多少人关心我，周济我，又有多少人培养我，教育我；我欠下许多人的恩情账，数不清，理不完。我只想清了一点，那就是：永远作一个好人，作一个真正的人，作一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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