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相为官大名府
罗楠
“一部水浒书，名扬大名府”。自汉高祖12年（公元前195年）建县以来，在2200多年历史长河里，大名曾12次作为国都或陪都，是历代郡、州、府、路、道治所所在地。据史书记载，北京大名府始建于十六国前燕建熙元年（公元360年）。唐朝时，管辖着山东、河南古黄河以及辽宁省一部分的地区，繁华至极。北宋仁宗庆历2年（公元1042年），为抵御契丹南侵，宋仁宗采纳吕夷简建议，拨国库银10万两建北京行宫，称北京大名府，管辖范围广及三府十一州五个军。曾先后有四大名相在此为官，彪炳史册，为后人所称道。
狄仁杰任魏州刺史
《旧唐书》卷八十九记载：“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狄仁杰，字怀英，生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山西太原人，为武则天时期一代名相。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动。为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时任彭泽令的狄仁杰为魏州（今大名）刺史。狄仁杰到任后，看到前任刺史将百姓都赶去修固城墙，庄稼荒芜，很是痛心，下令让百姓们返田耕作。契丹来犯，看到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城墙并无重兵把守，以为有诈，且惧怕狄仁杰之威名，纷纷退兵，使魏州避免了一场灾难。武则天为表彰他的功绩，赐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老百姓更是感其恩德，为狄仁杰立了一座生祠，后祠堂及碑因战乱被毁。
狄仁杰祠堂碑现立于大名县孔庄村北，1982 年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十一月，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原址为狄公重建祠堂及碑。现祠堂已不存在，仅残留此碑于原址，立于大名县城东约10公里处，该碑青石质地，由首、身、座三部分组成，碑体（除座）高4.46、宽1.46、厚0.46米。碑首为六龙戏珠圆首，碑额阳篆“大唐狄梁公祠堂之碑”，3行3字排列。碑体阳面楷书碑文，由冯宿撰文，胡澄书丹。碑文记述了狄公任魏州刺使时的政绩和重修此碑的经过。
寇准镇守大名抵御辽兵
《资治通鉴》记载，“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寇准‘知天雄军镇守大名府’”。
寇准，字平仲，生于公元961年，陕西渭南人。景德元年（1004年），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公元1004年，辽兵大举南下，而当时的大名府作为“北门锁钥”，是国都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宋真宗派一贯主战的寇准任知天雄军镇守此地，防御辽兵南下。
寇准根据对敌情况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一方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今清河），遇敌掩杀；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可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军事部署。他派人把河北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有官军应给予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与奖赏。
寇准曾多次强调大名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特意撰写过一联挂于军衙中，书曰：“东郡股肱今右辅，北门锁钥古天雄。”正是由于寇准积极的备战，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辽国不敢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
包拯任河北都转运使
《二十五史 宋史》“包拯传”记载：“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又据《续资治通鉴》（清毕沅撰）记载：“壬辰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三月丁未，以知谏院包拯为龙图阁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居数月，徙为高阳关路安抚使。因籍一路吏民积岁所负公钱十余万，悉除之。”
包拯，字希仁，生于公元999年，安徽合肥人。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宋初为集中财权，改置专职的都转运使、转运使，掌一路或数路财赋，有督察地方官吏的权力；其后职掌扩大，兼里边防、治安、钱粮、巡察等事，成为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
宋代“河北路”治为大名府，辖境内相当今河北阜平县北大茂山、容城、霸县和天津市海河以南，及山东、河南二省黄河以北的大部。包拯在大名府任都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任期间，包拯十分体察民情，为这一带老百姓免去了多年来所欠下的税赋钱十余万。他还奏请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
韩琦镇守大名府
据《宋史》记载，“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宋神宗赐手诏于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空兼侍中的韩琦，让他到河北重灾区大名府赈灾。”
韩琦，字稚圭，生于公元1008年，河南安阳人。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为相十载，在经济、军事、吏治等方面多有建树，政绩显著。
在大名赈灾期间，韩琦采取果断措施，开仓放粮，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使灾民逐步度过难关。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北宋的边防安全，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但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他始终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据史料记载，在镇守大名府时，有人曾献给他两只玉杯，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每次宴饮宾客，总要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以供观赏。一次，一名官吏在劝酒时不小心将其碰倒摔了个粉碎。那名官吏吓得趴在地上请求治罪，韩琦却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候，该有时它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又转身对趴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有什么罪呢？”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过人的器量，使他在朝中能够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能够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成为封建社会难得的官僚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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