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姐步超
玉纯 玉洁 东郊
大姐步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此大姐牺牲50周年之际，谨写此文，以表达我们对大姐的深切怀念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已经以新的姿态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任人宰割任人欺凌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替代了黑暗的旧中国。新中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正逐步走向繁荣昌盛。这些，都是大姐生前梦寐以求的，若大姐英灵有知，也可告慰于九泉之下了。
大姐原名玉荷，乳名贺，
我们姐妹兄弟六人，大姐居长。她自幼随父亲识字读书，1922年大姐18岁时与郭庄村郭钦结婚，婚后第二年生了女儿文秀。文秀两岁时，郭钦患肺病去世，当时大姐才21岁。在当时旧礼教的影响下，大姐决心守寡，抚养女儿成人。但大姐的公公郭光炜却愿意让儿媳改嫁。因为郭家是大族，郭光炜在本族中是长门，只有郭钦这么一个儿子，而郭钦却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按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长门不可无后，如果大姐守寡不嫁，就得为郭钦立嗣，要从本族的另一支中找继承人。郭光炜认为这样作，自己的家产就要落到别人手里，不如让儿媳改嫁，自己再娶几房妾，生了儿子是自己的亲骨肉。就在郭钦去世的第二年，郭光炜陆续讨了两房妾。并屡屡向大姐寻衅生事，经常吵骂不已。
旧社会孤儿寡母的日子就已经够凄苦了，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处处隐藏杀机牢狱般的封建家庭里。这种象判了死刑一样的封建家庭的寡妇生涯，严重地摧残着大姐的身心，就在她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每忆及这一段伤心史还切齿不已。同时这也激起她对旧礼教的反抗，她毅然带起幼小的女儿回到了我们家。
2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封建统治之下，大名也是如此。在当时，年轻的寡妇经常住在娘家，会有人说长道短，被耻笑的，幸而父亲开明，能体谅女儿的苦衷，顶住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大姐才得以带着文秀在我们家住下来，逢年过节也很少回郭庄去。那时我们家在城内吴水坑街住，大姐带着文秀住在前院西屋，平常很少出来，总是自己在屋里看书写字，有时我们去她屋里，她也问我们书读得怎样，还帮我们学习。大姐不爱说话，我们也从没见她发过脾气。大姐在我们家，生活虽然比不上郭家优裕，但却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精神上要轻松得多。
1934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姐考入宏济桥女子简易师范学校，和女儿文秀一同在校读书。母女二人，一个读师范，一个读小学，这在当时的学生中传为美谈。每逢星期日，大姐总是给文秀洗头、剪指甲，搞个人卫生，有时为文秀拆洗被褥，织毛衣。大姐对文秀非常疼爱，但从不姑息，对文秀的要求也很严，经常检查文秀的作业，进行辅导。并且教育文秀要懂礼貌，不拿别人的东西，要帮助别人，养成勤劳的习惯。在学生中，大姐年龄最大，但她孜孜好学，不耻下问，平时她手边经常有一本深蓝色底带白园花布包皮的小字典，每遇生字生词就及时查找，从不放过。她在家里每天晚上看书学习直至深夜。三年的学校生活，她
除完成规定应修的课程以外，还读了很多书，其中有一部分是苏联小说和国内进步书籍。这使她开扩了眼界，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后来参加革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简师毕业后，1937年春到大名城南西崇町村（今属河南省南乐县）教书。因为是农村学校，她担任全科（国语、算术、音乐、体育、图画），每天还要批改40多个学生的作业。她经常教育学生要爱自己的国家，课余向学生讲历史上的爱国故事，象五月端午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八月十五吃月饼是为了纪念杀鞑子兵，岳飞的母亲在岳飞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岳飞如何抗金等等。她在教学生唱的歌曲之中，就有“努力读书学文化，将来为国立功劳，哪怕日本打不倒”这样的句子。大姐在崇町学校只教了半年书，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少青年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纷纷离开家庭参加抗战。对日寇暴行，大姐无比仇恨，同时也为国家前途、民族存亡担心，希望能参加抗战。这时我们全家已由大名城内迁回了红寺村老家。1939年春，廉书驹、韩培文（均是我家的亲戚）先后到我们家，在与父亲及大姐长谈之后，大姐离开了年迈的父母，留下了未成年的女儿（大姐走时，文秀才16岁，把嗓子都哭哑了，文秀并且曾和玉纯一起去卫河东从善楼找过大姐一次，但未找到），参加了抗日工作。开始，在冀鲁豫抗日中学附设的政训班（即干部训练班）学习。在校期间，大姐刻苦学习，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得很快；她生活上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在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下，从未叫过苦。那时学校在大名县卫河以东的北峰、从善楼一带，经常移动，没有固定的地点，每到一处，她都帮助群众干活和向群众宣传抗日，鼓动群众要求解放，特别是积极向妇女开展宣传，号召妇女起来参加解放活动，群众关系很好。学习三个月后，分配到三专区妇救会，不久又分配到肥乡，先后在肥乡一区、四区妇救会任主任。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大姐刻苦学习政治理论，虚心向领导、老同志请教，学习工作方法，她随身携带的小包里经常有一两本抗战书籍和几张报纸，一有空就学，把一个个问题记在本子上。她注意改造自己，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表现坚定，勇往直前。那时都是夜间转移，深夜工作，甚至通宵工作，大姐身体不好，但她不论白天黑夜，东村来，西村去进行工作。到一区不久，全区25个村的妇救会组织就都建立了起来，开展各项支援抗战的活动。这些村男女老少都认识她，敬爱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残酷阶段。肥乡县当时是敌人的模范县，日伪清乡、围剿、扫荡不断。我抗日武装力量暂时转入地下。1943年，大姐调到肥乡四区任妇救会主任，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小西高村坚持地下工作。她一面积极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写标语、散传单、开会教育伪军家属，一方面领导群众护秋、藏粮、抗捐、断公路、割电线、挖地道，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大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在村北公路上挖了30多条横沟，割电线3里多长，使得距小西高村3里远的焦寨炮楼上的敌人大为恼火。当几十名伪军大摇大摆进村来讨伐时，遭到了区分队和民兵的阻击，伪军死伤十余人，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龟缩在炮楼内不敢出来。大姐抓住这个机会带领群众连夜抢收抢打，并很快把粮食坚壁起来。为了搞好反扫荡，大姐曾发动干部群众，连夜鏖战，把各村之间共约40华里的道路都挖成了交通沟，使出来扫荡的敌人不是碰壁挨打，就是找不到人，而县大队、区分队却可顺沟来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为进一步减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大姐和村干部一起，看地形、造洞口、风口，把全村挖成地道网，敌人来了能打即打，能跑则跑，不能跑了就钻地道。焦寨炮楼上的敌人几次来骚扰，均遭惨败。小西高村在村党支部和大姐的领导下，坚壁清野、抢粮抗捐、做军鞋军袜、参军支前，样样工作先进，大姐和村妇女主任被评为支前模范。小西高村成为肥乡县城东的抗日堡垒村。肥乡县委对大姐出色的工作、优异的成绩进行了表彰，并在全县推广她的工作方法。在肥乡县大西高、小西高、东营一带，群众都熟悉大姐，亲切地称她“大姐”、“大步”。敌人几次袭击小西高村，群众都很好地掩护了她。大姐当时写给曾和她一起工作的同志笑兰的信上说：“我经常来往于大小西高，随时都可以和敌人遭遇，但是，我已和这里的群众亲密的象一家人一样，感到很保险。我吃的是糠菜，也不觉太苦，只是很难看到新书报，望你经常寄些给我！”这时的大姐，已经在战争的洗礼中锻炼得坚强起来了。
1944年6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在肥乡县小西高村，大姐不幸被敌人逮捕。在押向肥乡县城的路上，大姐一直骂不绝口。到肥乡县后，敌人让叛徒曹陶平给大姐端饭劝降，大姐痛斥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却忘了本，反过来吃中国人的血肉，出卖了你们的祖先。你们当汉奸吧，我决不跟你们去干那不是人干的事！”大姐以死向敌人抗争，在押四天四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肥乡县伪警备队长程廷臣亲自审问大姐，要他说出谁是党员，谁是干部，区领导在哪村……大姐的头发被揪去大半，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任敌人问、打、摧残，始终只是怒目而视，一语不发。7月1日，程廷臣又押大姐去小西高村，将村里群众赶到街上庙台前，把大姐押到会场一边，程廷臣手里拿着一张纸，骗群众说：“步超已供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是村干部，名字都在单子上。你们马上出来自首吧！要不我要点名，让步超往外认了，认出来的统统枪毙！”程的狂叫没有吓倒和欺骗了小西高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和信任大姐，但在场外的大姐却生怕群众上当受骗，中了敌人的奸计，立即高呼“不要上……”刚喊出几个字，便被堵住了嘴，并遭到了毒打。回到肥乡城里，敌人对大姐施用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毒刑，捆绑、吊打、轧、灌、夹，凡是能用的全部用上了，大姐始终咬住牙，不吐半个字。程廷臣又用软法，和大姐拉老关系，遭到大姐的痛骂。程廷臣恼羞成怒，下令用火烧大姐。烧红的铁块烙在大姐身上，大姐紧咬嘴唇，鲜血一滴一滴从嘴角流下来。面对大姐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敌人束手无策。
敌人用尽各种手段，实在从大姐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于是便下令将大姐活埋。1944年7月19日深夜，他们将大姐押到肥乡城西北角，将大姐推到坑里，问大姐：“你写不写悔过书？给我们工作不？”“你要是答应了就可以不死。”大姐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声未停敌人就向坑里埋土。当土埋到大姐胸口时，敌人还问：“你答应不答应？““只要你不再去那边（指抗日政府），就可以不死。”大姐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声音渐渐听不到，泥土埋过她的头顶。
肥乡县四区的群众听到大姐牺牲的消息后，都流下了泪。中共肥乡县委特追认大姐为共产党员。《人山报》发表了悼念大姐的文章。1946年冀南抗战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的《冀南烈士传》一书也载有大姐的事迹。
附记：
大姐1944年牺牲于肥乡。解放后，1946年抗日政府承认大姐是烈士。我们家享受烈属待遇。1947年后不知什么原因，不提大姐牺牲的事，家中的烈属待遇也取消了。50年代初，玉洁和东郊几次问过父亲，父亲总是说“为国牺牲是光荣的，这光荣是国家给的，不是自己去要来的。”不让我们过问此事。约于1957年，玉洁、东郊终于向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当时又因没有证明人未果（后来由郭泽民作了证明）。直到1962年冬，县才又承认我大姐是烈士，恢复了我父亲的烈属待遇。但对大姐牺牲的情况，我们仍不知道。1963年夏父亲去世，接着是十年动乱，这期间就没有提及大姐的事。70年代末，我们曾托人打听大姐在肥乡的情况，没有打听到。1982年春，在邯郸地委召开的党史会议上，地征委将征集大姐步超有关资料的任务分别交给了大名、肥乡两个县，大名主要搞初参加工作及以前的情况，肥乡则是搞到肥乡后直至牺性的情况。当时玉洁已调到县党史办工作，即以双重身份接受了这一任务。
应该说明一下，大姐参加革命离家时，我们年纪都还小，对她生前之事知之不多，加之父母均已去世，大姐的女儿文秀远在他乡，我们兄妹几人又都不在一起，要弄清几十年前的事确实有困难。
当时县妇联正在搞妇运史，玉洁和县妇联的同志一起，共同进行了调查访问，先后用信函联系和走访了近20人，除了询问大哥东初、二哥东篱、大嫂南景玉、二嫂耿筠青之外，还有大姐的女儿郭文秀、文秀的姑姑郭芳吾、大姐的继婆母李秀玉、叔公郭俊之、郭养之、外甥郭士昌、学生常富香，大姐的好友赵玉凤（赵岐山）之妹赵世秀等，以及曾和大姐一起工作过的韩培文、殷耀中等同志。根据他（她）们提供的情况，写出初稿，又寄出征求意见，并按照韩培文、殷耀中、张新亭提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后半部分则是根据肥乡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及参考了李学良（原肥乡县妇救会主任）、郭朴真的回忆写的。
199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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