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大名干部业余学校
何兴文供稿 呼文华整理
1950年，县委、政府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根据当时干部文化素质低的状况，创办了大名县直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以下简称业校）。决定，凡在职的干部职工，不论职务高低或是一般工人，凡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一律利用业余时间到夜校学习。校址在马号街南口县前街路南，分前后两院，五个教室。抽调了五名教师任课，县长兼任业校校长，任命田辛茹为教导主任。开办初期，分为五个教学班，计有两个小学班（扫盲班），两个高小班，一个初中班，第一批进校学员约300余人。
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职工干部的增加，扩大到十个班。计有两个小学班，两个高小班，六个初中班，初中班分科单设几何、代数、算术、历史各一个班和两个语文班，学员较开办初期增加近一倍，朱文质担任教导主任。
1958年在大跃进推动下，业校改为大名县干部业余红专大学（以下简称业大）。10月魏大两县合并，李庆堂县长兼任业大校长，马相臣、曹秀卿被任命为教导主任。增设两个高中班。校址由原业校的一个院扩大到四个院，教室有原有的五个增加到十二个。全校教职员增加到十五人，有十二个教学班，日常到校的业大学员将近一千人。
业校的课程设置：小学班用当时通用的小学课本教学，高小班设语文、算术两科；初中班设语文、算数、代数、几何、自然常识、地理、历史七个单科，学完一个单科发给单科结业证，单科全部结业的，发给初中毕业证；高中班只设语文单科，学完后发给高中语文单科结业证，小学、高小结业的也发给相应的毕业证。
业校的组织领导：业校由县政府主办，县长兼任校长，党团关系隶属文教系统支部，经费由文教科拨付。县委、政府各级领导对业校十分重视。为业校调配的教师多系大中专毕业生，对业校的日常教学倍加关心，县长郭养之、副县长李蕴石、李蕴坷，经常到校听课，检查到校人数，县直部、室、委、办负责人都带头参加学习。业校的教导处，行政业务一齐抓。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上，根据机关、工厂不同性质的工作，将其业余学习时间分别安排到早晨上班前或下午晚饭后，每天不少于两个课时。教师们每天早晚授课，白天备课，还要到各单位为因故未能到校学习的学员补课，其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每天法定的八小时。为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学校还制订了学习考试制度，考试结果在大街上张榜公布。
认真教和主动学：因业校教师面对的学员多是机关人员，有的还是领导干部，所以在教学上十分认真，不论中低教学班，不论授课难易，每课必有教案；对没有正式课本的班，教师们就根据在职人员的特点，结合工作实际编写教材，授课时注意难点、突出重点、突出实用性；教学用语强调准确、鲜明、生动，板书力求整洁工整。业余学校的特点是授课容易补课难。五十年代初期中心工作多，干部流动性大，教师就不断深入到各单位了解掌握每个学员的工作去向，采用不同的补课方法进行补课，力争一课不缺，这方面的工作占用了教师大部分工作时间。
建国初期的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政治业务知识少，从社会上新招收的工作人员，最高学历也只是高小毕业。四十年代末，县直机关曾组织过一次政治时事大测验，其中一道试题是“谁是全国妇联主任？”有的竟答成了“白毛女。”另一道试题是世界有几大洋，有的竟答成了“山羊、绵羊、美国羊。”这两则真实的令人捧腹的笑话，从一个侧面反应当时部分职工干部的文化知识的现状。业校的成立为广大职工干部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和场地，很多人都积极踊跃地报名入学，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冬季，业校安排早晨五至七点上课，有的学员冻破了手，冻裂了脚，也坚持到校不隔课。有的长期下乡蹲点就带着课本在工作岗位上学，回机关后又主动到业校找任课教师补课。学员的作业比正规学校学生的作业做的还认真，在课堂自习时间做不完的就在工作间隙挤时间自习。人人学文化，在当时的县直机关形成了浓重的风气。
巨大的贡献：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业校停课。业校创办十几年间，为提高建国初期职工干部的文化素质、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各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十年间通过业校学习，使在职职工干部，扫除了1500名文盲，使500人由小学程度学到了高小毕业，700名高小程度的人提高到初中毕业水平，208名初中程度的人达到了高中语文水平。经过业校学习的职工干部，大多数在各条战线都成了业务骨干，不少人还取得了中高级业务技术职称，有的成长为各级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业校虽然已经停办三十多年，凡在业校学习过的职工干部们，每当回忆起当时在校学习的情景，无不对当时在校任教的教师表示无限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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