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朱茂生①
朱丹南
我的父亲名朱长春，字茂生，人们叫他朱老茂，小时候是个贫苦农家子弟。我们家是从安庄搬到堤上村的，好几辈都是单传，到我爷爷一辈是弟兄两个。我大爷爷朱存山以推鸡公车搞运输为生。现在鸡公车已绝迹了。那个时候，农村运输鸡公车可是个主力，独拱七、八百斤，一推一拉一千多斤。走起路来吱吱哇哇叫，而且都是十几、几十辆一路，形成交响音乐。“馍馍十八，饼二十，窝窝七八里，红薯只推三里地。”这个顺口溜就是我从大爷爷那里听来的。吃饭的时候，每端起碗，往往来这么一段。还有一个顺口溜，也是那时常听到的：“推小车的进了店，给个知县也不换”，这话夸张的成份是不小的，不过也说明店家见生意来了，殷勤的服务是少不了的；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们的乐观主义。我爷爷朱存秀给前街一家地主种地扛长工。这时候，我父亲正在童年，给爷落送饭是他的任务。东家在打麦场旁边设置了个私塾，是送饭必经之地。那时私塾的学童都是高声朗读，由子好奇，常驻足谛听。听得多了，也记熟了。有时遇到里边学生背书背不出来的时候，他也在窗外提一句，里边就背下去了。有一次被塾师发现了，把他喊了进去，开始他还害怕，等看到塾师慈祥的态度就大胆地回答塾师提出的问题，塾师还把我爷爷找去商量让我父亲进塾读书的事，我爷爷最初不愿意，怕花钱，家里又少了个劳动力。塾师表示不收他的束修，而且愿意供他书籍及学习用具，我爷爷才勉强答应了。进塾以后，他学习成绩一直领先，很受塾师重视。当景铭新、景治中这些比他年长的同学后来向我讲他这一段经历时。说当时一块读书的都钦佩他脑子聪明，羡慕他在老师心目中的地位。
这时正遇清朝光绪皇帝信任维新派，废科举兴学校，大名城里办起了一所中学堂。塾师本想从塾里选几名学生去学习，那些学生的家长不是地主就是富有人家，都不肯把子弟们送去。有的还说，那是洋学堂，以后要跟洋鬼子走。这时我爷爷也想开了，当老师向他商量时说：“在家也是受苦，就让他去闯吧。”于是我父亲就进了中学堂，又因学习成绩优良，被保荐进了保定军官学堂。从军官学堂毕业出来，巳是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时代，他被分配在海军部充当一名职员。这时无线电技术刚进入中国，南京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他又被派去学习。结业后，回到海军部，曾监修通州无线电发射塔。这时我已记事，记得村里有些人到通州工地上打工，回来都说挣了钱。在这段时间里，我父亲回过一趟家。记得有一天前街开杂货铺的景老冰拄着拐棍来看他，向他挣多少钱？他说30元。又问是一年吗，还是两年？他说一个月，景老冰惊讶地说，两年也花不完。他还解释说，外边开销也大，每月光吃饭就差不多十余元。记得也是这时，村里有人操办给我爷爷弟兄二人送大号，也就是给每人起一个字。因为穷人有个名就不错了，哪里还有字？可能因为有我父亲在外边作事，家道也有了点上升，才有这样的举措。就是送了一幅中堂和一付对联，上联在落款处把两人的字标出来。记得大爷爷的字是寿堂，爷爷的字是俊峰。有人对大爷爷说：“以后就称你为老寿了。”大爷爷还幽默地说：“受了一辈子，还老受？”
以后他被调到华安运输舰上做无线电电官的工作，中尉阶级。开始常泊青岛，以后被北伐军接收，常来往于上海、厦门、马尾岛之间。据说这只船原是奥地利的万吨邮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接收过来改装成运输舰的。因为太大，动一动要花很多钱，所以到一地停泊就是很长时间，更因为停泊上海的时间更多些，1928年把我的母亲、哥哥、妹妹和我接到了上海。那时就看到他情绪沉闷、郁郁寡欢，对时局常发牢骚。我想可能他属于北洋政府来的留用人员，不受重用，待遇也差的缘故。特别是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持抨击态度，为一般公职人员所不敢。当我在学校参加了学生义勇军，穿了特制的军服回家，他曾说，人们都说学生是五分钟热度，这次国难当头，希望你们不再只是五分钟。对于我参加抗日宣传演剧活动和学生组织的到南京请愿等，他都表示支持。后来，当我向他讲参加了学生义勇军中的北上援马（占山）团，正在向政府要求发给枪支，请缨北上的时候，他说：“事是好事，你们不一定办得成。”停了一会，他又说：“看我的吧。”不久，我们的家从南市一处较好的住房搬到曹家渡工人住宅区一座简陋的弄堂房子，还是和在纸厂做工的表叔两家合租的。住定以后，他向我们宣布：他巳经接受马占山部队设在北平的招聘处的聘请，辞掉了船上的职务，前去应聘。后来得到他从家乡来信，才知道他于安顿好上海这个家以后，又回到家乡向他的老母告别，赶到北平。转战于白山黑水的马占山部队，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败走新疆，招聘处也巳撤销，他只好回家务农。这时村里小学因无师资停办，他就拿起了教鞭，除讲授规定的课本外，也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
“七·七”事变爆发时，我正在家乡度暑假。原来准备九月份回上海，“八·一三”日寇占领了上海，遂决心就地抗战。对于我在民先领导下，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我父亲曾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如农民抗日游击队的司令耿朝梁，就是他举荐的。我被党的直南特委派遣和赵紫阳等12人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学习，也得到他的赞助。我离开游击队后，耿朝梁又把他邀去当了参谋长。当时游击队驻龙王庙，曾参与指挥打退从大名城里出来扰民的小股敌人的战斗，受到河东群众的拥护。他还积极向八路军靠拢，提出向八路军学习，行动、作战与八路军结合等主张。因此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诬游击队为土匪。派兵围剿。在作战中，耿朝梁阵亡，他和部分人员被八路军救出，遣送回家。经过这一挫折，抗战意志并未稍衰，他继送走儿子参军之后，又陆续把女儿和孙女送去参军。还帮助部队扩军，率领群众备战，村中及附近青年多数由他动员参军，其中杨茂林参军后，由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由战士逐步提升，直至军长，最近离休。他本人也由于这些原因，被选为元朝县抗日人民政府参议员。
1940年，陈沂②来到冀南，任《冀南日报》（中共冀南区党委机关报）主编。报社有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一部电台，无人会使用。陈沂找我商量请我父亲出来工作，使这部电台能正常运转，为人民服务的问题。那时我在冀南文总（冀南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工作（职务是副主任），对我父亲的抗日热情是坚信不移的，当时就一口答应，并表示结合到一分区视察工作，亲自去请。到家见面把情况一说，他比我还着急，说：“事不宜迟，马上就走。”母亲还是为他准备了应带的衣物，从邻家借了一匹小毛驴上了路。到了报社，把电台的全套设备交给了他，选了十来个知识青年由他培训。没出三个月，一座完整的电台，在一批较熟练的收报、发报、译电人员的操作下，运转起来了。这时陈沂曾对我说：“报社有了自己的电台，可以直接收到延安党中央的指示和新华社的消息及各个根据地的战况，本地的情况也可及时上报，对沟通上下左右联系，鼓舞敌后军民杀敌斗志，发挥了巨大作用。这都是朱老伯作出的贡献。”又说：“尤其不能忘记，建立电台的工作，是在敌人包围、频繁扫荡的情况下进行的。开始曾为他老人家愁，这么大年纪，如何对付敌人扫荡？后来发现他老人家每到一地，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借助群众的保护，减少了危险性，使我们少担了许多心。”这一年的秋后，经他培训的人员都能独立操作了，他又回到了家里。这一年，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要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举边区政府主席。各县在县参议员中选出代表参加边区参议会进行选举。他被选为代表，在向边区政府所在地行进途中，他把分配给他的牲口让给另一位生病的女参议员骑坐，因而在跑步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掉了队。在敌占区不好打听边区政府所在地，只得诡称生意人，问路回家。他一直后悔没有参加这次选举，行使民主权力。当听说选出杨秀峰、薄一波、戎任胜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他曾鼓掌称贺。
在这以后，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了扫荡，什么铁壁合围、梳蓖战术等都使出来了，闹得人民痛苦非常。国民党反动派也密切配合，跟共产党、八路军大闹磨擦。这时曾出现过三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就在这种局面下，有一次国民党的县政府用召开军属会议的名义，把我父亲骗到他们驻地（马陵），逼他把参加八路军的儿子和女儿喊回来，不答应就施以毒打，把人吊起来，用皮鞭、劈柴乱抽乱打，打得死去活来。打够了，他们的县党部书记长金国栋③才出来喊停打，并口称朱老伯，说我是他的同学，以爱护同学的口气劝我父亲把我和妹妹喊回去和他们合作。我父亲仍表示办不到，他们也只得放了。这次打得比较严重，不但有外伤，而且有很重的内伤。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每逢阴天下雨，就引起腰腿疼痛。这一事件，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因而对抗战工作更积极、更认真。敌人在我村修炮楼以后，他带着全家逃到范县，得到我另一个同学成润（任专员）④的帮助，以救济粮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仍力所能及地坚持抗战工作。
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积极拥护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热情不减当年。后来终因隐伤发作，不幸逝世。
1994年8月
注：
①去年为我父亲立碑，我写过一篇不足五百字的《墓志铭》，与本文情节一致，只是繁简不同，可以互相参照。
②陈沂当时名陈毅，后来到山东工作，因与新四军军长同名，改现名。解放后在总政文化部任内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
③金国栋名柱，国栋是他的字，大名城里人。大名一高同学。解放后被我们政府镇压。
④成润也是二高同学，与金柱同班，比我班次高，也是大名城里人。抗战时期在范县任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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