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碑王”之称的《五礼记碑》

全称《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的《五礼记碑》，坐落在河北大名石刻博物馆内。该碑为石灰石质结构，自下而上，由基石、龟趺、碑身、碑额四个部分累叠而成。形体庞大，通高12.04米，宽3.04米，厚1.13米，重140.3吨。素有“中国碑王”之誉，现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五礼记碑》实景

读者有所不知的是，该碑名为宋碑，其前身却是唐碑。换言之，它是在唐碑基础上改造而成为宋碑的。作为唐碑，它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奉唐文宗之命为魏博节度使何进滔撰写的德政碑，立于唐开成五年（840）。

据史料记载，何进滔为山西灵武人，其家族自曾祖始，世代从军。他本人自小即客居于魏，委质军中，先后供职于节度使田弘正和史宪诚，曾随田弘正攻王承宗，破李师道，以功兼侍御史。唐大和三年（829），魏军兵将诛杀史宪诚，拥立何进滔为帅，朝廷因而授其为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处置使。其后十余年间“战事稍息，民安之”，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唐开成五年（840），何进滔死于任上，追封为太傅。为表彰其政绩，唐文宗李昂诏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撰文并书丹，梁王司马度篆额，为何进滔立德政碑，并于当年建成。

唐廷之所以为何进滔树碑立传，除了他据魏博期间战事稍息，较得民心，且未与中央政权发生较大冲突外，更主要的还是迫于藩镇势力的淫威而采取的安抚措施。至于立如此巨大之碑石，且远远超过皇家祠庙、陵寝的碑刻，自然也与魏博镇何氏父子雄厚的经济实力、骄横的军政实权以及狂妄的政治野心密切相关，意在彰显何氏家族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或许还隐含着与朝廷抗衡的目的。

北宋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赵佶为了维护和巩固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地位，下诏置仪礼局编修仪礼，把吉礼、宾礼、嘉礼、军礼、凶礼等五礼作为一代之制，钦定为《五礼新仪》，并传诏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行天下，其不奉行者论罪。北宋政和七年（1117），大名府尹梁子美为讨好皇帝，毁何进滔之德政碑，将正背两面碑文磨去，改刻了赵佶的《五礼新仪》，德政碑也因此而改称为《五礼记碑》，并留传至今。对改刻《五礼新仪》之事，诗人陆游极为不满：“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中，梁左承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金石学家赵明诚也批评道：“右唐何进滔德政碑，进滔之事故无足取，而柳公权书法为世楷，此碑尤为雄伟，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旧文别刻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息也。”

《五礼记碑》碑额特写

像这样巨大的石碑，在当今存世的古碑中是极少见的。我们知道，韦皋的《大象记碑》是一通唐代摩崖石碑，它“就其山而凿之”，凭借碑体的外部轮廓及界沟与相邻的崖面区分开来，被称为“天下奇碑”。但此碑现仅残高6.6米，宽3.8米。唐玄宗的《华山铭碑》高近13米，号称唐代第一，但它却是用几块大石垒砌而成的，且已毁于兵燹。现存河南嵩山的《大唐圣德感应颂碑》高9米，自然属于巨型古碑，但其宽度受到一定限制，相比之下，其面积较五礼记碑为小。2000年6月，在河北省正定县出土一巨型赑屃及残碑，疑为五代时期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纪功碑，据其赑屃碑座长8.4米、宽3.2米、高2.6米，重107吨判断，该碑可谓“国内石碑之最”。但其碑身仅存部分残块，总高不过2米，通高无从考证，宽与厚亦不及《五礼记碑》。因此故，《五礼记碑》被称为“中国碑王”，乃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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