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石印局始末

李大放  供稿    李学杰  整理

 大名自古为北方重镇：东锁齐鲁，西濒太行，居南北之要冲，扼冀鲁豫三省之咽喉。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军政、文化、教育、商业的需要，大名的印刷业相当发达。从民国二十年左右算起，仅大名城内就有好多家，如南大街靳文海的“文明石印局”、黄庆元的“铅印局”、徐家的“荣和堂”，路东有张仲三的“华祥石印局”、辛建勋的“文华铅印局”等。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侵占大名。在七年多的沦陷岁月里，由于日军的掠夺和破坏，大名印刷业遭到灭顶之灾，原有的印刷设备、资料几乎损失殆尽。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经冀南区工商管理局局长汪海云的赞许，由起义人员李大放着手筹建大名石印局。经李多方奔走、活动，把当时较为开明的印刷界人士组织起来合股经营，他们是：双井人辛建勋、窑厂人黄庆元、山东人靳文海、靳庆德叔侄以及秦固人张仲三。他们分别入股的“股金”是：靳庆德出人造石一块，黄庆元、靳文海、辛建勋各出冀南票一千元，李大放、张仲三因懂技术，能干印刷全活，也分别各作一股。由于六股合股经营，石印局成立后取名为“六合石印局”，同时也取其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相合之意，暗含以“人和（合）为贵”。李大放任经理并兼技师。六股商定经营时间暂定一年为期。

“六合石印局”的招牌虽然挂出，但实际上却是“空壳”，因为当时敌区封锁很严，从天津、上海买不来药纸，更搞不来机器，一不能制版，二不能印刷，所谓开办印刷业务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在李大放带领下，苦钻细研，土法上马，终于造成了“药纸”。其做法是：

鹿角（又名龙须）、冰糖、白糖、桃胶用文火熬成稀浆，外加少许石碱面、药料；其印刷法是：用排刷浸沾药浆，在适当温度下，将药浆刷在稀薄的纸胎上，要求匀之又匀；之后放在平板上，待阴干后就是药纸。而后用研就的“药墨水”写画在药纸上，再将药纸压在洗净的印石上，经数次带潮复压，揭去药纸，再经过其它工序，就算完成了制版过程。

虽然解决了药纸问题，但没有机器，他们只得采取“人工上版”的办法：把写画好的药纸版铺在洗净的印石上，再覆盖上一张厚而软的硬纸片，用磁碗或磁球的光凸部分用力反复推压，再经过一定工序，印版就制成了。印刷时，一人持滚上油墨，一人推动棕刷，如此这般，一张接一张的印刷品就见面了，字迹清晰，色泽鲜艳。

人工制版，虽然成功，但人力毕竟有限，只能应急一时，难以耐久。于是，他们根据印刷机原理制造出一个“木质机器”。由李大放设计绘图，请天主教堂木工张广恩（大名县前街人）按图施工，其做法是：

先做一个二尺长的架子（只花了五元钱），四边插上桩柱，架上镶钳着一百多斤重的方石；架子两旁各插两个手柄，两人持柄前后做滚动状，一来一往，轻便灵活，得心应手，省去了许多人力，且迅速快捷，既省了劳作时间，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使木机器进一步配套，他们又做了一个大木凳子，上面放稳印石，木凳里安放三尺长的一块长方板，用于存放机器（长方板的薄厚恰与印石相同），长方板的外边，夹钉上四尺长的白胶布，布端系一条长绳，通过檩上的滑车可以进退自如，既可压石制版，又可印刷厚纸，推一次印一张，每天可印两三千张。这样的“木机器”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很象是玩游戏，但成千上万张、乃至千百万张的印刷品，概源于它的“杰作”。它解决了方圆二百里内的大名县、魏县、广平县、元朝县、南乐县、莘县、朝城……党政军民、机关学校、人民团体所必须的印刷品，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匡济时艰的作用。

“六合”石印局开办不久，客户纷纷上门，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李大放等六人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的工作，仍是供不应求。他们迎来送往，忙的不亦乐乎，很有一番“买卖茂盛达三江”的兴旺气象。当时，他们的资金周转得很快，平均每十天周转一次，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可惜的是，“六合”石印局好景不长，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不久就夭折了。

一九四六年深秋，我晋冀鲁豫刘邓大军经大名向南推进的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派飞机对大名狂轰滥炸，一时间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敌机先是猛烈地轰击了大名东街天主教堂，而后波击到城郊和乡村。当时大名城人心惶惶，人们白天出去躲避敌机的轰炸，夜间回城看守门户，再也顾不上去光顾“六合”石印局的门楣了。“六合”门前门庭冷落，主顾从此绝迹。

面临此种情势，“六合”的各股股东主张散伙，结束账目，各讨方便。身为经理的李大放被迫答应大家的要求：按股分红，还本付息。大家分红后就各自逃避他乡去了。

这年的隆冬，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春节前夕，国民党先遣部队的师长唐永良进驻大名，天天抓夫抓丁，抢修炮楼，村村为营，街街为垒，城里城外成了到处可见的兵营，搞得民无宁日。

不久，我刘邓大军破陇海、袭徐州，迫使平汉敌军回救老巢，唐永良于一九四七年正月十六日来不及过元肖节就仓皇放弃大名，败退安阳去了。

“又是一江春水绿，仍然十里杏花香”。大名再次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李大放审时度势，想再度开设印刷局。当时的老搭档辛建勋、黄庆元等人远避乡村，申明无意再干，靳文海年老体弱已无力再干。李大放思前想后，只得独树一帜了。

于是他租赁了靳庆德的一块德国人造印石，赁价为每月三十斤小米，配合原有的两个辊子、两个墨石……重操旧业。李大放动员妻子、孩子一起上，起名叫“大合印刷局”。

当我第二野战军兵临安阳城时，内黄、魏县、邺县……都是游击区，大名成了后防根据地。因此，在印刷方面，前方部队及边缘地带的工作机构，都得远道来大名印刷。特别是二野第十纵队司令部，曾派专人住在李大放的家里坐摧赶印。于是，无计其数的印刷品、文件、表格、证件、布告、广告、公文纸、信封、奖状……一批又一批地运往部队、解放区。与此同时，我冀鲁豫第八军分区“军政治工作部”、八地委也闻讯而来联系印刷业务。李大放在承办好印刷业务的同时，还帮助他们组建印刷厂。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李大放又让其内弟郝金生到南乐县，去开辟大名至濮阳一线的印刷业，字号是“文昌印刷局”，得到了南乐县的支持和帮助。先后在南乐县城内南街、东街、西街开办印刷，承揽业务。（郝一九五三年撤回大名，在道前街路南开设“大生印刷局”）。

与此同时，李大放委派其族侄李明仔也在魏县开办了“魏县石印局”。

一九五六年元月，李大放、张仲三、郝金生联名向大名县工商业联合会申请走公私合营的道路。不久，三家所有印刷器材、生产资料、流动资金全部纳入合营。

根据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一包到底”的工商政策，李大放、郝金生、张仲三等人也就成了大名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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