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大名古城可谓大名鼎鼎。历史上先后有三十多次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设在大名，其中两次作为国都，七次作为陪都。如此“履历”，足见其不凡。作为黄河以北地区的古代重镇，许多历史节点都能在大名找到痕迹。梳理历史，发现大名的兴衰和文化密码与两条河密不可分，一条是黄河，一条便是中国大运河。

1、大名黄河故道至今留存“王莽堤”

黄河与大名县的渊源由来已久。高大的沙麓山就曾矗立于黄河东岸。大名县志记载，沙麓山的主峰起自今大名县东北部，南北近50公里，东西大约15公里。

沙麓山是大名历史发展进程中不能绕过的节点。沙麓山原名菹台、五鹿山，水草丰茂，风景旖旎。《穆天子传》卷六记载，周穆王在位期间，曾三次游历于此。

位于齐国、鲁国交界的沙麓山曾长期为卫国领土。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诸侯会盟于沙麓山。

春秋五霸中的两霸与沙麓山有纠葛：公元前658年，齐桓公为了保护中原诸侯国，在沙麓山西侧修筑五鹿城（今大名县东部）。晋国公子重耳失势时曾流落在此，乞食受辱，重耳后来成为春秋五霸的晋文公，曾一度把这块属于卫国的领土纳入晋国的版图。

战国时群雄逐鹿，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齐国、魏国之间著名的马陵之战就发生在此。

沙麓山于周襄王六年（公元前646年）八月崩塌，部分冲入黄河，可它的战略地位依旧。

沙麓山低矮了，可它的名声在西汉后期却大了，山脚下崛起的“王氏家族”的女儿王政君被汉元帝立为孝元皇后，在丈夫元帝去世后，历佐四世达六十余年，父和兄弟世代封侯，成帝之世，王氏为侯九人、为大司马五人。

王莽虽是王政君的亲侄子，可由于父亲早死，未及受封。早年家境贫寒，比起那些封侯的叔伯兄弟，王莽起步较晚。可家境也砥砺了他生活俭朴、博学多览、谦恭有礼、事亲至孝等良好行为，以至于他三十八岁官拜大司马时，朝野上下皆赞，声望极高。可是，篡位后做了十五年皇帝的王莽却多以负面形象记载于史料。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人白居易的感叹是因为王莽留给了后人太多的想象空间。

倒是黄河给了王莽一个正面的实证——王莽堤。王莽深知黄河桀骜不驯的脾气，在新朝建立后，加大对黄河的治理，多次对金堤进行加筑，感其筑堤免灾之功，家乡大名人称之为王莽堤。王莽堤至今遗迹犹存，干枯的黄河故道——王莽河犹在。

在沙麓山另一端，西晋文学家、史学家束皙曾在大名居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名的太守。束皙为官时关心民生，辞官后设馆授徒，深受民众爱戴，他辞世后，当地人把村名改为“束馆”。

2、黄河走了，运河来了！唐末改称“大名府”

大名的地界，黄河走了，运河来了。所不同的是，黄河是纯天然的，而运河则是人类靠双手开凿而成的。

西汉以前黄河流经大名县境长达613年，黄河曾两次改道，终于在公元11年从大名东北决口后扬长而去，向南改道百里之外。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则是利用沁水、淇水、卫河等引水通航，直达北方的涿郡。作为卫运河沿岸重镇的魏州（今大名），别无选择地呈现在了历史的节点上。每日往来粮船、商船、水师船络绎不绝，各地货物都在魏州集散，销往各地。

唐中和年间，魏博节度使乐彦桢依西门外河门旧堤，扩建城池，扩建后城池从内向外有皇城、罗城、大城三层，皇城有南、北、东、西4个城门；罗城周长二十里，有南砖门、观音门、橙槽门、冠氏门、朝臣门5个门；大城亦曰外城，周长八十里，每面都有两个门。

三道城墙宏伟壮观，魏州城成为当时除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人口密集，超过百万，富庶繁荣，闻名遐迩。公元753年大诗人李白来到大名，“青楼夹两岸，舟车日奔冲”就是对运河西渠车船往来、商贸繁华的描述。

大运河也是维系中央集权的政治纽带。但这条纽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像大运河一样蜿蜒曲折。至唐朝时，日渐崛起的北方民族契丹已经虎视眈眈伺机南侵，大名作为卫运河南北交通枢纽，军事作用日渐凸显。

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后，对内安民，百姓乐业，对外修武，北拒契丹，老百姓无不颂赞，并立碑纪念。而几乎与狄仁杰同期的名将郭元振（今大名籍人），一首《宝剑篇》受到武则天的欣赏，他出使吐蕃、镇守边陲、辅助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等等，立下了不朽功勋。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军阀拥兵自重，公元882年，魏博节度使田悦背叛朝廷自称魏王，将魏州改称大名府。

五代时期，大名府成为河朔地区实力雄厚的藩镇首府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923年4月，李存勖在大名府称帝，国号大唐（即后唐）。此外，大名府还曾作为后晋、后汉、后周的陪都。

3、北宋王朝大名府税收仅次于东京开封府

北宋时期大名府被称为北京，为东京开封府陪都

北宋王朝倚重的是大名府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历来有“河朔重镇、北门锁钥”之称的大名府，是东京开封的北部门户和宋辽战争时抗辽前线指挥所。

而且，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统计，大名府税收仅次于东京开封府，居全国第二。

北宋时大名府作为陪都，称为“北京”，府城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外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六步，共开九门，南面三门名为南河、南砖、鼓角门；北面两门，名为北河和北砖门；东面两门，曰冠氏和朝城门；西面两门曰魏县和观音门。

大名府城池建筑规模宏大壮观，城内商贾云集，百姓富庶，盛极一时。多位皇帝曾巡幸驻跸大名府，宋真宗在此建造的行宫“宫城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南面有三个门，东、西、北各有一门；建有班瑞殿、时巡殿、靖方殿、庆宁殿。

作为陪都70年，长期为河北路首府，因为政治军事地位特殊，大名府长官的委任历来为宋廷所重视，不是文臣就是武将，大名府知府共有79人，其中以负责行政的宰相、副宰相到大名府任职的先后有31人，以负责军事的枢密院院使、副使先后在大名府任职的10人，其中9人既有行政职务又有军事职务。足见大名府历史地位之显赫、政治地位之重要。

金滩镇山陕会馆

金滩镇上的清代古商铺

北京大名府与东京开封府遥遥相对，水陆相通，密切相关。

范仲淹和王安石虽然无缘在大名府任职，可他们二人分别主导的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毫无悬念地引起大名府的同频共振。曾在大名府任职的很多官员都参与了这两场变革。

变革，总会牵扯一些人的利益，总会有不同的看法。而大名府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出现在历史变革之中，也彰显了其一直处在宋代朝廷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内。

（崔东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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