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上，邯郸市作家协会理事、终南印社社员、赵都印社副秘书长杜杰首先介绍了自己多年来对古玺印及赵文化的研究与成果。他说，自己最初接触古玺印是在2006年，由于多年篆刻学习和实践的基础，很快融入了古玺印收藏领域。近十年来出版的《盛世玺印录》《新见古代玉印选》《古代鸟虫书印章专题展》等七本专业书籍，收录其藏品四十余件；2018年，他结集出版《缘闲堂古玺印辑存》一函三册，被全国古玺印藏家、学者、印人及清华、北大、复旦、吉大等高校图书馆购藏。出于对家乡的情感，他对带有“邯郸”二字的古玺印情有独钟，并收藏有多枚。随着时间的沉淀，他的收藏由爱好也渐渐转向了学习和研究。2015年，他首次配合郝良真馆长撰写论文，一发不可收。在工作之余、节假日的休息时间，他一方面找来赵文化、古文字、历史地理、书法史等各类专业书籍大量阅读，积累资料，储备知识；一方面尝试写一些与古玺印、赵文化相关的研究文章，并陆续刊发于《印学研究》《社会科学论坛》《邯郸学院学报》《艺术中国》等专业学术期刊，受到全国业界专家的关注和肯定。

近年来随着邯郸文化研究的升温，杜杰开始创作以印为点、以史为线的文章，旨在通过灵动的文本，以小见大，洞穿邯郸历史脉络，彰显邯郸文化魅力，从而打开一扇文化的新视窗。这半年来，杜杰创作出“印说邯郸”系列文化散文共9篇，把邯郸城的发展史、“邯郸”二字的演变史、“邯郸”姓氏的使用历史及邯郸在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影响等等，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由点而面，由远及近，展现出邯郸城、赵文化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底蕴。这一系列文章，在邯郸晚报闻周刊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良好的反响。这也是召开这次邯郸历史文化暨杜杰古玺印文化研讨会的由头。

出席研讨会的各位专家，都是各自领域的带头人。

出版过《邯郸古代史》《邯郸近代史》等重部头书籍的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郝良真，是研究邯郸历史文化的“活字典”，他说，截止目前，已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带有邯郸二字的印章共32枚，这些古印章除有关书籍著录之外，有些保存在不同的收藏者手里，其中杜杰先生藏有8枚。这些古印章为研究邯郸乃至赵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可信的实物资料，印证了古代文献对邯郸的记载，对于深入研究邯郸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甘丹子”印是“甘丹”出现在古玺印上目前仅见的一枚，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填补了“甘丹”在古印上的文献空白。

邯郸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专家郭培伦发言说，“甘丹子”印成为货币考古资料之外，为邯郸早期城名研究又添古玺实物证据；“邯郸霸印”“邯郸去疢”等古玺印及其发现地，为邯郸姓氏研究累积了珍贵的实物依据，也为我们深入研究赵国疆域、军事、交通、社会史等提供了较重要的辅证，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邯郸市文物局原局长王兴对邯郸历史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他特别提出，杜杰先生个人的收藏和研究，第一扩大了赵文化研究的视野。过去研究赵文化，主要是通过考古遗址、考古工地以及历史资料、馆藏文物来活化文物的价值，杜杰对古玺印的研究文章，与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文物相互印证，这样就使邯郸历史的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和展示。第二点是形成了从甘丹到邯郸一名的完整的链条。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甘丹是出现在春秋时期的空首布币上，后来是春秋晚期与战国交界时期的平首布币的甘丹，钱币的造型变了，但是字体没有变。进入战国以后，邯郸的一些兵器上仍然有很多使用甘丹文，出现最晚的甘丹字，是在战国的刀币上。在战国的一些遗址上，如赵王陵1号陵陪葬墓出土了很多刀币的甘丹。从甘丹过渡到邯郸，是秦代“书同文”才实现的。第三丰富了邯郸复姓的家族史。通过古玺印，我们了解了邯郸人迁徙的散枝开叶的例子；另外，丰富了邯郸复姓人名的数量，通过这些人名，我们就能再挖掘出新的内容，这应该在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

中国辞赋家协会副主席、邯郸市诗词楹联协会主席王维中感慨地说，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主要通过考据和演绎两种途径。但现在这两种学问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并且很难有一座桥梁，让书斋里的学问走进社会。非常惊喜地看到，杜杰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打开了阅读邯郸的另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让到邯郸的人，包括邯郸的本地人，可以在这里凝视历史，抚摸岁月，这比空洞地、从书上了解邯郸，要生动得多。

文化学者喜郎解读说，杜杰先生对于古玺印的研究，恰恰打破了邯郸历史研究中对文字和器物的忽略，实现了新文化运动时“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文化传统，我们都应这份研究而获得某种精神与文化的自由。

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河北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冯小红提出两个课题，第一可以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对邯郸姓氏的演变做一个系统研究，搞严肃的学术研究。第二是玺印制造工艺的演变史。对每一枚印做详细的说明书，涉及材料、形制、篆科技艺等，注意把握整个技术的变迁过程和地域的特点，也就是用历史学的“纵向的变与不变、横向的同与不同”去考察它，阐释出玺印技术的发展、纵向的发展过程与地域特点。

邯郸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贾建钢也评价说，小说家废名在他著名的《桥》中曾说：“人生的意义本不在它的故事，而在渲染这故事的手法”。同样，杜杰先生这组文章的意义本不在它的故事，而在借助“印”这一物的渲染手法，成为阅读邯郸的另一种方式。这既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呈现，也是作为方法的城市历史阐释。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孙海涛发言说，我们一直讲让文物活起来，离不开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公共考古，要借邯郸现有的文物，讲好邯郸的故事；第二个就是对邯郸文化的研究和整理，这是最基础的基础。我们要做一个平台，依托大学、科研单位及像杜杰这样的社会研究者，还有媒体，来更多地把邯郸出土的东西做更深入的研究，宣传、推介、研究我们邯郸。

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博物院院长李亚感言并建议，研究成果的最终目的，在于活化利用。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赵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古玺印文化研究，尤其是与赵国有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在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内开展研学活动，开发出相关文创产品，做成“印说邯郸”“印里的赵文化”短视频，结合数字化形成多元的赵文化作品等等，文化赋能，让文物活起来，使之成为传承赵文化的重要亮点，达到“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传播效果。

活动主办方的邯郸大学教授、邯郸赵文化研究所所长侯廷生发言说，耐得住寂寞，才能做得起学问。杜杰在本职工作之余，甘愿坐“冷板凳”，很令人敬佩。希望杜杰能拓宽领域，继续走下去。“邯郸”是一个非常值得多方面作深度和广度研究的课题。在历史上，除了邯郸城名的三千年不改，还有很多“邯郸”现象，如影响至今的“邯郸道”、文学形象“邯郸少年”、“邯郸歌”、“邯郸行”（古诗一种体裁）、赵都赋等等，可以作为一个课题系列研究。

邯郸市书协副主席兼青少年书协主席陈惠永，市文联秘书长、市书协副主席郑彬，邯郸书法院院长赵继成，他们从篆刻创作角度说，杜杰是一个篆刻家，同时又是古玺印收藏家、研究家，这个点找得准。印学在历史文化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各大博物馆都有专门从事印学研究的，特别是邯郸这样一个历史名城，需要有印学这方面专家，正好杜杰弥补了邯郸空白，他很有思路。他把兴趣做成了学问，把做学问当成了兴趣。

因公务未能到场的邯郸学院文史学院教授、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张润泽及邯郸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郭连莹也特地发来文字发言，一致认为，古云“文史不分家”，道出了文学和史学两者内在的紧密关联，杜杰就是这样的学者和作家。杜杰的文章深入浅出，文笔优美，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纵横的笔法，自由的议论，既有玺印专业研究水准，又有先秦秦汉历史钩沉，是邯郸印学的学术随笔，在看似不经意间“入古”而“出新”，这正是受众狭小的学术著作所缺乏的风格。

从杜杰古玺印文化谈到邯郸历史文化和现代邯郸风貌，专家们对这座三千年的城市充满了深厚的情感。研讨会气氛热烈，掌声阵阵。

会上，邯郸学院向杜杰颁发了特聘研究员聘书。杜杰分别向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所赠送了自己出版的专著。

在邯郸这座城市里，有这样一群热爱邯郸历史的人们，是一个城市的温度。我们生活的家乡，是一个有着三千年建城史，又是一个日新月异、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绿杨城郭。邯郸道，古丛台，回车巷……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邯郸独特的书签，吸引我们去翻阅她的千载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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