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的时尚之都——赵文化
赵国为战国七雄之一,自简子、襄子建国至最终灭亡,屹立于中国历史舞台达两百余年之久。极盛时期,赵国的疆域跨越今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四个省区以及山东、河南一带,其人口、军事实力与战略地位均居列国之首。邯郸是赵国的国都,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至此,历经敬侯、成侯、肃侯、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缪王,共八代君主,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而赵国在战国时期又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赵国的改革成为战国时代变革的风云写照,融入当时社会变革的行列,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彪炳史册,垂范后世。赵国居于“天下之中”的要冲,经济实力位列各国前茅,商贸繁荣。同时,赵国也是战国时期谋士游说、过往交合的外交舞台。战国及两汉时期,赵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人才辈出,并在百家争鸣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赵国具有“四战之国”的情势,军事力量强大,是战国时期合纵连横、骁勇征战的杰出代表,参与了当时的兼并战争,促进了大统一的进程。
一、源远流长的赵氏先祖
图腾崇拜是古代氏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与该氏族的起源、精神信仰和个性风格密切相连。《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赵世家》又云:“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大业就是赵、秦两氏共同奉祀的男性始祖。
据考证,大业来源于自己的父系始祖少昊氏族,少昊氏族是来自东方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即古代东夷部落。少昊氏族以鸟为图腾,所以后来秦,赵二族的祖先也多保持对鸟的崇拜。如大廉的后代称作鸟俗氏;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为“鸟身人言”。赵氏世族的传世文物中也多见鸟的造型器物,也证实了鸟在先赵氏族中的神圣地位。
女修之子大业又叫皋陶,他与禹同为尧舜时代的圣贤人物。皋陶有子三人,长子伯益是其后嗣居留中原的一支。伯益因佐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赏赐皂游,帝舜将自己家族的姚姓女儿嫁给伯益。以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据《尚书·尧典》),掌管山泽,繁育鸟兽。伯益生有二子,一叫大廉,一叫若木。大廉的后代称作鸟俗氏,赵氏是其直接的传人。大廉玄孙名仲衍,仲玄孙名仲,其子为蜚廉,蜚廉生二子,长名恶来,其后为秦;次名季胜,其后为赵。
由于造父受到周室的宠幸,赵氏宗族的发展一帆风顺。除了造父的嫡系子孙受到庇荫外,其高祖季胜之兄恶来的后嗣也自托于赵氏宗族的名下。《史记·秦本纪》称恶来“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直到非子被孝王封于秦时,始从赵氏中分立出来自立为氏,即秦氏。秦,嬴姓,非子是嬴秦宗族的直系祖先。
据此,可以勾画出赵氏远祖的发展世系图表:
始封赵城 赵的氏名来源于赵氏的祖先造父。西周时,造父以善御著称。他为周穆王御,曾驾驶戎车载着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穆王“乐而忘归”(《史记·赵世家》)。当穆王西游期间,东方淮水流域的诸侯徐偃王乘机发动叛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因功获得穆王的嘉奖,被赐以赵城(今山西洪洞北),此后造父的氏族即称赵氏。
造父以后的几代,史籍中未留下姓名和事迹,直到造父的六世孙奄父,才因千亩之战再现于史籍。史称“奄父生叔带。叔带因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始建赵氏于晋国”(《史记·赵世家》),从此,赵氏开始了在晋国的发展。
崛起于晋赵氏自叔带以下五世而生赵夙。赵夙在晋献公伐灭霍、耿的战役中,被委以伐霍的主将(一说是御者)。因此次战役立功,晋献公还将耿地(今山西河津市东南)赐予赵夙作为赏赐,这是赵氏在晋国获得的第一个采邑。
赵夙有二子。长子名共孟,次子赵衰。史籍记载,赵衰因追随辅助重耳(晋文公)有社稷之功,相继升为原大夫直至晋卿。故从赵衰开始,赵氏实际上已进入晋国的核心领导层,并由此逐渐成长为晋国的实力派卿族。赵氏的发展为晋国实现称霸春秋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晋献公在位期间,晋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但诸公子争位的矛盾十分突出。献公二十一年(前655年),公子重耳遭诬陷,被迫逃亡,赵衰等人追随。不久献公去世,晋国发生动乱。重耳流亡在外期间,晋国内部一直不安定,跟随重耳流亡在外的晋国诸臣也看清了这个形势,尽管流亡备尝艰辛,却矢志不渝,始终追随重耳。
重耳在狄邦生活了十二年。晋惠公即位后,担心重耳回国争位,遂派人谋刺重耳。重耳与赵衰等人商议转投东方的齐国。此后又转到宋国、楚国,最后到达秦国。
公元前636年,重耳于流亡十九年后,在秦国国君的帮助下终于返回晋国,执掌政权,是为晋文公。文公将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赐予赵衰,任命赵衰为原大夫。赵衰的官职晋升到了晋国官职中最高的等级—卿,从此进入晋国的核心领导层,后又被委以中军佐的重任(等于全军的副统帅)。赵衰地位的不断提高,为赵氏在晋国的成长和迅速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赵衰之后,赵盾承袭父职,是为赵宣子。他历相三朝,执掌朝政长达二十年,这是赵氏在赵衰之后能够继续兴盛发展的原因。赵盾执掌国政期间,总的来说是起到了维护晋国社会稳定、建立与健全法制、促使社会政治经济正常运行的作用。由此可见,赵氏在晋国已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力量,成为国之柱石。
据《史记·晋世家》载,重耳曾将女儿许配赵衰。赵衰的长子赵盾,为重耳在外流亡期间赵衰所纳狄族女子叔隗所生。因赵盾才干出众,被赵衰“立”为嫡子。
赵盾执政伊始,即雷厉风行地在晋国制定办事章程,校正刑罚律令、清理诉讼积案、督察追捕逃犯、使用契约、治理政治污秽、重申礼仪秩序、恢复旧有官职、举拔贤良人才等一系列革新政治,被誉为“夏日之日”,夏日之日给人以严酷感,足见赵盾督责之严厉。
重振赵氏 春秋时期,赵氏在错综复杂的争权夺利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赵盾死后,儿子赵朔任职为卿,娶晋成公之女为妻。晋景公时,赵氏因“下宫之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史记》中的描述是屠岸贾所为,幸有义士相助才保留下赵朔的幼子赵武,由程婴藏匿于山中,度过了十几年的艰苦生活;《左传》认为此案是赵氏内部的一场争斗,后来得以平反。赵武得入宫中,重新树立起赵氏在晋国的地位,赵武广修仁德,之后担任了晋国军将和正卿,再次登上晋国权力的顶峰。
赵武执政是赵氏再次发展、崛起的重大转折点。
晋国赵氏世系表:(赵氏自叔带入晋,至赵简子共十一世)
二、雄起勃发的简襄之烈
(一)赵简子创立基业
赵简子名鞅,字志父,是赵国的奠基者。为不断壮大和巩固赵氏在晋国的势力和地位,赵简子凭借晋国正卿的身份,以英武治世之材,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外交等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改革,这些带有战略性措施的实施,明显增强了赵氏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为赵国的建立奠定雄厚、坚实的基础。
扩大亩制 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扩大亩制和税制的改革,是赵简子适应新型封建土地剥削关系而进行的,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扩大亩制就是突破奴隶社会井田制“百步为亩”的规制,实行以240步为亩的新制度,将亩制扩大了1.4倍。这比范氏、中行氏、韩氏实行的亩面积都要大。赵氏亩制在当时各国中是土地改制最早、亩面积最大的。亩制改革鼓励了赵氏属民大面积垦荒和吸收外来移民,赵氏以此达到了扩大领地、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经济实力的目的。这次成功且有效的变革,还为以后秦国商鞅变法提供了范例。
始郡县制 春秋时期,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县制已形成,此时晋国设县已相当普遍。至公元前514年,晋国设县总数已达59个,其中大部分县名义上属于国君管辖,少量则为晋国卿大夫所有。公元前493年,赵鞅率军与郑国交战于铁,临战时发表誓词:“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可见当时县作为卿大夫的私邑可以用来赏赐军功。同时也表明,晋国已经实行郡、县并行制。
首铸刑鼎 为使晋卿大夫严格执法、百姓遵循礼仪,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简子主持了一件在晋国内外都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即铸刑鼎。他和荀寅率兵在汝水边上筑城,用480斤鼓铁(生铁)铸造了一个铁鼎,在鼎上铸刻了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所谓刑鼎,即其上O赵简子铸鼎图铸有刑法条文的大鼎。那时没有有效发布文告的方式,为使刑书尽可能多地被人们所了解并显示刑律的不可更改性,有些国家采取了铸刑鼎这种方式。这实际是我国最早颁布的成文法,也体现了赵鞅作为我国成文法最早的发布者、倡导者的法制改革精神,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侯马之盟 春秋末期,公元前497年,赵简子为收卫贡500户人家置于晋阳,与邯郸赵氏发生了冲突。赵简子杀邯郸赵午,引起了邯郸赵氏及其支持者范氏、中行氏的强烈反抗。赵简子曾因挑起事端一度遭到以知氏为首的晋国众卿的责难,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被迫自杀,以救赵氏于危难。之后赵氏在韩、魏、智氏的支持下最终同晋国公达成和解,回到晋都新田。
为了联合众卿族对邯郸赵氏和其同盟者范氏、中行氏及其国外支持者展开斗争,赵鞅同国内有关政治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盟誓活动,表示大家团结协作,一致对敌,如有违誓者,则将被盟誓者共同讨伐。
侯马盟书于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城遗址出土,盟誓时间为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前489年)。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出土的盟书共5000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字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字一般为朱红色,也有黑色的,字体接近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军事变革 公元前493年,赵简子与郑国交战于铁(今河南濮阳西)。此战赵氏军队在数量上少于对方,但战前赵简子曾向广大将士公开发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意思是说,英勇杀敌者,大夫和士可以凭军功得到受县、受郡或田十万亩的赏赐,平民百姓、工商业者可因军功跻身仕途,人臣、奴隶也可因军功免除奴隶身份。简子的誓言使军队士气大振。战斗中,简子身先士卒,赵师上下奋勇争先,结果敌师大败,赵师“获齐粟千车”。
这些誓言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军事领域的一次根本性改革。虽然誓言没有形成正式制度,但它生动体现了赵氏立国之前的治军原则、治军思想和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这个改革性的誓言,对调动官兵作战的积极性、扩大兵源、加速封建军事制度的形成,以及对赵国后来改革传统的形成,都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占领邯郸 赵简子与邯郸午、范氏、中行氏的斗争历时八年之久(前497-前491年),最终获得胜利,邯郸从此成为晋阳赵氏的领地。
邯郸原在赵氏的别支邯郸午(赵午)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后来成为晋阳赵氏所有,是由赵鞅向亲范氏与中行氏的邯郸午索取五百家“卫贡”引起的。所谓“卫贡”是赵鞅于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讨伐卫国时从卫国得到的五百户人家,当时赵鞅将其置于邯郸城内。到了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赵鞅想把这五百户人家迁到晋阳城去,以充实晋阳的力量。邯郸午本已答应,但其父兄认为,要是这样简单地让五百户人家迁往晋阳,那会断绝与卫国的交往,不如侵伐齐国,等齐人前来报复,再顺势将此五百户人家迁走,不至于伤了与卫国的和气。赵鞅认为邯郸午的这种做法是抗命,于是“召午,而囚诸晋阳”,后来又将其杀死。如此就引起了邯郸午之子赵稷及其家臣涉宾的叛乱。赵鞅命令上军司马籍秦率军包围邯郸。晋国的范氏、中行氏由于和邯郸午的姻亲关系皆不愿出兵围困邯郸,反而谋划攻打赵鞅。赵鞅不支,退守晋阳。范氏、中行氏接着攻打晋君,结果激起国人公愤,纷纷站在晋君一边,赵鞅也因此与国君和解。范氏、中行氏战败后,是年十一月,逃往朝歌(今河南淇县)。
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为了断绝范氏、中行氏的外援,同前往朝歌运送粮草的郑国军队在铁(今河南濮阳西)展开激战并获得大胜。翌年十月,赵鞅以重兵包围了范氏、中行氏困守的朝歌(今河南淇县)。由于断绝了给养与外援,范氏、中行氏只好弃城突围,北逃至邯郸。次年九月,赵鞅围邯郸,越两月,邯郸降。中行寅逃奔鲜虞,在鲜虞的支持下,占据了晋的柏人(今河北柏乡)。经过苦战,赵鞅终于攻克了柏人,范吉射和中行寅只身逃往齐国,以后沦为庶民。从此,邯郸、柏人尽属赵鞅所有。
赵简子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不仅壮大了赵氏在晋国的力量,而且逐渐控制了晋国的朝政,并代表晋国广泛与诸侯国结盟,黄池(今河南封丘)晋吴之盟即是例证。公元前382年,晋国和吴国在黄池结盟时,一度为谁先盟誓发生争执,在赵简子的干预下最终成盟。黄池之盟表明,晋国再度成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大国和强国,而赵氏则是晋国强盛的支柱。赵简子已是“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氏成为晋国最强的卿族。
(二) 赵襄子历难建国
以庶子身份继承赵宗的赵襄子,实际上是赵国的第一位君主。赵襄子名毋恤,是赵简子最小的儿子,他在执政后以过人的才略和胆识,成功地收复了中牟(今河南鹤壁),兼并了北部的代国(今河北蔚县一带),立足于晋阳,最终实现了北拓领土、南进中原的理想,并且使赵氏成为韩、赵、魏三家之长,势力达到最强。
收复中牟 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本属赵邑,接近卫国。当赵简子与邯郸赵氏及范氏、中行氏斗争之初,中牟依靠卫国趁机叛赵,并胁迫全城人脱离赵氏,依附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卫国在强赵的压迫下自顾不暇,且不断发生内乱,故中牟失去依靠。赵襄子兵临城下,施以仁义,最后中牟自请投降。
中牟地处太行山东南麓,便于同中原诸国进行各种往来。中牟的收复使赵氏获得向中原发展的前沿阵地。襄子之后若干年,赵献侯迁都中牟,就是基于“逐鹿中原”这样一种战略目的。
巧取代地 赵襄子扩张赵氏势力的最重要一步措施,是实施“从常山临代,代可取也”的夺取代国的方略。
代国所辖的地域约为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一带。据《史记·赵世家》载,代是狄族人建立的国家。赤狄原居住在晋东南一带,在春秋前期,常与晋发生冲突,也给中原华夏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晋人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在晋景公时期灭亡了赤狄,后来狄人再次建立代国。赵简子为了收服代,曾把女儿嫁给代王。刚继位之初,襄子就遵照简子生前的布置,北登夏屋之山观察代地的风土人情。他了解到代地喜欢音乐及代君好色的情况,为了麻痹代王,首先邀请代王在边境宴乐聚会,并带领数百人的乐队前往助兴。襄子事先教舞者在舞蹈用的羽毛中藏以兵器,酒酣之际,布置的行酒之人突然用预先准备好的大金斗(斗,即盛汤的大勺子)猛击代君,顿时击杀。数百舞者一齐亮出兵器,代君的随从亦被杀尽。随后,襄子夺取了代地。
攻下代地后,此举不仅扩大了赵国的版图,也实现了简子生前的遗愿,这对赵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大大地扩张了赵国的疆域规模,从此,代地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为赵国所用。代国东接燕,南接中山,北边匈奴,而与楼烦、林胡接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代地本身的文明进程来说,其并入赵国版图,也有加快这一地区少数民族部族与汉民族大融合的积极意义。
三家灭智 “三家灭智”生动地表现了赵氏的顽强拼搏精神和斗争智慧。
赵襄子即位之初,晋国经过多年的内部斗争,已剩下智、赵、韩、魏四个大的政治集团势力。赵简子去世之后,智瑶(亦作知伯、知襄子、智伯)继任为晋国的执政者。当时智氏势力发展到极盛,渐已超过赵、魏、韩三家的实力,气焰十分嚣张,经常发难于其他三卿。
公元前455年,智伯“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无奈,只好“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战国策·赵策一》)。后又向魏索要土地,魏也割让万家之邑送给智氏(《战国策·魏策一》)。然而,智氏向赵氏索要土地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遂约集韩、魏二氏,准备攻伐赵氏。
襄子素怀大志,且与智伯衔怨已久,无论从赵氏国家利益还是从个人恩怨出发,都不打算对智氏做出让步。为避其锋芒,赵襄子决定再次退保晋阳。智伯率韩、魏攻打晋阳,三月未能攻下固若金汤的晋阳。智伯改变战术,使军队分散,对晋阳长期包围,然后决开晋水(即今汾河),以图淹没晋阳城。最危急的时候,河水距城墙高度仅三版之差。依靠晋阳城墙的高峻厚实未能被灌城,但由于断绝了给养,到第三年(前453年),城内已是“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襄子一度被迫考虑放弃。谋士张孟谈利用韩、魏两家素来与赵氏的友好关系及与智氏的矛盾,说服他们反戈一击,解救了危难中的赵氏。智氏被灭后,韩、赵、魏三家遂共分智氏的土地。从此,智氏的势力在晋国被铲除。
三家灭智后,晋国实质上名存实亡,故有历史学家把公元前453年定为赵、魏、韩“三家分晋”的时间和战国时代的开始。
从叔带入晋到赵简子、赵襄子的文治武功打下赵国基业,赵氏在晋国经历了数百年的顽强发展,无论从政治、经济地位还是从领土疆域,都成为最强大的势力。“三家分晋”标志着赵国的正式建立,赵襄子由此成为赵国的开国之君,赵国从此走上了称雄战国的霸业之路,开创了赵国数百年的盛世辉煌。
(三) 三次迁都争锋天下
经营晋阳为了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根据地,赵鞅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晋国比较偏远的地区,尤其是晋国的北部一带。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营造这一地区的中心城邑晋阳,使之作为赵氏后方和赵氏发展的大本营。
晋阳位于晋中盆地北端,西临汾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巩固晋阳,赵鞅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首先,赵鞅派遣谋臣董安于前往营建。晋阳城建立于公元前497年,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董安于营建的晋阳不仅具有“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的坚强保障,并且其宫室的墙垣皆用狄蒿苦楚围成,可在战时用作箭矢;其宫室的柱子亦用炼铜铸成,可在作战时用来铸造兵器。后来,范氏、中行氏被击溃以后,赵鞅又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在晋阳除继续增高营垒以外,尤侧重于争取民心。他减少了晋阳纳税户的数目,通过减轻民众的负担来加强政治基础。这一做法尤其为简子所赞赏,以至于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襄子道:以后晋国一旦有祸乱,不要嫌晋阳距离远,一定要前往那里去避难。后来,襄子遭到智氏攻击而远走晋阳,最终正是依靠城内军民对赵氏的拥护和同心协力反败为胜的。由于晋阳的重要地位,使它实际上成了赵建国初期的军事基地和政治中心,也是赵国的第一个国都。
迁都中牟 中牟位于太行山东麓、黄河之北,是晋、赵在太行山以东较早取得的城邑之一。《史记·赵世家》记载:“献子少即位,治中牟。”
中牟最早为春秋中期齐桓公所建,目的是“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可见其当初是屏障“诸夏”边沿的军事堡垒之一。就地理位置来看,这里地势平坦,西有牟山之雄,其余三面为丘陵环围,不但过柏乐岗可东入平原,而且向东南走黑山、沿淇水也可直达平原,交通方便,易守难攻,既可雄视中原,便于联合,也便于出击,是理想的战略要地。
春秋后期,中牟归属多变,为兵家争夺之地,成了晋国与他国打交道的重要门户。战国初期,各国争夺的重点已转移到中原一带,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赵、魏、卫、齐、楚等国接壤地带为争夺的重点,赵国将统治中心移于山东地区(当时秦人称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为山东),以便参加中原的逐鹿。
鹤壁市西北鹿楼乡故县村至胡丰村一带为中牟城故地。20世纪60年代在这里发现一处面积达84000平方米的古遗址,其中有冶铁工场。80年代末在此遗址的中部发掘出堆积深厚的战国至汉代文化层,此遗址有可能是中牟城的一部分。
定都邯郸 邯郸至冀中广大地区,土质肥沃,水量充沛,是先民们生息繁衍的好地方。到了商代,这些地方的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发达,是商王朝的经济中心、军事要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考释沙丘台引《竹书纪年》中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可见,邯郸作为殷都的北大门,当时已是商王朝的重要据点或京畿内的重地,商王朝必然要加强对邯郸等重要地点各方面的建设。
春秋至战国初期的数百年间,是诸侯逐鹿中原的大变革时期,邯郸的战略地位与经济地位益显重要。春秋后期至战国初年,新兴封建土地私有制日益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集中,大小城镇相继发展起来。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邯郸,其发展更为显著。据《春秋左传》记载,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初,卫侯(灵公)伐邯郸午于寒氏城。为此晋大夫赵简子出兵救援,围卫,卫惧,割五百家献晋。赵简子把这五百家先置于邯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赵简子向邯郸午索要卫献的五百家,欲改置于晋阳赵午之臣涉宾为此据邯郸反晋,赵鞅遂派上将司马籍秦率军攻打邯郸。经过八年的战争、在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击败了赵稷和范氏、中行氏等敌对势力,邯郸、柏人等重镇均归晋阳赵氏所有。从此赵简子以邯郸为中心,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为后来建立强大的赵国奠定了基础。
春秋后期,晋阳赵氏在邯郸的政治基础还很薄弱,故当时将邯郸作为都城的政治条件还不成熟。不过作为战略重地,到了春秋末战国初期,邯郸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已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要地了。
敬侯于即位之初(前386年)就把国都由中牟迁到邯郸,也有现实原因。《史记·赵世家》载:“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可知敬侯虽然平定了宫廷变乱,但政局尚未稳定,尤其是公子朝失败后逃奔强盛的魏国,成为后患,这时赵氏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军事、政治据点,以防魏国向北进犯。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为九州通衢”,控制它,无疑等于扼住了中原的咽喉,所以赵敬侯继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迁都。
迁都邯郸是邯郸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赵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赵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迁都邯郸是赵国战略方针转变的需要。赵简子、赵襄子时期,赵氏的战略方针主要是通过同晋国内部新旧贵族的斗争扩大自己的疆域,而赵都晋阳正是适应了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晋阳距其他贵族封邑较远,是赵氏稳定可靠的后方,赵氏也的确凭借晋阳挫败了最强大的对手智氏。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标志着晋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也标志着赵国正式加入了诸侯之间的兼并征战,实行以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方针。但要实施这一方针,就需要选择一个靠近中原、便于发展、拥有一定经济、物质基础和优越地理位置的城市作为都城,因此迁都中牟,最后定都邯郸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献子当时先选择了中牟,原因可能和邯郸当时尚有比较强大的敌对势力有关—邯郸大夫赵午之族曾据邑而叛。
其次,邯郸具备了成为都城的物质基础。春秋后期,邯郸已是赵国东部地区的重要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邯郸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周围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传统农业的重要产区。这样一种经济条件使得战国初期的邯郸已经可以提供较充裕的各种手工业和农业产品,提供各种商业服务,而且居民众多,具备了作为赵国政治中心的经济、物质基础。
再次,邯郸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恰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同时又处于太行山八陉之一的滏口陉与南北大道的交汇点。邯郸背靠太行山,南临漳河水,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发达,且靠近中原,邻接齐、魏,是“四战之地”“天下之中”,更是赵国积极进取中原、争衡天下、威胁齐魏的理想出发地和后勤供应基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战略地位。
三、垂范后世的赵都邯郸
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8年赵国为秦所破,邯郸作为赵国的国都历经八代君主,时间长达158年。三国人刘邵曾写有壮丽的《赵都赋》,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赵都邯郸的繁华景象,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深埋于地下的昔日王都的非凡气象。
(一) 名扬列国的战国都城
赵都邯郸的独特布局赵都邯郸包括三大部分:赵王城、赵大北城和赵王陵。赵王城布局严整,宏伟壮丽,其建筑技术、坚固程度在战国都城中堪称一流,是赵国政治中心所在;大北城属于居民生活和工商业为主的郭城或外城;以北的赵王陵则是赵王陵区;以西的丘陵地带则是战、汉贵族及平民聚葬区。
赵王城位居邯郸西南,由东、西、北三座相互依连的小城组成,平面略呈“品”字形,占地面积约512万平方米。城墙周长9千米,墙体夯土密实、宽厚坚固,城址内外现存高大建筑台基及地下夯土基址20余处。其西小城内有一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4米的龙台宫殿建筑基址,残高17米,是目前所见最大的战国夯土台。龙台以北还有两座大的夯土台,三台基本上形成了西城内南北方向的一条中轴线,有学者称,这种建筑布局是中国后世都城建筑中轴线布局的开端或萌芽。另外,赵王城城墙上还安装有特制的大型铺瓦和排水槽,这种先进的防雨和排水设施系统,目前仅见于赵都邯郸城的考古中,是赵文化建筑上的一大特色。
大北城位于赵王城东北60余米处,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占地面积约1380万平方米。城垣除西垣北段,即今称为“灵山”“铸箭炉”“铸钱炉”(又名皇姑庙、台地等)“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等建筑基址或城垣残段局部尚存外,其余全部被淤埋在现地表1米至10米以下。大北城内各动土点发现有大量窑炉、铸铜、冶铁、石骨制作等手工业遗址及水井、灰坑等生活遗存。结合文献资料基本上可以判定,赵王城当属赵王室的宫城,大北城则属以居民生活和工商业为主的郭城或外城。郭城建筑很符合古代“五里之城”“七里之廓”的规制。
风雨千年的赵国王陵 赵王陵位于邯郸西北15—20千米处,即邯郸县与永年县接壤处的紫山东麓丘陵地带,包括五座陵墓七个封土堆。1993年以后统一编号为一号陵至五号陵,定名为战国赵王陵。其中三座位于邯郸县三陵乡陈三陵村北和西北部以及周窑村东,俗称为“三陵”,分别编为一、二、三号陵,两座位于永年县界河店温窑村北和西北部,俗称温窑陵台,分别编为四、五号陵。
赵王陵规模宏大,气势雄浑,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战国王陵群和已知单体规模最大的战国王陵,是研究我国战国时期等级制度、墓葬制度的重要资料。
赵王陵五座陵墓各自独立,均坐西朝东,筑有高大的陵台,系以自然山丘为基,周围夯筑拦土坝,内填土石筑成。陵台包括封土、陵台、神道、主墓、陪葬坑、陪葬墓、建筑基址等几部分,系将山顶削平并整修而成,与周边落差较大,历经风雨但冲蚀较少,陵台、神道均基本完好,清晰可辨。陵台多呈覆斗形方台体,顶面南北长156342米、东西宽74—215米不等;台面周边均经夯打加固,原筑土墙或回廊式内宫垣,东侧设门阙;三号陵台外围还发现有陵园墙。神道均位于陵台东部呈斜坡状,长130—290米、宽6070米不等。主墓居台顶中部,其中一、三、五号陵各一座,二、四号陵各两座,封土高6—11米。三号陵为长方形覆斗状,其余均为方形覆斗状,前者南北长72米,东西宽34米,可能也属两座主墓并列而成。
众星拱月的周边古城 敬侯定都邯郸以及对邯郸城的扩建,大大提升了邯郸城市的层次。战国中、后期,邯郸的影响已不再只局限于沁河流域附近地区,它逐渐成为太行山东麓南部广大地区的一个大型核心聚落,并且以此为中心,还包括众多中小型聚落而形成一个城镇集聚的聚落群。目前考古资料表明,在邯郸城的北、西、南方圆60千米的范围内,即洺河至漳河之间的广大地域,共发现13座战国时期带夯土城垣的大小城镇遗址,包括永年易阳城址、武安阳邑城址、武安贺进城址、武安小店城址、武安曹子巷城址、武安北田城址、武安午汲城址、武安店子城址、武安固镇城址、武安武家庄城址、磁县九龙口城址、峰峰北界城址、磁县讲武城址。
在赵王城南8千米处还有一处遗址,由于城中有大夯土台,故称台城。《磁县志·古迹条》载:“台城在县北四十里,昔赵工因避暑所筑。宋范成大《揽辔录》云:‘台城镇故城延袤十数里,城中有灵台陂陁,邯郸人春时倾城出祭赵玉,歌舞台上,城旁有廉颇、蔺相如墓。’今故址多不存。”古城虽废,但仍是一处有名的古迹。该志名胜条载:台城相传为赵武灵王避暑之地,昔筑有灵台,今已不存,唯有沿城杨柳晨昏烟销……
邯郸作为城镇集群的核心,具有中心城市的功能。首先是汇聚功能,汇纳四方经济、交通、文化、人才等;其次为辐射功能,其影响领导着四方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等。汉代以后,随着邯郸都城地位的下降和国家的统一,邯郸城镇集群区的作用也逐渐衰弱了。
丛台是战国时期赵国留下的遗迹之一。《汉书》载:“高后元年(前187年)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说明丛台在汉代成为赵王宫内的重要建筑。据考证,丛台上建有天桥、雪洞、妆阁、花苑诸景,结构奇特,装饰美妙,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文人,如唐朝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著名词人贺铸都曾游览丛台,赋诗赞咏。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丛台经历了无数次天灾人祸的破坏,多次改修重建,有了很大变化。据地方志载,自明朝中叶以来,邯郸城就修复了十多次,现在的丛台是1963年以后略加重修的,如今已成为现代邯郸市的象征。
(二)辉煌再现的汉代邯郸
两汉时期的诸侯国都公元前222年,秦灭赵、燕,统一全国,设36郡,邯郸是邯郸郡的首府。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其部将陈武臣率一支农民军北上河北,占领邯郸后自称赵王,不久为部将李良所杀。李良很快又被陈武臣部下陈余、张耳打败。陈、张拥立原赵国国王后代赵歇为赵王。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秦将章邯引兵攻打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邯郸城因此遭到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公元前204年,刘邦领导的西汉政权夺取了天下,从此邯郸的历史进入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邯郸一直是赵国诸侯国的都城所在,经济和战略地位一直很高。两汉时期的邯郸城作为赵国的国都前后延续近390年,西汉后期发展成为享誉天下的全国“五都”之一。
汉代时期,文帝、景帝(前179—前141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西汉基本是采用秦的郡县制度,但把部分郡改称国,初期曾大封异姓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相继消除了各异姓王,改封刘氏皇家子弟。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异姓赵王张敖被除去王号,刘邦第四子如意被封为赵王,仍以邯郸为都。如意是刘邦的宠子,他受封于赵,从侧面反映了邯郸的重要地位。
西汉后期,邯郸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其商业也繁华起来,当时的邯郸是仅次于长安及洛阳的第三大经济中心城市。《盐铁论·通志》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封建地主阶级不择手段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又开始了饥饿流亡的生活。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等在邯郸拥立王郎为帝,并诈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于更始元年(23年)10月在邯郸起兵反对更始帝刘玄,形成黄河以北声势最大的军事集团。12月王朗在邯郸称帝,但第二年在刘秀的进攻下失败被杀。
东汉建立后,刘秀封其叔刘良为赵王,定都邯郸。东汉的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比西汉发达,各地出土的铁犁等工具比西汉多,邯郸出土的也较多。
汉代赵宫苑囿 两汉时的邯郸城是在战国赵故城大北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旧二城相互交错套叠,代表了不同的使用功能或年代阶段,一座是战国时期初建、汉代整修沿用的旧城(即大北城),另一座是后期另筑的新城,反映了赵都邯郸的兴衰过程。
两汉时的赵王宫殿区主要位于今邯郸展览路东西一线以北的范围内,不仅现存温明殿、丛台等著名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且在今丛台路以南的春厂农贸市场地下发现有较宽的卵石面、料石坡道及双层排水管道、壕沟等重要建筑遗迹。旧城西北的梳妆楼、铸箭炉一带,在西汉时期也曾建有宫殿式官署建筑,并作为官方冶铜的铸造业基地;其西南插箭岭一带在西汉中后期辟为刘氏王侯墓区。温明殿遗址位于丛台与梳妆楼之间,西距梳妆楼560米。遗址西部300米处有地下墙址,南北走向900米。
梳妆楼位于插箭岭东侧,现存基部相连的两大夯土台顶部平坦,南为南楼,北为北楼。南楼东侧的低处相传是照眉池,隋唐以来多有诗词吟咏。
四、引领时尚的文化之都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西接上党,东连平原,兼有漳水、滏水、沁水等舟楫之利,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加之赵国之民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国家采取的是农商并重的政策,所以邯郸就成为当时商贾云集、经商致富的好地方。冶铁致富的郭纵、卓氏,家累千金的阳翟人吕不韦就是商贾中的代表人物。商品的丰富,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和商业集市的形成。当时的邯郸是一座王城,周长9千米、郭城周长15千米,推测人口在30至39万之间,是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集市上买卖各地出产的农副产品和珍稀特产,品种十分丰富,甚至扩大到土地和田宅等财产。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的健全和发达,是赵国商业经济繁荣的两大标志。货币量是反映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出土的东周钱币中见于正式报道的达7万余枚,而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发现的赵国货币有2万余枚,占了近三分之一、同时,赵国的度量衡制度也很健全,并且十分精确和完善,与列国保持很大的一致性,这对其商业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战国时期的赵国邯郸已发展成为贸易繁荣的商业大都市和北方经济中心。
(一)精美的铜器
赵国的青铜制造业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创新,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赵国铸铜遗址的发现以及晋卿墓、赵王陵、百家村等贵族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都是赵国铸铜工艺的有力见证。
战国时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虽然青铜一般只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但是青铜铸造业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优良传统。赵国的青铜制造业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创新,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关于青铜器铸造工艺,“制造铜器,一般经过制造模型、翻印泥模、合拢型腔、浇灌铜汁、修治验用等程序”。大部分程序都经过“美术加工”,即可以完成一件优美的铸品(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荀子·强国》也记载,当时的青铜器的制作主要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可见,赵国青铜铸造对于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选择、冶铸的技巧、火候的调节等都已经很讲究了。除此之外,从面世的赵国青铜器看,赵国的工匠还掌握了当时先进的“金银错”工艺和鎏金(银)、镶嵌工艺。其中带钩发现数量多,形制也多样,这些带钩最大的特点是制作精美,使用了“金银错”工艺。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带钩、剑首,许多都是采用这种工艺制造的。此外,赵国的许多铜镜都是采用鎏金和镶嵌工艺制造的,其中尤以邯郸地区发现的铜镜最具代表性。这些工艺技术都可以从赵国的考古发现中得到验证。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赵氏先祖和赵国各地墓葬中都出土有大量的精美青铜器。大量青铜器的出土,反映了赵国青铜制造业的发达。赵国铸造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鼎、豆、壶、盘、簋、舟等,其青铜饰品主要有带钩和铜镜,金银错工艺和鎏金(银)、镶嵌工艺等新技术的出现,充分反映了赵国青铜铸造业的工艺发展水平。
1998年上半年,山西太原市金胜村发掘了一座春秋晚期赵卿墓及车马坑,出土了1690件精美的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装饰品、构件、饰件等八类,品种齐全,形式多样。出土的大铜鼎,造型古朴深厚,口径104厘米,腹深67厘米,两耳间距129厘米,重约220千克,是目前所见的春秋时期最大的铜鼎,由此可见赵国青铜铸范工艺的先进与高超。在其陪葬的车马坑内,还发现44匹马和大量车马器,反映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特别是该墓中还出土了一把青铜剑,上刻“赵明之御戈”铭文。专家据此研究认为,该墓的主人可能是赵国的奠基者赵简子。该墓的规格之高,出土器物数量之多、造型刻工之精美,充分体现赵氏在春秋晚期所具有的强大势力和经济实力。
1997年,赵王陵二号陵出土了三匹青铜马,是典型的造型艺术作品。它以圆雕艺术手法将马的动静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堪称青铜艺术瑰宝。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铺首、金饰牌等青铜器物,均是赵国青铜艺术的精品之作。近年赵王陵还发掘了部分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精美的车马器具和饰件,带扣、马衔、盖弓冒、环、当卢等铜制车马器发现数量众多,大部分制作精美,代表着赵国上层贵族所用的青铜车马具的制作水平。
已经发掘的赵王陵陪葬墓周窑号墓中,也出土了丰富的随葬青铜器,有铜镞、铜镜、铜印、铜带钩、车马饰件等,种类十分丰富。
在赵都邯郸大北城,位于今邯郸市中华大街中段距地表6—7米处发现了一处铸铜遗址,其中出土坩埚三件,形状似杯,质轻而松,外底红烧土色。在遗址以南百余米处的同一文化层中,发现有成捆带铁杆的三棱形铜镞,可能与这处铸铜遗址有关。正是赵国先进的青铜工艺技术,铸就了赵国青铜器艺术的辉煌。
赵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其冶铁业的发达。赵国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发达的冶铁业,邯郸是战国至汉代北方著名的冶铁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工作者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了众多冶铁遗址,出土了大量铁器文物,其铸造技术的精良和先进充分展示了赵国在冶铁方面的实力。战国时期,冶铁业是邯郸的一项重要手工业行业,赵国都城邯郸已成为北方最负盛名的冶炼中心。当时邯郸的冶铁业与宛(今河南南阳)、棠溪(今河南西平)、临淄(今山东临淄北)和燕下都(今河北易县)等冶铁城市同享盛名,出现了以冶铁致富的郭纵、卓氏等货殖家。
(二)醇厚的美酒
邯郸作为商朝的畿内地,很早就有饮酒之风。直到战国,赵人仍有好饮的传统,这从侧面反映出邯郸的酿酒业拥有一定的实力。
《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卖浆家即酒肆,说明邯郸当时有专门的酿酒、卖酒的酒店,这些酒店很可能是属于民间手工业作坊。因为有大量酒浆的生产,所以在赵国有关史料中常能见到“王饮酒乐”“置酒甫五日”等摆酒宴乐的记载。
赵国酿酒的质量在当时是属于上乘的。《庄子·胠箧》中有“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故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淮南子》(许慎注)解释道:“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楚围邯郸不见史载,若果有此事,也应在战国前期。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赵酒已经是饮誉列国了。
(三)璀璨的美玉
赵国是先秦时期东西方玉文化的交汇点,和氏璧、昆山玉、和阗玉等皆出于此。
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在中国至少有八千年以上的历史。自出现以来就与权贵、地位、身份等联系在一起,考古发现的玉器多数出自那些身份较高的贵族墓葬之中。玉不仅有实用器,更大意义上是人的艺术灵魂和精神文化的化身,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战国时期,玉器、石器在社会生活中已被广泛应用。西周以后,随着社会礼制的建立和发展,玉器的作用在祭祀、丧葬、征伐、朝聘等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商代相比,周人尚玉更注重将玉的贞洁无暇之质比附君子之美德,即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佩不仅用于约束行止、和谐体貌,更是君子人格的象征。佩戴玉器,自然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所以玉石业也相应地成为那个时代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门类之一。
当时赵国的玉石制造业相当繁荣,仅百家村战国墓就出土玉器、石器701件有玛瑙杯、玉杯、玉璧、玉管、玉簧、项饰、水晶珠、石饰等多个品种,而且形状多样。玉器多扁平,上面有浮雕、刻画的精美纹饰。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龙形佩装饰品,器物通体镂空而成,龙的躯体卷曲,回首爬行,龙体呈“S”形,龙脊中上部有一悬挂用的圆孔。在玉佩中,龙、虎是常见的题材,其造型多种多样,制作也很精细,可能是当时贵族中流行的样式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活泼多变、蓬勃向上的时代风格。
在古代,玉还大量被用作墓葬中的随葬品,称之为“葬玉”或“殓玉”。其中有的是墓主人生前的使用品,有的是死后制作的随葬品,即“明器”。古人认为,把冰凉润泽的玉放在死者身上可以使尸体不腐,即“金玉在其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矣”。百家村赵国贵族墓中,发现16座墓有“鳞施”现象。从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大量玉片可知,战国时可能出现了穿在身上的玉铠甲,这比“鳞施”面积更大。覆盖面积的逐渐扩大,催生了西汉时期全身包裹尸首的玉衣形制的出现。邯郸地区的战国墓和西汉墓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随葬品,而且种类也比较齐全,为研究当时邯郸的玉石业发展水平、丧葬风俗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2005年,在复兴区邯郸市第十中学工地发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
(四)冠世的跕舞
战国秦汉时期,邯郸民间文化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音乐、舞蹈的普遍盛行。
《汉书·地理志》载:“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躍,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邯郸学步”这个典故出自《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欤?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跕,意即脚跟着地为跕,脚尖着地为,当时赵国女子中风行这种跕之舞。有学者认为寿陵余子学行“邯郸步”,应该就是这种以踮脚尖为特色的舞步或受这种舞步影响而特有的走路姿势。
“邯郸学步”典故反映了邯郸民间舞蹈的普遍和盛行,而且这种舞蹈为邯郸当地人所擅长并形成特色,因此被称为“国能”而名扬列国。这种舞应是姿态美妙,赏心悦目,独具魅力,构成邯郸的一大特色,以至各国少年纷纷前来赵都邯郸学习这种舞步。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作为“赵豪家女”的赵姬,也因“绝好善舞”、姿色才艺俱佳而被当时在邯郸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所倾慕,证明邯郸女子普遍善于歌舞。如《汉书·江充传》载:“江充字次倩,赵国邯郸人也。充本名齐,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赵太子丹。”可见其妹善鼓琴和歌舞。
除了民间普遍歌舞,蔚然成风,邯郸城中还聚集了不少专门从事歌舞演唱等职业的艺人。司马迁、班固说,邯郸男子“多弄物,为倡优”,倡优就是职业艺人。刘向《列女传·赵悼倡后》载:“倡后者,邯郸之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倡后是赵悼襄王后,她入宫之前就是邯郸城中的职业歌舞艺人。另外,在西汉时期,邯郸已产生了以营利为目的的乐家,以训练贩卖歌舞艺人为业。
“邯郸”也是舞曲之名。《乐府广题》曰:“《邯郸》,舞曲也。”《邯郸行》则是一种特定的歌形式,说明邯郸的影响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后人认为,乐府《邯郸行》始创于南朝的齐梁时期,齐陆厥作有《邯郸行》,梁武帝萧衍有《邯郸歌》。齐陆厥的《邯郸行》是比较清晰而全面反映赵舞的一首:赵女鸣琴,邯郸纷步。长袖曳三街,兼金轻一顾。有美独临风,佳人在遐路。相思欲褰,丛台日已暮。
五、灿若星辰的杰出人才
赵国历来人才辈出,不乏文臣武将。灿若星辰的人才为赵国的发展强盛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朝中文臣
肥义赵国重臣,事赵肃侯、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三代国君,为三朝元老,在赵肃侯时期就深受信任。肃侯死后,辅佐赵武灵王,成为武灵王身边最受倚重的大臣之一。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之改革,肥义坚决支持,并帮助武灵王克服重重阻挠将改革推行开来。武灵王将王位传给少子赵何(赵惠文王)后,肥义又担起辅佐少主的重任。故太子赵章不服惠文王之立,阴谋叛乱,肥义早有察觉,为了保护赵惠文王的安全,肥义殚精竭虑,严密防范。沙丘之变时,赵章假传主父(赵武灵王)之命召见惠文王,肥义为防万一,自己只身先入试探,结果被杀。肥义虽然遇难,但他却为赵惠文王赢得了反击的时间,勤王之师及时赶到,扑灭了赵章点燃的叛乱之火。
平原君赵胜 赵惠文王之弟,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先后辅佐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两代国君,担任相国。曾三度去相,又三次复职。他礼贤下士,各国游士归其门下者多达数千人。他重贤轻色,曾斩笑跛者美人头以谢宾客。他对安定赵国多有贡献,在秦兵围困邯郸的危急时刻,他亲率门客突破重围,赴楚求救;又数次派使者赴魏求救;为坚定士众抗秦决心,他尽散家财,又将夫人以下编入士伍,共赴国难。他因“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而被荀子嘉誉为赵国的“辅臣”。司马迁称之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汉书·游侠传》曰:“战国时,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竟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故后世称游侠者,以四豪为首焉。”
蔺相如 曾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舍人。缪贤知其是位智谋之士,欲将其推荐给赵惠文王。恰在此时,赵国得到了传世至宝和氏璧,秦王闻信,发使至赵国,欲得之。赵国君臣一筹莫展,不知所措。缪贤当即向赵王举荐了蔺相如,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在秦国的朝堂上,他审时度势、机智勇敢地与秦王周旋,终于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不久,秦王又约赵王相会于渑池,蔺相如陪同赵王赴会。会上,赵、秦两国国君争强斗胜,蔺相如曾令秦国君臣尴尬万分。归国后,赵王论功行赏,拜蔺相如为上卿。蔺相如的快速升迁引起了大将廉颇的不满,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处处避让廉颇,不愿因与之发生冲突而给敌国造成可乘之机。廉颇终于感悟,两人误会消除,成为生死之交,演绎了一段将相和的千年佳话。蔺相如不仅智慧超群,而且还是一位将才,他曾率赵军攻齐,得胜而还。到秦、赵长平之战爆发时,蔺相如已身染重病,不久去世。
毛遂 赵国平原君舍人。长平之战后,秦军乘胜包围了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入楚求救。平原君深知事关重大,决定从众门客中精心挑选文武兼备者二十人随行,结果只有十九人中选。正当平原君焦虑之时,门客毛遂主动上前请缨。平原君因其入府三年一直默默无闻,故对其能力表示怀疑。毛遂侃侃而谈,锋芒毕露,打动了平原君。赴楚途中,毛遂又以其超群出众的才华折服了同行之人,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在楚国王廷上,平原君恳切地向楚王求救,楚王畏秦,不愿引火上身,谈判陷入僵局。关键时刻,毛遂按剑而上,面对楚王,慷慨激昂,痛陈合纵之利。楚王色变心动,终于答应出兵救赵。在这场外交风云中,毛遂脱颖而出,成为平原君门客中的佼佼者,被其尊奉为“上客”,“毛遂自荐”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慎到 赵国人,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可以概括为主张国君无为而治、提倡法治、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重势学说四个方面。慎子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齐闵王十七年(前284年)离齐至韩,为韩大夫。《庄子·天下》把他与田骈同归一派,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主张“尚法”和“重势”。他由“弃知去己”观点,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张,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同时重视“势治”,以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贤者”(《韩非子·难势》),权势者应“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其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现存残本仅7篇。《群书治要》卷37保存有两篇节本。司马迁说他和田骈、环渊一样“学黄老道德之术”,其实他和田骈、环渊不同。他已经不是道家而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
虞卿 战国名士。赵孝成王初见而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时封上卿,故名虞卿。长平之战时,赵王未听虞卿联合魏、楚的主张。长平之战后,为解救秦军对邯郸的进攻,虞卿力排众议,再次献策赵王,主张联合齐、韩、魏等国合力攻秦,对邯郸的进攻,虞卿力排众议,再次献策赵王,主张联合齐、韩、魏等国合力攻秦,深得敬重,赵王赐城邑及佩卿相印。战国后期,赵国社会矛盾复杂,形势日下,虞卿无心政治,遂弃相印去魏。晚年穷困于梁,从事研究,著有《虞氏征传》《虞氏春秋》15篇,今佚。
(二)军事名将
赵雍赵国的第四代君王,又称赵武灵王。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实施“胡服骑射”。胡服,为适应骑马射箭的灵巧动作,将原来双襟交输于背、宽袖、长襦的中原服装改为双襟交输于胸前右侧,紧袖高领的上衣。这种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带,既耐寒又举止灵活,便于骑马射箭。骑兵早先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其长处在于强大的机动能力和冲击能力。春秋时期步兵兴起后,军队车步并重,各国的军队中虽有少量的骑兵,但同战车步兵混编,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辅助力量,不是独立的军种。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才逐渐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一个兵种。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迅速提高,而且使骑射技术由原来的匈奴等游牧民族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在此之后,战国各国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是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总数不下五六万匹,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在作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造就了这位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成为后世两千年中改革者敬仰的楷模,后人称他“五霸后继七雄强,赵国称雄武灵王”。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评誉说:“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郭沫若先生也曾赋诗“射骑胡服思雄才”都给予他很高的赞美。特别是近代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先生,在评价武灵王的改革伟业时,更把他推崇至“黄帝以来第一伟人”的高度。
赵奢 战国末期赵国名将,主要活动于赵惠文王时期。赵惠文王时,赵奢开始做赵国的田部吏(征收田赋的小官),负责收租税。他执法无私,因平原君家不肯缴纳,依法处置了平原君家九个主事者。平原君发怒,要杀赵奢,赵奢辩道:“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平原君听后,认为赵奢是贤能的人,于是向赵王举荐。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年),赵奢得到平原君的荐擢,被任命为治理全国赋税的总管。赵奢管理全国的赋税后,国家赋税因之公平合理,百姓富裕,国库充实。
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赵奢被任命为将军,更悉心治军,对下严面和凡有赏赐,必分给部属。他带兵攻取了齐国的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赵王因得城大喜,为之加增进酒,以示庆贺,从此开始他的军事生涯。
公元前269年,秦军攻打赵之阏与(今山西和顺),惠文王召众将商议,廉颇、乐乘认为与道远险狭,难于相救,而赵奢则认为,阏与道远险狭,好比两鼠在穴中相斗,勇猛者获胜。于是赵王采纳了他的主张,派他率军前去救援。赵奢在离邯郸30里的地方坚壁留守驻军不前,秦军以为赵军不敢前来救援,于是不慌不忙前来围攻阏与。赵奢利用假象麻痹秦军成功后,立刻以急行军的速度两天一夜赶到阏与前线,抢占了有利作战地形,构筑工事,严阵以待。等秦军得知消息后,急速来攻取制高点,都被赵军击退。接着赵军趁势进攻,大败秦军于山下,遂解阏与之围。赵奢因此战功受到封赏,并赐封号马服君。成语“狭路相逢勇者胜”就出自赵奢的此次战役。
赵奢曾受封为“马服君”,死后被赵王厚葬于邯郸附近的紫山,时人称之为“马服山”,其子孙“因以为姓”。
廉颇 赵国人,战国末期赵国名将。周赧王三十二年(前283年),率军攻齐,取昔阳(今河北晋州西北),因功封为上卿。曾居功自傲,不服蔺相如位居其上,后感其顾全大局,负荆请罪,结成生死之交,合力抗秦。周赧王三十九年(前276年)十二月,攻取魏之畿(今大名东南),次年又攻魏之防陵(今河南安阳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五十四年,率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抗秦,虽初战失利,但很快摸清秦军弱点,转而调整战术,采取坚壁避战的方针,欲拖垮远道而来的秦军。次年,赵王中秦离间计而以赵括取代为将,赵军随即因错误的作战指导而惨败。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年),受封尉文之地,号信平君,摄行相国职。同年,率军8万大败40万燕军于鄗(今河北高邑东南),杀其将栗腹,遂与赵将乐乘进围燕都,逼其割5城求和,后又助魏攻燕。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年),攻取魏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赵悼襄王时,因不满乐乘取代其位而攻乐乘,失败后逃至魏都大梁(今开封),但不被重用,欲返赵效力。赵王困于秦之攻伐,欲复用廉颇,然其使者受权臣郭开贿赂而毁之。廉颇终不被赵复用,后又至楚为将,郁郁不得志,卒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李牧 战国末年的赵国良将。他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是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终其一生,主要是作为武将活跃于历史舞台。
《史记》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李牧曾经久居赵国北边代(在今河北蔚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防备匈奴。他有自行置吏的权力,税收也都归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李牧对战士待遇优厚,每天杀几头牛以飨战士,带领士兵练习骑马射箭,谨慎地把守烽火台,多派人侦察。他制定规章:“匈奴入边来劫掠,赶快将畜产收入营垒,有敢于捕虏匈奴的人斩首!”起初,匈奴每次入侵,皆防守严密而不言战,这样连续几年没有损失。匈奴以为李牧怯懦,就是赵国的边兵也以为他怯弱。赵王几次责备李牧,他还是照旧。赵王恼怒,让其他大将来代替他领兵。在李牧离开一年多的期间,屡次出战皆不利,伤亡很多,边地也不得耕种、畜牧。赵王复请李牧出任边将,李牧说:“大王一定要任命我,必须仍用我的老办法。”赵王只得答应。
李牧至边地,重申旧约。匈奴几年边,无所得,但终究认为李牧怯。边地士兵屡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从全军中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射手十万人,皆勒令演习战斗。大放畜牧,人民满野。当匈奴小股入边时,佯败不胜,丢弃数千人,恣其杀掠。单于听到这一情况,统率大军侵入赵国边境。
李牧多布奇阵,开展左右翼的攻击,大破匈奴军,杀十余万骑。灭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远逃。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公元前231年,代地大动。次年,赵国又发生大旱灾。公元前229年,秦又乘机大举攻赵,王翦率领上党郡兵卒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杨端和率领河内兵卒进围赵都邯郸。赵国派李牧、司马尚带领大军抵御。赵王宠臣郭开受了秦国贿赂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因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不接受命令,赵王派人秘密逮捕并杀害了李牧,废司马尚。
李牧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8年,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走,俘虏了赵王迁,占领了邯郸。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逃到赵的代郡,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带兵灭燕后,虏代王嘉,赵灭亡。
乐毅 主要活动于战国中期,赵国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人。他出生于一个富有武学渊源的贵族家庭,其先祖是战国初期魏国的名将乐羊。魏文侯四十年(前406年),乐羊曾统帅魏国大军攻灭中山国,因军功卓著而被封于灵寿。其后,灵寿被纳入赵国的版图。
乐毅开始时因其才能出众和善于用兵而被拔擢为赵国官吏。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年),赵国发生了沙丘之乱,乐毅辞离赵国,奔赴魏国,并在那里担任大夫。
燕王哙三年(前318年),燕国发生了因燕王哙“禅让”事件而引起的内乱,齐国乘机出兵燕国,很快攻下了燕都蓟城,一度控制了整个燕国。
燕昭王即位后,表面上维持同齐国的关系,暗中却积极备战,发奋图强,准备伺机攻打齐国,报仇雪恨,为此他特地建造一座“黄金台”网罗天下文武奇才。乐毅出使燕国时,有感于燕昭王对他优礼备至,遂留燕效力。
乐毅一生中最主要的军事实践活动,就是统帅燕、韩、秦、赵、魏五国联军攻破齐国的五国伐齐之役。公元前284年,乐毅以燕上将军职,佩赵国相印,率燕、赵、秦、魏、韩等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相继取得了济西之役、临溜之役等胜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连下齐国70余城,使齐国几乎濒临亡国的边缘。至此,燕军的战略目标基本上得以实现,乐毅作为一代名将亦闻名遐迩。
就在此时,燕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贯信任、支持乐毅的燕昭王去世,其子燕惠王继位,派骑劫到前线替代乐毅,乐毅被迫交出兵权,出走赵国。齐国田单抓住时机,收复70余座齐城。
乐毅晚年回到赵国,在那里受到赵惠王的优厚礼遇,封地为望观津(在今河南省商丘东),号望诸君。公元前282年曾派乐毅率赵军攻伐魏国,攻取伯阳(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后来燕惠王也对自己当时的错误决策有所后悔,致书乐毅邀请他返回燕国。乐毅为此写下著名的《报燕王书》,表示拒绝,终老于赵国。
庞煖 著名的兵家和纵横家,赵悼襄王时的将军。赵悼襄王三年(前242年)庞曾擒杀燕将剧辛,次年曾率赵、楚、魏、燕四国的锐师攻秦。《鹖冠子·世兵篇》曾记载:“剧辛为燕将,与赵战,军败,剧辛自刭,燕以失五城…
庞煖的兵书是战国后期军事战争艺术的代表。《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类著录有《庞煖》三篇,纵横家类又著录有《庞煖》二篇。
(三)著名学者
荀子名况,赵国人。时人尊称其为荀卿,又因荀、孙音近,亦称孙卿。战国时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
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36年。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听信苏代、鹿毛寿的建议,传国于相子之,自己反为臣下,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大约此时稍前,风华正茂的荀况来到燕国,目睹了燕王哙禅让的整个过程,并对燕王哙进行劝阻(《荀子》一书中的《正论》一篇,有大量反对禅让的言论,有学者认为即是荀子此时的作品)。荀子反对燕王的禅让,可能是针对政治的稳定而言的。在他大约晚年的作品《成相》中,则对尧、舜的禅让进行了赞美和肯定,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也符合儒家的一般观念。
荀子五十岁时游学于齐,到达齐国后,遇到齐王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矜功不,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在这样的环境下,荀子无法在齐国待下去,不久便去了楚国。
公元前279年,齐国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齐襄王复国后,召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荀子这时约五十七岁,由楚国回到齐国,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荀子在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曾经“三为祭酒”,多次担当学宫的领袖。《韩非子·显学》篇所谓“孙氏之儒”,即儒家中的荀子学派,主要在这一时期形成。
公元前266年,荀子游秦,与秦昭王、范雎问答。《荀子》一书中的《儒效》《强国》两篇记录了谈话的部分内容。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实行“王道”“力术止,义术行”,以达到“得天下”而“天下应之如欢”的境界。由于秦国正忙于兼并战争准备攻韩并侵赵,荀子在秦国得不到重用,于是离开秦国回到赵国。
荀子回到赵国,曾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就用兵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后来被记录整理在《议兵》篇中,集中反映了荀子的军事思想。荀子议兵,尽管以“王兵”折服了“诈兵”,使得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但在长平之战刚刚失败后,赵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争于气力”,故荀子的理论不能切合当时实际,赵王“卒不能用”,所以他在赵国停留一段时间后又回到齐国。这时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强国》记录荀子向齐相进言,劝说其执“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做到王与霸的统一。同时,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齐人或谗荀卿”,于是荀子前往楚国。
约公元前255年,荀子八十一岁时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开始了他一生中短暂的仕途生涯。兰陵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原为鲁地,鲁灭亡后归于楚。荀子在兰陵一边做官一边著述,同时收徒讲学,进入学术创作的一个高潮。到公元前238年,荀子废居兰陵,不久去世。
公孙龙 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公孙龙做过赵国平原君的门客,是当时著名的辩者、逻辑学家,其思想特征是“别同异,离坚白”。“别同异,离坚白”从实质上说,就是把事物性质孤立地加以夸大,强调绝对分离,从而否认其间有统一的联系;反映在逻辑问题上就是认为每一个概念都是孤立自存的,片面强调概念之间的差别和独立性。公孙龙以“白马非马”著称于时,又持“坚白石离”之说,被称为“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可以说是邓析以后真正集古代诡辩学派之大成的代表人物。由于受当时诡辩思潮的影响,公孙龙在逻辑上犯有严重的诡辩错误。
《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赵文化在战国文化以至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既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对华夏族的习俗有重大改观,又改革了军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大规模融合的先河。赵文化具有北方粗犷豁达的民俗民风,以慷慨悲歌为特色的文化习俗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的情感底蕴;赵文化滋养了诸多的思想家、军事家、文化大家,以《荀子》为代表的文化典籍凝结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学术成就。曾经创造邯郸历史辉煌的赵文化,是邯郸城市发展的根基所在,必将为未来邯郸的繁荣辉煌增添精神动力。
(侯廷生撰稿)本文摘自《邯郸历史文化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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