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1日，2021年的特纳奖颁奖典礼将在英国考文垂赫伯特美术馆和博物馆举行，获奖者将由评委会从五个以社会行动闻名的艺术团体中选出。这一奖项以发展和推动先锋艺术为主旨，每年奖励英国艺术家，曾诞生过达米安·赫斯特、翠西·艾敏等一批饱受争议的奖项得主。最近几年，英国公众对于特纳奖的兴趣逐渐冷淡，与此同时，奖项呈现出集体获奖以及侧重社会活动的趋势，在艺术界内部引发了争论：当奖项越来越关注那些服务于社会责任感的创作实践时，是否已经偏离其聚焦于先锋艺术的初心？鼓励那些参与社会活动的艺术家，是否只是艺术机构的赶时髦之举？

从1984年创立起，一年一度的特纳奖都会出现一些大人物以及稀奇古怪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在报纸社论、酒吧以及晚宴上引发热议。

如今，奖项不再像过去那样引人注目，或许是因为英国的公众已经不那么容易被当代艺术所震惊。曾经，小报媒体激烈批判奖项的提名者们，如今，艺术界的讨论发生于更加专业的出版物以及社交媒体上。

《谈话作品》（Conversation Pieces），2021年特纳奖候选者之一Gentle/Radical

在大部分时间里，特纳奖通常是个人艺术家之争，有时候获奖的也可能是双人组，比如1986年的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获奖者由评委会选择，从四位提名者中脱颖而出，以认可其近期杰出的艺术展示。

但是在最近三年中，获奖者都不是一个人。2019年，四名终选艺术家打破规则，在颁奖典礼上出人意料地宣布，他们将评分4万英镑的奖金。第二年，经历了疫情隔离下，英国国内多数展览关停数月后，奖项组织者泰特美术馆方面取消了奖项，取而代之地将10万英镑的奖金分给了10名艺术家。

今年，评审们同样不打算将奖金只授予一个人：获胜者将从五个团体的入围名单中选出，在 12月1日的典礼上公布，每个小组的作品都不仅与艺术相关，还和社会活动有关。这些团体的目标包括培养更加气候友好的饮食习惯，以及通过组织“俱乐部之夜”和工作坊在有色人种酷儿群体之间建立团结。

这些团体的提名凸显了今天特纳奖的困境：它的角色是捕捉时代精神，还是奖励优秀作品？

在一个采访中，负责选择并监督特纳奖四人组评委会的泰特馆长亚历克斯·法夸尔森（Alex Farquharson）强调，无论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奖项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我认为，特纳奖能够引发观念的分歧，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它的兴趣，”他说道，“它吸引人们去讨论和参与。”

《母子分离》，达米安·赫斯特 1995年特纳奖展览展品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和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相比，如今这种兴趣越来越少，过去，获奖者之列基本上就是“英国青年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简称 Y.B.A.s）的名单，这是一个由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领衔的团体，通过在另一种空间中展出自己的展览，他们挑战了伦敦的精英艺术。

彼时，一批自称反观念主义者（Stuckists）的具象画家会定期聚会，在泰特美术馆外的台阶上宣称自己反对内部正在展出的观念艺术；在反观念主义者的眼中，这些作品根本就不是艺术。但数年之后，英国青年艺术家一代“臭名昭著”的作品已经被同化为艺术主流，甚至在今天看来已属老派。

特纳奖早期的入围名单被白人男性所主导，这种不平衡在近年才得到了纠正。英国非洲裔艺术家克里斯·奥飞利（Chris Ofili）和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拿奖，但是直到18年后，才又一次出现黑人获奖者：2017年，卢贝娜·西米德（Lubaina Himid）成为首位非裔女性特纳奖得主。

评委会只选择参与社会活动的团体入围奖项的做法引起了抱怨，有人认为这是将政治置于艺术之前。杰克·查普曼（Jake Chapman）是双人组查普曼兄弟的成员，他们曾提名2003年的特纳奖，在一次采访中，杰克·查普曼说道，如今很多艺术服务于“一种非常明确地、服务型的社会责任感，”这限制了它的实验性和开放性。

“英国青年艺术家团体爆炸性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已经让步于服务社会目的的艺术观念，”他说道，“我想知道它会和社会服务体系融合到什么程度。”

现在流行的不只是艺术家的社会参与，艺术团体也开始横扫艺术界的一些最高荣誉。例如，印度尼西亚艺术团体ruangrupa成为2022年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这一五年展被视为探讨当代艺术方向的最重要的声明。

今年特纳奖提名艺术团体的作品正在英国考文垂赫伯特美术馆和博物馆（Herbert Art Gallery and Museum）展出，这是泰特尝试扩大其在伦敦之外的参与之举。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12日，其中有一个装饰有手工缝制的抗议旗帜的舒适酒吧，由来自贝尔法斯特的团体Array完成；一个由小组Project Art Works运营的工作坊，具有“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gent）的成员们会在整个展期内创作艺术；还有艺术家社群Gentle/Radical的影片，该群体由艺术家、宗教组织成员、年轻工人以及活动家等组成。

另一组提名者Cooking Sections正在呈现一个融合声音与视觉的装置，讨论密集的大马哈鱼捕捞所导致的环境影响。这些艺术家的实践审视了食物背后的政治体系，并说服了包括赫伯特在内的多家展出其作品的美术馆，将大马哈鱼从他们的餐厅菜单中撤走，这也是其 艺术项目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B.O.S.S.夜总会式的沉浸式装置，这是一个由黑人酷儿、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建构了声音系统，并组织现场音乐、表演以及其他活动。

1991年特纳奖得主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在采访中表示，在艺术界“热衷于金钱”的语境之下，他很欢迎特纳奖的政治倾向。“我认为它是一种微型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卡普尔说道，他还指出，所有的提名者都“非常清楚自己的作品是社会议程，明白艺术能够创造深刻而真实的心灵变化。”

这样的论点对于特纳奖长期以来受到的批评来说，听起来似乎是空话。自称“激进的传统主义者”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le）从未得到过特纳奖提名，他说“这些观点都挺好，可能都是诚恳的——但是艺术在哪儿呢？”他说，“那是我想看到的东西，透过艺术家而强有力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奖项的组织者应该停止赶潮流的尝试。”

但是艺术家的合作并非同过去的割裂，白教堂美术馆的艺术总监伊沃娜·布拉兹威克 （Iwona Blazwick）指出，“100年前，先锋艺术就是由团体所定义的，”她说道，“评委会正确地认可了这种强有力的艺术冲动。这也并不意味着以后我们永远都看不到奖项颁给画家或是单个的艺术家了。”

卢贝娜·西米德（Lubaina Himid）与其作品《时髦的婚姻》（A Fashionable Marriage） 

然而，就连一些得到过提名的艺术家也批评了泰特试图通过拥抱社会争议的趋势来提升它的可信度。今年5月，就在B.O.S.S.的提名被宣布的几天之后，该团体在Instagram上发文，谴责艺术机构“在奖励文化中的剥削行为”。他们的声明还提到，对于奖项组织者来说，“黑人，棕色人种，工人阶级，残疾人，酷儿群体都是被渴望，却也很快被抛弃的，他们从未得到可持续的关怀。”

这样的忧虑也得到了其他一些艺术新秀的共鸣，例如英国的艺术新星拉里·阿昌篷（Larry Achiampong）在一次采访中说，竞争激烈、只有一个胜者的特纳奖没有促进艺术“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被置于几乎像角斗场一样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应该结束了，”他说道，“这不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实践者之间产生自然的敌意。” 阿昌篷补充道，泰特应该重新思考奖项的意义，以提供其提名艺术家长期的支持，“而不是用值得获奖的人们来装装样子”。“他们接下来应该获得怎样的机会，”他说道，“不要只是一时地利用艺术家，而是应该提供他们应得的东西。”

然而，泰特馆长法夸尔森说道，“提出某种日后的关心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行为，”他补充道，一些被提名的团体在提名之前已经非常成功。特纳奖已经是“一个非常支持他人的项目。”他说道。

无论评委会今年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太可能在英国民众之间引发轰动；不同于奖项的盛时，甚至没有庄家对于结果下注。但是在英国艺术圈内部，它有更紧迫的意义。

安西娅·汉密尔顿是2016年的提名艺术家，她说今年的奖项是提名者们对于泰特以及其他机构发起的一份开启对话的邀约，邀请他们“更多地关注外部，更少地聚焦耸人听闻的、美丽的、物质的、传统的、舒适的观看方式。”泰特会赴约吗？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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