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防疫改变哪些不卫生陋俗

清末上海河道景象老照片 （图源网络）

 清代是一个疫灾频发的朝代，在与各种各样的疾疫的长期斗争中，清代人们对瘟疫发生、传播、流行极其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到了晚清，人们通过疫灾的教训，对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生活陋俗有了重新认识和较大改变。

 疫灾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控制瘟疫传染病，公共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清代尤其是到了晚清，人们不讲卫生的陋俗主要是饮食不卫生和居民生活环境恶化。

 饮食卫生主要是饮水卫生。清代水环境污染问题，至晚清更为严重。尤其是城市水质污染日渐严重，不少中小城镇的水质污染也以浮现。首先，流经城市的大江大河已颇为浑浊。城市居民以河水作为饮用水，而城市中没有公共用水，未经处理的河水便是居民的公共用水。其次，城内河道秽水横流，气味不佳。晚清温病大家王士雄在其有关霍乱的专著中说当时的上海：“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市廛繁盛之区，两面房屋逐渐侵占，河身竟狭不容刀，兼之灰艇粪船到处充塞，自朝至晚，居民有从事于洗衣涤秽，以至河水污浊不堪，汲而饮之，必致滋生疾疫。”

 居住环境方面，主要是清道排污、粪便管理及尸体处理三方面问题。由于城市和中小城镇排水设施不良，污水沟、污水潭和污水横流现象时常可见。粪便管理不善也是导致居民生活环境恶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每有粪厂，秽气熏蒸，实非居民所宜。”当时，一些患疫身亡者因家贫无以殓葬，使得尸气成为造成瘟疫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此现状，晚清一些医学家已经认识到疫病的发生和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关系，并针对用水卫生和居所环境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如道光、咸丰年间的著名中医温病学家王士雄提出：一、“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二、“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三、“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又如晚清思想家兼医者陈虬在治疗瘟疫的实践中，也就食物和环境消毒提出了一些防疫方法：“沟衢宜打扫清洁，衣服宜浆洗干净，水泉宜早汲，用沙沥过，菜蔬忌久炖，用冰更佳。房屋大者宜多开窗牖，小者宜急放气孔。而尤要者，则厕桶积秽之处，日施细炭屑其上，以解秽恶。”

 为了预防疫病的滋生和蔓延，一些人口集聚地开始重视城市的卫生状况。首先是清理河道，疏浚城河，缓解了清代中后期人口大量增加而渐趋严重的城市河道污染状况。如同治、光绪时期的南京对秦淮河等内河的清污，由于初步解决了治河经费来源，又有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历任两江总督调用勇营官兵参加，南京的内河进行过多次疏浚。

 其次，各地城市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比如在上海，同治二年（1863），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秽物清除股等机构，专管马路环境卫生和处理垃圾废物。光绪元年（1875），上海县署告境内和租界商民，禁止销售用绿矾染色的海带，违者严德。光绪八年（1882），公共租界自来水厂建成供水。

 再如在杭州，光绪二年（1876）八月，浙江省保甲局饬令钱塘、仁和两县，对“任意倾倒垃圾”者，“或指名禀控，或捆送到县立予惩办”。光绪十四年二月，两县出示，对“杭城大街小巷以及弄口渡头”所堆积的垃圾，“限期一律挑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由清道局管理，雇夫打扫。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改由警察局管理，规定垃圾必须在清晨八点以前清扫完毕，粪担不准在大街行走，并设置木箱清倒垃圾。

晚清时期北京街道和上海河道景象的老照片

 光绪二十八年（1902），霍乱等疫病在全国大流行。据当年的《大公报》一系列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西方的科学健康卫生观在清末已经开始传播，并对中国传统的健康卫生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清代瘟疫期间，全国各地，主要是南方，较多使用“驱避疫鬼”的方式防治瘟疫。媒体对“驱避疫鬼”的传统陋俗进行了尖锐抨击，并对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大作宣扬，以达到“开民智”的目的。

 当时，各地官府在饮食卫生方面，加强了对食品卫生的稽查，“以鱼虾等类其味腥臭，易召时疫，乃出示禁止市中不得售卖鱼虾等鲜物，而业渔者亦遵谕歇业矣。”各省市还进行了自来水设置建设，这不但对防疫有重要作用，更可以改变城市居民的饮水习惯，有助于民众形成现代的健康卫生观。如“厦门向无泉水，一遭亢旱，取汲维艰。日前延少山观察特请日本技师在厦丈量地道远近，以便安设自来水管。闻已筹银二十余万，饬人在上海购办水管机器云。”如天津最大的自来水厂——济安自来水公司在瘟疫期间兴建。由于瘟疫带给人们巨大痛苦和灾难的沉痛教训，民众慢慢形成了饮食讲究卫生的观念。如当时饮用的荷兰水（即汽水），最初用生水生产，后均改用开水制造，并由各捕房验明才准其售卖，并在水瓶上贴一红纸条，印有英国武官所签洋字，以声明此水清净，实为开水制造。这一现象说明了卫生观念的日渐普及。

 晚清疫灾时期，随着各地直接关系到大部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自来水厂和官厕等现代公共卫生设施的大量建立，对普通民众的卫生习惯和卫生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一批掌握近代西方医学和卫生学知识的医生和卫生局官员成为了普通民众信任的权威。伴随着这种信任感而来的，是民众对自身固有的不卫生陋俗的怀疑，这为晚清时期科学的健康卫生观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链接；http://www.handanwenhua.net/congtaizs/2021-08-16/4961.html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311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