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天主教小史

柴继昌

   尝闻先父言，我家的天主教信仰是从南宫老家带来的。我祖籍原直隶省（今河北省）南宫县。清咸丰初年，家乡荒歉，由先曾祖父母率全家四口人迁来大名。

大名系冀南重镇。道台、镇台、府衙同驻大名城内。府道同城，乃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中心，故称直南首府。当时，大名尚无天主教传入。大名地处直隶南端，距京都千里之遥。虽然京津、冀中北部一带天主教广泛流传，但大名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故天主教还末传及。至清同治年间，始有个别外籍教士来大名走方传教，（流动传教）居无定所。因外籍教士汉语生涩，异貌黄发，皆视为洋教，信奉者寥寥。到光绪初年，来一华籍教士明神甫，系本省献县人，深通翰墨，经论满腹，又善于口才，易于接近群众，对绅商大户，一般平民广为结识。至此，教务才逐渐展开。明神甫走方传教，有时到我家投宿，与我祖父同桌食、抵足眠。清同治末年，法驻京公使向清政府总理衙门申请，要求在直南首府大名建教堂。几经交涉，在大名城内北门里路西择购地基一块，约二亩（今食品公司临街部分），建简易教堂一座，平房十数间，供教士们居住。后又来了毕、范、郝等几个外籍神甫，以明神甫为主开展传教活动。教徒日众，扩展到二百人左右。

一九九0年义和团兴起，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天主教堂亦随之被焚毁，外籍教士逃离大名。华籍教士明神甫因系华人，化装平民，躲藏民向。教徒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未闻有伤人事件。明神甫时来我家躲藏，闻有敲门声，就急躲床下。

议和后，在庚子赔款项目中，应有大名道所属三府二十七州县（大名府，所属八县内包括一州；广府，在永年城内，所属九县内包括一州，顺德府，在邢台城内，所属十县包括一州）筹集白银三十万两赔偿天主教堂的损失。光绪二十年以后，中外籍教士明、毕、郝、范、庚、巴等才陆续返回大名。在大名镇内满洲街口以北路东，购买民房房基十三段。我二祖父出名立约。教堂出款，满洲街口以东、东大街路北又购民宅基数处，做为建堂地址（公检法所在地）。同时，又在城东北角以外购地约二百亩，建立窑场、烧礴制瓦。首先在城内东街路北修建大礼堂一座，接着陆读盖瓦房百余间，楼房数幢。由此教堂已初具规模，雇用各项司事人员也逐渐增多。后将楼房建成公学，分高等初等两部分，以国文、算术为主，以天主教经文为辅，参加跪堂念经，以多吸收教徒为主旨。这时，教士们也有了明确分工。郝神甫为会长，神权高于其他教士，范神甫为理家神甫，管理内部一切事物，明神甫、万神甫为正副本堂神甫，管理教徒和传教；毕神甫为学监，管理学校事宜。俟后，在城东北角外的窑场东半部建教堂一座，平房百余间，成立了修女修道院，专收教徒的女孩子，主要是以念经修身，成为贞女（不结婚的大姑），进一步培养成修女（姆姆），这个修道院由外籍修女管理。窑场的西半部分，后改为种植园。另一部分做为教士们的墓地（现在一中的全部所在地）。此处由外籍修士（依理满）管理。庚子事件后，法国取得在直隶省（可能范围还大）办邮政权，急需法语人才，遂于清末明初年间成立了法语班。学生由教徒子女中吸收。最初只有数人，由法籍教士任教。在民国五年以后，逐渐扩展为法文学校，学生增到三四十人。

此时教堂已初具规模，教徒发展到千余人之多。一九一二年满清退位，改元民国，为继续扩大教堂，将旧镇台衙门所属箭马道遗址（今东大街路南天主教堂所在地）划归天主教做建堂之用（是否买卖不祥）。由法籍教士郝神甫主持规化设计、筹集物料。除砖瓦木石由国内筹办外，大堂内部装饰所用之物，如石膏像、油画像、蜡千、蜡树、吊挂蜡灯、大风琴、大钟表、门窗彩色玻璃等，都是按建堂设计规格由法国定做。建堂款项，除在当地募捐“部分外，均由天津总教堂拨发。几经筹备，至一九一七年物料才大部备妥，一九一八年由郝神甫监工开始修建。一九二0年秋始告竣工，九月份启用。大堂占地面积为1220多平方米、高达42米。其建筑之庞大、气势之雄伟、装饰之华丽，至今仍属国内罕见。大堂以东又续建平房百余间，设立公学女部（课程与公学男部相同，教职员均为华人）。此外，又设立了养老院（收养孤独无依的穷苦教徒老人）、婴儿院（收养被遗弃的婴儿或穷苦教徒实在无力养活的小孩）。同时在路北教堂内又设立蒙养小学（启蒙教育）、经言小学（以念天主教经文为主）。只收穷苦教徒的孩子、管食宿、不收费，以学经为目的。

一九二0年以后，前法籍教士有的故去，有的因年事已高，回到献县总堂，由法籍教士方神甫接任院长职务，管理教堂内一切事务，法籍教士郎神甫接任学监、管理学校，庚神甫接任理家神甫，明、万仍为正副本堂神甫；匈籍教士查神甫升为会长。此时，除大名外，还有魏县、广平等县乡下也建了一些教堂，由查神甫主持教务。

一九三六年春，梵蒂冈代表驻华总主教蔡宁来大名视察教务。此时大名天主教内已由匈籍教士取代了法籍教士。蔡宁总主教宣布：大名由法国教区正式改为匈牙利教区；查神甫会长兼监枚、代行主教职权。由此，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县教堂均属匈利牙管辖。因为成了独立教区，必须建立小修道院（系神学院的初级形式），培养传教士的接班人。接收学员只限教徒青年，信仰坚定，文化程度较高。首届修道生仅十余人，专以神学为主。

一九三七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大名，城内绅商富户以及没来及逃出的城外人，男女老幼数百人拥入天主教堂，要求避难。天主教以慈善为本，对来者不拒，一一接纳。待秩序稳定后，避难男女纷纷要求受洗入教，并且又串连亲友入教，于是教徒大增。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大名遭灾，荒旱不收，城乡内外灾民比比皆是，卖儿卖女者不计其数。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天主教认为这是发展教徒的大好时机，于是乘机大力开展了传教活动。为标榜教会仁慈，又在天主教堂后大门外（满洲街路东）设粥场一处，每日午前施放稀粥一次，每人一碗，饥民就食者络绎不绝。教士们以少量的施舍和精神安慰吸引灾民们纷纷入教。此时，大名教徒增达万余人之多，大名天主教也到了鼎盛时期。

 一九三八年日伪政权巳初步建立，天主教的学校也要受挟于日伪教育的编制。于是将男女公学高初等改为益大小学，法文学校改为四维中学；将蒙养学校、经言学校全部拆迁，改为学校操场，课程也按日伪教育部门所印发的课本。虽如此，仍未除去宗教色彩。

一九四五年春，全国抗日军民向日寇展开了大反攻。侵占大名八年之久的日本侵略军，在我抗日军民的强大压力下，感到末日来临，为逃避中国人民的惩罚，慌忙抱头鼠窜，从此，大名古城回到了人民怀抱。抗日政府进驻大名县城。抗日政府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人士的人格尊重，对宗教各种活动仪式概不干预，完全以礼相待。当时大名教堂内有一匈籍教士席神甫，据说他在国内已是医学博士，对医学造诣相当深。军区首长本着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外籍教士，礼请席神甫到野战医院给八路伤员看病，凡此种种，足可以看到当时抗日政府执行“为保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正确路线和执行各项政策的正确态度。

一九四七年元旦，国民党新五军二次进占大名。大名天主教堂将中国籍的全部雇用员工一律遣散。二月五日，国民党军队败退，外籍教士、修女等人，全体随国民党军队撤出大名。从此大名获得了真正解放，大名天主教众也脱离了外国教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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