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存在与变奏”，对中国当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5月22日，由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大学毕飞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格非——‘存在与变奏’”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扬州举行。
格非与毕飞宇。摄影 邱奇豪
但在大家的印象里，格非很少开学术研讨会，上一次的学术研讨会还要追溯到2016年。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中国作协、江苏作协、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花城》、《小说选刊》、《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译林出版社等近30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协会机构的50余位学者围绕格非的文学创作展开了深入交流。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说：“格非是一位创作成就突出，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同时，他也强调要从学者、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待格非。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相信，通过“存在与变奏”这个主题的思辨，我们的文学研究会进入更宏阔的境地。
回顾：格非创作的“变”与“不变”
在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看来，回顾格非的创作历程，总结他在“变”与“不变”之间的写作，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以三个时间节点划分格非的小说创作。第一个时期，格非写有《追忆乌攸先生》《迷舟》《褐色鸟群》，执着于对叙事方式的探索。那阵子谢有顺的一个师兄曾就写作观念致信格非，格非在回信中强调了三点：形式感、想象力、对人类精神境遇的警觉。
第二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是格非发表于1995年的《欲望的旗帜》。谢有顺说，格非在这部作品中率先对知识分子的言语与行为的分离、思想与生活的分离、人与自我的分离作了重要探索，以至于深深影响了后来包括《应物兄》在内的知识分子小说。“1995年，‘身体写作’尚未兴起，格非敏锐地意识到时代越来越变成欲望的加油站。”
“再接下来，就是2004年发表的《人面桃花》。经过了现代艺术训练的格非，此时有意识地在当代小说中激活中国传统叙事资源，改造传统文言。这一系列努力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都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
尽管三个节点依次呈现了格非的创作之变，谢有顺依然强调格非有其不变的三个特点。首先，对格非而言，写作就是创造。写作不仅仅是讲故事，不仅仅是考究字词，不仅仅是表达意义，更是写从未有过的“看见”与“发现”；其次是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汇聚了优雅、华丽、奇幻、智性、机敏等特质的叙事景观；最后，格非的小说容纳了多种价值，但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对个人的阐释，这一点体现于文本里无比丰富的个人经验、记忆、梦幻以及那些令人感动的、美好的细碎瞬间。
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试图从中国诗意和传统资源转化的角度来理解格非至今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在他看来，从《迷舟》《褐色鸟群》等极具先锋色彩的小说到“江南三部曲”，格非创作转变之剧烈与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文化氛围有关：寻找新的文化认同与自信，是中国知识界无法逃避的挑战。
“‘江南三部曲’中渗透了大量中国古典的情韵和意蕴，这不仅仅体现在词语、句法、结构，更在于古典文化资源与现代观念的融合，它为传统资源转换提供了一份好的范例。”王宏图表示，发表于2019年的近作《月落荒寺》从某种程度上可谓“江南三部曲”的变奏——小说直面当代生活，但依然充满了一种温婉的古典的情调。
“由于创作转型，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情况亦有变化。”苏州大学教授季进将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分为三个时期：从1993年到2003年，格非作为“先锋作家”活跃于海外读者的视野中；之后经历了约十年的译介断裂期；到了2014年，格非作为中国“新古典叙事”的代表再次被海外所关注。对于这一转变历程，季进认为正如格非说的——“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如果没有西方文化这个他者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认识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者’的在场，反过来有助于理解我们自身。”
“格非在1980年代中后期借助西方叙事技巧获得译介与研究，随后认识本民族宝贵且多样的文化资源，并从中汲取资源，消减对‘借鉴’的依赖。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格非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差异资源’，丰富了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彰显了作为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价值。”季进说。
莫楷（Canaan Morse）翻译的《人面桃花》，由纽约书评出版社出版。
细读：《望春风》与《月落荒寺》
在凭借“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第二年，格非发表了小说《望春风》。
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看来，《望春风》是格非小说中特别重要的一部。“《望春风》也登上了2016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第一届收获文学排行榜）。这部作品在格非个人写作中的意义，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节点意义，都需要被重新识别。”
从结构上讲，何平认为《望春风》是一个特殊文本：四个章节，父亲、德正和春琴各占一章，第三章类似列传记录十七个乡村人物，他们一同建构起乡村的政治、社会与日常生活伦理框架。“特别的一点在于，从《白鹿原》开始，我们的长篇小说叙事逻辑基本从属于大时代的历史节点，而《望春风》改变了我们对大时代历史节点的过度依赖。此外，文学对于乡村叙述特别重要，现代乡村某种程度上是被叙述出来的。我们观察现代乡村生活的‘常’与‘变’，总是容易聚焦在‘变’，但格非写出了大变动时代的人之常情和人之常态、常性，这种书写能有效地给已经固化的乡村写作带来冲击。”
《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也将《望春风》视为格非现有小说中的一个“特例”。他说，从作品所呈现的世界来看，《望春风》有一个下移的倾向，其中的主要人物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革命志士，更多的是普通人；在和叙述世界的关系上，叙述者不再是一个冷静观察的局外人，而是进入叙述世界之中，文本也带有感情；在对于人性和世界的认识上，《望春风》虽然也呈现人性的弱点，但更多理解与同情，写出了常人的美好，而非只是揭开人性之恶与世界残酷的一面；在和读者的关系上，《望春风》也由冷变热，使得小说如说书人讲故事一般亲切、松弛。
在写完《望春风》以后，格非下定决心不再写乡村题材作品。他曾说：“我们这个年龄，50来岁，特别喜欢怀旧，一旦怀旧起来埋头在里面就拔不出来，但是这样不行，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了解新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格非希望把笔触放回现在的生活环境中，这就有了他目前最新的小说《月落荒寺》。
《月落荒寺》以大学老师林宜生的情感故事为主线，勾勒出一代都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特别细读了《月落荒寺》的结尾。“可以说《月落荒寺》有两个结尾，一个是‘荒寺中的音乐会’，在月光下在音乐中似乎一切对立都不复存在了，审美取得了胜利，感性的世界战胜了计算利益的理性的世界。第二个结尾是音乐会结束七年后楚云和林宜生的重遇，这是一个反讽型的结尾。我们看到林宜生在这一时刻，盘算着的是隐瞒妻子的身份。在这个结尾，林宜生还是一个高度理性的存在，一个趋利避害的主体。审美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林宜生这一群体，他们终究不是月光，他们是荒寺。”
打开：寻找阐释格非的更多路径
就作家类型而言，很多人说格非是博尔赫斯的学生，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在格非身上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毫无疑问，格非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确实向博尔赫斯学习了很多。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格非阐释的其他可能性。托翁在他的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农民问题、俄国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欧洲革命对俄国社会的冲击影响等等，呈现这个剧烈动荡不安的十九世纪俄国历史图景的紧迫性，变形为一个作家的自我呈现，这是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境遇甚至宿命。”陈福民认为，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以及《望春风》等写作中所展示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来自于相关历史境遇的召唤。
“我们会发现，格非的小说脉络非常清晰，各种细节都很准确，但底部又有一个巨大的混沌的旋涡，凸显了我们的精神困境。也就是说，他所叙述的都是清澈明白的，但内里被带出来的东西又是令人迷惑的。”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特别关注格非本人体验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这个世界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肯定，格非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至少是双向审视的。虽然格非迄今没有写过自传体的东西，但你仍可以在他小说的一些主人公身上读到格非影子的屈折投射。双向审视的话语方式，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源头就是鲁迅，格非和鲁迅之间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只是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了。”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强调格非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家。很多教授写小说时要努力摆脱学术训练对他的束缚，但格非不一样，格非的学养和他的小说是可以相互参照的。比如，读完格非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王侃隐约明白了自己在2016年读《望春风》时为何感动：“格非在书里讲，他在当下写很多作品时会有恍惚感，因为他觉得当下的现实是16世纪中国发生转折之后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存在或者现实，跟《金瓶梅》那个时代是有同构关系的。”再比如《月落荒寺》，前面种种铺垫，都是为了最后那个中秋夜里的音乐会。王侃认为，在荒寺里举行的盛大音乐会，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声色与虚无。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格非的小说里出现过很多荒寺，但在王侃看来，这些荒寺并非只是作为古典意象出现。比如《春尽江南》里的谭端午就是在一个荒寺里醒来，那是一个虚无的开始。“接着，你在小说中看到他不断地在写琐碎的日常生活，整个结构散到你无法把握的地步，但实际上它有框架，这个框架就是《金瓶梅》的框架，就是道、禅的框架，《望春风》里同样有这样的框架。”
王侃还提到了格非的著名演讲《重返时间的河流》。这次演讲主要是说，一切意义都在时间中产生，时间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生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存在命题。格非说过，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年忧。这里包含了一个短暂和永恒，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从这个关系去理解，时间就产生了循环感。
“注意，格非所有的小说结尾都留下了悬念，比如《隐身衣》里的打款短信，《月落荒寺》里林宜生神秘的妻子。”王侃说，“小说留下了悬念，也意味着还有故事要展开，这里不一定会有小说的下一部，但他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故事，会在某个节点以循环的方式重新出现。而这个循环的出现，恰恰是格非自己特别担心的——功名利禄、声色犬马。遗憾的是，这些论点在近年的格非研究中还没有充分展开。”
回应：文学创作里最迷人的东西
在研讨会现场，格非主要回应了两大问题。第一个有关知识分子。从16岁开始，高校就构成了格非生活的基本氛围。但对他而言，知识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传统智慧和日常经验，就像他的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却自有一份珍贵的民间生活智慧。“我绝非瞧不上知识分子，而是知识本身在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手机里，出现在朋友圈里。它和信息实难区分，和今天的话语也构成了某种关系。所以我对今天的知识是存怀疑态度的。”格非说。
另一个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格非说当年读这部作品只知道它很重要，但对其中意象的感受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剧烈。“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有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时间差问题。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把这门课补上了，我们现在会觉得《荒原》就完全发生在中国。”
他特别提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普鲁斯特、乔伊斯这么一批作家对自己影响很大，他们的杰作充满了议论，不完全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存在的方式已经完全被语言覆盖了。小说要描述事物，但事物已被观念和话语浸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小说中大发议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它把在历史发展中渐进的、交错的运动过程简化为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截然对立，而这种对立并不存在。
至于自己创作中的“变奏”，格非说：“文学创作里最迷人的或者说最好的东西，实际上是你试图改变，试图开辟新天地时的一种神秘感，那种创造性能够让你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其中，让你忘记衰老和病痛。”
身为作家以及格非的好友，毕飞宇对格非有着很深的了解：“我们认识得很早。几十年下来，我发现这个人非常稳定，除了岁月留下的痕迹，他的性情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作为一个作家，他在生长。但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他的性情，他生命里的基本面，始终是恒定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不是刻意为之，我只能说，这是天赋，是天赋异禀。”
在毕飞宇看来，格非的写作轨迹也很有意思：他出道非常早，一出道就出现在最高点上，然后，影响力慢慢地下降了。在大家都有些淡忘的时候，格非凶神恶煞一般，扑了回来，吓了人一大跳。
“格非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毕飞宇说，“当然，这给文学界研究格非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很同意王侃教授的说法，我们的格非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也听到许多新鲜的话题，无论是切入点还是方法论，都让我感到振奋。我认为，格非的研究有可能和格非的创作一样，会有一次巨大的反弹。”
“一个人在不被关注的情况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最好的状态。”格非坦言道，“我是农民出身，总迷信一个人的好运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不愿提前挥霍大家的赞扬。有时候被人骂一下，我反而高兴，觉得我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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