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古新出碑志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等一道，被学界尊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发现。出土碑志属中古原始文献，其大量出土不仅改变了存世中古文献的格局与面貌，而且也带动了研究新域的蔚兴。

就已有研究模式而言，或可裁为三类。一是围绕墓主之血缘、姻缘、业缘、地缘、友缘等因素，或做个人生命图谱式研究，或做家族群像式研究；二是萃取碑志中所涉的相关政治、文化事件的记叙，与传世文献对接，对正史记载不详处予以史料打捞，收王静安所谓“二重证据法”之效；三是利用墓志题额、书丹、撰文、刻铭等存留的讯息，对唐代文化风尚与基层文学发展状况予以归纳、总结。上述研究理路之成绩虽有目共睹，但也日渐呈现出套路化的倾向。在此学术语境下，一通碑志能否受到学界重视，往往取决于其与存世文献的关联程度及其研究者的学术眼光。此风所及，文史两界对碑志逐渐养成追“新”风气。部分学人过分迷恋“新材料”，即使是一方刚出土的碑志，然因其与正史甚少关联，也就迅速淡出视野，遂沦为“旧”墓志，其因主要在于部分学人对于碑志的社会功能和其在古人世界中的意义还缺乏文本自觉，对其内部的史料价值的认可还停留在传统视域。

崔铉撰文，柳公权书《神策军碑》拓本 资料图片

事实上，新材料的出现固然可喜，但新材料却未必必然带来学术的新突破，量的积累未必必然带来质的突破，对“新”的追索本身并不能取代对研究方法与意义的追问。若无学术思想的更新换代及学术研究维度与角度的重置升级，纵然新材料堆积如山，也未必能使学术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笔者以为，唐代碑志文学研究既要以传统金石学为基，但又不能受其羽翼遮蔽，而应及时调整并转换学术思想与观念，坚持“独立”但不“孤立”的学术道路，在刊布拓本、录文的基础上，更多致力于新的研究维度与视域的探索、注重典范性研究的积累、养成喜新但不厌旧的研究观念，将“萃取式”的粗放研究转向“全面式”的内涵研究。此或为今后碑志文学研究之努力方向。

拓展碑志文学研究之新局，研究维度与角度之调整尤为重要。所谓维度，主要指从学术方法、思路和观念等方面对传统碑志与文学的关系进行重新省视。首先，调整传统的碑志文学研究观念，摒弃对一方墓志惯有之“有用”与“无用”的价值判断。传统研究多将能与正史相关联的碑志视为“有用”，然此之“有用”在相当程度上亦仅为“补阙”之用，其实大多看似“默默无闻”的墓志却更具“拓宽知识边界”之用，它们虽无闻于正史，然从多维视域观照，或可得到更有意义与普遍价值的结论，对于认识某一阶层、地域、社会群体的趋尚、心理、文化皆具裨益。其次，注重拓展唐代碑志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但凡碑志，往往存立于三维的立体空间，并于周围空间共同构成一个“有意味”的礼制景观，这是碑志研究尤当重视的学术语境。因而，碑志研究应留意其所处的地理、政治和礼制空间，复活碑志文本的立体效应，关注碑志文本与周围环境的互文性关系，探究碑志作为文学文本、思想文本、礼仪文本、政治文本等多重文本属性间的张力和秩序感。如开元十四年玄宗泰山封禅并作《纪泰山铭》，使铭文、往故帝王的泰山刻石、封禅礼制、泰山四者间产生互文，文本间的强大张力派生出充盈天地的政治气势和礼制力量，将玄宗的盛世伟业辉映得无比壮观。

再次，碑志文本的生产机制亦须关注。一方面，碑志文本的呈现形态主要有石本、集本、拓本、录本等，各种不同性质的文本因受丧家、撰者、刻者、书者、拓者、录者等不同力量的牵制，终使诸文本间呈现出激烈博弈与竞争性，进而导致碑志在流传过程中呈现出“文本流动”的复杂样态。而另一方面，碑志为丧家慎重其事而立，虽无集本传刻失实之虞，然因丧家多主导其事，且经撰、书、刻、录等多重工序，故碑志文本不能保证其必然无误，或不必然较集本为真。故石本墓志出土，若有集本文字与之相对应，宜详察其异同和原因。若丧家、志文撰者对墓主认知歧异，则其所撰志文并不全为丧家所接受而遭篡改。故深埋地下之石本志文与录入撰者文集的集本志文常抵牾不合，此不仅事涉文字校订，更与家族心性、时代变局攸关。此外，神道碑、行状、墓志铭三者间亦颇具互文色彩。行状属丧家所撰，体现私人意愿。神道碑由官方据行状而制，体现官方对亡者的评价。墓志为亲故所撰，刻前必征得丧家认可。以《颜真卿神道碑》为例，围绕亡者的身后评价，三份文字各有所重，表现出墓主生前的政治资源与人事纷争在其身后的持续发酵。神道碑系“诏立”，其以行状为基础，体现官方对死者形象的重塑，矗立于公共空间则具有强烈的昭示天下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外，学界对于碑志书写与正史叙事的差异及其意义应有客观认识，并非所有墓志的史料价值都高于正史。作为对抗遗忘的工具，碑志多属个体记忆，正史多属官方记忆。官方记忆与私人记忆因叙述角度、书写状态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记忆形态。从该意义看，作为官方记忆的正史书写与作为某一群体（家族）或个体记忆的碑志书写，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或王朝的完整历史记忆。

从文体变迁的角度看，唐代碑志文体远祖东汉，近承北魏。北魏碑志文写作程式概有谱牒式的“平城体”和嵌入式的“洛阳体”两类。新“洛阳体”为王肃、孝文帝君臣融合南北而创制的墓志新体，其题额、志铭俱全，突出墓主的勋绩与品德。通过丧家、文士、朝廷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墓志于北魏后期成为丧家确认自身政治、社会地位不可或缺的文化标识，并最终成为隋唐墓志的书写主流。韩愈是唐代碑志写作的大家，其志文之“题”“序”“铭”“立意”均有别于前代，此既与其“陈言务去”之主张有关，复与其“文以载道”及崇儒之思想不可分割。韩愈碑志文义理严谨，研读唐宋以降碑志文，须自韩愈始，始能掌握渊源而悉其匠意，韩愈之碑志写作实为碑志文体变迁之重要界碑。

碑志还使文学评价充满空间意味。墓主因为生前身后褒贬不一而致碑志命运充满变数，并使空间成为批评的载体与形式，贞观后期太宗对魏征神道碑的“立—毁—立”就与其对魏征褒贬毁誉之评价的变动休戚相关。另外，同一空间虽先后立碑，然常因方位差异亦暗含评价意味，如宪宗朝先后两次诏立《平淮西碑》，碑阴与碑阳的刻铭既与裴度、韩愈在元和后期的宦途沉浮有关，亦体现出朝野对于平淮西之功的重新认定。王勃《滕王阁诗碑》在唐代与滕王阁互相辉映，然至宋代，伴随碑铭增多而退至次要位置，碑石位置的变化隐含着唐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背景下骈文的命运走向，也与王勃诗文作品的重新评价、接受与传播密切相关。由碑志方位的选择与调整，不仅可见出文学评价的空间化形态，亦可获悉社会评价对于文学评价的操控与影响。

通常情况下，碑志具有文献、文本、文学、文化四个研究维度。就文献层面言，恪守金石学的学术传统，钩稽原石、拓片的文献信息以资考史、证史。在文本层面，经对碑志文本的分析，并将石本、拓本、集本予以比勘，透过丧家、书者、撰者、拓者，分析其间的文本博弈与竞争。在文学层面，透视礼制、政治因素在碑志文学文化场景生成过程中的力量投射，为个体碑刻的解读提供宏大的政治文化叙事语境。在文化层面，通过研究政治力量、借助碑志文本对集体记忆的操纵和个体家族利用墓志对家族记忆的重塑，分析碑志文学与历史记忆、政治力量间的相互塑造。

二十世纪的学术史证明，文献的重大发现常会催生新的学科与方向，并终为学术整体推进提供动力。通过对碑志文学性的研究，借助“记忆·遗忘”的相关理论架构，探究其政治、社会意义，突破传统金石学的牢笼，终将推动碑志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方向稳步发展。此不仅为中古文学研究的深化提供文献支持，亦将优化中古文史研究的格局，还将有助于重绘中古文学知识的生产图景。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7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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